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簡稱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亦稱1970年廬山會議）於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廬山舉行，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上的第三次廬山會議。因為這次會議直接涉及到了當時黨的接班人林彪和後來發生的九一三事件，因此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由於這次會議直接涉及到林彪事件性質問題，並關係到對黨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林彪矛盾的評價，所以後來各方在敘述事件的時候，存在巨大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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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議的主要焦點在於二百多個中央委員跟着陳伯達，汪東興「揪壞人」（張春橋），但是後來對於這次會議和所發生事件的記述，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毛澤東和後來的中國共產黨官方將九屆二中全會的焦點認定為林彪發起突然襲擊，企圖篡奪空缺的「國家主席」職務和陳伯達提出「天才論」[1][2]；而以參加會議者吳法憲等人[3]，以及非官方史學界[4]則認為九屆二中全會矛盾的真正焦點在於陳伯達和幾乎全體中央委員向張春橋發起聲討，因此才有毛澤東所說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而所謂的「中國國家主席存廢問題」和「天才論」，僅僅是後來毛澤東為了懲治林彪和陳伯達而尋找的藉口。林彪本人也曾經指出：「他們妄想要從我們的自我批評中得到什麼東西，這是不可能的，在廬山興師動眾鬧了幾天，還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論』和設『國家主席』兩個問題。」[5]
前奏
九屆二中全會召開的背景是在中共九大的新黨章明確規定了林彪接班人地位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死亡後，中共中央為貫徹中共九大精神而召集二中全會討論修改憲法，以便提交四屆人大審議。在九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陳伯達和張春橋因為爭奪起草權而發生了激烈爭鬥，最終張春橋的報告草案被毛澤東採用[6]。
1968年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因劉少奇被罷免黨內外一切職務，國家主席職務空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1970年初提出要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新憲法，於是成立了以康生為首的憲法起草小組。1970年3月，毛澤東在收到周恩來送來的憲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後明確與汪東興說，「憲法中不要寫國家主席這一章，我也不當國家主席。」[7]。3月8日晚，汪東興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建議[8]。整個過程中，林彪僅有一次單獨表態，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周恩來向政治局轉達了林彪的建議，「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9]。
1970年8月13日午前，以康生、江青為首和以陳伯達、吳法憲為首的政治派別就憲法草案涉及毛澤東的內容發生激烈爭吵。爭吵的主要話題在於是否在國務院一章加入「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和是否設立國家主席。在這兩個問題上，吳法憲等人堅持寫入「毛澤東思想」和「設立國家主席」，但是張春橋卻反對吳法憲，並提出「赫魯曉夫天才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影射林彪。張春橋的說法引起了林彪的強烈不滿，為此林彪向毛澤東告狀。最終經過周恩來調和，小組通過的憲法草案裏面基本採用了吳法憲的說法加入了「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南」。但是這個問題導致了林彪派和江青派的矛盾逐漸激化，並成為九屆二中全會上激烈鬥爭的導火索[3]。
經過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廬山舉行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原先設想，這次全會的主要任務是審議康生提交的憲法草案，審議李先念的1971年經濟工作報告，以及戰備工作。出席這次全會的有155名中央委員、100名中央候補委員。全會前的常委會上，毛澤東詢問林彪是否要發言，林彪向毛澤東說明了8月13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反對提天才、反對將「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寫入憲法和說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的」是諷刺等情況[3]。毛澤東同意林彪進行批評發言，但告訴林彪不要點名張春橋，並稱「張春橋的後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得」[1][3]。但是後來1971年毛澤東南巡時不認帳，堅持認為林彪發言沒有同他商量[10]，《毛澤東傳》等官方史料聲稱林彪是突然襲擊，但亦承認林彪在會議前曾向毛澤東和其他常委表示要講點意見[11]。
全會第一天，首先由康生作憲法草案報告，然後由林彪發言。林彪講了一個半小時，主要內容是肯定康生的主張，設立國家主席，並讚揚毛澤東是天才。8月24日上午，根據吳法憲的提議，大會改變了原有的議程，討論林彪報告。全體中央委員除五位中央常委外，集合由汪東興主持，聽兩遍林彪講話錄音。下午分組討論。全會分六大組，即華北組、東北組、華東組、中南組、西北組、西南組。
分組討論期間華北組發生了激烈的鬥爭。陳伯達和汪東興在華北組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反對毛主席是天才。陳伯達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是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公報，但是竟有人說這些話是一個諷刺。這樣的人要否定公報，要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吳法憲同志說過一句很好的話，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12]汪東興也說：「在關鍵的時刻，林副主席的態度是正確」，「林副主席特別強調說，在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這一條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中最重要的一條。」「有的人不僅不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連毛澤東思想都不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可以識破這些壞蛋。陳伯達接話：「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歡喜的跳起來了。」汪東興的發言立即引起華北組的中央委員響應，討論會氛圍熱烈。陳毅說：「我完全贊同林彪同志的意見。天才確實有，我贊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堅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誰反對天才我就反對他」[3]。大家紛紛表示要抓壞人，矛頭直指張春橋。
其他組也紛紛表示擁護林彪的講話，李作鵬在中南組說：「憲法修改草案是經過鬥爭產生的，有人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有人反對稱毛主席為天才。」「本來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他都反對，說不符合歷史。」[13]
24日當晚華北組會議結束後，會務組將陳伯達和汪東興的發言稿做了整理，將稿件送給兩人審閱修改。深夜12點，簡報組向陳伯達要修改後的稿子，陳伯達說還沒有改好，讓先出簡報。汪東興的講話稿也沒有交還會務組。會務組只綜合了華北組代表的發言內容，出了一份簡報，歷史上叫做華北組二號簡報。
24日晚上，受到全會攻擊的張春橋和姚文元跑到毛澤東住處，抱住毛的大腿大哭，把毛的褲子給哭濕了，毛大怒（汪東興回憶）[3]。這成為九屆二中全會的轉折點。
8月25日清晨由李雪峰、吳德、解學恭三人簽發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華北組第二號簡報）。上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找毛澤東。中午，毛澤東拿着華北組「六號簡報」批評汪東興。下午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各大組長也參加。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三項指示：第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在開幕式的講話。第二，收回華北組2號簡報。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毛十分嚴厲地說：你們繼續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他還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會議根據毛的意見會議決定收回「六號簡報」，立即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責令陳伯達作出檢討[1]。
之後，汪東興把陳伯達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呈給毛澤東。毛澤東閱後，寫下了《我的一點意見》。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裏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裏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8月26日、27日，根據毛的意見，周恩來、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要吳作檢討。8月29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陳伯達、吳法憲作了檢討[1]。 9月1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組召集人開會，明確指出，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發言犯了錯誤的人都要作檢查。還要求林彪召集吳法憲、葉群、邱會作開會，聽他們作檢查。
9月6日下午，九屆二中全會舉行閉幕。毛澤東發言指會議有人搞事，並再次強調不當國家主席[14]，否定了天才的說法，將「設國家主席」定性為「反革命綱領」[1]。9月9日晚，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公開發表。[15]
後續
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該運動的主要目標是陳伯達的天才論。毛澤東說，「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200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從來沒有見過」。儘管這次全會的主要矛盾焦點在於華北組對張春橋的批判，但是毛澤東在會後始終把目標集中在陳伯達的天才論，而絕口不提張春橋遭到批判。但是在私下場合，毛澤東仍然將事情的真相吐露出來。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永貴回憶說：
1970年8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曾經召集我和紀登奎、吳德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陳伯達在會上的矛頭是針對着春橋，實際上是對着我的，只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
會後，對陳伯達的批評逐漸演變到了對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的批判。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逐漸被毛澤東批鬥，問題逐漸往林彪身上延伸。毛澤東除了批判黃永勝等人外，還採取了拋石子，摻沙子等做法。召開華北會議、改組北京軍區，並在軍委安插親信，毛林關係急劇惡化。從1971年開始，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林彪。毛澤東批評說：「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指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在會見斯諾的時候，毛澤東公開說「什麼四個偉大，討嫌」。在8月毛澤東南巡時，更是公開批判林彪，說「這次廬山會議，又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還公然表示「林彪同志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
在南巡過程中，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問題，並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成為後來給林彪定罪的主要理由。 如今的中共官方則指，林彪在毛澤東聲明不當國家主席的情況下仍堅持設，是林要當國家主席「奪權」，其後「林彪集團」則籌劃出《「五七一工程」紀要》謀殺毛[17]。
九屆二中全會對張春橋的批判直接導致了毛林關係惡化成為九一三事件的主要起因，而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對九屆二中全會的記載仍然維持着毛澤東後來的論調，即「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
記述和爭議
九屆二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直接關係到了對林彪的歷史評價。有史學家認為[18]，對於這個歷史事件，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既不能站在張春橋一邊批判林彪和陳伯達向張春橋開火，又不能站在林彪一邊反對毛澤東保護張春橋，因此只得迴避張春橋問題，並繼承了毛澤東的「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這樣的理由來批判林彪。中共對九屆二中全會的記載完全是從設立國家主席的角度進行的，而迴避了張春橋的實質問題。例如人民網《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圍繞設不設國家主席的一場鬥爭》。[19]
王年一等人認為，毛澤東當年給林彪陳伯達找到的罪名只有兩個：1，天才論，認為毛澤東是天才；2，認為林彪急於當國家主席，篡黨奪權。但是第一個罪名從邏輯上也無法成立，實在算不上罪名，因此後來的中共只好採用了第二個罪名。但是指控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不僅毫無證據，而且理由非常拙劣，是文革的一個冤假錯案。
1980年，在審判林彪四人幫集團的時候，中共中央有意將張春橋的政敵陳伯達劃入了江青集團。[來源請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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