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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學共鬥會議（日語：全学共闘会議／ぜんがくきょうとうかいぎ），簡稱全共鬥，是日本各大學的學生運動團體在1968年、1969年實行包括路障封鎖、罷課在內的實力鬥爭之際，由崩得系、三派全學連等組成的跨學院跨黨派組織的大學內部聯合體[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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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全共鬥是由各大學的學生組成的，所以其分期、目的、組織與運動方針等都是分歧的。其中，以日大全共鬥和東大全共鬥最有名。東大全共鬥提出了「大學解體」、「自我否定」等主張，透過媒體廣為傳播。以「實力鬥爭」為前提，在示威中與機動隊發生衝突的時候，還使用了投石和武鬥棒。
全共鬥也參與了東京大學事件，主導七個學院代表團，與大學當局簽訂確認書結束事件。中止入學考試後，文部省採取行動，為了解除罷課，行使實力，至此，對抗全共鬥成為了引進機動隊的契機。在日本大學中，與全共鬥對立的是體育會系、民族派系。
在全共鬥前的學生運動，主要是以維護學生生活為目的進行的罷課，但能取得校方讓步的事例非常罕見。對此，全共鬥運動的特點是，作為戰術，展開封鎖校館、路障等實力鬥爭，發展成為阻止教職員出入的鬥爭方式。
- 御茶水女子大學：1965年9月22日開始，學生反對修改宿舍規定，發動無限期罷課。但受到反對罷課的呼聲，在9月30日的學生大會上解除罷課。
- 高崎經濟大學：1965年9月，市政府以財政困難為由提出私校化建議，受到教授會與學生的反對，最終停止私校化。作為私校化的替代方案，市政府改提出大幅上調學費。學生們雖然展開了反對上調學費的鬥爭，但陸續受到處分。
- 東京商船大學：1965年11月5日至26日間，爆發罷課，但是在26日的學生大會上解除罷課。
- 早稻田大學：雖然有針對修改學館規定的鬥爭，但真正因為12月大幅度調漲學費的措施，因此反對鬥爭才一舉成為熱點話題。從1966年1月18日的第一法學部開始，第一商學部、第一政經學部、第一理工學院、第一理工學院、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院等接連展開罷課。入學考試是以機動隊駐紮校園的形式進行的。6月，理工學院解除罷課，最後文學院解除罷課，結束鬥爭。
- 明治大學：1966年11月24日上午開始反對提高學費，在和泉校舎發動無期限罷課，稱為「明大紛爭」。最終以學生方的失敗落幕。
- 慶應義塾大學：1968年，美軍資金流入醫學部為契機，學生發動了以路障封鎖全校，但由於留級問題，學生通過投票，解除封鎖。
- 中央大學：1966年12月8日，4000名學生參與學生會館的管理運營權會議，並與校方進行協商。然而，校方拒絕學生方要求，學生方到了晚上就發動路障罷課。最終，校方妥協，接受學生方的要求。25日，解除路障。
- 國際基督教大學：1963年反對學費上漲鬥爭、1966年生協設立鬪爭，1966年5月反對以「能力開發研究所測驗」取代原本入學測驗的鬥爭，與反對考試費用上漲1.67倍的鬥爭合流。雖然透過佔領系館達到目標，但是因沒有退縮，也產生63名的遭處分者。
學生運動，在各大學各有不同，但一般被稱為「全共鬥」的，指以下日本大學及東京大學的全共鬥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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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東京國稅局通過搜查日本大學時，發現了22億日元的用途不明的資金。在當時的日本大學，學生會正不滿時任理事長的古田重二良的治校方針，而用途不明金問題遂成為導火線，使學生對大學當局的不滿爆發。5月23日，日本大學發生第一次示威──「200米示威」（二百メートル・デモ）。5月27日，選出秋田明大為議長，學生結成了日本大學全學共鬥會議，即日大全共鬥。理事會回應全共鬥爭要求。9月30日，在兩國講堂，學生與大學方舉行「全學集會」的交涉。共有3萬5千名學生參加了集會。全共鬥稱此次集會為「大眾團交」，即工會法中勞工與資方間的集體協商。經過12個小時的協商，大學曾一度接受全共鬥方要求的理事會總辭、等要求。然而，第二天，佐藤榮作首相表示「大眾團交脫離了常識」[2]，而大學方也撤回了與學生的約定。於是，持有日本刀的體育會系學生闖入兩國講堂，隨後機動隊進入講堂，而全共鬥的學生以鼓掌迎接，但機動隊卻只鎮壓了全共鬥方的學生。至此，日大鬥爭趨於平靜，而一部分學生轉入東京大學事件等事件。日本大學事件平息之後，在武藏野台站的臨時學校重新開始上課。臨時學校周圍皆是空地和農田。10多個臨時校舍環繞鐵絲網，而入口處有職員要求出入者出示學生證，因此被稱為「日本大學奧斯維辛」（日大アウシュビッツ）。
1967年，東京大學方面，醫學部學生，因不滿以醫師登記制度取代原先的「研修醫制」，而展開罷課。[3] 最終校方不當處分抗議學生，升高雙方衝突；學生佔領了安田講堂。同時，於7月5日，選出山本義隆為議長，結成了東大全共鬥。東大全共鬥也和日大全共鬥一樣，以路障封鎖大學內部的建築物，要求與校方進行「大眾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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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8年開始到1969年為止，全共鬥運動以日大鬥爭、東京大學事件為契機，擴散到了全國大學。[4][5]
全共鬥最初是針對各大學個別問題(如學費問題等)結成的跨各校學生會組織。此後，在經歷大學當局的強硬應對和政府及機動隊的介入下，逐漸全校化，成為了「對大學、學生和研究者重新定位，以大學理念和學問為主體的運動」。[6] 現在的大學是，「納入帝國主義式管理的『教育工廠』，教授會成為負責其管理秩序的『權力的基層機構』。至此，『大學自治』已經只是幻想。故解散管理秩序全體成為最大的課題，需以全校路障封鎖等暴力行為，對大學解體。此外，從內部否定作為身分的『自己是學生、研究員』的『自己否定』的思想問答也非進行不可。因此，全校路障封鎖具有解體帝國主義大學的政治性，同時具有自我否定的思想性。」[6]
如此這般，在東京大學事件中，出現了「大學解體」、「自我否定」的口號，超越了大學內部問題的框架，變成「學生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鬥爭」的形式。[6]這使得鬥爭無法透過各大學的妥協而結束，而且也成為後來鬥爭敗北後運動一下子解體的原因。作為運動早期參與者的吳智英表示「『自我否定』是『自我肯定』。為了出人頭地追求學問，就越發現自己遠離了學問的本義。這就是所謂的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不是以目標為目標的。其結果就是自我肯定。」[6]
1968年11月22日，東大本郷校區安田講堂前舉行「東大、日大鬪爭勝利全國學生總決起集會」，聚集近2萬名學生。[6]11月1日，東京大學的校長大河內一男、各學院院長、監事因紛爭負責而辭職。1968年至1969年期間，有30多所大學在被路障封鎖的情況下過年。
1月18日、19日，8500名機動隊向被路障封鎖的安田講堂發動攻擊，展開了72小時的攻防戰，東大全共鬥運動進入了收尾階段。
然而，「東京大學事件之後，全共鬥運動以烈火燎原之勢向全國擴散。」[6]1969年之際，以京都大學為開端，北海道大學、東北大學、一橋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東京教育大學、橫濱國立大學、靜岡大學、信州大學、金澤大學、名古屋大學、大阪大學、大阪教育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岡山大學、廣島大學、九州大學、熊本大學、明治大學、早稲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法政大學、日本大學、東洋大學、中央大學、同志社大學、立命館大學、關西大學、關西學院大學等，日本主要國立、私立大學約8成、165校因全共鬥進入鬥爭狀態，全校遭到路障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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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共鬥，是各大學內的各主要黨派聯合體，多為一般學生參與，沒有特定的思想、組織與目標，且其經過的全貌、形態、評價也有各式各樣。[7]當時進行街頭鬥爭為「三派全學連」，即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國委員會及社青同解放派的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此外還有，支持前者的第二次崩得、革共同以及其他新左翼組織。此外，也有主張三派全學連不等同全共鬥的參與者。[8]
進入1970年代，新左翼各組織間發生內部暴力事件，內部不斷分裂。此外，聯合赤軍引發的山嶽基地事件、淺間山莊事件，以及日本赤軍發動淀號劫機事件等事件，激進的學生運動迅速失去支持，使得自然發生的全共鬥運動也迅速瓦解。[9]
「一次性發起的全共鬥運動瞬間平息了。」[6]1969年9月5日，在日比谷野外音樂堂，全國78個大學，26000人參與結成全國全共鬥，由東大全共鬥的山本義隆擔任議長，日大全共鬥的秋田明大擔任副議長。具體來說，全國全共鬥是中核派、社學同、學生解放戰線、學生國際、共學同、反帝學評、社會主義學生戰線、社會主義勞動者黨等新左翼八黨派組成的「實質性黨派共鬥」。[10] 然而，此團結止不住運動的頹勢。另一方面，8月3日，在國會，佐藤內閣通過了《大學運營臨時措置法》，規定在最壞的情況下，可以透過文部省的命令，停止整個大學的運作。[11] 至始，重視大學自治、希冀大學自力解決的大學職員及成員開始憂慮大學倒閉。在下學期課程開始的9月份，為了解除路障，多數大學都請求機動隊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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