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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都會議，是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省寧都縣城北東山壩鎮小源村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會議解除了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的軍權，毛澤東自此被迫「養病」。[1][2]
1931年3月，王明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人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傳達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處理富田事變，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不久，中共蘇區中央局向中央報告，請求撤消項英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接任。1931年10月，該任命獲臨時中央批准。[3]毛澤東上台後，在處理富田事變的過程中，與王明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立場保持一致，將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的「反革命行動」，並大批處決紅二十軍幹部。中共中央隨即將處理決議發到全國各蘇區，包括中央蘇區在內的各蘇區肅反迅速擴大化，成千上萬人被殺。富田事變的處理及蘇區肅反擴大化，引起了中央蘇區部分領導和群眾對毛澤東的不滿。[2]
儘管在處理富田事變的問題上，毛澤東和王明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取得了一致意見，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諸多問題上仍有分歧，比如軍事思想及軍事路線、土地革命、根據地創建及鞏固等等。[2]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10月20日前後，臨時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局發來第四號電。這兩個指示都嚴厲批評了毛澤東領導下的蘇區中央局及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工作。[3]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即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中共蘇區中央局為貫徹中共中央的上述兩個指示，在江西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通稱「贛南會議」。會上集中批判了毛澤東的多方面錯誤。此後，毛澤東仍按照中央的原有部署，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2][3]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1931年11月下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革軍委」，由蘇區中央局直接領導）成立，同時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2]中革軍委主席為朱德，副主席為周恩來、彭德懷、王稼祥、項英。王稼祥還兼任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葉劍英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部總參謀長。[4]紅一方面軍總部撤銷後，所轄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並且統稱為中央紅軍。[5]毛澤東擔任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隨之取消，但毛澤東仍參加紅一方面軍的主要活動。193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任蘇區中央局書記。[2]毛澤東的代理書記職務至此結束。但是，周恩來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後，為便於了解情況，仍由毛澤東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儘管當時毛澤東的處境已較困難。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遭到與會者批判，會議中途更換主持人。會後不久，毛澤東辭去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職務，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赴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養病。從1932年1月下旬開始，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正式主持蘇區中央局的工作。[6]1932年3月江口會議後，毛澤東隨軍指揮，但繼續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1932年6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長汀召開全體委員會議，迫使毛澤東在會上承認了自己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1931年12月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時，正在因為此前與瞿秋白一道主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中共「立三路線」的錯誤時過於溫和，沒將之說成路線錯誤而只說是「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從而招致共產國際不滿。被戴上「調和主義」帽子，處境艱難。在共產國際主導下，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確立了王明派全面掌握中央大權，周恩來雖被留用但屬於犯錯誤者。周恩來在中央蘇區雖然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是蘇區最高領導人，但同時也有政治包袱。[7]
1932年6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調集軍隊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6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2][5]1932年7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紅一方面軍奉命從千里之外的福建漳州回師北上。[1][2]當時毛澤東的職務仍是政府主席。1932年7月25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7月29日，周恩來單獨致電蘇區中央局，就此進一步提出建議稱：[7]
現在我想是否可改為軍事最高會議，由政府明令發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組織，周為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方針與作戰總計劃。如依你們提議仍以周為總政委，這不僅對於政府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的關係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作。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他做總政委其權限於指揮作戰，戰術方面為多。依上兩次戰役看，紅軍戰術差得很，雖高級指揮員都需幫助。玉階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遇關重要或猶豫不定時，我便可以最高軍事會議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義來糾正或解決。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計，這又與中央局代表我軍事會議主席權限相同，故此種寶塔式的指揮權，必須改變。我覺得前方決定於實際於原則均無不合。
1932年8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興國召開會議，討論紅軍下一步行動計劃。會議接受了周恩來的提議，決定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會議還決定，前方組成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4人「軍事最高會議」，周恩來任主席，負責一切行動和作戰總計劃；後方做地方群眾工作以配合前方。[1][2]
1932年8月，在軍事最高會議指揮下，紅一方面軍發起樂安宜黃戰役，重創前來圍剿的國民革命軍。樂安宜黃戰役後，臨時中央及蘇區中央局隨即命令紅一方面軍北進，進攻南城。但前方發現南城有3個師駐守，且蔣介石正從武漢、南昌、吉安等地調軍隊支援。軍事最高會議商議後，決定改為在南城、南豐、宜黃間分兵籌款，尋找戰機。周恩來還致電蘇區中央局及臨時中央，解釋改變作戰計劃的理由。紅軍隨後主動撤到寧都縣東韶、洛口一帶休整。[1][2]
但是，後方的蘇區中央局不同意停止進攻南城，指紅一方面軍「不宜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待，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的影響」，要求按照臨時中央的指示，紅軍主力應繞到樂安、宜黃等地迎擊敵軍，進而威脅並攻佔吉安、撫州等中心城市，威脅南昌。1932年9月23日和9月25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先後兩次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表示在當前條件下無把握攻城打援，應當「赤化北面地區，逼近宜、樂、南豐，變動敵情，爭取有利於決戰以消滅敵人的條件。」9月25日，蘇區中央局復電不贊成，仍要紅軍主力「積極的出擊敵軍」。9月26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致電蘇區中央局，表示蘇區中央局的上述計劃無法執行。同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發出《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1][2]蘇區中央局認為該訓令違背了臨時中央的進攻中心城市同敵軍主力決戰的「積極進攻路線」，更具體地說是違背了臨時中央關於粉碎第四次圍剿行動方針的指示電中「以積極迅速之行動，擇敵弱點擊破一面」的精神。9月29日，蘇區中央局致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指出該訓令「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7][1][2]
另一方面，前方的軍事最高會議內部也爭論不休。1932年9月24日，周恩來單獨致電後方的蘇區中央局，電文中稱：[8][7]
前方關於戰略原則和發展方針，時常引起爭論，而且在動搖的原則上變更意見，有時今天以為是的，明天會是以為非，工作在不定狀況之下非常難做，前方組織既不是集權於個人負責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長有短，許多事件既不能決之於個人。而且時常變更其解釋的原則，尤令人無所適從，有時爭論則不勝其爭論。我以為既主張在前方開會，則須開全體會，徹底解決一切原則上的問題而不容再有異議，否則前方工作無法進行得好，尤其是軍事行動上，必須行專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錯，也要在檢閱時予以批評，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錯也會弄錯！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輒離開一定原則談話[9]，有時海闊天空，不知「伊於胡底」，而實際問題反為擱下，即不擱下，也好象大問題沒有解決小問題沒有把握似的。尤其是軍事戰略，更可以隨意恣談不值原則，因此工作方針極難穩定。我意劉伯承必須調來當參謀長，才可以有一個幫手，才可以時時以應該遵循的原則來警醒我們。關於這一點，劍英要比伯承為差。再則前方負責人太多，我意與其各執一見，不如抽出人來做前方與後方的群眾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還是到後方來，否則必須有另一辦法解決。此事尚未與前方各同志談，我亟望中央局全體會能在前方開成，地點在廣昌，以根本解決這一困難問題。
該電報顯示了身為軍事最高會議主席的周恩來與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毛澤東相處不睦。周恩來乃在該電報中提出解決前方作戰指揮的專責問題，並強調「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決的問題」。該電報提出了「我以為既主張在前方開會，須開全體會，徹底解決一切原則上的問題而不容再有異議」，為召開寧都會議作了鋪墊。[8][7]
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收到電報後，在寧都會議前單獨向周恩來提出了撤換毛澤東的動議，並表示要對所有違背積極進攻路線的消極等待觀念開展「無情的打擊」。寧都會議之後，1932年11月12日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就寧都會議的經過與爭論致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稱，「關於召回澤東同志問題，是因為前方領導和指揮戰爭責任，必須專一」、「過去名義上恩來雖負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實際上並不能起領導專一的作用，顯然非有徹底解決辦法是於戰爭領導極為不利的。會議前我們即將召回澤東的意見告訴恩來。他亦不表示一定意見。」[7]
9月25日、26日、30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先後三次致電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提議在江西寧都舉行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重大問題及作戰行動。其中，9月30日的報告提出，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4天後可開成，軍事行動計劃亦將在這一會中決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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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都會議起止日期，有不同說法。黃少群認為是1932年10月2日之後到10月12日之前的某幾天。[10]黃允升認為上限為10月4日，下限為10月10日。[11]後來流行的觀點認為，會期是從10月3日到10月8日。[1]
1932年10月初，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江西寧都開幕。毛澤東、朱德、王稼樣、顧作霖、鄧發、任弼時、項英與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在前線指揮作戰的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正在趕來的路上，未能出席，會議由任弼時主持；後方中央局的人要求會議「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即臨時中央於1932年7月21日給蘇區中央局和閩贛兩省委要求堅決執行「進攻路線」、「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長信）。毛澤東堅持9月26日前方中央局訓令的觀點（在目前敵軍堅守據點、向中央蘇區游擊進擾與迅速佈置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心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以戰備姿勢佈置目前的戰場」，而不是臨敵主動出擊），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中央局一些成員，根據臨時中央歷次指示，批評前方「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會上，後方的蘇區中央局委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紛紛表態支持共產國際的路線及臨時中央的決定，批評毛澤東「認為早應北上，過去七個月都錯誤了之不正確觀點」，「樂宜戰役後，又重犯了分兵籌款錯誤」等，批評毛澤東對臨時中央制定的「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消極怠工」，屬於「純粹防禦路線」，並指責毛澤東在前三次反圍剿中的「誘敵深入」戰略是「以準備為中心」、「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指責毛澤東「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2][1]毛澤東則堅持自己的意見，並據理反擊，致使後方中央局成員認為毛澤東態度不好，「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加重了對毛澤東的指責。朱德、王稼祥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王稼祥說「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 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直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我與毛澤東同志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老鄉 … … 我們要看誰的主張對革命更有利」「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王稼祥的講話，使會議陷入了僵持之中，形成了前方中央局和後方中央局對壘的狀態。
第二次開會前，周恩來趕回，主持了第二次會議。經周恩來爭取，第一次會議時被排除在會議外的非蘇區中央局成員陳毅獲准列席會議，但規定陳毅只可旁聽不可發言。[2][1]周恩來可能只是想解決前方作戰指揮的專責問題，但並不想如後方的蘇區中央局委員們那樣上升到路線鬥爭。作為會議主持人，周恩來在會上試圖緩和對毛澤東的批判，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並且替毛澤東作了很多解釋，但在撤換毛澤東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周恩來提出在兩種辦法中擇其一：一是由周恩來在前方負全責，毛澤東留在前方當助理；二是由毛澤東負責作戰指揮，而由周恩來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毛澤東本人則認為既然不能得到信任，就堅決拒絕周恩來提出的前一方案。
經過多天會議，支持臨時中央的決定的意見佔了上風，大多數蘇區中央局委員最終都認為毛澤東承認錯誤不夠，贊同解除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會議通過的軍事行動方針要求紅軍在敵軍未完成合圍前，主動出擊奪取中心城市，爭取革命在江西省首先勝利。會議還決定取消前線的「軍事最高會議」。儘管周恩來「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但會議最終「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實際上剝奪了毛澤東的軍權。[2][1]
1932年11月12日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就寧都會議的經過與爭論致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稱，「我們鑑於他對領導和指揮戰爭尚缺少自信心，最後後方同意他負主持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辦法。」（此句中的「他」指周恩來）。但毛澤東不願意委曲求全，要求回後方「養病」。會議這才「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這是否定了周恩來提出的第二種辦法，而對第一種辦法留有餘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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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都會議是在王明的「積極進攻戰略」同毛澤東的「積極防禦戰略」之間鬥爭的總爆發。此次會議是在紅軍即將展開第四次反圍剿的情況下召開，對紅軍此後的戰略造成了深遠影響。毛澤東的下台及其後失勢，也是因為其嚴厲處理富田事變及肅反擴大化，造成了中央蘇區幹部群眾對他的反對。[1]
會後，毛澤東即赴福建長汀福音醫院療養，10月中旬抵達。王稼祥向毛澤東告別，並要毛澤東再爭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澤東回答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2]另一方面，毛澤東對周恩來表示：「前方何時來電召便何時來。」（見1932年11月12日周恩來致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電報。）1972年6月10日，周恩來在《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中也稱，寧都會議後毛澤東曾向周恩來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來電報，我即前去。」這是毛澤東為自己留下的轉圜餘地，也符合寧都會議決議。但是此後隨着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不斷勝利和領導地位的鞏固，毛澤東從未接到過前方電召。[2][7]
在寧都會議舉行的同時，上海的臨時中央接到蘇區中央局報告。1932年10月6日博古召集在上海的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批評毛澤東「分散工作的觀點」「是保守、退卻」，「是不能容許的」，認為應對毛澤東作堅決鬥爭。[2]10月12日，蘇區中央局以中革軍委名義發佈通令：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事委員會通令：
當此革命猛烈向前發展的時候，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是十二萬分重要的。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軍，希轉飾所屬知照。
通令由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懷共同簽署。該通令明確撤銷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12]1932年10月21日，由蘇區中央局起草的送前方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徵求意見的《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發出，由於寧都會議未留下記錄和決議，所以該簡報是僅有的保留至今的蘇區中央局有關寧都會議的一手文獻。[2]
臨時中央的上述電示到達中央蘇區前線時，寧都會議已結束，毛澤東已到長汀福音醫院「養病」。留在寧都的蘇區中央局委員再度開會。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
1932年11月，臨時中央發出《關於軍事路線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將毛澤東在前三次反圍剿戰爭中形成的積極防禦戰略，批判為「純粹防禦路線」，並打擊和排擠了執行該路線的幹部；且否定了中革軍委通令中調毛澤東回到後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決定，剝奪了毛澤東的工作權利。[1][13]
毛澤東在長汀福音醫院「養病」期間，見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二人長談，意見漸趨一致。羅明出院後，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福建省委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博古等人抵達中央蘇區時，途經長汀，羅明勸博古去看正在「養病」的毛澤東。博古回答：「毛澤東有什麼可看的！」羅明還匯報了照毛澤東指示開展游擊戰爭的情況，博古很反感。毛澤東在長汀「養病」4個月後，被中央召回，來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不久，臨時中央在中央蘇區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實際上是整肅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受牽連者還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人。博古對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裏不滿，這是派別活動。」毛澤東的親屬也受牽連，長期管理文件的妻子賀子珍改任收發，弟弟毛澤覃被撤職，並遭到開除黨籍的威脅，毛澤覃的妻子賀怡被撤消中共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職務，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職務。[2]
後來，在賀子珍陪同下，毛澤東到雲石山的雲山寺休養。雲山寺荒涼冷清，僅有已還俗的趙和尚在廟前種菜地。毛澤東有時候讀書，有時候與來菜地幹活的趙和尚聊天。賀子珍回憶，當時沒人敢同毛澤東說話，沒人敢來看毛澤東。毛澤東回憶：「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他們把我個木菩薩扔到糞坑裏，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實際上，還是有少數人冒政治風險來看望毛澤東，如楊至成、聶榮臻、林彪等人。[2]
寧都會議後，後方的蘇區中央局委員們對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非常不滿。1932年11月12日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就寧都會議的經過與爭論致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集體向臨時中央告狀，指責周恩來沒有大力反對以消極等待為中心的右傾危險，「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並且還將之與周恩來此前被扣上的「調和主義」帽子聯繫起來，稱周恩來「在鬥爭中是調和的，是模糊了已經開展了的鬥爭戰線」，「恩來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同日，周恩來在致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辯解道：「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採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但是因此「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他在該電報中還解釋了挽留毛澤東在前方的原因。1932年11月，臨時中央在致蘇區中央局的復電中稱，「恩來同志在會議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7]
1933年2、3月間，在指揮紅軍強攻南豐不克後，周恩來、朱德臨機採納林彪的建議，將強襲改為佯攻，採用大兵團伏擊國民黨軍隊的增援部隊，在黃陂、草台岡接連大勝，一舉粉碎了第四次圍剿。蔣介石在給陳誠的手諭中稱：「此次挫敗，慘淒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這次勝利是紅軍首次圍殲蔣介石的主力部隊而非雜牌軍，並且創造了紅軍以前從未使用過的大兵團伏擊戰法。（毛澤東領導下的前三次反圍剿殲滅的都是雜牌軍，戰法上也沒有採用過大兵團伏擊。）周恩來由此擺脫了自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在政治上的被動地位，在紅軍中威名大震，不但應邀在大會上作勝利報告，還獲得紅星獎章。第四次反圍剿的大勝鞏固了周恩來在黨內、紅軍內、蘇區內的領導地位，並且使周恩來獲得了臨時中央青睞，卻也在無形中使毛澤東復出的希望落空。[7]
1934年4月中旬，第五次反圍剿期間，蔣介石集中11個師進攻中央蘇區北部的廣昌。仍在「養病」的毛澤東，曾找到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提出向湖南中部進軍，以調動江西敵軍到湖南而消滅之，但該建議未被最高「三人團」採納。毛澤東受冷遇的情況，直到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遵義，召開遵義會議時才被改變。[2]
寧都會議對毛澤東同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關係產生了深刻影響。在寧都會議前後批判過毛澤東的部分領導人日後陸續做過檢討。1945年4月20日，任弼時在延安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承認寧都會議時自己批判毛澤東是「一時的宗派活動」。[14]做過更多檢討的是周恩來。延安整風期間，1943年11月15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提綱中表示，自己是「以事務主義的作風與布爾塞維克毛主席的作風互不兼容」。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6年5月23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小組會上發言稱，寧都會議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1972年6月10日，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當着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面，周恩來在《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發言中歷數自己歷史上反對毛澤東的錯誤，其中將寧都會議列為自己「犯路線錯誤中最嚴重的罪過之一」，表示當時「執行王明路線在組織上尤其是在軍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而且自己在寧都會議後至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未曾向主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即毛澤東臨別時對周恩來所說的「前方如有急需，可來電報，我即前去。」）自己當時「怕掉烏紗帽，所以有些不同意見也不敢提。到了寧都會議掌軍權，那就不是怕掉烏紗帽而是搶人烏紗帽的資產階級個人私心膨脹了。」這裏說的搶人烏紗帽即搶了毛澤東的職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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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簡稱「遠東局」）常駐上海，但是1931年春夏以後，因環境險惡，遠東局領導班子主要成員米夫、埃斯勒、雷利斯基、斯托維爾、別斯帕洛夫等人陸續離開中國，遠東局工作因此癱瘓。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因此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派來一個代表團指導蘇維埃革命，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先派德國共產黨黨員阿圖爾·埃韋特作為駐華政治代表，了解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中國執行情況，並加強遠東局工作，指導中國蘇維埃革命。1932年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駐華政治代表埃韋特到中國。在得知寧都會議情況後，埃韋特表態同意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領導人及臨時中央的意見。10月8日，埃韋特在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中寫道：[15]
「毫無疑問，毛澤東的總方針是錯誤的（過分強調防禦的有效性，躲到山區去等等，幻想在現有基礎上似乎有可能從經濟上得到加強，儘管目前存在着15萬甚至更多白軍的進攻威脅，同時懷疑進攻的能力，等等）。江西領導採取進攻策略的政治方針是正確的。必須保證對這一方針的普遍承認。必須說服毛澤東相信這一方針的正確性，並儘可能地採取和善的方式。
直到1932年10月27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仍表示對寧都會議情況一無所知，要求臨時中央詳細匯報中央蘇區的意見分歧。但很快便通過埃韋特負責的遠東局轉發的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來往電報、埃韋特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王明主持的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的信函及報告這三個途徑了解到寧都會議的爭論。隨後，共產國際執委會在發給臨時中央的電報中，總體同意臨時中央的處理意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和遠東局總體支持蘇區中央局後方領導人及臨時中央是必然的，因為寧都會議批判毛澤東是基於臨時中央推行的進攻路線，而進攻路線受到過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讚賞。[15]
埃韋特在致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中轉述蘇區中央局後方領導人同毛澤東的矛盾時，將之描寫為進攻路線同防禦路線這兩條政治路線間的矛盾，蘇區中央局後方領導人的進攻路線政治上正確，毛澤東的防禦路線錯誤。但到1933年3月，由於國民黨軍隊圍剿，共產國際不再強調紅軍攻佔中心城市，埃韋特還建議紅軍不要包圍強攻設防嚴的城市，他解釋說：「我們的任務仍然是奪取敵人設防的城市，因此應該再進行這方面的嘗試。但不是每天，不是任何時候，而要視情況而定。另一方面，自然必須採取措施，以使必要的和臨時的戰術改變不被毛澤東等人的錯誤路線用來只進行游擊戰。」[15]
儘管總體同意蘇區中央局後方領導人及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批評，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及遠東局均反對把毛澤東調離紅軍指揮職位。埃韋特在致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中認為毛澤東仍是有威望的領袖，為實施正確路線而與毛澤東鬥爭時須謹慎，反對目前撤銷毛澤東職務。[15]
1933年3月，一直很重視毛澤東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在發給臨時中央的電報中，同意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處理意見，但明確要臨時中央對毛澤東必須最大限度克制並施加同志式影響，為毛澤東提供充分機會在臨時中央或蘇區中央局領導下擔任負責工作，又談到用紅軍的機動性開展游擊戰及誘敵深入的必要性，反對紅軍盲目同優勢敵人決戰並冒險進攻城市，「在保衛蘇區時，對於中央蘇區來說特別重要的是要保持紅軍的機動性，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領土上」，「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在人煙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糧食保證的基地，紅軍可以在那裏隱蔽和等待更好的時機」，「應避免與敵大量兵力發生不利遭遇，要採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渙散敵人軍心和使敵人疲憊的戰術，還要最大限度地運用游擊鬥爭方法。」[15]
埃韋特負責的遠東局認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發出的該指示與共產國際執委會贊成臨時中央正在執行的進攻路線相矛盾，可能造成黨和軍隊的思想混亂。而且作為對臨時中央1932年10月給蘇區中央局指示的答覆電報，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的該指示電報直到1933年3月才發出，當時毛澤東早已被撤銷軍職，而且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剛獲大勝，臨時中央和遠東局都認為此勝是紅一方面軍排除了毛澤東防禦路線而執行進攻路線獲得的勝利成果。所以埃韋特代表遠東局向臨時中央轉發該電報時，特別說明：「至於共產國際最近的一份電報，我們認為，當前它不應該對我們的軍事戰術作出根本性的修改。在我們看來，該電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萬一敵人取得重大勝利，我們必須保存和加強我軍力量。而我方取得勝利時，我們應一如既往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並始終盡最大努力使我軍主力不受威脅。」[15]
埃韋特負責的遠東局反對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的該指示，也是因認為誘敵深入戰術已經無法有效保衛蘇區。中央蘇區當時的局面比上海埃韋特負責的遠東局描述的困難更多。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曾經是毛澤東領導紅軍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的有效戰術。但自第四次圍剿中央蘇區失敗後，國民黨軍隊便放棄了過去分兵合擊、長驅直入的戰術，改採堡壘戰術，緩慢蠶食蘇區。因此誘敵深入戰術成功的機會越來越小。遠東局以及紅軍不少指戰員都已認識到這一點。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沒料到自己的軍事指示會受到埃韋特負責的遠東局激烈批評。1933年4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埃韋特，表示上述電報指示並非是指任何情況下都取防禦，在有利條件下自然可實施進攻。該電報俄文稿里本來還有一句：「在敵人優勢兵力進攻的情況下，應使用誘敵深入到我們地區的戰術。」但在發給埃韋特時刪去此句。此後直到長征前給中共臨時中央、遠東局的電報指示中，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基本不再提誘敵深入戰術，儘管仍多次重申紅軍用機動性開展運動戰的必要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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