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夫樂團（英語：The Smiths）是一支1982年在曼徹斯特成立的英國搖滾樂團，由主音歌手莫里西、結他手莊尼·馬爾、低音結他手安迪·魯爾克和鼓手邁克·喬伊斯組成，其中莫里西和馬爾合作進行音樂創作。史密夫樂團被認為是20世紀80年代英國獨立音樂界最重要的樂團之一，代表着當時的青年文化與反建制風潮，並使以結他為主的音樂重回英國主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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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史密夫簽約獨立廠牌粗野牛郎唱片[a]，次年發行首張專輯《史密夫》。他們專注于吉他、低音結他和鼓的聲音，融合了60年代搖滾和後龐克，宣示對當時如日中天的合成器流行的反叛。他們有多支單曲進入英國單曲排行榜的前20位，且全部專輯都曾位列英國專輯排行榜前5位，其中1985年專輯《肉食即謀殺》更登上首位。此後，他們在保留結他作為主奏樂器的同時，也用琴鍵來增強他們的音樂效果。隨後的兩張專輯《女王已死》（1986年）和《斯特蘭奇韋斯，我們來了》[b]（1987年）進入歐洲百大專輯榜前20位，標誌着樂團在歐洲獲得主流成功。[7]1986年間，結他手克雷格·甘農曾短暫作為樂團第五人活動。
樂團內部的緊張關係導致史密夫樂團於1987年解散，隨後因版稅問題對簿公堂。樂團成員均表示樂團永遠不會重組，並拒絕了所有重組邀請。五年間，他們發行了四張錄音室專輯和數首專輯外單曲，並在解散後仍然有着持續的影響力和忠實的粉絲群體。
歷史
1982年5月，莊尼·馬爾隨其朋友史提夫·龐弗雷特（Steven Pomfret）到斯特雷特福德的莫里西家中邀請他共組樂團。[8]馬爾與史密夫此前曾在1978年8月31日帕蒂·史密夫在曼徹斯特阿波羅劇院的演出上見過，其時馬爾14歲，莫里西19歲。[8]他們因對詩歌和文學的熱愛而結緣。[9]作為紐約娃娃的粉絲，馬爾對莫里西撰寫的有關該樂團的書印象深刻，並效仿傑里·雷伯到邁克·斯托勒家中與其建立合作關係之事，登門拜訪莫里西。[10]莫里西稱：「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我們有着相似的勁頭。」[11]兩人發現他們有許多共同喜歡的樂團。[12]馬爾在莫里西的單曲唱片收藏中發現了他敬仰的單色系列樂團。[13]翌日，莫里西在電話中告訴馬爾他有興趣一同組建樂團。[12]
數日後，馬爾在鮑登租下一間閣樓，並同莫里西進行了第一次排練。莫里西為他們創作的第一首歌《不要自吹》（Don't Blow Your Own Horn）填詞，但他們決定不保留這首歌，馬爾評論「我們倆都不太喜歡它」。[12]他們創作的下一首歌曲是《晃搖籃的手》（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同樣基於莫里西創作的歌詞。馬爾借用帕蒂·史密夫的歌曲《金伯利》（Kimberly）的節奏，並用他的TEAC三軌卡帶錄音機進行錄製。二人合作的第三首曲目是《受難的小孩》。[14]除了這些原創曲目外，莫里西還建議樂團翻唱60年代美國女子團the Cookies的歌曲《我生日想要一個男孩》（I Want a Boy for My Birthday）。儘管馬爾之前從未聽過這首歌，但他還是同意了，因為他喜歡由男歌手演唱這一顛覆性元素，於是這首歌也在他的TEAC機器上錄製了出來。[15]
在下半年到來前，莫里西就選好了「史密夫」（The Smiths）這個名字。[16]他之後解釋「這是最普通的名字，我想是時候讓世界上的普通人露個面了」。[17]樂團組建前後，莫里西決定他將僅以姓氏為公眾所知，[18]而馬爾稱他為「Mozzer」或是「Moz」。[19]1983年，他禁止身邊的人使用「史蒂文」這個他看不上的名字。[19]
在與樂團排練了幾次之後，龐弗雷特憤然離去。[20]替代他的是低音結他手戴爾·希伯特（Dale Hibbert），後者在曼徹斯特的Decibel錄音室工作，馬爾參加怪胎派對樂團的小樣錄製在那裏與之相識。[17]藉由希伯特，史密夫樂團於1982年8月的一個夜晚在Decibel錄製了他們的第一張小樣。[21]在鼓手施蒙·沃斯滕克羅夫特的幫助下，樂團錄製了《晃搖籃的手》和《受難的小孩》，施蒙和馬爾曾在怪胎派對中合作過。[22]沃爾斯滕克羅夫特對加入樂團不感興趣，所以在試音後，邁克·喬伊斯加入了樂團；他後來透露，他在試音期間受到了迷幻蘑菇的影響。[23]與此同時，莫里西把試聽樣帶給了Factory唱片，但Factory的東尼·韋爾遜不感興趣。[24]
1982年10月，史密夫樂團在曼徹斯特麗茲酒店舉辦的學生音樂暨時裝秀「純粹快樂之夜」（An Evening of Pure Pleasure）上，作為土耳其藍色輪舞曲的暖場樂團首次公開演出。[25]在演出中，他們演奏了自己的作品和《我生日想要一個男孩》。[26]莫里西構建了這場演出的美學設計：場地的音響系統播放克勞斯·諾米翻唱的亨利·浦賽爾的《冷之歌》（The Cold Song）作為背景，樂團隨着這首歌登台，然後他的朋友占士·梅克上台介紹樂團。[27]演出期間，梅克一直留在舞台上，他說：「他們給了我一對沙球——一個可選的額外樂器——和全權委託。沒有任何指示——我想大家普遍認為我會「即興」……我在那裏喝紅酒，做些多餘的手勢，並保持在莫里西在我周圍用粉筆畫的緊密圓圈內。」[28]據稱，希伯特對樂團的「同性戀」審美感到不滿；反過來，莫里西和馬爾對他的低音結他演奏不滿意，所以他被馬爾的老同學安迪·魯爾克取代了。[29]希伯特否認他反對樂團被視為同性戀，並說他不確定為什麼他被要求離開。[30]
1982年12月，史密夫樂團在喬爾頓-卡姆-哈代的Drone錄音室錄製了他們的第二張小樣；錄製的曲目包括《有何不同？》（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英俊魔鬼》（Handsome Devil）和《悲慘謊言》（Miserable Lie）。[31]這些被用於在EMI唱片的試音，但該公司拒絕了這支樂團。[32] 樂團繼續練習，這次是在波特蘭街Crazy Face服裝公司的樓上，這個空間由他們的新經紀人喬·莫斯（Joe Moss）租下。[33]聖誕節前，他們已經創作了四首新歌：《這些需要時間》（These Things Take Time）、《你看中他什麼？》（What Do You See in Him?）、《珍納》（Jeane）和《見仁見智》（A Matter of Opinion），其中最後一首他們很快就放棄了。[34]1983年1月底，他們在曼徹斯特的曼哈頓進行又一場演出，雖然梅克再次以艷舞舞者的身份出現，但這是他最後一次這樣做了。[35]2月初，他們在莊園俱樂部進行了第三場演出。[36]
馬爾和魯爾克前往倫敦，將他們的錄音磁帶交給獨立廠牌粗野牛郎唱片[a]的謝夫·特拉維斯。[37]特拉維斯同意將他們的歌曲《親密無間》剪輯成單曲。[38]就封面一事，莫里西堅持要使用占·弗倫奇的一張同性情色照片，這張照片是他在瑪嘉烈·瓦爾特斯的《裸男》（The Nude Male）上看到的。[38]單曲於1983年5月發佈，[39]良好的銷售勢頭持續了18個月，但未能進入英國單曲排行榜。[40]倫敦大學聯盟舉行了史密夫樂團第二場倫敦音樂會，，觀眾包括約翰·華特斯，他是約翰·皮爾的BBC廣播一台節目的製作人：他邀請史密夫樂團為節目錄製一場演奏會。皮爾說：「你無法立即分辨出他們聽的是什麼唱片。這相當不尋常，確實非常罕見……史密夫樂團的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40]在這次廣播曝光之後，史密夫樂團首次接受了音樂雜誌《新音樂快遞》和《聲音》的採訪。[40]
特拉維斯前往曼徹斯特，在Crazy Face樓上的排練場地與樂團見面，為粗野牛郎簽下了樂團的唱片合同。[41]莫里西和馬爾代表樂團簽字，但並未討論如何分配收益。[42]特拉維斯請來了淚滴爆裂樂團的特洛伊·泰特，在他的監督下，樂團在東倫敦沃平的Elephant錄音室錄製了第一張專輯。[43]粗野牛郎對專輯和泰特的製作不滿意，堅持要求樂團與新製作人約翰·波特重錄。[44]單曲《這個迷人的男子》和《有何不同？》在英國單曲排行榜上分別位列第25和第12。[45]在音樂媒體的讚揚以及皮爾和大衛·詹森在BBC廣播一台的一系列電台演奏會的幫助下，史密夫樂團開始建立忠實的粉絲群體。[來源請求]
《太陽報》的加里·布謝爾指控史密夫樂團的B面歌曲《英俊魔鬼》支持戀童，引起爭議。[46]樂團否認了這一說法，莫里西表示這首歌「與兒童無關，更與猥褻兒童無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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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史密夫發行了首張專輯《史密夫》，專輯在英國專輯排行榜上位列第二。[48]其中的《繞着噴泉打轉》（Reel Around the Fountain）和《晃搖籃的手》涉及爭議，數家小報聲稱這些歌曲暗示戀童，樂團對此強烈否認。[49]1984年3月，史密夫在第四台的音樂節目《管道》演出。[50]
專輯發行同年，專輯外單曲《天知道我如今的悲慘》和《威廉，真的沒什麼》，後者B面是《現在是多久之後？》。《天知道我如今的悲慘》是樂團首次進入前十名的歌曲，也是工程師兼製作人史提芬·斯特里特與樂團長期合作的開始。[51]
《天知道我現在的悲慘》的B面歌曲《受難的小孩》觸及了穆爾斯謀殺案的主題，引發了更多爭議。一名被謀殺兒童的祖父在酒吧點唱機上聽到了這首歌，覺得樂團試圖將謀殺案商業化，這引起了軒然大波。在與莫里西見面後，他承認這首歌是對謀殺案影響的真誠探索。莫里西隨後與受害者萊斯利·安·唐尼的母親安·韋斯特建立了友誼，歌曲中提到了她的名字。[52]
年底，史密夫發行了精選輯《滿帽空虛》。這張專輯收錄了去年為皮爾和詹森電台節目錄製的單曲、B面和其他曲目。
1985年初，史密夫發行了第二張錄音室專輯《肉食即謀殺》。這張專輯比前作更加尖銳和政治化，包括支持素食主義的同名曲目（莫里西禁止樂團其他成員被拍到吃肉的照片）、《一事無成》（Nowhere Fast）中輕鬆的共和主義，以及反對體罰的《校長儀仗》（Headmaster Ritual）和《野蠻始於家庭》（Barbarism Begins at Home）。樂團在音樂上也變得更加多元化，馬爾在《拉肖姆惡棍》（Rusholme Ruffians）中加入了搖滾樂的即興重複樂段，魯爾克在《野蠻始於家庭》中演奏了放克低音結他獨奏。專輯發行前，樂團將之前的B面《現在是多久之後？》重新作為單曲發行，雖然這首歌沒有收錄在原版黑膠唱片中，但它被添加到了後續發行的專輯中。《肉食即謀殺》是樂團唯一一張在英國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專輯（不含精選輯）。[48]
莫里西在很多採訪中都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這進一步引發了爭議。他針對的對象包括戴卓爾政府、英國君主制和饑荒救濟項目Band Aid。莫里西對後者有句名言：「人們可以非常關心埃塞俄比亞人民，但每天折磨英格蘭人民又是另一回事」[53]（「折磨」指的是該項目產出的音樂）。儘管專輯中唯一的單曲《那玩笑不再好笑》不太成功，勉強進入英國單曲榜前50位，但隨後發行的單曲《莎士比亞之妹》位列第26位。[54]1985年，史密夫樂團在英國和美國完成了長時間的巡演。[55]
緊隨先導單曲《煩擾纏身的男孩》和《大嘴巴再出擊》，史密夫的第三張錄音室專輯《女王已死》於1986年6月發行。馬爾在《永不熄滅的光芒》和《煩擾纏身的男孩》等幾首歌中加入了琴鍵合成的弦樂。[56]《女王已死》在英國排行榜上排名第二。[48]
專輯於1985年11月完成，與粗野牛郎的法律糾紛使專輯發行推遲了近7個月，馬爾開始感受到樂團巡演和錄音日程的壓力。他後來告訴《新音樂快遞》：「『情況惡化』還不是全部：我病得很重。巡演真正結束時，一切都變得有點……危險。我喝得太多，喝得太多。」[57]1986年初，魯爾克因吸食海洛英而被樂團開除。據稱，他通過貼在汽車擋風玻璃上的一張便條收到了開除通知。便條上寫着：「安迪——你離開了史密夫樂團。再見，祝你好運，莫里西。」[58]莫里西否認了這一說法。
克雷格·甘農（蘇格蘭新浪潮樂團阿茲特克相機前成員）取代了魯爾克擔任低音結他手，但兩周後魯爾克又回到了原位置。甘農留在樂團，改彈節奏結他。這支五人樂團錄製了單曲《恐慌》和《問》（姬絲蒂·麥科爾伴唱），在英國單曲榜上分別位列第11和第14[54]，樂團隨後在英國巡迴演出。
由於涉嫌持有毒品而被捕，魯爾克在當年晚些時候的樂團北美巡演中差點被蓋伊·普拉特取代。魯爾克的工作簽證在出發前才拿到。雖然演出很成功，但除莫里西之外的工作人員和樂團成員酗酒和吸毒對樂團造成了影響，[來源請求]加上管理不善和與粗野牛郎（樂團曾認真考慮離開該公司轉投EMI）[59]以及與美國廠牌Sire唱片（莫里西認為該公司沒有為史密夫樂團做足夠的宣傳）的持續糾紛。[55][60]在佛羅里達聖彼得堡的一場演出後，他和馬爾取消了剩下的四場演出，包括在紐約市無線電城音樂廳的盛大壓軸演出。 1986年10月，在接下來的英國巡演結束後，甘農離開了樂團。在史密夫樂團期間，甘農參與了七首錄音室曲目的錄製，包括《恐慌》和《問》、單曲B面《德賴茲列車》（The Draize Train）和《金色光芒》（Golden Lights）、次年發行的單曲B面《半人》（Half a Person）和《倫敦》以及收錄於次年精選輯《世界不會聽》的《寶貝，你就是還沒爭取到》（You Just Haven't Earned It Yet, Baby）。[61]1986年12月12日，樂團在倫敦O2布里克斯頓學院舉行了最後一場音樂會，這是一場反種族隔離的慈善活動。[62]
由於他們與粗野牛郎唱片公司的合同解除，他們尋求與一家大唱片公司簽訂新合同。馬爾在1987年初告訴《新音樂快遞》，「每家唱片公司都來找我們。閒聊、行賄，什麼都有。我真的很享受。」樂團與EMI簽約，這引起了粉絲群體和音樂媒體的批評。[57]
1987年初，《全世界的商店扒手聯合起來》登上英國單曲榜第12位，[54]隨後第二張精選輯《世界不會聽》發行。這個標題是莫里西沮喪的評論，認為樂團缺乏主流認可；精選輯在排行榜上排名第2。[48]之後，單曲《希拉謝幕》帶領樂團第二次（也是樂團解散前最後一次）進入英國前10。[54]1987年3月，另一張精選輯《比炸彈更響亮》在美國發行，兩月後也在英國發行。樂團的第四張錄音室專輯《斯特蘭奇韋斯，我們來了》[b]以鋼琴演奏開頭，因馬爾希望擺脫史密夫的經典風格。[64]馬爾也為其他曲目彈奏琴鍵，[64]而專輯第一首曲目《一衝一推，這片土地就屬於我們了》完全沒有結他。[65]
儘管他們繼續取得成功，但樂團內部也出現了緊張勢頭。馬爾筋疲力盡，於1987年6月開始休息，他覺得其他樂團成員對他有負面看法。7月，他離開了樂團，因為他誤認為《新音樂快遞》文章《史密夫樂團解散》是莫里西授意的。[66]這篇由丹尼·凱利撰寫的文章聲稱莫里西不喜歡馬爾與其他音樂家合作，馬爾和莫里西的私人關係已經到了破裂的地步。馬爾聯繫了《新音樂快遞》，解釋說他離開樂團不是因為個人關係緊張，而是因為他想要更廣泛的音樂視野。[67]前伊斯特豪斯樂團結他手艾弗·佩里（Ivor Perry）被請來代替馬爾。[68]樂團與他一起錄製了一些從未完成的素材，其中早期版本的《站台上的孟加拉人》（Bengali in Platforms）後來在莫里西1988年的首張個人專輯《仇恨萬歲》中發行。[69]佩里覺得不舒服，說「就像是他們想要另一個莊尼·馬爾」；據佩里說，錄音結束時莫里西跑出了錄音室。[70]
到9月《斯特蘭奇韋斯，我們來了》發行時，史密夫樂團已經解散。解散的主要原因是莫里西對馬爾與其他藝術家合作感到惱火，而馬爾對莫里西音樂上的僵化感到沮喪。馬爾特別討厭莫里西痴迷於翻唱60年代的流行歌手，如Twinkle和西利亞·布萊克，他在1992年說：「這真的是最後一根稻草。我組建樂團不是為了演唱西利亞·布萊克的歌曲。」[71]在1989年的一次採訪中，莫里西表示，缺乏經紀人和業務問題是解散的原因。[72]
1987年10月，《斯特蘭奇韋斯，我們來了》在英國登上第2位，[48]也是史密夫樂團在美國最成功的專輯，在Billboard 200上排名第55。[73]莫里西和馬爾稱這是他們最喜歡的史密夫樂團專輯。[74]專輯中的兩首曲目作為單曲發行，以現場、演奏會和小樣作為B面。次年，現場專輯《蘭克》在英國登上第2位，並進入歐洲百大專輯榜位列第9，專輯錄製於1986年，其時克雷格·甘農還在樂團。[75]
莫里西和馬爾各拿走了史密夫樂團40%的錄音和表演版稅，喬伊斯和魯爾克各拿走了10%。正如喬伊斯的律師後來在法庭上辯稱的那樣，喬伊斯和魯爾克被視為伴奏音樂家，「就像割草機的零件一樣容易更換」。[76]1989年3月，喬伊斯和魯爾克對莫里西和馬爾提起了法律訴訟。他們辯稱，他們是史密夫樂團的平等合伙人，除了歌曲創作和發行之外，他們各自都有權獲得樂團所有活動收益的25%。負債纍纍的魯爾克很快達成和解，一次性獲得了8.3萬英鎊（相當於2021年的£219,682）和10%的版稅，放棄了所有進一步的索賠。[77]
喬伊斯繼續訴訟，並於1996年12月將訴訟提交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衡平法庭。莫里西和馬爾在前一年接受了喬伊斯和魯爾克是合伙人的事實，但喬伊斯是否有權獲得史密夫樂團「（歌曲創作或出版以外的）活動」產生的四分之一收益仍存在爭議。[78]喬伊斯的律師奈傑爾·戴維斯（Nigel Davis） 表示，喬伊斯直到樂團解散後才意識到自己只獲得了10%的收益。[79]
莫里西和馬爾在審判中分別由律師出庭[78]，他們堅稱已經向魯爾克和喬伊斯解釋了版稅分配問題，儘管他們不再確定何時。此外，這項協議只是口頭討論，從未在法律上寫在紙上，馬爾對此感到後悔。2004年，他說，雖然他並不後悔解散史密夫樂團，但他希望樂團「從一開始就」簽署法律文件，以避免後來的財務分歧。[80]正如馬爾的律師羅拔·恩格爾哈特（Robert Englehart）所說，「13年後，很難確定40:40:10:10收益分成的確切時間……但莫里西和馬爾自始至終都堅持他們將從史密夫樂團的收入中獲得40%的淨收益。」[81]
經過七天的聽證會，法官威克斯裁定喬伊斯勝訴，他將獲得約100萬英鎊以及此後25%的版稅。法官還進行了品格評估；喬伊斯和魯爾克（為喬伊斯提供證言）給他留下了直率誠實的印象，而莫里西「在涉及自身利益時顯得狡猾、好鬥和不可靠」，馬爾「願意誇大證據，使自己變得不那麼可信」。[78]法官還表示，馬爾「可能是四個人中比較聰明的」，而魯爾克和喬伊斯「不聰明」。[82]八個月後，莫里西在接受採訪時說：
法庭案件是史密夫樂團生活的簡史。邁克一直在說話，卻什麼也沒說。安迪記不住自己的名字。莊尼試圖取悅所有人，結果卻誰也取悅不了。莫里西在被告席上被炙熱的聚光燈下訓斥。「你怎麼敢成功？」「你怎麼敢走出來？」對我而言，史密夫樂團很美好，莊尼離開了，邁克毀了它。[83]
在審判前，有人問莫里西是否認為魯爾克和喬伊斯被欺騙了，莫里西回答說：「他們很幸運。如果他們換了其他歌手，他們就不可能走得比索爾福德購物中心更遠。」[84][85][86]莫里西的律師伊恩·米爾承認，莫里西的態度「暴露了一定程度的傲慢」。[87]莫里西對判決提出上訴，上訴法院（民事部門）於1998年11月審理並駁回了上訴。[78]受到喬伊斯成功的啟發，魯爾克就自己的選擇尋求法律建議。[88]他於1999年被宣佈破產。[89]
2005年11月，喬伊斯在BBC 6 Music節目中告訴馬克·賴利，經濟困難使他不得不在eBay上出售史密夫樂團的稀有唱片。舉例來說，賴利播放了一段未完成的器樂，名為「Click Track」（或「Cowbell Track」）。[90]三天後，莫里西發表聲明回應，稱喬伊斯於1997年分別從馬爾和莫里西那裏獲得了21.5萬英鎊，此後馬爾在2001年最後一次補發26萬英鎊。莫里西未能支付最後一筆款項，因為他說，2001年他在海外，沒有收到文件。喬伊斯獲得了對莫里西的缺席判決，將他的未償債權改為68.8萬英鎊，並獲得了扣押他大部分收入的命令。這讓莫里西感到不滿，他估計，截至2005年11月30日，喬伊斯至少令他花費了151.5萬英鎊的版稅和律師費。[91]
單飛生涯
樂團解散後，莫里西開始錄製個人專輯，與製作人史提芬·斯特里特和曼徹斯特同鄉、杜魯蒂柱結他手維尼·賴利合作。專輯《仇恨萬歲》（意指史密夫樂團解散）於1988年3月發行，在英國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他邀請了幾位歌手為幾首歌曲和音，例如瘋狂樂團的薩格斯參與了《皮卡迪利波拉利》[c]，偽裝者合唱團的克里西·海特參與了《我的愛情生活》。他與蘇西與女妖樂團的蘇西·蘇錄製了一首二重唱《間奏曲》，以兩人的名義共同發行。他還與編曲者恩尼奧·莫里科內合作演唱了《親愛的上帝，請幫助我》（Dear God Please Help Me）。90年代初，在首次以莫里西的身份巡迴演出後，他重新在北美受到歡迎。莫里西繼續以獨唱藝術家的身份表演和錄製唱片，截至2020年已發行了13張錄音室專輯。
1989年，馬爾與新秩序樂團的伯納德·薩姆納和寵物店男孩的尼爾·坦南特一起回歸跨組合樂團Electronic。在接下來的十年裏，Electronic樂團發行了三張專輯。馬爾也是The樂團的成員，在1989年至1993年間與他們一起錄製了兩張專輯。他曾擔任伴奏音樂家和寫作合作者，與偽裝者合唱團、白賴仁·費瑞、寵物店男孩、比利·布拉格、黑葡萄、傳聲頭像、謙遜耗子、擁擠房子和貝克等藝術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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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他組建了另一支樂團「莊尼·馬爾與治療者」（Johnny Marr + the Healers），該樂團只發行了一張專輯《非洲樹蛇》（2003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久後就解散了。後來，他作為客座音樂家參與了綠洲樂團的專輯《異教化學》（2002年）。 2006年，他開始與謙遜耗子樂團的艾薩克·布羅克合作創作歌曲，這些歌曲最終收錄在樂團2007年發行的專輯《船還沒沉我們就死了》中。謙遜耗子隨後宣佈馬爾成為一名正式成員，重組後的陣容在2006至2007年進行了大規模巡演。2008年1月，馬爾據報道稱參加了在斯托克波特的Moolah Rouge錄音室與韋克菲爾德獨立樂團The Cribs一起進行的為期一周的歌曲創作會議。[49]馬爾與樂團的合作持續了3年，並出現在第四張專輯《忽視無知者》（2009年）中。他於2011年4月宣佈離開。[92]他隨後錄製了3張個人專輯，2013年的《信使》、2014年的《遊樂場》和2018年的《呼叫彗星》。除了作為音樂家和詞曲作者活動外，馬爾還製作了馬里昂樂團1998年的第二張專輯《The Program》和避難所樂團2002年的首張專輯《感官之間》（Between the Senses）。[93][94]
安迪·魯爾克和邁克·喬伊斯繼續合作。他們在1988年上半年與希妮德·奧康娜一起巡迴演出；魯爾克還出現在她1990年的專輯《我別無所求》中。同樣在1988年，他們（與克雷格·甘農一起）被招募到成人網絡，但不久後就離開了樂團。1988年和1989年，他們與莫里西錄製了單曲。1998年，他們與阿齊茲·易卜拉欣（石玫瑰樂團）一起巡迴演出和錄製。2001年，他們與積遜·斯佩克特等人組建了幽靈樂團（Specter）。樂團在英國和美國演出，並沒有成功。[95]同年，他們以Moondog One的名義與保羅·阿瑟斯（綠洲樂團）、阿齊茲·易卜拉欣和羅威塔·伊達（快樂星期一）錄製了小樣，但項目沒有進一步發展。2001年底，他們一起在老牌曼徹斯特樂團Jeep演奏。[96]2005年，他們與文尼·皮丘利爾（Vinny Peculiar）一起演奏，錄製了單曲《兩個胖情人》（Two Fat Lovers），喬伊斯也出現在2006年的專輯《文尼·皮丘利爾的沉浮》（The Fall and Rise of Vinny Peculiar） 中。[97]2007年，他們發行了紀錄片DVD《史密夫內幕》（Inside the Smiths），這是他們與樂團相處時光的回憶錄，值得注意的是馬爾、莫里西和他們的音樂都沒有出現。
在合作項目之外，喬伊斯在1990年與麂皮樂團一起錄製唱片；1990年至91年，他與嗡嗡雞樂團一起巡演和錄製唱片；1992年他分別同約翰·里頓與公眾形象有限公司、朱利安·科普一起巡演；1995年，他加入P·P·阿諾德的唱片錄製；1996年至1998年，他參入皮特·懷利 的巡演唱片和錄製。進入新世紀後，他分別在2007年與文尼·皮丘利爾和保羅·阿瑟斯、2008至2009年與Autokat樂團一起巡演。[98]他在 Revolution 96.2 FM廣播上主持《另類療法》（Alternative Therapy）節目，直到該電台於2008年改變編排，節目後來在曼徹斯特在線電台和Tin Can Media上恢復播出。[99]他在東村電台主持《聯盟排行榜》（The Coalition Chart Show）節目，該節目在紐約製作。[100]
而魯爾克參與到了偽裝者合唱團（1994年，《最後的獨立者》客座）、畫得糟的男孩（合作持續了兩年）、驕傲瑪麗（2004年，《愛與光》客座）和伊恩·布朗（2007年，《世界屬於你》客座）的演奏與錄製工作中。2007 年，他與低音結他手彼得·胡克（新秩序和歡樂分隊）和 馬尼（石玫瑰和 原始吶喊）組建了自由低音樂團。[101]魯爾克共同創辦了「 曼徹斯特 v 癌症」 系列音樂會，後來演變為「對抗癌症」，為癌症研究籌集資金。[來源請求]他專注於自己的電台事業，從XFM曼徹斯特的周六晚間節目開始。他在東村電台常駐，喬伊斯是他的同事。[102]魯爾克於2009年初搬到了紐約。[103]在那裏，他與奧萊·科任斯基（Olé Koretsky）組建了Jetlag，一個「DJ和音頻製作機構」。[104]2014年4月，小紅莓樂隊主音歌手多洛絲·奧瑞沃丹加入了樂團，樂團改名為D.A.R.K.。[105]
馬爾和莫里西曾多次表示他們不會重組樂團。2006年，莫里西宣稱：「我寧願吃掉自己的睾丸也不願重組史密夫樂團，這對一個素食主義者來說意義重大。」[106]同年，在另一次採訪中，當被問及原因時，他回答道：「我覺得自從史密夫樂團解散以來，我已經非常努力了，而其他人卻沒有，所以為什麼要給他們不值得的關注？我們不是朋友，我們不見面。那我們為什麼要一起站在舞台上？」[107]2009年2月，在接受BBC廣播二台採訪時，他說：「人們總是問我關於重組的問題，我無法想像為什麼」，「過去似乎是已是遠處，我對此感到高興。」[108]2002年，喬伊斯表示他對重組不感興趣，因為他覺得史密夫樂團已經走到了盡頭。[109]
2004年11月，VH1播出了《樂團重聚》的《後台通行特別集》（Backstage Pass Special），節目中主持人阿默·哈利姆在阿波羅劇院演出前試圖擋下莫里西，但未能成功。[110]2006年3月，莫里西表示，史密夫樂團拒絕了在科切拉音樂節上演出的500萬美元報價，他說：「錢不是最重要的……這是一段奇妙的旅程。然後它結束了。我覺得我們不應該結束。我想繼續。（馬爾）想結束它。就是這樣。」[111]
2007年8月，據廣泛報道，莫里西在那個夏天拒絕了一個「推廣者財團」提出的7500萬美元（當時接近4000萬英鎊）的報價，意在令其與馬爾重聚，並在2008年和2009年以史密夫樂團的名義進行50天的世界巡演。新音樂快遞稱莫里西是該故事的來源。[112]《滾石》雜誌援引了他的公關人員的話。[113]莫里西默許的非官方粉絲網站「true-to-you.net」也報道了這一提議。[114]後來，這件事被稱為一場騙局，儘管尚不清楚是誰在欺騙誰。[115]10月，馬爾在BBC廣播五台直播上說：「奇怪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所以，你知道的，誰知道呢？……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也許10年或15年後，當我們出於某種原因需要時，我們才會這樣做，但現在莫里西在做他的事情，我在做我的事情。」[116]
2008年，馬爾在重新製作樂團曲目母帶時恢復了與莫里西和魯爾克的聯繫。[82]同年9月，莫里西和馬爾在曼徹斯特會面，討論了重組樂團的可能性。[82]兩人在接下來的四天裏保持着聯繫，並決定不讓喬伊斯參加任何可能的重組，等到馬爾完成對The Cribs的承諾後再進行重組。[82] 馬爾在墨西哥與The Cribs一起巡迴演出時，兩人之間的聯繫突然中斷，重組的話題再也沒有被提起。[82]馬爾說，直到2010年12月，他才再次收到莫里西的一封簡短的電子郵件。[82]2009年6月，馬爾在倫敦接受XFM採訪時表示：「我認為有人出價5000萬美元，讓我們舉辦三場……也許是五場演出。」他說重組的可能性「與金錢無關」，原因「非常抽象」。[117]
2006年1月，馬爾和治療者樂團在魯爾克的「曼徹斯特 v 癌症」慈善音樂會上演出，馬爾與魯爾克一起演唱了《現在是多久之後？》。[118]馬爾和魯爾克還在2014年的巴西Lollapallooza音樂節上演唱了同一首歌。[119]魯爾克於2023年5月19日因胰腺癌去世，享年59歲。[101]
2024年8月，莫里西在他的個人網站「Morrissey Central」上發文稱，他和馬爾收到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提議」，邀請他們以史密夫樂團的名義在2025年進行巡演。[120] 莫里西表示他接受了邀請，但馬爾沒有回應。隨後，馬爾發佈了一張英國改革黨領導人奈傑爾·法拉奇的照片，暗示其反對史密夫樂團重聚的態度。馬爾曾在2016年表示，莫里西的政治立場與法拉奇一致，甚至打趣道，如果樂團重聚，法拉奇將會成為他們的結他手。[121]
幾周後，馬爾通過其官方Instagram賬號發佈了其管理團隊的正式聲明。聲明中明確表示，馬爾並沒有忽視該提議，而是直接拒絕了。[122] 聲明還澄清了莫里西的其他說法，例如聲稱馬爾在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申請了樂團100%的知識產權和商標權，儘管「『史密夫樂團』這個音樂組合名稱是莫里西個人在1982年5月創立的」。[123] 馬爾在聲明中稱，自己發現樂團並不擁有商標權後，為了防止第三方在2018年嘗試使用史密夫樂團的名稱，決定單獨以自己的名義註冊該商標，因為他沒有收到莫里西及其代表的回應。2024年1月，馬爾簽署了一份協議，願意與莫里西共同擁有史密夫樂團這一名稱的所有權，但莫里西至今未對該協議作出回應。馬爾進一步澄清，申請商標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與其他歌手一起以史密夫樂團的名義巡演（這與莫里西團隊的說法相反），而僅僅是為了保護樂團的名字及其使用權。[122]
音樂風格
莫里西和馬爾決定了史密夫樂團的音樂方向。馬爾在1990年表示，「莫里西和我各擔一半。我們對每張專輯方向的想法完全同步」。[124]史密夫樂團「非節奏藍調、格外「白人式」地融合了20世紀60年代搖滾和後龐克，是對當代舞曲流行音樂的否定」，[5]樂團有意拒絕用合成器和舞曲。[66]而從他們的第二張專輯《肉食即謀殺》開始，馬爾開始用琴鍵來修飾他們的歌曲。[65]
馬爾噪響的結他演奏受到了飛鳥樂團的羅渣·麥金恩、瘋馬樂團的尼爾·楊、披頭四樂隊的喬治·夏里遜、偽裝者合唱團的占士·哈尼曼-史葛和五角星樂團的伯特·揚施的影響。[125]馬爾經常用變調夾將結他調高一整音至F調，以適應莫里西的音域，同時也使用開放式調弦。馬爾表示，製作人菲爾·斯佩克特對他產生了影響，他說：「我喜歡唱片的概念，即使是那些空間很大的唱片，聽起來也很有『交響樂』的感覺。我喜歡所有演奏者融入一種氛圍的感覺。」[124]馬爾最喜歡的其他結他手包括丑角合唱團的占士·威廉遜、羅里·加拉格爾、誰人樂團的皮特·湯申德、占美·亨德里克斯、暴龍樂團的馬克·波倫、滾石樂團的基思·李察茲，以及雜誌樂團和蘇西與女妖樂團的約翰·麥吉奧赫。[126]在2007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馬爾表示，他的目標是在史密夫樂團中「修剪」自己的風格，避免陳詞濫調的搖滾結他。[127]馬爾禁止自己使用強力和弦、失真、長獨奏或「大搖滾和弦進行」，而是依靠複雜的琶音為樂團創作他標誌性的結他作品。偶爾，馬爾會違反自己的規則，比如他在《倫敦》中使用過載踏板。[128]
莫里西的角色是創作人聲旋律和歌詞。[129]莫里西的歌曲創作受到龐克搖滾和後龐克樂團的影響，如紐約娃娃、抽筋樂團、特別樂團和邪教樂團，以及20世紀60年代的女子音樂組合和歌手，如達斯蒂·斯普林菲爾德、桑迪·肖、瑪麗安·菲斯福爾和蒂米·烏羅。莫里西的歌詞雖然字面上很沮喪，但往往充滿了尖刻的幽默；約翰·皮爾（John Peel）曾評論說，史密夫樂團是少數能讓他開懷大笑的樂團之一。[來源請求]莫里西童年時對20世紀60年代「廚槽」電視劇的社會現實主義感興趣，受此影響，他寫下了普通人及其絕望、拒絕和死亡的經歷。雖然「《病態依舊》等歌曲確立了他作為心懷不滿的青年代言人的地位」，但莫里西的「躁狂抑鬱的咆哮」和他的「『我真可憐』的姿態」刺激一些敵對的批評者將史密夫樂團斥為『悲觀主義者』。」[5]朱利安·士他令格（Julian Stringer）將史密夫樂團描述為「英國最公開的政治團體之一」，[130]而安德魯·沃恩斯（Andrew Warnes）在對他們作品的研究中稱他們為「最反資本主義的樂團」。[131]
視覺風格
樂團的封面設計具有獨特的視覺風格，經常以雙色調展現電影和流行歌星的人像。設計由莫里西和粗野牛郎藝術協調員喬·斯利完成。單曲封面除了樂團名稱外，很少出現任何文字，樂團本身也沒有出現在任何英國發行的封面上。不過，莫里西的確出現在單曲《有何不同？》一張替代封面上，模仿了原作中演員特倫斯·斯坦普的姿勢，後者反對使用他的照片。封面主題的選擇反映了莫里西對電影明星（斯坦普、阿蘭·德龍、讓·馬萊、安迪·沃荷的門徒喬·達歷山德羅、占士·甸）、六十年代英國流行文化人物（維夫·尼科爾森、帕特·菲尼克斯,、尤莎·喬伊斯、希拉·德萊尼）以及老電影和雜誌中的匿名圖像的興趣。[132]
史密夫樂團主要穿着普通的衣服——牛仔褲和樸素的襯衫——以符合返璞歸真、結他和鼓樂為主的音樂風格。這與新浪漫主義流行樂團（如施潘道芭蕾樂團和杜蘭杜蘭）所培養的異國情調的高級時裝形象形成鮮明對比，並被《面孔》和《i-D》等雜誌重點報道。1986年，當史密夫樂團參加英國音樂節目《老灰吹哨測試》時，莫里西戴了一個假助聽器來支持一位羞於使用助聽器的聽力受損粉絲[133]，並且經常戴厚邊國民保健署式眼鏡。莫里西還經常在舞台上揮舞劍蘭花。
作為史密夫樂團的主音歌手，莫里西顛覆了許多與流行音樂和搖滾音樂相關的常規。[134]樂團的簡約審美是對新浪漫主義所代表的華麗的一種反應[135]，雖然莫里西採用了像新浪漫主義或早期華麗搖滾歌手那樣的雌雄同體形象，但他的風格更加微妙和低調。[136]據一位評論員說，「他很有書呆子氣；他在舞台上戴着國民保健署的眼鏡和助聽器；他是獨身主義者。最糟糕的是，他很真誠」，他的音樂「如此令人陶醉的憂鬱，如此危險的深思，如此誘人的幽默，以至於引誘聽眾……與他和他的音樂建立關係，而不是與世界建立關係。」[137]
遺產
史密夫樂團影響廣泛。BBC新聞的伊恩·揚斯（Ian Youngs）稱他們是「披頭四樂隊之後最能激發人們熱愛的樂團」。[138]馬爾的結他演奏「為追隨史密夫樂團的更多曼徹斯特傳奇奠定了基石」，如石玫瑰的結他手約翰·斯奎爾稱他受到了馬爾的影響。[139]綠洲樂團的詞曲作者兼結他手諾爾·蓋勒格也表示受到史密夫樂團的影響，尤其是馬爾，他說「Jam樂團解散之時，史密夫樂團開始了生涯，我完全支持他們」。[140]史密夫樂團對早期的電台司令產生了影響[141]，啟發了後者2001年的單曲《出鞘》。[142] 2001年，馬爾表示電台司令是「最接近史密夫樂團真正影響」的樂團。[143]
英國搖滾樂團北極潑猴的艾力士·特納稱史密夫樂團對樂團風格的形成有着影響。[144]加拿大藝人威肯表示，史密夫樂團是他製作第三張錄音室專輯《星聞人物》時的靈感來源。[145]美國創作歌手謝夫·巴克利是史密夫樂團和莫里西的粉絲。[146] 巴克利經常翻唱史密夫樂團的歌曲，如《我知道都結束了》和《煩擾纏身的男孩》。莫里西表示欽佩巴克利的作品，並將他的《優雅》列為2010年他最喜歡的專輯第12位。[147]
施蒙·高達德在2007年的《Q》雜誌上認為史密夫樂團是「80年代真正重要的聲音」和「十年中最具影響力的英國結他樂團」。他繼續說道：「作為首批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主流成功的獨立局外人（他們的第二張錄音室專輯，1985年的《肉食即謀殺》，在英國排名第一），他們將搖滾的標準四人組合提升到了魔力和詩意的新高度。他們的遺產可以下溯到石玫瑰、綠洲和放蕩樂團，一直到當下一批藝術氣息濃厚的年輕結他樂團。」[148]
在《未刪節》雜誌上，施蒙·雷諾茲寫道：「從前，一支來自北方的樂團帶來了如此清新而充滿活力的聲音，席捲了整個國家。這首曲子是搖滾，但關鍵的是，它也是流行音樂：簡潔、有力、旋律優美、閃亮而不『做作』。這位歌手是真正的原創者，通過具有地方特色的聲音，傳遞出一種敏感與力量、反抗與溫柔的融合。這個年輕人的嘴唇吐出的話語既現實又不陰沉，充滿了狡黠的幽默和精美的細節。大多數人都認可他們的首張專輯成為里程碑，成為經典。」[149]
「由石玫瑰率先發起、由綠洲、麂皮和模糊等樂團引領的英倫搖滾運動，很大程度上借鑑了莫里西對過去陰冷的英國城市的描繪和懷念。」[150]模糊樂團的成立源於1987年在《南岸秀》上見到史密夫樂團。然而，儘管英倫搖滾運動的領軍樂隊受到了史密夫樂團的影響，但他們與「莫里西和史密夫樂團的基本反建制哲學」相悖，因為英倫搖滾「完全是一種商業的構建」。[151]馬克·辛普森認為「英倫搖滾的整個意義在於將莫里西從畫面中抹去……莫里西必須成為一個『非人』，這樣九十年代中集中規劃並協調的流行音樂經濟才能實現。」[152]
蒂佐·塔奇當將史密夫列入他的的反主流文化Spotify播放列表中。《滾石》雜誌在其2012年版「史上最偉大的500張專輯」榜單中收錄了全部四張史密夫樂團的專輯[153]，並在2004年版滾石雜誌五百強歌曲中收錄了《威廉，真的沒什麼》和《現在是多久之後？》。[154] 莫里西被列入其2010年版最偉大歌手榜單。[155]2014年和2015年，史密夫樂團被提名進入搖滾名人堂。[156][157]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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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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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員
演奏會與巡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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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作品
- 《蘭克》（1988）
- 《滿帽空虛》（1984）
- 《世界不會聽》（1987）
- 《比炸彈更響亮》（1987）
- 《Stop Me》（1988，日本限定）
- 《Best... I》（1992）
- 《...Best II》（1992）
- 《Singles》（1995）
- 《The Very Best of The Smiths》（2001）
- 《The Sound of The Smiths》（2008）
- 《The Smiths Singles Box》（2008）
- 《Complete》（2011）
註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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