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園口決堤是發生在1938年6月9日中華民國抗日戰爭時期的重大災難。國民政府利用黃河伏汛期間，在河南省花園口鎮戰略性毀堤，進行焦土政策，試圖阻止大日本帝國陸軍沿黃河西進。
該事件造成平漢鐵路東側區域水災，河南、徽北、蘇北因洪災遇難89300人[1]。除了溺死，更多人是因疾病或饑荒而死[2]，如包含1939年水災甚至1942年—1943年的旱災與蝗災中的部分死者[3]，間接造成了30—80餘萬人死亡[2][3][4]。日軍方面也出現傷亡，據披露史料和各方估計，該事件間接造成日軍7000—20000人傷亡[4][5][6][7]。花園口決堤事件於1980年代才最終被解密，此前國民政府一直稱決堤係日軍轟炸所致[5][6]。
事件背景
1935年8月，德國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法肯豪森將軍提交《中國抗日戰備建議書》，其中提及「最後的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增厚其防禦力。」[8]武漢行營任職的晏勛甫，就日軍可能侵佔鄭州一事，擬出兩個腹案：一是必要時將鄭州付之一炬，使敵人無可利用：二是挖掘黃河大堤，以阻敵西進。
1938年4月6日，日軍自台兒莊撤退。7日，日軍下達揮師徐州的作戰命令，預定四月下旬開始。
1938年春，華北日軍沿平漢鐵路南下侵佔了豫北，沿同蒲鐵路南下侵佔了臨汾、運城、風陵渡。1938年4月13日，由陳果夫與白崇禧提出在河南省武陟縣的沁河口附近決黃河北堤，使全部黃水北趨漳衛，則豫北大局可解，而可致敵於危地。蔣介石批示：將此議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核辦。
1938年5月日軍拿下徐州進而沿隴海鐵路西進。姚琮等主張由河南銅瓦箱決堤；陳誠建議由黃河南堤黑崗口等處決口。
1938年6月1日，蘭封會戰結束，日軍進佔蘭封與開封，鄭州危急。若日軍繼續前進拿下鄭州並沿平漢鐵路南下，則日軍只需7到12天就能拿下武漢。第一戰區長官部討論了晏勛甫（時任戰區參謀長）的方案，認定掘堤可以將敵人阻絕在河南以東，保全鄭州。這個議案在呈報武漢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後，得到蔣介石的批准。6月20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決定豫東守軍向豫西山地轉移，同時秘密決定決開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西進南下。因事前毫無計劃，決堤乃未作也來不及做全面疏散準備而倉促執行，因此聲稱為「日軍轟炸」。[9]:437。
決堤經過
6月6日，新編第八師師長蔣在珍建議在花園口決口。6月9日上午，用炸藥決口，決口隨沖刷擴至十餘公尺，又時值天雨，決口愈沖愈大，水勢漫延而下，由中牟到尉氏，再到扶溝、淮揚，從河南流至安徽、江蘇。[10]黃河改道南流，入賈魯河和潁河，奪淮入海。
早在決堤之前，中央通訊社曾連續發表日本飛機轟炸河堤的電訊。在決堤時，國軍專門抽出一個團的兵力在附近警戒，並謊稱日軍將至，把決堤現場周圍十華里以內的百姓隔離。[4]
決堤後，6月11日，蔣介石給第一戰區司令官程潛發了一項密電，要求向民眾宣傳黃河堤是敵機炸毀的。花園口一決開，蔣在珍即將缺口附近的小龍王廟和房屋、大樹都用炸藥包炸倒，並發出電報，說日軍飛機前來轟炸黃河堤岸，炸垮花園口河堤若干丈寬。6月11日、12日、13日，中央社在從鄭州發出的專電中：「敵機30餘架，12日晨轟炸趙口，投彈數十枚，炸毀村莊數座，死傷難民無數，致黃河決口泛濫。」6月3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陳誠在漢口舉行各國記者招待會，指出黃河決口是日機轟炸所致。外國新聞記者要求到花園口實地採訪。第一戰區轉令新八師編造日機轟炸經過材料，偽造一個被轟炸的現場。還調集新八師全體官兵、2000名左右民工，進行了一場假堵口的表演。弗蘭克·卡普拉拍攝的戰爭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系列的第六集《中國之抗戰》指出是由中方決堤。隨着當事人和親歷者的回憶資料陸續面世，以及日本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檔案的公開，事件逐漸明朗。
決堤後續
決堤的短期效果，是迫使豫東的日軍從已經佔領的地區撤退，沒能佔領鄭州、控制平漢路，被迫改變由鄭州南下與華中方面軍合力會攻武漢的策略。同時給經過徐州會戰、蘭封會戰的國軍重新部署的時間。如果沒有及時決堤，日軍會在隴海線中段附近地區圍攻國軍主力。決堤的長期效果，是改變日軍佔領徐州之後，南北戰場被連通，南北日軍可能一齊進攻的局面。決堤不僅阻止了日軍沿隴海路進攻大西北，再由西北南下進攻大西南，將中國完全包抄的計劃，更隔斷開南北兩個戰場，使日軍將北方戰場戰事停頓下來，不得不改以長江一線為戰略主攻路線；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44年日本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11]
- 從中日雙方所披露的材料來看，黃河決堤直接或間接造成至少7000-20000人死亡，且黃河決堤給日軍帶來的重創不僅僅在佔領區的縮小和部隊減員上，更為深遠的影響是，日軍預期的進攻路線被打破[4][5][7]。決堤之後，突入豫東地區的日軍對奔涌而至的黃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沒，有的為傷病所累而被丟棄，還有一部分為中國軍隊所消滅，其他的只好停止追擊，集結於黃泛區以東[4]。
- 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記載，洪水之後日軍於6月17日以航空兵團全力援助困於河水的第16師團方面的補給。用運輸機、輕重轟炸機，在6月16至24日之間給兩個師團投下補給糧秣、衛生材料不計其數。6月29日，日軍在徐州舉行聯合追悼大會，第二軍在徐州會戰中戰死、病死、傷死的人員總數為7452名。[12]
- 據國民政府資料，決河使陷入泛區的日軍第十四師團所派騎兵團的1個支隊遭到損失。該支隊一度截斷平漢路鄭漢間的交通，決河以後，該支隊因後路被截斷而被消滅。日軍沿隴海線兩側西進計劃亦被阻遏。
- 1938年6月12日，第一戰區第一軍軍長李鐵軍電告蔣介石，黃河雖已決口，日軍仍可自由活動。6月13日又來電報告，黃河決口後，日軍仍西進，並請求增兵固防鄭州。鄭州在1944年豫中戰役後被日軍佔領，黃泛區沿岸中日軍隊對峙六年。
- 決堤後，由於形成黃泛區這一巨大地障，迫使日軍於平漢路以東停止前進，從而消除了唐、白河流域及漢水中游面臨的威脅，而原本的「軍事重地」鄭州因往東的鐵路被淹沒對日軍來說失去戰略價值，直到1944年4月才被攻陷。學者易勞逸認為，花園口決堤讓武漢戰役被向後推遲了大約三個月[13]，因此為國民政府贏得了更長的戰爭準備時間。
- 日本大本營作戰課長稻田中佐，在戰後回憶：
「瀨谷、坂本自台兒莊後退，因湯恩伯軍的出現，認為中國軍主力出現，遂擴大戰爭，進行徐州會戰，大本營遂令北中派遣軍南北夾攻徐州，並於5月10日發佈大陸令，要關東軍派兩旅團赴援。5月19日佔領了徐州，不料中國軍在6月12日發動黃河決壤作戰，日軍陷於苦戰。日軍大本營再調動大批軍事陣容……」[14][15]
決堤執行前的6月2日，鄭州專員羅震拿着程潛批准的1萬元錢，督促直接受害區中牟縣縣長和鄭縣縣長全百慈，發放每人5元的「逃荒費」，老百姓於是沿着賈魯河兩岸向西遷徙[16][17]。掘口附近的百姓大多搬遷，但下游廣泛區域的百姓毫不知情，事發後多日才得知「日機轟炸」導致決堤，以致後來傷亡人數過多，洪泛區面積巨大，涵蓋河南、安徽以及江蘇三省部分地區，受災百姓眾多。尤其當時黃河並非汛期（通常汛期是5~8月），決堤後的前兩天水勢不大，下游水位是慢慢上漲的，且因民眾不知道上游國民政府決堤且制止掘口附近民夫補漏，以為水過不久就會退掉，所以民眾多有不願離開家園的記錄[18]。另根據《新華日報》於1938年6月10日的報導，國府於剛決堤時就發放50,000元用於直接受害區的「急賑」。一週後，國民政府又發放200萬元用於黃泛區持續性賑災，但此時的調查報告並無受災人員死亡的記錄[19]。
1939年，河南日軍試圖在其佔領區修復堤防，但是效果有限[20]:17。
1946年1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將重建堤防的工程設備運到河南。由於舊河道地區由中共控制，新河道地區由國民政府控制，修復堤防使黃河回舊河道的工程計劃引起國共雙方爭執[20]:30-35[21][22]。1946年5月18日，國共就修復花園口大堤達成《南京協議》[23]。1946年7月22日，周恩來在上海與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分署簽訂《上海協定》[24]。1947年3月15日，國民政府進行的花園口堤防修復工程完工[25]，並於5月4日在花園口舉行典禮慶祝黃河合龍[20]:35[21]。
受災情況
花園口決堤將黃河每年幾十億噸的泥沙順着決口湧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沒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運，形成了穿越豫皖蘇三省44個縣的黃河泛濫區，人們將其簡稱為「黃泛區」。每年汛期時，黃水都會回流倒灌，淹沒農田，洪水過後蝗災復至，地表突兀凸凹，到處沙丘堆移，無法耕種，對當地農業造成嚴重破壞[26]。此次決堤造成將近四百萬人流離失所[2]
以河南為例，決堤兩個月後的1938年8月5日，國民政府派往黃泛賑災工作人員呈報鄭州專員羅震的賑災及調查報告稱：「近日曾詳細查調黃災各縣災民數目，雖不十分準確，但亦無大出入。據查最重災民（水小災輕者不計），尉氏七萬口，通許2.5萬口，開封西南突出部分有五千口，扶溝七萬口，西華有五萬口，商水有三萬口，淮陽有七萬口，沈丘有六萬口，共計38萬口。」這是花園口決堤兩個月後國民政府統計的數據[27]。
直接淹死人數89,300人（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1]；另有洪小夏教授推測3萬人左右[28]。但1938年-1947年，由於決堤直接或間接造成的中方死亡人數，各方估計30多萬-80多萬不等。統計數字中包括1939年水災、1942年蝗災、甚至1943年旱災中的部分死者[3][4]。譬如，這次決口導致黃河改道，引發了1942年-1943年河南旱災和河南饑荒[29][30][31]。
- 依據「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與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編纂委員會」（韓啟桐、南鍾萬）於1948年編寫的《黃泛區的損害與善後救濟》， 從1938年花園口決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間河南因黃泛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蘇死亡人數為160200人，但由於安徽省並沒有詳細的統計數據，所以他們根據河南與江蘇的災區人口死亡比例推算出安徽死亡人口在40萬左右，最終得出共有89萬人死於黃泛的結論[4][32]。但他們關於安徽死亡人數的推算受到質疑，「因為安徽的受災面積、受災程度和受災人數都比河南小，但其測算出的死亡人數卻比河南死亡人數還要高8萬人，這有些誇張。至於安徽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無法查實」[4]。
- 根據1945年12月國民政府在豫、皖、蘇泛區進行的災情調查結果，「河南黃泛20個縣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斃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約631070人。」此數字與韓啟桐、南鍾萬二人所引河南死亡人數相近。[4]
- 卑詩大學歷史教授Diana Lary 2004年的論文認為，死亡人數85.5萬人、難民484萬人，其中安徽省死者和難民共有298萬人[33]。
- 此外，國民政府亦有死亡38萬人的統計數字（時間為1938-1947年，其中包括9年之間因水災、旱災、蝗災和風災直接、間接死亡和失蹤人數，以及黃泛區中日拉鋸戰中受害而死的中國平民，還可能將1939年水災和1942年蝗災也算作是黃水罹難人口）[5]。
與此同時，花園口決堤對日軍亦造成人員傷亡。從中日雙方所披露的材料來看，決堤直接或間接造成至少7000-20000人死亡[4][5][7] 。還有人認為洪水淹死了最多一萬左右日軍。[34]而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洪水之後，6月29日，日軍在江蘇徐州舉行聯合追悼大會，僅第二軍死於洪水人數便達到7452名之多（但此說法遭到質疑，該數字可能是第二軍在整個徐州會戰以來戰死、病死、傷死的人員總數，而非直接死於洪水的人數）。
評價和爭議
在事件的參與者之一魏汝霖發表的《抗戰時期黃河決口紀實》中，加入了三段辯護論述：
- 黃河決口成功，造成廣漠無比之大泛濫，寬約數十里，水深僅數尺。尤以決口初期，水行極緩，開封南北，全為沙地。故災區人民，扶老攜幼，均平安逃至平漢鐵路豫西地帶，政府分發大量救濟金，非但無任何人員傷亡，即豬狗牛雞都隨人走避，並無損失。至於耕地之破壞，村落房屋之湮沒，當所難免。當年全國人民都有焦土抗戰之決心，只要能阻止敵軍，有利抗戰，任何犧牲，絕無怨言。
- 當時敵軍乘徐州會戰之餘威，期圖以機械化部隊與騎兵佔領鄭州，繼續西進，以拊武漢之側背。故我最高統帥部（在武漢）日必長途電話多次，詢問黃河水勢東進到達情形，最後竟以水行太慢，疑決口並未成功，特派第一軍軍長李鐵軍（現居美國）至決口工程地，視察實情。李軍長初見余等，情急有怒色，大呼：「狗撒尿！狗撒尿！」余與蔣師長在珍及黃河水利會人員，共同詳細說明後，李軍長似漸明了，始半信半疑而去。數日後，先總統蔣公又派胡宗南上將攜其參謀長羅列再來決口工程處視察，羅參謀長列為汝霖陸軍大學十期同期同學，戰場上遇故友，暢談決口經過，胡上將始相信成功，報告先總統蔣公而去。
- 據當時花園口決堤情況的中華民國陸軍中校工兵參謀劉叔琬稱：「共匪數年來，常在匪區及香港報章上宣稱：本黨（指中國國民黨）黃河決口時，淹死人民數十萬，造成重大災禍等之惡痛攻訐。此固為當年參加抗戰，實地眼見之中原人士所洞悉其奸偽慣計。回思當時若非由黃河大氾濫阻止日軍，鄭州早已陷敵，西安可能不保，毛匪巢穴延安，亦將成爲問題焉？」[35]
也有人指出即使是國民黨將領，包括蔣介石本人，也承認此決策乃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而且「此下策真正下作之處不僅在決堤本身，更在其遮人耳目、欺世盜名的做法。決堤是秘密進行的。國軍抽調了一個團在花園口附近警戒，謊稱日軍將至，疏散了方圓五公里以內的平民，並對下級軍官和士兵說決堤是為了水淹進犯日軍。除了邵橋、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莊，四個鄰近的村莊以外，沒有組織或通知其它地區的百姓撤離」。[34]
此外，在花園口掘堤發生之後，國民政府矢口否認此為中國軍隊所為，而訛稱此系日軍轟炸所致。即使在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也仍然堅持這個說法，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相關文件才逐漸解密，證實了當時是最高當局下令掘堤的。[5][6] 據郝柏村回憶[6]：
這個公開的我們當時的宣傳說是日本人炸的，我們栽贓到他們，這個為了鼓舞，不要影響我們的士氣，這是不得已的，當時我們是其實日本人是不會炸的，我們稍微懂得一點戰術的人知道，日本人怎麼會把自己前面的路擋掉呢，但是我們當時要激發全民的痛恨日本人的痛恨日本侵略的，所以我們當時新聞上面說，就是日本人炸的，當然這個不是事實。
文學
花園口決堤後，中國文學藝術界的諸位作家均以花園口決堤及其後續的黃泛區這一題材產出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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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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