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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時期,經學尤其是以公羊傳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獨尊,漢武帝時被列入官方意識形態作為朝廷入仕干祿之門;而步入東漢,雖今古文逐漸彌合趨同,但由於光武帝劉秀本身便以讖緯立國,遂使經學日益讖緯化,以白虎觀會議為經學國教化,神學化之標誌。天人、陰陽、符應等觀念大盛,使學術依附政治,而流於荒誕,深受王充、仲長統、荀悅等人批判;而古文經學雖偏重實證訓詁,但經過賈逵等人的政治調和,日漸讖緯,流於支離。在士人集團中,經歷了黨錮之禍,使本已開始陷入虛矯的東漢氣節更為凋敝噤聲。至漢末魏晉時,儒家經學雖仍為官方學術主流,然玄學風氣則隨名士清談逐漸流行,以《老子》、《莊子》、《易經》為討論張本,喜好討論有無、本末等玄理,論辨深具理致。
漢末,由於天下大亂,劉表於荊州,招致士人,當地局勢大體安定,文士、學者多前往歸附,日漸形成特殊學風,後人研究有稱為荊州學派者。荊州學風,逐漸捨棄象數、吉凶等說法,而改以義理內容為主。
漢代時,氣化思想、宇宙生成論盛行,演述陰陽、天人等論題。而魏晉時期,此類討論漸往形而上學形式發展,以王弼、郭象為其代表。而漢代對人性的討論,逐步發展成為魏晉時「才性」與「人物鑑賞」等論題,其中以劉劭《人物誌》為其代表。當時政治勢力更替,局勢混亂,原有價值體系面臨挑戰,「名教與自然」、「聖人論」亦隨之而起。
所謂魏晉玄學,與世俗所謂玄學、玄虛實有不同。觀念應出自《老子》,王弼注《老子》時,曾提出「玄者,物之極也。」「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乃是探索萬物根源、本體等層次的觀念。對於當時所流行的相關論題,魏晉人又稱為「名理」之學,詳加分析事物觀念,考究「形名」、「言意」等論題。
玄學重視萬物根源存有等相關論題,深受老莊思想影響,而有深入發展,王弼《老子注》、郭象《莊子注》為魏晉玄學重要論著,更為老、莊最首要註疏。而當時名士詮釋儒家典籍,如何晏《論語集解》、王弼《周易注》、《論語釋疑》、《周易略例》等多以道家思想,援引解釋儒家觀念。會通孔老乃為當時重要議題。
竹林玄學時,大多圍繞「自然與名教」辯論。所謂「自然」和「名教」,名教,即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等封建文化的總稱;自然,即老莊道家所主張的自然無為原則,指不加一毫外在的人為力量而任其本然的意思。而竹林玄學,即圍繞名教和自然而提出各自的看法。王弼以「本」和「末」形容自然和名教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其關係就如「母子」一樣,其主張即為「名教本於自然」。郭象則主張獨化論,主張萬物自生而獨化,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本體」。將其直接應用到人時,就得出每個人都同樣自生而獨化的個體,郭象將其名為「性分」,由此得出「名教即自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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