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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27日廣州反清武装起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黃花崗起義，又稱黃花崗之役，是中國同盟會於1911年4月27日（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國廣東省廣州發起的一場起義。這場起義於1910年11月13日在檳榔嶼會議上由孫文提出，並由黃興主持籌劃。1911年1月18日，黃興在香港成立起義統籌部，以趙聲為總司令，黃興為副總司令。初定起義日期為4月13日，但由於武器裝備尚未到位、溫生才自行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策應起義的新軍大部即將退伍等多種原因，起義時間最終被推遲至4月27日，即農曆三月廿九日。4月23日黃興趕赴廣州成立起義指揮部。起義原計劃配合新軍、巡防營和巡警隊，分十路進攻奪取廣州城，並進一步推動全國範圍的革命。但起義信息泄露，指揮部被迫遣散大量人員，原攻城計劃則轉為刺殺計劃。4月27日起義正式爆發，因姚雨平、胡毅生和陳炯明按兵不動，原計劃的四條進攻路線僅剩黃興一部130餘人。起義部隊之後攻入兩廣總督署，發現總督張鳴岐已經逃跑。水師提督李准的兩個防營隨即前來鎮壓，起義部隊在隨後的巷戰中被衝散，大多被俘或陣亡。關於起義失敗的原因，黃興認為除了武器裝備運輸緩慢、溫生才刺殺孚琦等意外事件之外，姚雨平等人貪生怕死而不配合起義為主要原因。而姚雨平等人認為自己只是支持起義延期，並非貪生怕死。
起義中的死難者被同盟會會員潘達微組織社會力量安葬於紅花崗。潘達微認為黃花崗比紅花崗更能代表烈士的精神，故稱烈士安葬地為黃花崗，此名後來廣為接受。中華民國成立後，農曆三月廿九日即為革命先烈紀念日。在1924年國民黨中執委會議上，因考慮到農曆存在閏三月，遂將起義紀念日期改至陽曆3月29日以避免混亂。1943年國民政府將3月29日定為中華民國青年節。
1908年，同盟會會員倪映典加入廣州新軍，並在新軍中發展革命力量，許多新軍士兵被發展為革命黨。1909年11月，同盟會在香港正式成立南方支部，胡漢民擔任支部長。單獨負責西南各省的黨務和軍務。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組織廣州新軍的一標、炮一營、炮二營、工程營、輜重營等共計三千餘人發動起義，是為庚戌新軍起義。起義開始後不久，倪映典隻身與清軍談判，在談判結束時遭清軍殺害，起義部隊隨即失去指揮，不久即宣告失敗。但這次起義極大鼓舞了華僑對革命的信心，大批華僑自發給同盟會捐資來資助革命；同盟會方面也從這次起義中意識到，新軍可以作為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須要有合適的指揮者[3]:764-773[4]。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檳榔嶼與黃興、趙聲、胡漢民等舉行會議，會議考慮到廣州新軍第二標因被繳械而未能參與之前的起義故而得以完整保留，以及第三標一營和巡防隊也有相當數量的革命黨人，於是決定在廣州再舉行一次起義。會議還計劃，在起義勝利之後，由黃興和趙聲各率領一部起兵北伐，以期取得全國範圍的響應[3]:773-775。因此是次起義也稱第三次廣州起義。
1911年1月18日，黃興抵達香港，主持這次起義的籌備工作。1月底，黃興成立了起義統籌部並自任部長，以趙聲為副部長。起義統籌部下分八個課室[3]:775-776：
各課在廣州共設置了38處分支機關，很多機關為同盟會的女會員以女眷身份作為掩護而租賃的。此外在廣州百花街，起義統籌部還設置了實行部，負責製造炸彈和準備暗殺活動[5]:33,44。
1910年11月13日，在孫中山等人在南洋等地籌集了所有的起義資金之後。最終在檳榔嶼舉行了兩次會議（即「庇能會議」和「緊急會議」），該會議主要是策劃該起義的時間點。最終確定了日期為三月廿九日。
檳榔嶼會議結束後，孫文等同盟會會員着手籌集起義經費。為此，孫文特意致函咸馬里和布思，委託他們在美國籌集錢款。此外黃興在東南亞的新加坡、暹羅、吉隆坡等地募集款項；胡漢民、鄧澤如、謝良牧、姚雨平等人也分別從事籌款事宜。陳耀垣、馮自由和黃芸蘇等人則負責在美洲等地籌款。所有的籌款活動幾乎全靠募款人的遊說。經多方奔走，同盟會會員們在美洲募集到了77000元，在英屬南洋募集到了47663元，在荷屬南洋募集到了32550元，總計157213元。[3]:776[6]
本次起義原本所依賴的武裝力量，包括新軍第二標、巡防營和警察。但由於警察並沒有戰鬥力，且巡防營經常被派駐在廣州以外的地點，黃興和趙聲等人就將新軍第二標作為起義的骨幹。在此基礎之上，起義統籌部計劃核查新軍原有的同盟會會員的情況，以便分派任務；並在舊有基礎之上，在士兵和官員之中發展新的同盟會會員。庚戌新軍起義之前，加入同盟會僅僅簽訂一份盟單。此次起義籌備時，在簽訂盟單的基礎上，每人再配發1元。相關的盟單在簽訂完成後隨即回收至香港的同盟會南方支部。此外，起義統籌部還試圖發動廣州周邊的巡防營、警察和民軍，讓他們在起義爆發時從外圍向廣州發動進攻。為此，黃興長子黃一歐等四人在1911年初抵達廣州並投考了巡警所，最終順利通過考試。隨即這四個人在巡警中展開了起義宣傳。[3]:776-778[7]
此外，起義統籌部吸收了庚戌新軍起義的經驗教訓，決定選拔一批能直接聽命於起義領導機關的人員作為骨幹隊伍，其中包括黃興所轄的林時爽、方聲洞、林覺民、喻培倫、熊克武等人，以及趙聲所轄的宋玉琳等人。這些人被選作發難的先鋒，稱為「選鋒」，起初招募了500人，經擴招後總人數達到800人。這些選鋒來自除留學生之外，還有大量來自海外的華僑，其主要作用包括突襲清軍在廣州的指揮機構和軍火庫等地，並打開城門引支持起義的新軍入城。作為相配套的舉措，起義統籌部花費了65981元購買了大量槍械和子彈，以供選鋒使用。[3]:776-778[6]
起義統籌部還聯絡了湖北、湖南等地的新軍，相約在廣州起義成功之後互為響應。另外，起義統籌部在上海設立了辦事機關，以和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革命黨人取得聯繫。同時，統籌部還派遣了方君瑛等人前往桂林，與廣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相接洽，以便起義成功後相互相應[3]:778-779。
1911年4月8日，黃興主持召開了起義統籌部的發難會議。這次會議中，將趙聲任命為總司令，黃興任命為副總司令[a]。會議還確定了起義部隊攻打廣州的十路進攻計劃[3]:779-780[8]：
此外會議還設置了放火委員，在旗界和租界設置了9處放火點，起義時由同盟會女會員放火，以便擾亂清軍軍心[1]:47。
會議制定的起義時間原為4月13日[3]:780。但由於4月8日同盟會會員溫生才自發地前去刺殺水師提督李准[b]，並最終殺死廣州將軍孚琦[5]:38，導致清政府嚴密設防[3]:780，起義統籌部最終決定推遲至4月底舉行起義。黃興先行於4月23日進入廣州，並將起義指揮部設在了越華街小東營五號。24日，起義指揮部召開作戰會議商討起義的具體事宜，期間胡毅生和陳炯明以起義所需款項尚未到齊，購買的軍火也沒有到位為由請求推遲起義時間，經商議後起義時間推遲到26日。而趙聲由於在廣州熟人太多，為了避免暴露，決定延後抵達廣州，並以宋玉琳為自己的臨時代表[1]:48-49。黃興到達廣州後，以軍火仍未到齊、新軍第二標的士兵將於農曆四月初大批退伍等原因，將起義時間向後推了一天，定在了當月27日，即農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3]:780。
4月23日至25日，清政府突然收回了新軍的槍械上的槍機，同時大批清兵進入廣州城，而始平書院、三眼井等革命黨人的軍火庫遭到清軍的突擊檢查，裝備全部被清繳[3]:780-782，運輸的炸藥也被清軍搜走不少[5]:43。另外，清軍在城內的龍王廟突然增加了駐紮兵力。起義指揮部因此認定，起義的信息已經被泄露。香港統籌部對此給出了緩期起義的建議，陳炯明和朱執信對此持同意態度，而姚雨平對於臨陣反覆更改時間持反對態度，認為如此做起義必然失敗。黃興見此情形，認為繼續延期與解散起義部隊無異，遂下令解散起義部隊。但鑑於此次起義已經花費十萬餘元，黃興為今後革命能夠繼續向華僑籌資，最終決定以個人行動的方式舉行起義[1]:49。
4月26日上午，遣散令發出，大多數革命黨人陸續撤出廣州。此時林時塽、喻培倫以廣州城內巡警局正在大規模搜查革命黨人為由，建議立即發動起義，否則即使遣散也會被逮捕。黃興接受了這一建議，於是準備集結尚未撤離廣州的三四十名革命黨人直接攻擊兩廣總督署。此時姚雨平和陳炯明回報，稱與同盟會聯繫密切的順德第三營被調回了廣州[1]:49-50。鑑於這一情形，黃興立即電告香港總部，表示仍將舉行起義，起義時間仍定在4月27日。因大批革命黨人已經離開廣州，原有的攻打廣州城的計劃，轉為以暗殺廣州城內清政府高官為主要任務的計劃。在新的計劃中，原有的十路攻打廣州城的計劃，也由於人手不足而縮減為四路進攻[3]:781-782[9]：
計劃制定完成之後，黃興向香港總部再次發出電文，敦促革命黨人儘快趕來廣州，策應起義[3]:782-783。但香港方面建議晚一天發動起義，以便撤回的革命黨人能夠返回廣州參加起義，但黃興仍決定於4月27日發動起義[1]:49-50。是日為農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因此起義也稱三二九廣州起義或辛亥廣州起義。
4月27日，黃興所部以在胳膊上纏白布，腳穿黑面樹膠鞋，作為分辨敵我的標誌。當天下午五點三十分，起義正式爆發，但參加起義的僅有黃興一隊，其餘三隊均未出現。僅剩的起義部隊被均分為兩個部分，其中一部由黃興率部離開小東營的起義指揮所後直撲兩廣總督署；而徐維揚則率部殿後。黃興所部抵達兩廣總督署，林時塽等人用炸彈擊潰守門的衛兵。選鋒們隨即突入署內並與其餘衛兵展開槍戰，候補知府李象辰和總督衛隊管帶金振邦在槍戰中被打死。革命黨人一度佔領兩廣總督衙門，之後黃興負傷[10]:202。
黃興等人四下搜捕兩廣總督張鳴岐，卻發現張鳴岐已經逃往水師行台。此時喻培倫帶領數名選鋒攻打督練公所。很快李准派自己下屬的兩個防營分三路圍堵起義部隊。起義部隊隨即縱火後撤出衙門，撤出時遭遇到了一支巡防營部隊，林時塽誤以為對方是前來接應的部隊並上前接觸，但這支部隊其實是李准下屬的巡防營，林時塽當場遭槍殺。撤出衙門時，黃興右手的兩根手指在交火中被子彈打斷[3]:783-784[5]:55[1]:51-52,55-56,71-72[11][12]。
由於起義軍和政府軍力量懸殊，黃花崗起義很快失敗，大批革命黨被捕犧牲[13]:66。
此後黃興將部隊分為三路突圍[3]:783-786[5]:42,54,58,59[1]:55-60[7][8]：
起義之中，被俘者至少31人，其餘大部陣亡，只有極少數人倖存。被俘人員中包括宋玉琳、陳可鈞、李文甫等人，在被清政府審訊後遭到殺害。黃興、朱執信等逃脫，喻培倫、林時爽、林覺民、方聲洞等赴死[14]:371。
起義被鎮壓後，廣州城全城戒嚴，清軍和巡警組成的軍警搜查隊在城內搜捕未來得及逃離的革命黨人，只要發現疑似革命黨人，當即槍殺。此外軍警搜查隊還在城內搜查革命黨人存放的各類武器，搜出大量槍支、炸彈等。得知起義事發之後，趙聲和胡漢民率領部分選鋒趕赴廣州，卻因清軍戒嚴而無法進城，只得分批撤退。趙聲隨後在「胡宅」內與黃興會合。而黃一歐則在廣州戒嚴有所鬆懈時，從暫避處趕回了香港。[3]:784-786[5]:42,54,58,59[1]:55-60,65,69[7]
黃興在起義失敗之後，與胡漢民一同撰寫了一份起義始末的報告書。在這份報告書中，黃興將起義失敗歸咎於四點：一是準備時間過久，人比軍械先到，導致泄露了風聲；二是起義隊伍中出了叛徒，讓敵人提前做了準備；三是溫生才自作主張的刺殺行動和新軍的退伍，都是對起義造成意外影響的障礙；第四是姚雨平、胡毅生和陳炯明三隊人馬臨陣脫逃，導致起義部隊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黃興在報告書中稱姚雨平等三人為「鼠子」，抨擊三人貪生怕死臨陣脫逃。而姚雨平在起義失敗後輾轉於南洋多地舉行報告會，稱自己和另外兩人僅僅是因為對起義時間有疑慮而未參加起義，並非貪生怕死[c]。[9]
清政府在槍殺革命黨人後，故意將革命黨人暴屍街頭，時至5月1日才允許廣州地方善堂清理街道。此時之前沒能參加起義的同盟會會員潘達微說服時任廣東清鄉總辦的江孔殷和廣東廣仁善堂為烈士備置棺材。經潘達微指揮工人清洗、辨認、等級，共清理出72具烈士遺骸。這些遺骸最終被收葬於廣州紅花崗。後因潘達微在《平民報》上發表《諮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一文中，有意將紅花崗改為黃花崗，故而這72名烈士被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次起義也被稱作黃花崗起義。
起義結束後，沙面的外國軍艦和士兵處於高度戒備之中。對此張鳴岐派李准到沙面向各國領事通報情況，並以讓各國領事受驚為由致歉[5]:69。在這之後，成功鎮壓起義的李准遭到了張鳴岐的猜忌，加之革命黨人在廣州日益頻繁的刺殺活動，致使李准後來對革命黨人保持中立，之後逐漸倒向革命黨人，並最終在辛亥革命中推動了廣東光復[12][15]。趙聲在起義失敗之後回到香港，悲憤成疾，當年5月18日病逝於香港，年僅30歲。1912年，趙聲被南京臨時政府追封為上將軍[5]:36。而參加起義的陳得平、馮熙周等人在倖存下來之後，轉赴雲南講武堂受訓[16]。黃興在起義失敗後革命活動轉為以刺殺為主，先後主持了針對李准和廣州將軍鳳山的刺殺活動[17]。
這次起義在全國範圍內激勵了革命熱情，間接推動了武昌起義的爆發[3]:787。孫中山評價黃花崗起義，稱這場起義與武昌起義具有同等的價值，堪稱「驚天地，泣鬼神」[18]。
1917年，孫中山在南方主持護法運動期間，時任廣東駐粵滇軍第四師師長、烈士方聲洞的哥哥方聲濤被任命為廣州衛戍司令。方聲濤遂與護法軍政府參議院議長林森發起捐款，以修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該建造項目於1918年建成，共修建紀功坊、墓亭和碑石等建築。1922年，72名烈士的身份被全部查實。此後陸續查實身份的犧牲的戰士達到102名。[2]1932年該墓由廣東省政府出資，再次得以擴建。這次擴建修建了新的墓道和牌坊，以及一座新的蓮花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該墓再次得以修繕，並於1961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784[1]:77-79,81-110
1911年6月，黃花崗烈士墓就有兩次拜祭活動。中華民國成立後，至1924年之前，每年的陰曆三月二十九日都會在黃花崗烈士墓舉行公祭活動。1924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39次會議上，考慮到陰曆有閏三月二十九日，難免引起祭祀活動的混亂，於是將公祭日期改為了陽曆的3月29日。這一決定自1925年起開始施行。這一紀念日期也被延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1938年3月1日，國民黨五屆中央黨務委員會第70次會議將陽曆3月29日定為革命先烈紀念日，並決定在每年的這一天舉辦紀念大會，以紀念包括黃花崗烈士在內的革命先烈。[1]:81-99[20][21]
位于越華路小東營的起義指揮部舊址在起義失敗之後，經歷了多次轉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房屋所有者李章達將該屋捐獻給了廣州市人民政府。該舊址此後被闢為了革命紀念館，1962年被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而在原兩廣總督署門口的兩隻石獅子，也因在起義中留下了大量彈痕而被作為紀念物。20世紀60年代初，這兩隻石獅子被廣州博物館接收，後安置於起義指揮部舊址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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