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間在中國南方巡視。期間他收到消息指林彪之子林立果策劃刺殺，臨時改變計劃提前回到北京。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林彪受到毛澤東衝擊，但始終拒絕表態檢討。毛澤東為了敲山震虎，同時為林彪下台製造輿論，決定拋開中央，秘密南巡，在地方上散佈對林彪的不滿。毛澤東在南巡時，將林彪問題提高到了類似於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路線鬥爭」的程度，事實上將林彪與劉少奇的性質等同。
背景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受批判，林彪與毛澤東的關係出現裂痕。
1971年8月，毛澤東開始對林彪勢力採取行動，具體措施是「甩石頭」（指批文件和找人談話）、「摻沙子」（派出非林彪系官員滲透其中，主要指本來由林彪勢力把持的軍委辦事組）和「挖牆腳」（改組部門，主要指北京軍區和衛戍區）[1][2]。
經過
1971年8月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南方巡視。16日到武昌。在武漢，毛澤東同武漢軍區兼湖北省負責人劉豐談話一次；同劉豐及河南省負責人劉建勛、王新談話一次；同已調國務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負責人的華國鋒談話一次。離武漢前，還同劉豐談話一次。28日到長沙。在長沙，毛澤東同華國鋒和湖南省負責人卜占亞談話一次；同廣州軍區兼廣東省負責人劉興元、丁盛，廣西壯族自治區負責人韋國清談話一次。後又同華國鋒、卜占亞、劉興元、丁盛、韋國清集體談話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同南京軍區兼江蘇省負責人許世友、福州軍區兼福建省負責人韓先楚、江西省負責人程世清談話兩次。程世清此時向毛澤東揭發林彪[3]。
主要內容：
……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麼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也瞞着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我看他們的突然襲擊，地下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
……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快收回記錄。既然有理，為什麼收回呢？說明他們空虛恐慌。1959年廬山會議跟彭德懷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跟劉少奇的鬥爭，也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
……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麼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此處與之前李文普的說法不同――編者注），我去找他們。……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
毛8月31日到南昌後，獲悉周宇馳曾到江西把一輛水陸兩用汽車用飛機運走，9月3日他離開南昌到達杭州。毛澤東到杭州後，叫把專列轉移到紹興。9月10日毛澤東突然決定下午走，也不要送行。離開杭州3個多小時後到達上海。他沒有下車，叫人打電話通知許世友到上海來。第二天上午，許世友一下飛機就坐車直達毛澤東專列。毛澤東在火車上和許世友、王洪文談話，談完話，叫王洪文請許世友到錦江飯店吃飯。汪東興送走他們後剛回來，毛澤東就說：「我們走，不同他們打招呼。誰也別通知，馬上開車。先發前衛車。」
1971年9月12日到天津後。毛澤東讓隨行的張耀祠打電話通知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到豐臺火車站。李德生回憶，毛先問了李德生近日訪問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的情況，隨即說：「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路線。路線正確，就有了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也會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他講了黨內多次路線鬥爭的歷史。接着又說：「這次廬山會議搞突然襲擊，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五個常委瞞着三個，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出簡報煽風點火，這樣搞是有目的嘛……我那個文章(指《我的一點意見》)是找了一些人談話，作了一點調查研究才寫的」。……「天才問題是理論問題，他們搞唯心論。……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不設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頂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半句也不頂。等於零。」李德生按照命令調動38軍的一個師到南口[4]。
林彪方面動向
毛沿途找各地負責人談話時，一再強調他的談話不能外傳，但林彪的親信在得知內容後轉告了林彪。據官方說法，林彪因此策劃政變。
據官方資料，9月8日林彪下達武裝政變手令，手令上親筆手書：「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這個手筆後來特別法庭鑑別特徵時，字跡專家鑑定出自林彪手筆。而作家肖思科將「手令」殘片複印件和林彪書法複印件提供給一位字跡鑑定專家，其結論與特別法庭相同[5]。但林立衡回憶道，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許多書信都不是林彪的手筆，連簽名也是工作人員摹仿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按照他們的政治需要隨意修改林彪的講話記錄。九一三事件後，「四人幫」掌握着林彪專案，毛家灣的所有物證都經過江青等人的篩選，部分證據被偽造。[6]
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馳先後分別向江騰蛟、王飛以及「聯合艦隊」的其他骨幹傳達命令，計劃中有三個方案，一是用火焰噴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澤東乘坐的火車；二是用100毫米口徑改裝高炮，平射火車；三是讓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帶上手槍，在毛澤東接見時，在火車上動手。
他們的計劃後來落空，最終林彪等人出逃，即九一三事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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