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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在中国发生的学生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八六學潮（台灣史學界又稱其為丙寅學運）是中國大陸各地高校學生自1986年12月5日至1987年1月2日接連發起的學生運動。
| 八六學潮 | |||
|---|---|---|---|
| 改革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 |||
1986年12月21日，上海的遊行學生隊伍 | |||
| 日期 | 1986年12月5日—1987年1月2日（28天） | ||
| 地點 | |||
| 起因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 | ||
| 目標 | |||
| 結果 | 示威被平息 | ||
| 衝突方 | |||
| 領導人物 | |||
| 傷亡 | |||
| 逮捕 | 北京：83名學生 | ||
起因是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抗議中共不遵守「新選舉法」、違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聯合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醫科大學等高校[5]4,000餘名學生走上街頭發起「要求進行民主選舉」的遊行，由此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隨後湖北、上海、江蘇、浙江、黑龍江、北京等省市高校的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學潮在上海達到高潮，十幾所上海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示威。人數最多的一個星期裏，每日遊行學生達數萬人。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是上海學潮主力。[6]最後經地方政府和學校當局的疏導和阻止，並以北京的「元旦風波」被平息標誌着學潮的結束，前後共持續了28天。[7][8]
此次學潮被平息之後不久，1987年1月16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受到黨內保守派的施壓而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請辭，由一致推選的趙紫陽代理[9]；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在1月28日正式開始[10]，直到夏天才結束。
1979年3月30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論工作務實會」上提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1982年將此條修改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1]1982年，全國人大將「四項基本原則」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2]
到了80年代，隨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新啟蒙運動」席捲中國大陸思想界[13][14][15]，西方民主主義意識形態開始在各地高校學生中傳播開來，其中對學生影響較深的有薩特所強調的「自由、尊嚴與作自己命運的主人」等觀點。部分大學生產生了反對當局的想法，並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開始漸漸失去信心。
1985年12月，同濟大學陳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書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進程。胡耀邦指派兩名中宣部官員到上海與陳破空等研究生對話。這被視為八六上海學潮的預兆之一。[6][18]胡耀邦被大學生視作中共高層改革派而受到尊崇。
1986年，城市的經濟改革遇到了障礙。原有的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在國家體改委推行簡政放權的情況下陽奉陰違，這樣的雙重決策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行政效率。鄧小平認為，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必須同時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經濟體制改革就難以為繼[17]。6月10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與趙紫陽、余秋里和萬里等人開會時談到有關「政治改革」的話題。鄧小平說：「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政治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19][20]國內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開始達到熱潮，黨內外各方學者紛紛建言獻策。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稱：「政改要順利進行，首先要保證言論自由、出版、新聞自由」。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認為：「實行人民監督是政改成敗的關鍵環節，人民代表至少應擁有質詢權和彈劾權」。時任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史研究室主任丁日初說：「民主就是主權在民、人民有權」。同年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做出指示，要求中央書記處「制定一個計劃」，用一年的時間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然後做出行動綱領。9月中旬，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宣佈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並下設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鮑彤被任命為政改辦主任。[21]11月，共青團安徽省委機關報《安徽青年報》與安徽省青年聯合會在合肥召開改革研討會；11月30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與合肥市當地12所高等院校校長召開有關「民主辦學」的探討會。
1986年11月初，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到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向學生作演講。同濟大學研究生陳破空等人為方勵之組織了規模空前的演講會。[6][18][22]
1986年11月30日—12月3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在校園內貼出大、小字報鼓動師生抵制不久後的安徽省合肥市西市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自薦參加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競選。[23]
1986年12月4日晚，方勵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內競選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的演講會上說：「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23]
1986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餘名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強調人們有權利提名自己的候選人，並在政治上擁有自身的發言權。學生還引用了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於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裏「省、直轄市、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下一級的人民代表大會經過民主協商，無記名投票選舉；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人民公社、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選民經過民主協商，無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的條文。[24]此次遊行標誌着「八六學潮」的正式開始。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部分高校負責人會議上要求「改進學校工作，澄清模糊觀念，不讓學生上當」。[22]
1986年12月7日，上海同濟大學出現第一張介紹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2·5」遊行情況的小字報，接着，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校園內也相繼出現內容相似的小字報。共青團上海市委在聞訊後立即展開了調查，並將情況上報。[22]之後幾天，同濟大學校園中心出現大量宣揚民主、批判專制的大字報。
1986年12月9日，由於政府方面封鎖消息，也不對學生的主張予以回應，合肥市的高等院校發生學潮。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農學院、安徽中醫學院、安徽教育學院等大中專院校5,000多名學生，陸續上街遊行，抗議合肥市人大未按法定程序組織進行選舉工作。學生在遊行中高呼「爭取民主自由」、「打倒獨裁」、「不自由毋寧死」等口號。[25][26]在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系主任、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溫元凱與等人公開支持學潮的情況下，引起了包括武漢大學在內的武漢市高校的共鳴。12月9日，武漢市兩所大學約兩千五百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指責政府方面干預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
1986年12月10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84級學生貼出抵制校內體育活動的「倡議書」，有些班級貼出聲援大字報，從「要民主」轉向「要人權」。各校還貼出其它一些標語。[22]
1986年12月14日，深圳大學學生不滿校方推行的其中兩項條款，按前一學期的學習成績和學分分數而分級收費及重修的安排，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和學習壓力，近千名學生在校內遊行，在要求接見負責人不遂後繼而走到廣深公路遊行至晚上10時。[2]
1986年12月15日，深圳大學校方發出公告表示相關條款暫緩執行，但學生認為校方只是為了拖延，沒有誠意。在晚上8時，千多名學生再在校內遊行，繼而分兩路走到廣深公路，一路往深圳方向，一路往南頭方向，學生在路上攔截汽車。深圳市公安局派出警察維持治安，並封鎖廣深公路香蜜湖至南頭段。學生至凌晨1時半才散去。[2][27]
1986年12月17日，深圳市政府與深圳大學校方負責人開會，鑑於學生的激烈反對，決定停止執行相關條款，並立即在校園貼出公告。學生認為校方已有滿意答覆，決定停止遊行。[27]
1986年12月18日，同濟大學1,000多名學生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口號舉行街頭遊行，部分學生更是自12月18日起連續5天上街遊行。當晚，共青團上海市委邀請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到上海交通大學直接與學生對話。[22]學潮期間，同濟大學先後成立了領導學潮的獨立學生組織，包括本科生的學運促進會和研究生的學運組委會。
1986年12月19日，上海財經大學校園裏出現了六張「要人權、要自由」的大字報。[28]當天下午，同濟大學聯合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幾所高校共約五千名學生，上街高舉「爭民主」、「爭自由」的標語遊行，並在人民廣場集會，希望面見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22]當晚6點，上海財經大學派出一輛大客車去人民廣場接學生，但未接到（事後知道學生已移到外灘）。[28]傍晚7點多鐘，部分參加遊行的學生涌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門口，造成外灘一帶交通阻塞。晚上8點，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葉公琦與部分學生代表進行對話。深夜，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趕到市政府大樓，勸在場學生返校。這時，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又有800餘名學生趕來。人群中出現少數人毆打民警、砸毀市府辦公室玻璃等現象，共青團上海市委派出36名機關幹部協助市政府做學生「思想工作」。[22]
1986年12月20日，上海天氣嚴寒，卻成爲學潮最高峰的一天。凌晨，上海市公安局採取行動，強行驅散近千名靜坐示威的學生，用汽車把學生分別押送回學校。[22]由於強行驅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學生的不滿，隨後約有六、七萬名學生與上海市民集結在人民廣場，向市政府方面提出四點要求：1、要求民主；2、要求新聞自由；3、承認民主運動合法；4、保證學生人身安全。到早晨6時左右，上海財經大學仍有學生在外灘參加集會。下午5時以後，上海財經大學約有兩百名學生在外灘、人民廣場等地集會、遊行、演說。當晚，時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陳和本帶領系總支書記、班主任等去人民廣場和外灘做學生工作，並派車押送學生。[28]同日，廣州中山大學400名學生發起聲援合肥中國科大的遊行活動，聚集到廣州市人民政府門前示威，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項訴求：1、要求實行競選制度；2、（學生）指責人大是「鳥籠」，要求三權分立；3、反對搞「第三梯隊」；4、要求新聞、出版自由；5、改善校園生活環境。
1986年12月21日，早上，上海財經大學國定路校區貼出了一張學生大字報，要大家「九點在校門口集中去遊行」。早上9時50分，上海財經大學約有二十名學生離校前往，部分校、系領導在學生隊伍中邊走邊做工作，部分學生在中途返回學校。下午4時後，上海財經大學派車接回在外灘、人民廣場的學生。[28]同日，新華社報道稱「上海遊行大學生打傷31名民警，民警無一還手」，同濟大學學生發出大量油印傳單，抗議上海市人民政府發言人和新聞媒體掩蓋事實真相、歪曲事實欺騙群眾。
1986年12月22日，上海財經大學約有二十名學生打着校旗同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一起在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附近遊行。校園內又貼出了約三十張大、小字報，標語。[28]同日，江蘇省南京市的四所大學學生聚集在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門前，高喊「還我民主與自由」。
1986年12月23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近千名學生聯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走上北京市街頭聲援合肥及上海的遊行。在安徽合肥，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工學院、合肥聯合大學在內共1,000多名學生，打着「聲援上海學生」、「抗議暴行」等標語上街遊行，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廣場靜坐，並向市政府秘書長提出了10點要求，即《中國科大師生關於民主化進程的宣言》。此次學潮也陸續波及阜陽、徽州、安慶、蕪湖、銅陵等安徽省地市的大專、中專學生。[29]在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發表「發言人答記者問」，表示「理解學生們關心改革的熱情，但不贊成上街遊行的方式」。同日，在民盟中央委員、上海財經大學顧問李鴻壽教授的倡議下，上海財經大學三十五名教授聯名書寫了《告同學書》。當晚，《告同學書》在學校里廣播。第二天，《文匯報》第二版作了轉載。[28]而在政府方面，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打破沉默發表題為《珍惜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社論，稱「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也是堅持改革、開放最重要的保證」[7]「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政治體制改革只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6年12月24日，時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陳和本、團委書記劉永章及宣傳部幹部與三位學生代表進行了對話。[28]
1986年12月25日，上海財經大學國定路校區出現了幾張大字報和標語。[28]
1986年12月26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對北京地區的遊行示威活動作了具體規定和限制。[7]
1986年12月27日，上海市的學潮開始平息。
1987年1月1日清晨，當時的北京市海淀廣播站開始廣播「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即《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廣播宣佈未經批准的遊行是非法遊行，參加非法遊行者將被依法懲辦。當時許多高校幹部在各高校學生宿舍門口觀察學生出入情況，但仍然有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部分各高校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和東長安街集會遊行。傍晚，參與遊行的學生被抓的消息傳到北大校園。據估計，遊行學生中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學生有35人。北大學生立即在校內集會遊行，即為「元旦風波」。遊行學生向政府方面提出了包括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公正報道學潮等4條要求。隨後約5,000餘名學生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和公安部。
1月2日凌晨，政府釋放了全部被捕的北京學生。[30]
至此，北京的「元旦風波」被平息，標誌着前後歷時28天的「八六學潮」結束。
八六學潮沿襲「北京之春」，以「不自由毋寧死」、「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的口號來表達不滿。學潮由合肥爆發，得到北京、天津、哈爾濱、大連、蘭州、鄭州、西安、成都、衡陽、揚州、杭州、南京、上海、昆明、廣州、深圳、長沙、湘潭、重慶、武漢等20城市150所高校學生的串聯響應。部分學生也藉由示威活動反映對學校教育教學方式、校園環境和學生待遇的不滿。
1986年12月27日，中共保守派高層鄧力群、王震、胡喬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楊尚昆七人一起到鄧小平家裏，分析了學潮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將學潮的爆發歸咎為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縱容，認為胡耀邦應該為當前局勢負責[3]。
1986年12月30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就學潮問題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人談話時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31][7]同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常委會，學習中央領導人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精神，提出「解決學潮問題」的6條意見。[29]
198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獻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搞好改革、開放的根本保證》，社論稱「要使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把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推向前進，搞好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32]
1987年1月2日，在鄧小平就學潮問題發表談話3天以後，胡耀邦寫了一封為題《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給鄧小平[1][3]，「承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還表示了這樣一個意思：自己不適宜再擔任總書記，願意主動辭去總書記職務。[33]
1987年1月6日，針對1986年10月始在北京、合肥、上海等地相繼發生學潮，出現學生遊行示威的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將《鄧小平同志關於當前學生鬧事問題的講話要點》傳達到全黨和全國人民。[34]
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黨中央一級召集了黨的生活會。會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要求。[34]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班子。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同時遭到撤職，管惟炎和方勵之調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同日，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免去管惟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副書記和研究生院院長職務，管惟炎調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員，方勵之調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員。[35][36][37][34]
1987年1月13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2013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改組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該署負責全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管理工作。同日，中共中央紀委發出《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要求共產黨員必須自覺地遵守黨章，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堅決同一切違背黨章的錯誤言行進行鬥爭，是各級黨的組織和每個黨員義不容辭的職責。不管是誰，如果違犯黨的政治紀律，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就要受到黨的紀律處分。對於少數不顧黨組織一再警告，恣意妄為的，嚴重危害黨的人，要堅決清除出黨，以保持黨的純潔性。同日，時任《上海文學》編輯部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第五屆理事的王若望被中共上海市紀委開除黨籍。[34]
198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又決定將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的講話傳達到全黨。[34]
1987年1月16日，鄧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胡耀邦進行了嚴肅的批評[1]。在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為「主張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失誤」而辭去總書記的職務[34][38][39]，由一致推選的趙紫陽代理[9]。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紀委宣佈開除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黨籍。
1987年1月23日，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被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34]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充分認識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重要性和長期性」[10]。但與中共歷次黨內政治鬥爭所不同的是，中共規定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內進行，不搞政治運動。隨着「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式開始，國內媒體紛紛載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其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言論受到重點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被視為「八六學潮」的主要思想根源。[34]
1987年3月9日－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貫徹1987年以來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有關文件精神，討論和研究當前宣傳理論工作和報刊的整頓問題。時任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趙紫陽在會上發表講話。[34]
1987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時任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趙紫陽發表講話。趙紫陽在講話中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情況已經扭轉，大氣候變化了，局勢已經控制了」，[40]並批評了黨內保守派企圖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擴大化」的論調，稱「所謂打破四號文件『框框』的論調，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論」「這種論調，同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宗旨沒有共同之點」。這次講話標誌着由「八六學潮」所引發的一系列政治風波的結束、以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表明中共十三大將把政治改革計劃列入會議內容。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吳偉評論趙紫陽的講話稱：「這是一篇精彩的講話，它在理論上、實踐上給了左派們想用反『自由化』阻擋改革開放的企圖以致命一擊，後來被人們稱為趙紫陽『5.13講話』。」[41]
八六學潮中「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僚，反腐敗」的口號聲，震驚中南海。黨內保守派高層將學潮的爆發歸咎於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知識分子煽動，迫使胡耀邦辭職，亦為六四事件埋下伏筆[42][43]。部分八六學潮的參與者決心繼續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陳破空於1987年畢業後分配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開始在廣州傳播八六學潮爭民主的主題思想，與廣州當地的活躍人士一道，策劃醞釀1989年的民主運動，並成為在廣州的發起人和組織者。[6][44][45]積極參與八六學潮的北京大學研究生劉剛、封從德等人後來也分別成為北京八九民運的發起人和組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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