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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陶匯曾（1899年9月1日—1988年6月27日），字希聖(以字行)，筆名方峻峰，湖北黃岡人，是中華民國政治人物、社會史學家、三民主義理論家、法學家，也是中國社會史學派食貨學派的開創者。
陶希聖曾為著名學者，於1920年代末掀起中國社會史論戰。七七事變後，他積極參與低調俱樂部的政治活動，並隨汪精衛出走河內。1939年，陶希聖任中國國民黨 (汪精衛政權)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中央宣傳部長。1940年1月，由於日本對汪精衛政權外交態度嚴苛，陶希聖同外交官高宗武心懷不滿，便在青幫的幫助下從上海出逃至英屬香港，並在香港《大公報》公開「汪日密約」，使中國人民知曉日本軍國主義的真實面目，是為高陶事件。
1942年，陶希聖返回重慶，任委員長侍從、並幫蔣介石執筆《中國之命運》一書，成為蔣介石的主要文膽。1947年後，深受蔣介石信任的陶希聖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設計委員會主任等要職，並於1988年病逝於台北。[1]
1899年，陶希聖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倉埠鎮陶勝六村（現屬武漢市新洲區倉埠街道）。幼讀詩書，1908年被父親(其在河南任候補知縣)送入開封旅汴中學（河南省立第一中學前身），續就學於武昌英文館。1915年，陶希聖考上北京大學預科，師從沈尹默、沈兼士，課本有《文心雕龍》、《呂氏春秋》、《淮南子》、顧炎武《日知錄》、章太炎《國故論衡》、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等，並自修《宋元學案》與《明儒學案》。1918年，陶希聖升入北京大學法律學門(今北京大學法學院)。1922年夏，陶希聖自北大畢業後，任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
1924年，陶希聖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做編輯，同時在上海大學、上海法政學院、東吳大學等校講授法學和政治學。1927年初，陶希聖應聘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中校教官，參加北伐革命軍工作，從此以「陶希聖」的別名取代本名「陶匯曾」。1927年後，歷任中央獨立師軍法處長兼特務組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處長、《黨軍日報》社社長。1928年，陶希聖任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高級政治教官兼政治部訓導處。同年12月辭職赴上海，加入國民黨改組派。1929年後，陶希聖在復旦大學、國立勞動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上海法學院、立達學園及中央大學任教；同時與周佛海、樊仲雲等創辦新生命書局。1931年1月，陶希聖受聘為中央大學教授，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法律思想史。教授之餘，他仍筆耕不輟，《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一書即此時的代表作。1931年暑假後，陶希聖應北京大學之聘，回母校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史等課程，並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師大、朝陽大學等校兼課。直至1937年7月抗戰暴發，一直任北大教授。1934年12月1日，陶希聖創辦《食貨》半月刊，並在北京大學一院開設經濟史研究室。其骨幹包括沈巨塵、武仙卿、連士升、鞠清遠、曾騫、何茲全等人，他們的學說被稱作「食貨學派」。1936年，華北抗日救亡日益高漲，中共在一二·九運動後組織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動員青年學生下鄉宣傳救亡。1936年5月陶希聖在胡適主辦的《獨立評論》第201號發表《低調與高調》一文，抨擊共產黨"全民救亡"的主張。
1937年7月15日至30日參加國民政府召集的廬山座談會，與汪精衛、周佛海、胡適等人產生共鳴，上書蔣介石，主張「負責任」的「和平運動」，通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中日之間一切懸案，根本調整中日關係，以謀東亞的長期和平，而結成「低調俱樂部」。開始從政。8月19日，蔣介石讓胡適立即赴美任大使。蔣介石對陶希聖說「共產黨在武漢活動，鬧得不成樣子」，受蔣的委派，1937年10月2日到武漢，在中華大學和其他高校演講，「對中共作觀念上和思想上的鬥爭」一個月。回南京後向蔣、汪匯報，指出「共產黨高調號召」抗日，人民陣線活動幾有「國裂黨亡」惡果，並提議在武漢大後方以非黨或第三黨名義成立權威性的文化團體、時政刊物，有號召力的學者以公允面目引導社會思潮。
1938年2月，陶希聖在漢口特別市天津街4號同周佛海創辦「藝文研究會」(隸屬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8年6月，藝文研究會遷重慶菜園壩，蔣介石每月向其撥款4萬元，但該組織具體受汪精衛領導，由周佛海任總務總幹事，陶希聖任設計總幹事兼研究組主任幹事、理事會總幹事，並同侯頂好主持經濟考察團、同吳景超、陳之邁3人主持編譯委員會。而藝文研究會的香港分會名為"國際問題研究所"，由高宗武、梅思平主持，負責對日秘密聯絡。
1938年7月，陶希聖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2月19日，隨汪精衛、周佛海出走河內。12月29日，與周佛海、梅思平前往香港，開展「和平運動」。
1939年8月28日，陶希聖從香港抵達上海，參加汪精衛的「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宣傳部長。「委屈周全，腆顏支撐」，組建了偽中宣部，建立了《中華日報》、中華通訊社，拉攏聯絡吳佩孚、陳宦、劉菊村、金璧東等。1939年11月，陶希聖受汪精衛指派，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方代表影佐禎昭、須賀彥次郎、犬養健在上海六三花園就日本內閣新通過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進行談判。1940年1月，對大日本帝國和汪精衛政權有所失望的陶希聖、高宗武二人在青幫幫助下出逃上海，並於香港透過大公報聯名揭發「汪日密約」，國史稱其為高陶事件。後陶希聖留港辦《國際通訊》。陶希聖與胡適有交情，當年陶捲入「汪日密約」中進退失據時，惟一想到可以寫信表達心聲的人就是胡適。
1941年底日軍攻陷香港。1942年初，陶希聖逃離香港，經韶關、桂林回重慶，任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第五組組長。1943年春季，《中國之命運》出版。蔣隨即指示，要收集資料，準備第二本書，預定書名為《中國之開發》，訂定戰後政治經濟建設大綱要領如下：「㈠以南京為海都，咸陽為陸都；㈡縮小省區；㈢劃分經濟建設區如下：①中央區，以武漢為中心；②東南區，以玉山為中心；③西南區，以昆明為中心；④西北區，以天水為中心；⑤東北區，以瀋陽為中心」，不久日本投降，軍政事務叢集，本書稿擱置[2]:382。
1949年赴台灣，後歷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總講座、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日報董事長、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要職，陶希聖晚年「每晚必看電視。常孤燈獨坐，凝視默想，俟十一時電視播完，然後拂紙屬文，往往至深夜，日數千字，習以為常。所為文大半以實所主辦之《食貨》月刊……」。1988年6月27日，陶希聖在台北病逝。[3]
作家李敖形容他「長得小眼方臉，面似京戲中的曹操，講話深沉多伏筆，是我所見過的城府最深的人物。」
陶希聖曾在《八十自序》中審度自己：「區區一生，以讀書、作文、演說、辯論為業，人自稱為講學我志在求學。人自命為從政者，我志在論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毀其名，而名益彰。……我無以為報，只是常抱一顆感謝的心。庶可遙望論語『學不厭，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
顧頡剛說他是「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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