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聞周報》是1924年至1937年間由國聞通訊社主辦的一家刊物,是一份以時政為主,兼及學術與文藝的綜合性雜誌。《國聞周報》當時的平均發行量在一萬五千份到兩萬份之間,對當時國內外重大時事多有詳盡的記載和評述,對研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人文科學有極重要參考價值。
簡史
繼國聞通訊社1921年在上海成立之後,至1924年規模已經擴大。總編輯胡政之感到國聞社不能只是向各家日報供應新聞稿,而不發表本社言論,因而創辦《國聞周報》。
創刊月余後,原為國聞社出資方之一的皖系軍閥盧永祥在江浙戰爭中戰敗,遂令一社一刊的經費面臨斷絕。此時天津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南來,欲在上海開設四行儲蓄會,需要一個發表言論的地方,而吳鼎昌與胡政之本是留日同學,雙方一拍即合,由吳每月以廣告費名義供給《國聞周報》400元,再加上其他經費來源,使刊物得以支撐發行。
《國聞周報》1924年8月在上海創刊。1927年發行第4卷時遷往天津,遂與國聞通訊社一道併入《大公報》業務(張季鸞:《國聞周報》和《大公報》是「姊妹事業」[1]);至1936年第13卷發行時遷回上海。1937年12月27日停刊。主持編務和參與編輯者除胡政之外還有馬季廉、艾大炎、王芸生、徐鑄成等人。
文章
作為新聞通訊和時事雜誌,國聞周報對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發表評述,並且發表過許多著名文章。
自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界就「中國向何處去」展開過幾次論爭。例如,作為其中一派言論的代表,《國聞周報》的主筆馬季廉就曾寫過:「現在的資本主義早已踏上沒落的階段」,「為立國久遠計,我們不應拾資本主義的唾餘」。如另一派的代表人物胡適回憶,「當時,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2]
1930年代,對於國民黨在1929年三屆二中全會決議中所定之「訓政時期」六年、即1935年始可開行憲政的問題,社會各界在1932年展開熱烈討論,爭論是否應繼續維持黨治、或應按時轉入憲政。當時反對即行憲政的一派以梁漱溟為代表,其主張應先從鄉村教育及建設入手,而在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侈談憲政,病在不實。這一派中有陳之邁,也有《國聞周報》主筆馬季廉。以胡適、張佛泉和蕭公權為代表的一派力倡如期施行憲政,認為在訓政時期由少數人把持政權,人民根本無由得到現代憲政的訓練,而只有憲政本身才是憲政最好的訓練。張佛泉更認為憲政本身不應預設完美與理想的狀況,即令一時間有所不完美,我們也應該先忍受一段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讓憲政真正落實。兩派的意見都曾充分地發表於當時的《國聞周報》。
「九一八」事變後,民情激憤,民意高漲,對國民政府起初的「不抵抗政策」普遍表示反對,其時輿論也常常見於《國聞周報》。例如,歷史學者楊奎松的研究發現,當時「一向態度溫和的馬季廉竟公開主張:『現在我們人民要自動組織一個能夠肩荷政治責任的團體,要自動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再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只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3]
1935年6月,瞿秋白殉難後,其絕筆《多餘的話》也是初發表於《國聞周報》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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