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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湯生，字鴻銘，以字行，號立誠，自稱慵人、東西南北人，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1]，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人（今馬來西亞檳城）[2]，留學英、德、法國14年後，在晚清的西式學校裏掌英語教職，包括武昌自強學堂英語教習、上海南洋公學教務長、北京大學英國文學教授，亦是張之洞在教育事務的幕僚。因其學博中西，故人稱「清末怪傑」、「清末狂儒」，為當時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他翻譯了四書之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並著有《清流傳》（又名《中國的牛津運動》）和《春秋大義》（又名《中國人的精神》）等書。自稱「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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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曾用過很多英文名，初用Koh Hong-beng，回國用Ku Hweng-Ming，另外還有Kaw Hong Beng、Amoy Ku，但最為人知的是To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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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出生於英國殖民地檳榔嶼的一個橡膠園內。祖籍福建同安縣，具體地點存在爭議。學界有廈門翔安、漳州龍海白礁（兩地均屬清代同安縣）數種說法。辜鴻銘自稱為「『廈門辜湯生』（TomsonAmoy）」。1908年英國倫敦出版，馬來亞雪蘭莪博物館館長H.C.羅賓遜編撰的書籍中，其家族祖籍地記為：「來自中國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辜厝村」，是為清代泉州府同安縣永豐鄉長興里辜宅保，即今廈門市翔安區新圩鎮古宅村。曾祖父辜禮歡早年移居東南亞，定居、逝世於檳榔嶼。曾祖母顏梅娘（GuanBo⁃eyNeoh），是出身吉打的馬來女子。祖父辜龍池，祖母GohKooiNeoh。父親辜紫雲是經營橡膠園的「經理」。辜紫雲妻子，即辜鴻銘生母的身份在傳聞中，有「英婦」、「葡萄牙女人」等說法，但均未見史料記載[4]。
1867年，辜鴻銘10歲時隨其義父、橡膠園主英國商人布朗前往蘇格蘭。布朗告訴他：「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想侵略中國，所以那些國家的學者都在努力鑽研中國文化；希望你日後也能為自己的國家學好中西文化！」[5]
1870年，14歲的辜鴻銘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後回到英國，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臘文[6]，並於1873年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攻讀西方文學專業，得到時任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的托馬斯·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同校文學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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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辜鴻銘結束自己14年的求學歷程返回故鄉檳城。1881年，他遇到馬建忠並與其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致力於研究中國古典文化。
1885年，辜鴻銘回到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即外文秘書）。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在辜鴻銘鼎力謀劃下、辜鴻銘擬稿，再呈張之洞審定，於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以《設立自強學堂片》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得到欽准。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後，蔡錫勇受命擔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方言（英語）教習。辜鴻銘授課非常受學生歡迎，全校師生景仰，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7]
1905年11月11日，辜鴻銘被任命為上海黃浦江浚浦局（浚治局）督辦（「監督」或「總辦」），時荷蘭籍奈格（德·萊克）簽約成為該局總工程師，辜在致信愛丁堡校友駱任廷時直言，奈格入職一事為辜「自從擔任上海的這一職位以來」唯一滿意的一件事[8]。1908年宣統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1910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赴上海任南洋公學教務長。1911年辛亥革命後，辜辭去公職，1915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主講英國文學。其著作《中國的牛津運動》於1909年出版，《中國人的精神》（《春秋大義》）於19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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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未開化的美利堅』署名文章[9]。1924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三年，其間曾赴當時處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講學，受到鹿港辜家創始人辜顯榮的招待。1927年從日本返回中國。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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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著作《中國人的精神》中，辜鴻銘把中國人的優點概括為「溫良」（英文：gentleness），並說道：「中華…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辜鴻銘曾一度是堅決的保皇派，即使民國時期在北京大學講課，仍然留着大辮子，帶着書童。他辯稱「我許多外國朋友嘲笑我對清室的愚忠，但我之效忠於清室，非僅效忠於吾父及列祖列宗世代生活於其仁政之下的清室，也是經由對清室的效忠而效忠於中國之宗教，效忠於中華民族之文明事業。」[10]辜鴻銘娶了淑姑不到一年，又納日本大阪心齋橋人吉田貞子為妾[11]。當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被免職時，他也憤而辭職，曾說：「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跑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註：即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但他反對袁世凱的洪憲稱帝。
辜鴻銘主張「一夫一妻多妾制」，最出名的比喻是認為一夫多妻是一把茶壺配幾隻茶杯。但當時詩人徐志摩結婚時，他的妻子陸小曼曾對他說：「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是不能公用的！」[12]
辜鴻銘的演講稿《中華文明的復興與日本》中有中國歷史常識錯誤，如其在論及日本武士道時稱「田橫在被漢高祖逼降而死後，其下門客便多以自殺來表示對主君的忠誠」，又說「在今日中國，真正繼承了中華文明之精華的只有浙江和江蘇兩個省份。所以如此，主要是由於在蒙古入侵的時候，宋朝皇帝同一幫貴族逃到浙江的杭州」。[13]
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提出「如今要想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最應關注的問題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偉，建築是如何華麗，道路是如何通達；不是其所製造或能製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適，儀器、工具或者設備是如何巧妙實用；甚至也與其創造的制度、藝術和科學無關：為了評估一個文明的價值，我們應該探求的問題是人性類型，也即這種文明產生了什麼類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實上，男人和女人——人的類型——是文明的產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質和個性，可以說，揭示了文明的靈魂。」[14]
辜鴻銘對嚴復翻譯《天演論》及林紓翻譯《茶花女》批評道「嚴復譯出《天演論》，使國人只知道物競天擇，優勝劣汰，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兵連禍結，民不聊生。自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國之青年只知道男歡女愛，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禮義存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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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過生日，他當眾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16]
辜鴻銘博通歐洲諸種語言、會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同希臘文，據說他在英國街頭故意倒拿報紙，有英國人看見，大笑着説：「看這個中國人多笨，報紙都拿倒了，還假裝懂英文。」辜就回嘴説：「你們英文太簡單，拿正著讀，顯不出本事。」然後熟練地倒讀報紙，一口地道的倫敦腔，把英國人都驚獃了。辜鴻銘與外國人見面時，正好在準備供品，叩頭祭祖，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16]。
英國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招待毛姆的主人就給辜送去一張便條紙，請他來。可是等了好幾天也不見辜來。毛姆後來知道這位主人是以如此不禮貌的方式邀請辜，就自己寫了一封非常謙遜的信交送，詢問是否可去拜訪。兩小時後，辜就回信答應。一進屋，辜就強力表達他對之前那張便條紙邀請的不滿：
當那哲學家進客廳來時，我即迅速表示我對他容許我拜會他的謝意。他指給我一張椅子，幫我倒茶。「你想見我對我是一種奉承，」他回答，「你的國人只和苦力及買辦交易，他們以為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是這一種，就一定是那一種。」我想冒險抗議，但我尚未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種嘲弄的表情望着我。「他們以為若他們已經點頭示意，我們就一定會去。」我知道他仍然對我朋友不合宜的通知感到不滿。我不知道應怎樣回答，喃喃地說了一些恭維話。
——林語堂《信仰之旅》(From Pagan to Christian)第二章 大旅行的開始
袁世凱出身行伍，喜歡強調自己沒學問但是善於實幹。他曾經向德國公使吹噓説：「張中堂（張之洞，是探花出身） 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袁世凱的幕僚將這件事得意地告訴辜鴻銘。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着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16]後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家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人稱「辜瘋子」。他總是梳着辮子，走進教室，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北大學生一片靜默[16]。
據林語堂在其英文小說《京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又譯作《瞬息京華》）裏所述，辜鴻銘愛吃外國菜，也愛看外國電影。曾經在戲院裏看到一幕女婦人赴宴的場面說「看看這些外國女人！上半身，有了身體不穿什麼，下半身，身體之外，反拖着衣裙來，上無襖，下無褲！」，因此和在場的外國人士吵了起來。
據傳，曾經和泰戈爾同年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也是中國第一個被諾貝爾文學奬提名的人，但近些年來據學者考證，這極大可能是一個謠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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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總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鴻銘亦可謂出類拔萃，人中錚錚之怪傑。」——林語堂[18]
「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隸標識（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溫源寧[19]
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着辮子，談着「尊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當初辜鴻銘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他壯年時，衙門裏拜萬壽，他坐着不動。後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辛亥革命時，他的辮子還沒有養全，他戴着假髮結的辮子，坐着馬車亂跑，很出風頭。這種心理很可研究。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胡適在《每周評論》上對辜鴻銘的評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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