辻政信（日語：辻 政信／つじ まさのぶ Tsuji Masanobu，1902年10月11日—1968年7月20日宣告死亡），大日本帝國陸軍參謀軍官，活躍於太平洋戰爭期間，而他擅自更動軍令的行為，特別對於馬來亞半島、瓜達爾卡納爾島、緬甸等地戰場有重大影響。由於其在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和逃脫盟軍的戰犯審判，以及其後來在日本政治界的影響，使其成為一個頗受非議的舊日本帝國軍人。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7年12月7日) |
| 辻政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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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參議院議員 | |
| 任期 1959年6月2日—1965年6月1日 | |
| 選區 | 全國區 |
| 日本眾議院議員 | |
| 任期 1952年10月2日—1959年4月30日 | |
| 選區 | 石川縣第1區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902年10月11日 大日本帝國石川縣江沼郡東谷奧村（現加賀市） |
| 逝世 | 1968年7月20日（65歲） （1961年失蹤。宣告失蹤經過7年，認定死亡  老撾（失蹤地點） |
| 政黨 | （自由黨→） （自由民主黨→） （無黨籍俱樂部→） （第二院俱樂部→） 無黨籍 |
| 親屬 | 堀內一雄（親家） 植村甲午郎（親家） 堀內光雄（女婿） 堀內光一郎（外孫） 堀內詔子（外孫媳婦） |
| 母校 | 海軍大學校 |
| 職業 | 軍人、作家 |
| 獲獎 | 功五級金鵄勳章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大日本帝國 |
| 服役 |  大日本帝國陸軍 |
| 服役時間 | 1924年-1945年 |
| 軍銜 |  陸軍大佐 |
| 部隊 | |
| 指揮 | |
| 參戰 | |
生平
1902年10月11日生於日本石川縣江沼郡山中町（現加賀市山中溫泉）東谷奧村。是家中六兄妹中的第三個孩子，家境貧寒。
幼年時嚮往成為一名能保證溫飽生活的鄉村教師，小學高等科（相當於初級中學）畢業旅行時在福井縣的武生偕行社（當時日本陸軍的軍官集會場所），因羨慕軍官的體面轉而立志當軍官，並受到五島正少尉的鼓勵報考名古屋陸軍地方幼年學校。由於家庭無法承擔中學（相當於高等中學）學費只能以小學高等科畢業的程度報考，並與報考年齡上限的中學二年級考生競爭。在錄取50人的情況下考得第51名，落榜後前往大阪的一家航運公司當學徒。後由於被錄取考生體檢不合格，終於1917年9月16歲時替補入名古屋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學習。1920年3月24日，入學時最後一名的辻政信從名古屋地方陸軍幼年學校以首席的身份畢業，從皇太子（五年後的裕仁天皇）手裏拿到了作為獎勵的銀懷錶。並進入了東京中央陸軍幼年學校（後改稱：陸軍士官學校預科，再後來又改為：陸軍預科士官學校）。兩年後以首席身份畢業，回到家鄉石川，加入金澤步兵第7聯隊，軍銜上等兵。
1922年辻政信以軍曹軍銜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第36期，1924年7月18日仍然是以首席身份畢業，再次拿到了作為獎勵的銀懷錶。畢業後被授予少尉軍銜，回到金澤步兵第7聯隊。1927年10月晉升中尉。
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入陸軍大學校第43期。1929年9月辻政信與大阪一位官吏家的女兒青木千歲結婚。1931年11月，辻政信以第三名從陸軍大學校畢業，並得到天皇授予的軍刀（畢業生前六名都會得到天皇恩賜軍刀，因此被稱為「軍刀組」），43期首席是最後擔任參謀本部少將作戰課長的天野正一，次席是後來派駐聯合艦隊的少將陸軍參謀，死在菲律賓的島村矩康。在陸大期間辻政信學習了漢語和俄語，深刻影響了他的人生和亞洲歷史觀。辻政信陸大畢業以後回到金澤第7步兵聯隊任第二中隊長。
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二八事變（日本方面稱上海事變或第一次上海事變、淞滬戰爭）爆發，日本海軍陸戰隊向駐防上海的中國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發動了攻擊。日軍動員了第7聯隊所在的金澤第9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於2月12日到上海支援戰事。
辻政信隨第7聯隊奉命趕去支援久攻廟行鎮不下的第24混成旅團。在一次小規模戰鬥中辻政信損失了他的16名士兵並左膝蓋受傷，大隊長（相當於營長）空閒升少佐昏迷後被俘，並於稍後被中國軍隊救治後送還日軍。由於明治天皇的《軍人勅諭》不允許軍人被俘，空閒少佐只好於吳淞口自殺。3月1日辻政信所在的步兵第7聯隊在進攻江灣鎮時，聯隊長林大八大佐中彈身亡，辻政信的長官和所在部隊指揮官全部死在了第十九路軍陣前。5月5日淞滬抗戰簽訂停戰協定，辻政信由於負傷獲得功五級金鵄勳章並返日。
1932年9月辻政信奉調到參謀本部總務部第一課（動員編制課），課長是東條英機大佐。次年晉升大尉，被調到作戰部第三課（要塞課）。1933年8月參謀本部進行「蘇聯對新疆的滲透情況之調查」項目，辻政信在中國甘肅的蘭州、肅州等地活動了一個多月。
1934年8月1日，辻政信大尉調去陸軍士官學校任學員中隊長（相當於連長），實際上是任陸軍士官學校幹事的東條英機作為統制派派辻政信去陸士壓制皇道派的勢力。辻政信在陸士啟用間諜學生監視皇道派學生的言論和活動。並派間諜學生打入皇道派學生內部結社研究右翼代表人物北一輝的「國家改造論」，煽動皇道派學生在11月28日臨時議會開幕之前謀殺首相岡田啟介海軍大將，前首相齋藤實海軍大將，前首相西園寺公望，樹立以陸軍大將荒木貞夫，陸軍大將真崎甚三郎，陸軍大將林銑十郎為中心的軍政府的「政變計劃」。再於1月20日深夜三點與憲兵司令部塚本誠大尉，參謀本部情報部片倉衷少佐向陸軍次官橋本虎之助中將要求鎮壓這次「政變」。後雖開除所有涉案學生（包括間諜學生）但查明「政變」為辻政信一手策劃。辻政信雖將皇道派勢力清除出陸士，但自己也得到停職一個月的處分，接着在1935年4月被趕出陸軍中央，發配到水戶步兵第2聯隊。是為辻政信第一個事業低谷。
辻政信到步兵第2聯隊後，在聯隊長橫山勇大佐的安排下負責給青年軍官進行戰術教育。稍後辻政信為了回中央去九州久留米找第24旅團長東條英機協助，然而他也幫不上忙，東條當時也被發配到滿洲去當憲兵司令了。
1936年2月26日，陸軍皇道派下級軍官帶領1400多名士兵發動兵變，包圍了首相官邸，國會議事堂，陸軍省，參謀本部和警視廳。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是為二二六事件。在昭和天皇的堅持下，政變被迅速鎮壓了下去，同時統制派開始了對皇道派的大掃蕩，叫做「肅軍」運動。當時任關東軍憲兵司令的東條英機，得知二二六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動憲兵抓了一千多人，把在滿洲的皇道派人物幾乎一掃而空。1936年4月辻政信被關東軍第三課主任參謀花谷正少佐調往關東軍兵站課補缺。辻政信花了一個月才看完滿洲事變的有關資料，深深被石原莞爾的思想所折服，發出了這種感嘆：「先覺的導師（指石原莞爾）對物體的觀察方法，對中國，滿洲，東亞的思維方式，使我從權益思想到道義思想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見識的不同，就有這麼可怕的力量」。從此以石原莞爾為偶像，以「大亞細亞主義」為終身信仰。而這個信仰也成為了他日後策劃馬來亞戰役和戰後失蹤的重要原因之一。
辻政信受指派去制定所謂的滿洲建國大學於1937年9月在新京（今長春）南郊成立。同時辻政信參與從事剿匪工作，成功地招降了呂紹才、謝文東被稱為「馬賊」的抗日武裝。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分裂為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為首的不擴大派和作戰課長武藤章大佐為首的擴大派。關東軍和朝鮮軍主張擴大事態，並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天津軍（根據「辛丑條約」在華北的駐軍，因司令部在天津，一般稱「天津軍」，後改編北支那方面軍）遊說。此時的辻政信背棄了他的偶像石原莞爾（也可以看作是對石原「下克上」的模仿）極力主張關東軍從山海關機場出動轟炸機對盧溝橋附近進行轟炸。當時天津軍的作戰主任參謀池田純久中佐是反對擴大派，說:「你關東軍敢出動轟炸機，我就敢出動戰鬥機把它打下來！」。1937年8月到11月辻政信調到北支那方面軍任參謀，由於矛盾不到一個月辻政信就被北支那方面軍高級參謀下山琢磨大佐打發到山西的板垣征四郎指揮的第五師團負責聯絡，到了山西以後接到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中將的聯絡，讓辻政信留在第五師團。在下山和岡部的爭執下，辻政信最終被板垣征四郎送回關東軍，任作戰課參謀。
此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曾是原來辻政信呆過的金澤第9師團的師團長，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也是辻政信待過的參謀本部編制動員課長，東條英機卸任以後接任參謀長的磯谷廉介中將，更是辻政信呆過的步兵第7聯隊的聯隊長。參謀副長矢野音三郎少將是辻政信從陸軍中央幼年學校畢業時的第7聯隊長。所有的上級全是老上司。作戰課內部也一樣。高級參謀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樣是從參謀本部編制課出來的，而且也是第7師團出身，只是不同聯隊；作戰主任參謀是剛從參謀本部編制課來的服部卓四郎中佐；還有個島貫武治少佐是從參謀本部作戰課調來的，與辻政信是陸士、陸大的同期。
1939年4月，時任作戰參謀的辻政信少佐以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大將的名義發佈了《滿蘇國境紛爭處理要綱》。要綱里記述了「對於國境線不明的地區，防衛司令官要自主認定國境線並將其明示一線部隊......並且無論兵力多少地域情況如何，一定要取得勝利」。此舉可以解釋為下放權力給駐地軍師團長。
1939年5月11日，在滿洲國和外蒙古主張共有的哈拉哈河，外蒙古軍隊和滿洲國警備隊發生了武裝衝突。當時駐紮在海拉爾的日軍第23師團根據「要綱」馬上增派部隊，將衝突擴大。關東軍司令部亦決定將衝突擴大，並計劃轟炸外蒙古軍隊的塔姆斯克航空基地。當東京的參謀本部得知關東軍的意圖後立即發電報，指示關東軍停止擴大衝突。此電報當時即被辻政信撕毀，並私自下達了空襲命令，在此份電報的發令欄里上，辻政信代替作戰課長，參謀長甚至是關東軍司令簽了字。按當時的日本陸軍刑法，辻的此行為應當被問重罪。日軍由於指揮系統的混亂，裝備落後蘇軍一代等原因，損失慘重。衝突最終以朱可夫指揮的蘇蒙聯軍進攻優勢，日軍於8月31日的衝突撤出爭議地區結束。
9月16日蘇日簽定停火協定，即而於同年12月就國境不明地區的劃分問題召開新一輪會議。後來有證據表明辻政信威脅要暗殺蘇聯代表。日軍參戰兵力前後相加超過5萬8千人，實際參戰的只有以23師團為核心的25000餘人，其餘的部隊都是戰爭末期的8月29日以後才調來的，這些部隊實際並未怎麼打過仗。關東軍第6軍的軍醫部提交給軍隊高層的報告（並不向公眾發表，日本的官方報道說是大勝因此完全不會報道陣亡八千人[1]）表明了日軍的陣亡人數為7696人，負傷人數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數為1021人。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舉行了一場「諾門罕事件戰沒者慰靈祭」的活動，朝日新聞報道中稱戰死人數為18000人。日本歷史學家五味川純平在他1975年發表的著作《諾門罕》中有這樣的評論：「對熱衷於打了敗仗就又遮又蓋企圖掩人耳目的軍政當局來說，有必要把數字過小發表，但是對靖國神社來說，卻完全有必要把數字過大發表。」然而這篇報道只是一則不超過30字的未署名的簡訊,並非靖國神社的獨自公佈數字,仍然很值得懷疑是否是記者把傷亡一萬八千弄成了死亡（靖國神社戰後從未進行過排除日本官方數字的獨自傷亡調查[2]）。此次事件中第72聯隊長酒井美喜雄大佐，因作戰失利在事後被辻政信逼迫自殺。辻政信始終認為如果再打下去的話，一定能勝利。
挑起事端的辻政信少佐沒有受到任何處罰，事後1939年9月被調到武漢的岡村寧次中將指揮第11軍任憲兵司令。1940年2月調到南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第四課（政務科）任參謀，負責誘降拉攏蔣介石的重慶國民政府、掌控南京汪精衛政權的工作。當時的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是板垣征四郎中將。
1940年8月晉升中佐，11月辻政信因遭長官所忌，被調動到台灣軍研究所去當研究員，受命收集資料整理了一本關於南方作戰的手冊送到了參謀本部。諾門罕事件主事者之一的服部卓四郎中佐任參謀本部作戰課長以後，辻政信也被調到參謀本部作戰課任兵站班長。
1941年9月辻政信被派到駐法屬印度支那的第25軍任作戰主任參謀。山下奉文中將指揮的第25軍計劃進攻英屬殖民地馬來亞攻佔新加坡。辻政信對新加坡戰役做了大量準備研究工作，提出登陸的地點除了泰國同時在馬來亞的哥打巴魯登陸。
1941年12月8日，日軍在馬來半島登陸，太平洋戰爭爆發，辻政信隨着先頭部隊隊沖在最前線。1942年2月15日，日軍攻佔新加坡後，製造了新加坡大屠殺，辻政信是參與者之一，有證言稱辻政信說過「要新加坡華人減半」。後辻政信調任參謀本部作戰課作戰班長，途中在菲律賓，以大本營參謀指導作戰的名義去電本間雅晴中將的第14軍，以大本營名義下達殺俘虜命令，並製造巴丹死亡行軍。[3]這是戰後盟軍把他列為戰爭罪犯通緝主要原因。
山下奉文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這個男人太過自以為是，不過有一點點小小的才幹，其實是個不足託付國家大事的小人物，使用上要加以注意。」此外他好大喜功的曾要求將重要地點的佔領日確定為紀元節，天長節，陸軍紀念日等，但這樣毫無道理的要求實際只有反作用。[4]
中途島海戰之後，參謀本部派作戰班長辻政信去菲律賓達沃的第17軍司令部研究進攻新幾內亞島莫爾茲比港的方案，7月15日辻政信到達後指示第17軍「海陸並用，立即進攻莫爾茲比港，這是『大命』(以天皇名義的命令)」，7月18日第17軍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將下達作戰命令，先期登陸的堀井富太郎少將指揮的南海支隊開始翻越歐文斯坦利山脈進攻莫爾茲比港的作戰行動，最後因瓜島戰事優先，無食無衣，彈藥缺乏而撤退。直到7月25日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大佐向17軍詢問調查結果才知道辻政信擅自改變作戰命令，7月24日辻政信搭乘海軍驅逐艦到布納前線途中遇到美國轟炸機，頭部受傷，後被送回去了東京。
1942年8月7日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並佔領島上日軍修建的機場，參謀本部先後命令在新不列顛島拉包爾的第17軍派出一木清直大佐的支隊以及第35旅團長川口清健少將的支隊登島奪回機場，但作戰都失利了。為了奪回機場，派出丸山正男中將的第2師團增援，同時9月20日派辻政信到拉包爾。在一木支隊登陸瓜島前，辻政信曾經對該部隊指示說"敵人是比支那兵劣等的對手,只需一次衝擊就能將之趕跑"，但是在日軍多次受挫後他承認美軍的戰鬥力高於日軍。9月24日辻政信前往特魯克島請求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將派出海軍護航支援瓜島，當時停泊在特魯克島外的戰列艦「大和」上對辻政信提供的菜單是"黑色盤子裏的尾巴高高豎起的鹽燒鯛魚,鯛魚刺身...然後是冷啤"(刺身和冷啤需要冷櫃因此只有大和號在內的少數軍艦能提供)，事後辻政信給大和號起了"大和旅館"的名稱。10月初第2師團在瓜島登陸，辻政信隨第17軍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將到了瓜島。他與川口清健少將就川口支隊的作戰方案發生對立。他所認定的攻擊地點川口已經失敗過一次因而川口認為不可能成功。而且為了硬性將攻擊時間與海軍協調，要求川口支隊翻越叢林使得他們根本沒有重武器用。於是川口清健被解職。後來他出版了《瓜達爾卡納爾》一書，將責任全推給川口，稱其為「K少將」。川口後來成了國會議員專門為此開了反擊的演說會，但是會場由於辻的追隨者的搗亂而失敗[5]。攻擊再次失利後，雖然又增援佐野忠義中將的第38師團，但是此時美軍已經掌握了白天的制空權，日軍只有靠高速驅逐艦在夜晚突破美軍封鎖勉強補給。11月8日，辻政信乘驅逐艦離開瓜島。最終瓜達卡納爾島戰役以日軍於1943年2月撤退而告終。辻政信因瓜島作戰失利被調動去陸軍大學校當教官。
1943年8月晉升陸軍大佐，8月14日調到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第三課（兵站和政要課）課長。11月24日，以支那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的名義，在浙江奉化溪口鎮舉行了一次公祭蔣母的儀式，獲得了蔣介石的好感。
1944年7月辻政信調到駐緬甸戰線的本多政才中將的第33軍任作戰參謀。在緬甸曾參與拉孟與騰越作戰。辻政信以個人名義對水上源藏少將發出死守密支那命令，水上指揮步兵第114聯隊在密支那與中美聯軍展開死戰直到1944年8月3日被攻陷為止。水上獨自將死守命令壓下，下令殘存的守軍突圍撤退，水上本人則在部下全部撤退後舉槍自盡。水上的副官回到集團軍司令部準備報告戰況時，辻政信一邊大罵「不是叫你們死守嗎？為什麼你們還有臉回來！」一邊痛毆他，最後是在旁的其他師團長看不下去而制止。 之後，日本的緬甸方面軍在被絕對優勢的英軍、美軍與中國軍隊猛攻下，日軍不斷敗退，辻政信也遭到反叛的緬甸國民軍槍擊負傷而被後送。
1945年6月，被任命為駐泰國曼谷的第39軍作戰主任參謀。7月15日，被任命為新組建的第18方面軍高級參謀，參謀長是他在關東軍的上司花谷正中將。
日本二戰投降後，辻政信為了躲避英軍的搜捕，與蔣介石合作，由軍統機關安排，輾轉經河內、重慶於1946年7月1日到南京，被安排在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二廳「第三研究室」辦公。由於國共內戰局勢開始對國民黨不利，感受到危機的辻政信於1948年5月26日經由上海回到日本，此後四處躲藏。直到1950年1月1日佔領軍總部宣佈戰犯搜索結束以後，辻政信才敢公開露面。
1952年他成為眾議員，1959年成為參議員，曾經會見過周恩來和尼赫魯。1961年他向參議院申請了40天休假，據稱是去北越並於4月4日出發，但是過了5個月還是沒有消息。據調查他在4月21日於老撾和原日軍軍官的會談就是最後一次出現，之後就化裝成僧侶向石缸平原出發了。關於他結局的推測五花八門：包括有在越南參加反共軍，被老撾游擊隊巴特寮處決，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暗殺，或在古巴當卡斯特羅顧問等。[6]1970年《朝日新聞》報道了一個叫楊光宇的中國人，曾被巴特寮找去當顧問，見到了辻政信，後者許諾給他報酬要求幫他脫身。之後楊四處奔走後，被命令去北京學習，1962年3月才回來找人，儘管上面說是逃跑了，他認為此時辻政信已經被當成間諜秘密處決了。[7]他本人的死亡宣佈日期，則是失蹤多年後於1968年7月20日，地點則為東南亞某處失蹤。
人物
被派任新職時，辻政信必定先到主計科處調查上級長官的汽車使用傳票與料亭付帳傳票，用意於掌握長官的弱點處，萬一日後出現矛盾，結果是許多高級軍官面對辻政信的擅自行動與橫暴要求時只能退讓承認。[8]但相對地，辻政信嚴謹奉行平等主義的行事風格也讓他受到不少共事者的尊敬（在下級軍官與士兵間尤其如此）。與當時階級觀念強烈的一般傳統日軍高級參謀不同，辻不但不排斥前往第一線視察，且喜歡廣泛地與前線官兵交談。在諾門罕事件中甚至曾親自背着被其他人拋棄的負傷士兵撤退。[9]
根據2005-06年解密的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資料（1954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戰後曾經接近過辻政信，有意讓他負責指揮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對華情報工作。然而不久後中情局分析發現辻政信的目的是利用美國的力量讓日本再武裝，因而將辻政信認定為「就算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都不奇怪」的危險人物。[10]
辻政信在前線的所作所為中含有許多令人非議的內容。作家半藤一利將牟田口廉也與辻政信做比較時，認為雖然牟田口的戰術能力與人格都受到一貫否定的評價，在戰後也不斷自我辯護，然而至少會將自己的責任掛在嘴邊。相較來說，辻政信根本就完全不覺得自己有任何的責任。半藤採訪身為議員的辻政信時，也感到在面前出現的是「絕對之惡的存在」。[11][12]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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