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托·海基·呂蒂（芬蘭語：Risto Heikki Ryti，1889年2月3日—1956年10月25日），芬蘭政治家，芬蘭民族進步黨成員，於二戰期間先後擔任芬蘭總理和芬蘭總統。呂蒂的政治生涯起步於經濟領域，早期曾任芬蘭財政部長和銀行行長，冬季戰爭期間其臨危受命組建政府，並在總統屈厄斯蒂·卡利奧驟逝後於短暫的間戰期內成為國家領導人。蘇德戰爭爆發後，他領導芬蘭參與繼續戰爭，1944年因戰事不利與德國簽訂呂蒂-里賓特洛甫條約以獲取軍援，成功阻止維堡-彼得羅扎沃茨克攻勢[1]後迅速辭職，幫助繼任者曼納海姆繞過條約限制與蘇聯單獨媾和。
| 里斯托·呂蒂 KCV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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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任芬蘭總統 | |
| 任期 1940年12月19日—1944年8月4日 | |
| 總理 | 約翰·威廉·蘭格爾 埃德溫·林科米耶斯 |
| 前任 | 屈厄斯蒂·卡利奧 |
| 繼任 | 卡爾·古斯塔夫·埃米爾·曼納海姆 |
| 第14任芬蘭總理 | |
| 任期 1939年12月1日—1940年12月19日 | |
| 總統 | 屈厄斯蒂·卡利奧 |
| 前任 | 艾莫·卡揚德 |
| 繼任 | 約翰·威廉·蘭格爾 |
| 芬蘭財政部長 | |
| 任期 1922年11月14日—1924年1月18日 | |
| 總統 | 卡洛·尤霍·斯托爾貝里 |
| 總理 | 屈厄斯蒂·卡利奧 |
| 前任 | Ernst Gråsten |
| 繼任 | Hugo Relandar |
| 任期 1921年4月9日—1922年6月2日 | |
| 總統 | 卡洛·尤霍·斯托爾貝里 |
| 總理 | 尤霍·文諾拉 |
| 前任 | 約納坦·瓦爾蒂奧瓦拉 |
| 繼任 | Ernst Gråsten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Risto Heikki Ryti 1889年2月3日  俄羅斯帝國芬蘭大公國薩塔昆塔區胡伊蒂寧 |
| 逝世 | 1956年10月25日（67歲） 芬蘭赫爾辛基 |
| 墓地 | 芬蘭赫爾辛基希耶塔涅米墓園 |
| 國籍 | 芬蘭 |
| 政黨 | 芬蘭民族進步黨 |
| 配偶 | 耶爾達·呂蒂 |
| 兒女 | Henrik Ryti Niilo Ryti Eva Saxén (née Ryti) |
| 簽名 |  |
戰爭結束後，根據同蘇聯的和平條件，芬蘭組織「戰爭責任審判」，里斯托·呂蒂被控犯有危害和平罪並獲刑10年監禁。然而由於民眾普遍認為事後立法追訴的行為違反了芬蘭憲法[2]，而且這場審判也只控告了芬蘭領導人，而沒有對發動冬季戰爭的蘇聯人做任何控告[3]，因此將之視為一場作秀公審。1949年呂蒂得到總統帕西基維特赦，他的聲譽基本未遭玷污，但健康狀況受損，從此再未回到公眾生活中。
2004年芬蘭廣播公司將里斯托·呂蒂選為最偉大的100名芬蘭人第二名，僅次於芬蘭元帥卡爾·古斯塔夫·埃米爾·曼納海姆。
早年生活
里斯托·呂蒂出生於薩塔昆塔區的胡伊蒂寧[4]，家中共有十個兄弟姐妹。他的父母卡勒·埃弗特·呂蒂和伊達·維維卡·雲蒂拉都是農民。雖然呂蒂出身於農民家庭，但他童年時很少參加農場的勞作，因為他對閱讀更有興趣[5]。他曾在波里文法學校短暫接受教育，之後在家接受輔導，呂蒂於1906年考入赫爾辛基大學學習法律。呂蒂在其兄弟中是唯一通過大學入學考試的人，但他的三個姐妹也取得了高中畢業證書[6]。
1909年秋天，呂蒂順利從赫爾辛基大學畢業，當時芬蘭正進入第二次俄羅斯化時期。為了逃離首都壓抑的政治氛圍，呂蒂決定回到家鄉薩塔昆塔當上了律師。在此期間，他結識了當時芬蘭最富有的人之一阿爾弗雷德·科德林。呂蒂成為科德林的律師後，兩人最終成為了無話不談的朋友[6][7]。之後呂蒂繼續深造，並於1912年獲得法學碩士學位。1914年春，呂蒂前往牛津學習海商法，不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好爆發迫使他返回芬蘭。1916年，他與耶爾達·葆拉·塞拉基烏斯結婚。他們共有三個孩子[7][8]。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呂蒂與科德林的業務關係愈發密切，科德林甚至邀請呂蒂擔任其眾多企業的總經理。然而在1917年11月，呂蒂和妻子目睹了科德林被一名俄國布爾什維克殺害[8]。當時有一名芬蘭裁縫帶領俄國水手劫持了科德林一行人，意圖搶劫。由於附近正好有武裝的白衛隊，因此情況迅速惡化為槍戰。包括科德林在內的20人被殺。由於敵人的槍械正好發生故障，因此呂蒂安然無恙[9]。
投入政治及轉型銀行家
芬蘭內戰期間，呂蒂並未有過多交涉，而是和家人躲藏在芬蘭社會主義工人共和國控制下的赫爾辛基。此後，他積極參與政治，並於1919年以30歲的年紀當選為民族進步黨的議員，成為該黨第二年輕的議員。同年，呂蒂的崇拜者、該黨候選人卡洛·尤霍·斯托爾貝里當選為芬蘭首任總統。[8]呂蒂曾於1919年至1924年以及1927年至1929年擔任議員。在議會任職的最初幾年，呂蒂曾擔任司法委員會主席，後來轉任財政委員會主席。1924年至1927年，他還擔任赫爾辛基市議會議員。
1921年，年僅32歲的呂蒂被總理尤霍·文諾拉任命為財政部長。在總理尤霍卸任後呂蒂被看守總理艾莫·卡洛·卡揚德解除職務，新總理屈厄斯蒂·卡利奧在上任後再次任命他為財政部長，他一直任職到1924年[10]。1923年，總統卡洛·尤霍·斯托爾貝里任命他為芬蘭銀行行長[11]，他一直擔任該職位，直到1939年成為總理。呂蒂是在1924年1月辭去財政部長職務後正式就任履行芬蘭銀行行長的職責[12]。雖然他是斯托爾貝里的支持者，但呂蒂並不贊成赦免紅軍囚犯。因為在他看來紅軍是罪犯。[8]
1925年，36歲的呂蒂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在第二輪投票中，他大囊獲了最高的支持率。然而在第三輪投票中，芬蘭瑞典族人民黨將票投給了勞里·克里斯蒂安·雷蘭德，呂蒂以109票對172票輸給了雷蘭德[13]。呂蒂的支持率雖然逐年增加，但總是敗選。20世紀30年代，心灰意冷的呂蒂決定退出政治。呂蒂是個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支持者。他想將芬蘭馬克和金本位掛鈎。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是芬蘭在他的領導下沒有選擇通貨緊縮的解決方案；1926年，芬蘭改用金馬克。然而， 1929年大蕭條之後，芬蘭被迫效仿英國放棄金本位。[13]
20世紀20年代，呂蒂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銀行界以及英國和美國建立了國際聯繫[14]。《華爾街日報》稱贊了他的表現。1934年，他因在英芬關係中做出的巨大貢獻，被授予英國皇家維多利亞勳章爵級騎士勳章(KCVO) 。他同時也與英格蘭銀行的領導人關係很好，因為他的經濟政策和英格蘭銀行相似，例如在大蕭條之前都信奉金本位制，而且他還精通英語。
在1930年代的芬蘭政治中，呂蒂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呂蒂反對失業者的工作計劃和對窮人的援助。另一方面，他認為通過強大經濟所獲得的好處應該均勻地分配給全體人口，而不僅僅是少數人。呂蒂在1930年代後期的社會福利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總體而言，呂蒂反對國家對商業和工業的干預。他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學，尤其是蘇聯的形式。由於呂蒂經歷過俄羅斯化時期和內戰，因此他成為了反蘇人士[14]。呂蒂既不贊同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不贊同極右翼主義，他也反對拉普阿運動。呂蒂崇拜英國文明和文化以及美國的自由市場。[15]
成為總理和總統
呂蒂與社會民主黨的前總理韋伊諾·坦納和他在財政部長時期的上司時任總統屈厄斯蒂·卡利奧建立了合作關係。1939年深秋，呂蒂被總統屈厄斯蒂邀請成為總理，不過他婉拒了。11月30日冬季戰爭爆發後，呂蒂再次收到總統的邀請，這次他同意了。他於12月1日正式上任。呂蒂是個現實主義者，他專注於對局勢進行現實分析，而不是對局勢悲觀或過度樂觀。他和外交部長坦納一致認為必須儘快結束戰爭。此外他們都會一口流利的英語，並與西方列強保持密切聯繫。[15]
戰爭開始後，蘇聯在特里約基組建了芬蘭民主共和國，這被認為是一個依附於前者的傀儡政權，並切斷了與處在赫爾辛基合法芬蘭政府的聯繫。芬蘭軍隊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在戰鬥中採取防禦戰術，給予蘇軍重大傷亡，這為獲取外交支持爭取了時間。蘇聯之後被迫放棄特里約基政府並接受在斯德哥爾摩進行談判。在西方盟國的干預下促使蘇聯政府達成協議[16]。與此同時總統屈厄斯蒂的身體狀況持續惡化，呂蒂開始承擔總統的一些職責。[17]呂蒂在說服內閣其他成員接受和平條約後於1940年3月13日簽署了《莫斯科和平協定》。這項和平協議被認為是不平等條約，因為芬蘭在協議中割讓了大片土地，還要負責安置40萬難民。[18]
屈厄斯蒂總統於1940年8月中風後，國家由總理呂蒂、陸軍元帥曼納海姆、魯道夫·瓦爾登將軍和外交部長坦納共同領導。當屈厄斯蒂總統於1940年12月遞交辭呈後，呂蒂成為總統當選人。[16]
由於許多卡累利阿難民沒有永久居住地等特殊情況，因此無法舉行總統選舉，因此議會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允許1937年的選舉人選舉屈厄斯蒂的繼任者。呂蒂以300票中的288票成功當選。[19]
1940年12月19日，屈厄斯蒂總統在卸任當天的一次告別聚會上突發心臟病身亡[20]；同一天，呂蒂正式就任成為總統。[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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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的政策從冬季戰爭前和之的斯堪的納維亞貿易，轉變為冬季戰爭後的納粹德國貿易，這一變化並非由堅定親英派的里斯托·呂蒂所推動[16]。事實上他原本對德國沒有抱有任何幻想[21]。傳統上，芬蘭與英國之間的商業聯繫較強，但隨着波羅的海被德國和蘇聯所佔據，芬蘭的市場不得不另尋他處，而德國此時也願意和芬蘭進行貿易。
因此，1940年底的合作成為了重新奪回冬季戰爭後被蘇聯控制的領土的準備[22]。
戰時元首
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時，芬蘭一直保持中立，直到幾天後蘇聯空襲芬蘭引發了繼續戰爭。戰爭爆發後呂蒂發表了著名的廣播講話，宣佈德國將贏得對蘇聯的戰爭：
公民們！
我們愛好和平的人民，一年多來竭盡全力重建國家，在戰爭結束後重新繁榮起來，現在又一次成為惡毒攻擊的目標。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裏，同一個敵人在短短的一百年裏，通過破壞、摧毀和謀殺，對我們這個小國發動戰爭，侵犯我們的領土，用空軍殺害和平公民，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摧毀和平公民的財產。
自德國和蘇聯爆發敵對行動以來，蘇聯多次侵犯邊界，我們對此表示了最強烈的抗議，但都無濟於事。從昨天起，蘇聯軍隊不顧協議，在我們沒有提供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按照其政府的命令，在我國所有地區進行定期、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並按照他們的習慣，主要針對人口稀少的地區和和平的平民。
就這樣，在距上次襲擊僅 19 個月後，我們開始了第二次防禦戰。這次對芬蘭的新攻擊，似乎是蘇聯自莫斯科和平協議以來對芬蘭採取的政策模式的頂峰，其目的是摧毀我們的獨立並奴役我們的人民。
在 1939-40 年冬季戰爭期間，我們一直缺乏軍事援助，因此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在 3 月 13 日夜幕降臨時與蘇聯締結和平，在成功進行防禦戰並付出重大傷亡後，我們感到無力回天。從和平條款中，我們能夠看出蘇聯提出這些條款的最終意圖。新邊界的劃定旨在摧毀芬蘭自衛的可能性。邊界將穿越天然防線，並破壞公路網。在締結和平的過程中，蘇聯獲得了一個從軍事角度來看有利的起點，以防再次發生戰爭襲擊。
然而，這還不是全部。為了徹底剝奪芬蘭抵禦其龐大軍事力量攻擊的任何防禦能力，蘇聯要求建立漢科海軍基地並修建薩拉鐵路。
租用漢科基地的理由是，蘇聯必須擁有芬蘭灣的這個關鍵地區，以確保其海濱大城市列寧格勒的安全。
然而，駐紮在漢科的部隊並不代表其具有海上作戰能力，而更代表其具有攻擊能力，尤其是陸基攻擊能力。海戰不需要大型裝甲坦克部隊或龐大的鐵路炮兵。駐紮在漢科的部隊主要是為在陸地上快速攻擊而集結的部隊。漢科就像一把瞄準芬蘭心臟的手槍。
修建薩拉鐵路的要求和芬蘭東北地區分離的要求都沒有被列入芬蘭內閣事先通知的和平條件中。薩拉鐵路旨在將芬蘭鐵路網與摩爾曼斯克鐵路連接起來，這很可能為蘇聯開闢一條新的進攻路線。這條鐵路需求的威脅涵蓋了整個北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但首先是一把刺向芬蘭後背的匕首。
在和平談判期間，蘇聯以最終和絕對的觀點宣佈，所達成的協議完全滿足了蘇聯的要求。蘇聯代表認為，該協議將保證列寧格勒的安全，並稱其安全是開始敵對行動的原因。同樣，俄羅斯談判人員保證，和平協議將保證拉多加湖西北鐵路的安全，蘇聯認為這條鐵路對其鐵路網至關重要。
此外，談判人員還保證，芬蘭如何安排和決定其內部和外部的政治事務，以及如何安排其財政政策，完全取決於它自己。蘇聯對這些事務沒有興趣。
儘管我們芬蘭人曾經有過痛苦的經歷，認為這個人的言論以及蘇聯的協議都毫無意義，但我們還指望他們的言論至少在基本點上具有約束力，並且至少在短時間內具有約束力。
然而，我們再次直接認識到，蘇聯的任何言論都不可信賴。無論蘇聯承諾如何干預芬蘭的外交政策，蘇聯都提出了有關芬蘭外交政策方向的要求。
在經歷了激烈的戰鬥、巨大的損失和缺乏野戰裝備援助之後，我們的國家完全無法抵禦蘇聯可能發動的進一步攻擊。為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我們國家的生存，芬蘭內閣開始了旨在建立北方防禦聯盟的談判。這些討論是在莫斯科簽署和平協議的同一天公開的。3 月 21 日，當芬蘭議會正在處理和平協議的條款時，蘇聯在莫斯科宣佈了對這一計劃的強烈反對，毫無根據地聲稱該計劃與和平協議不一致。
在同一外交政策問題上，蘇聯又三次以威脅性語氣干涉我們的自決權：一次是在1940年9月27日，也就是同年的我們獨立日，以及兩周後的12月18日。這三次干涉都是無視上述防禦聯盟的理念的。防禦聯盟絕不是針對任何人，而只是為了保護這些姐妹國家。
蘇聯駐芬蘭外交和領事機構違反國際公約和慣例，對芬蘭國內局勢進行干涉和從事間諜活動，甚至為此使用假名。
就此而言，蘇聯代表處工作人員數量大幅增加。赫爾辛基代表處有 31 名外交使團工作人員和 120 名助理人員。佩察莫領事館有 3名領事工作人員和 21 名助理人員，瑪麗港有 8 名領事工作人員和 30 名其他工作人員。蘇聯代表處共有約 42 名外交和領事工作人員以及 171 名助理人員。
蘇聯利用他們的使命，以及那些願意用自己的國家換取猶大銀幣的芬蘭公民的幫助，肆無忌憚地試圖干涉芬蘭的內政。通過支持和資助芬蘭-蘇聯友好協會的顛覆性和革命性行動（這些行動實際上是由莫斯科領導和煽動的），蘇聯試圖在芬蘭推動類似的發展，就像它在波羅的海國家所取得的成就一樣。
蘇聯甚至試圖干涉芬蘭內部人員事務，並就此施加壓力。蘇聯在芬蘭境內的宣傳和間諜活動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和活躍。蘇聯設法抓住的每一位芬蘭公民，包括戰俘，要麼被徵召入伍，要麼被迫對芬蘭進行間諜活動。
蘇聯的宣傳激起了人們對芬蘭內閣和政府成員的仇恨情緒。蘇聯試圖在芬蘭 傳播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布爾什維克式的思想。
蘇聯在不同情況下不斷表現出不尊重的最新例子是最近來自蘇聯官方的消息稱，一名因涉嫌芬蘭最大間諜案而被判刑、目前正在服刑的嫌疑人將被釋放並允許其返回蘇聯。
蘇聯提出的政治和財政要求超出了和平條款中規定的範圍，延伸到許多不同的問題，從芬蘭的安全角度來看，這些要求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我將提到其中的幾個。
去年仲夏夜，蘇聯意外地公開討論奧蘭群島問題，而和平協議文件中並未提及此事。當有人指出這是迴避要求的一種方式時，外交事務專員莫洛托夫冷嘲熱諷地宣佈，蘇聯內閣之所以不將奧蘭群島問題作為和平談判的籌碼，是因為這會對和平談判造成不利影響。
蘇聯現在要求奧蘭群島必須解除軍事武裝，摧毀那裏的防禦設備，並允許蘇聯自己控制所有破壞活動。蘇聯提出這些要求顯然是為了保留在適當時機輕易佔領奧蘭群島的機會。
大約一年前，蘇聯在同一時期提出了對佩薩莫鎳礦的要求。蘇聯不僅要求獲得礦山產量的份額，而且其要求帶有直接的政治色彩。例如，蘇聯要求將礦山的管理權交給蘇聯，並要求其擁有五分之一員工的安置權。如果將這麼多的人員安置在佩薩莫地區，就意味着蘇聯實際上也會在佩薩莫擁有一個軍事支援基地。
地看到蘇聯的野心和對這場戰爭的態度。蘇聯欣然歡迎戰爭的開始，並不斷努力確保戰爭儘可能擴大和持續，直到歐洲國家，如果可能的話，歐洲以外的國家，在物質和道德上都被削弱，他們抵抗布爾什維克誘惑的能力減弱，從而成為蘇聯帝國主義野心的犧牲品，當蘇聯認為時機成熟時，通過武裝干預介入戰爭。蘇聯肆無忌憚地利用各種情況為自己謀利，因此，當超級大國在其他戰線上捲入戰爭時，我國也被捲入了與蘇聯優勢力量的單獨戰鬥中。
我們並不憎恨長期飽受苦難和壓迫的蘇聯人民，但是在發生了所有這些事情之後，我們很難再穿上喪服，因為莫洛托夫先生和那些負責蘇聯政治的圈子現在已經成為他們自己政治的犧牲品。
由於蘇聯在德蘇戰爭中將軍事行動擴大到芬蘭地區，攻擊了我們和平的國家，因此，我們有責任保衛我們的國家，我們將用一切道義上和軍事上可行的手段，堅定不移地履行這一職責。
我們成功應對這次第二次防禦戰的可能性與以前大不相同，那時我們獨自面對着這個東方巨人的擠壓。在聰明的領導人、國務總理希特拉的指揮下，強大而強大的德國軍隊將與我們並肩作戰，與我們熟悉的蘇聯軍隊作戰。此外，某些其他國家也開始了對蘇聯的軍事行動，形成了一條從北大西洋到黑海的連續戰線。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無法以壓倒性的優勢力量對抗我們的國防軍，而上次我們的防禦戰正是以這種優勢力量使我們的防禦戰如此絕望。這一次，蘇聯捲入了數量上勢均力敵的戰鬥，我們自己的防禦行動的成功是有保證的。
我們堅固的國防軍同樣勇敢、準備充分，但裝備比上次戰爭時更好，為祖國的自由、人民的生存空間、祖先的信仰和自由社會制度而戰鬥。正如所有在前線或家鄉執行各種任務的男男女女都熱情地為我們的防禦犧牲自己的工作和努力一樣，在這個重要時刻，全體團結一致的人民也激發了武裝精神，引導決心在社區內實現更多的公正。
曼納海姆元帥對我們的國防軍及其在世界範圍內享有的聲譽的信任是絕對的。
公民們！幾個世紀以來，命運賦予我們人民的這個地方，我們無法實現永久的和平。我們一直面臨着來自東方的壓力。為了緩解這種壓力，為了消滅永恆的威脅，為了保障子孫後代幸福和平的生活，我們現在拿起武器。這一次，我們成功的機會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命運之主，我們人民的生命掌握在他的手中，請帶領我們，讓我們的戰鬥取得最終的勝利。[23]
這篇演講在戰後成為了日後對他的審判中不利的證據。之後，呂蒂表示，他不相信德國會取得最終勝利，但相信德國軍隊會擊敗蘇聯。[20]
芬蘭軍隊在戰爭爆發後迅速收復了冬季戰爭中失去的領土。大多數的議員對跨越舊邊界反攻蘇聯的想法並不感興趣，但呂蒂說服了坦納和社會民主黨繼續留在內閣，儘管他們反對該提議。呂蒂因此成功維持了聯合政府，這極大地促進了士氣和民族團結。[20]
呂蒂的總統任期原本只擔任完屈厄斯蒂的剩餘任期，即到1943年，但由於政府在戰時期間無法組織選舉，1937年的選舉人聚集在一起重新推舉他。這一例外程序由芬蘭議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授權的。呂蒂再次以壓倒性多數當選[24]。呂蒂本人也願意繼續擔任總統，1942年冬天，呂蒂和曼納海姆開始對德國的勝利產生動搖。[25]
民族聯合黨主席埃德溫·林科米耶斯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後成功組建了和平政府。他於1943年春開始便准備推動與蘇聯的和平。1944年6月9日蘇聯開始反攻，由於芬蘭先前單獨和蘇聯和平談判，因此與德國的關係迅速惡化。。不久後，芬蘭第二大城市維堡於6月20日被蘇軍攻佔。[26]
芬蘭政府此後試圖通過斯德哥爾摩建立談判渠道。蘇聯政府回復稱，它願意進行談判，但前提是芬蘭保證無條件投降。這一要求在芬蘭政府中引起分歧，呂蒂和坦納贊成回復，但曼納海姆和林科米斯反對。由於局勢緊張，芬蘭也急需食物以及武器彈藥。[26]
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在一次訪問芬蘭中呼籲芬蘭政府承諾繼續與蘇聯作戰。作為回報，他承諾提供軍事援助。呂蒂希望議會就此事作出決定。曼納海姆提議發送一封私人信件。最後，呂蒂向曼納海姆妥協了。在一次國務委員會會議上，同意了曼納海姆設想的呂蒂發送私人信件的問題。這個結果令德國人感到滿意，同意擴大軍事和糧食援助[26]。其提供的軍事援助用來幫助芬蘭人在塔利-伊漢塔拉戰役中阻止了紅軍。後來，這封信被稱為呂蒂-里賓特洛甫協議。
到了7月中旬，前線局勢穩定下來後。呂蒂簽署了辭職信，其中他說慌稱是健康原因等導致他辭職。這封信被提交給內閣後於1944年8月4日生效。芬蘭議會於1944年8月初任命曼納海姆為總統[26]和平談判得以重新開始，這次，雖然芬蘭損失了大部分領土，但談判地位的主動權己經在芬蘭手中。希特拉等其他德國當局甚至可能都沒有仔細閱讀呂蒂之前寄的信件，因為芬蘭在1944年9月初決定結束與德國的非正式軍事聯盟的關係」，德國人知道後感到驚訝和憤怒。他們中沒有人預料到呂蒂會這麼快辭職，這是因為呂蒂此前的信是以私人名義寄出[27]，而非芬蘭總統。從而讓繼任者可以名正言順與德國斷絕關係，並開始與蘇聯進行和平談判。[28][29][30]
卸任後
呂蒂辭去總統職務後，他被重新任命為芬蘭銀行行長。時任行長約翰·威廉·蘭格爾同意卸任，為他的老領導讓位。1944年秋，他在國家貨幣政策上採取了嚴厲措施，和十幾年前大蕭條時期一樣。這項政策旨在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出口貿易[26]。然而在1945年春，芬蘭共產黨和蘇聯要求以「戰爭責任人」的名義對他進行審判。他的辯護律師是前外交部長亞爾馬·普羅科佩。[31]
呂蒂被判處10年監禁[32]。除了呂蒂，還有七名高級官員被判處監禁，不過刑期較短。這群人是被議會臨時制定的追溯法令所提控的。儘管芬蘭憲法禁止此類立法，但該法案作為憲法修正案以議會多數票通過。在此過程中，法院和議會都面臨來自蘇聯和英國的巨大壓力[33] 。呂蒂在服刑期間健康狀況不佳。由於腫瘤，他的大部分胃部不得不被切除；此外，在監禁的第一個冬天，他患上了關節炎。到1949年，所有其他戰爭責任審判的罪犯都已假釋，而呂蒂則住院治療。同年，他被總統尤霍·庫斯蒂·巴錫基維赦免。
獲釋後，呂蒂從政壇隱退。之後他試圖撰寫回憶錄，但由於健康狀況不佳而未能成功出版。
儘管拒絕重返政壇，呂蒂仍定期投票。1956年5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五個月，他獲得了赫爾辛基大學政治學榮譽博士學位。[28]
里斯托·呂蒂於1956年10月去世，他以總統級別禮儀安葬。[34]
身後
蘇聯解體後，呂蒂的名聲在民間己得到了平反，但並未得到官方的正式平反。政府對平反呂蒂及其同夥名譽的提議持這樣的立場：官方平反名譽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呂蒂的名聲從未玷污。因為追溯判決的行為是非法的。[35]
榮譽
相關影視
2001年，Veli-Matti Saikkonen執導的電視影片 《Valtapeliä elokuussa 1940》中，呂蒂由Pertti Sveholm飾演。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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