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災指該年夏季在中國長江、淮河流域發生的洪水。6—8月江淮流域降雨日數多達35—50天，其間大雨暴雨不斷，造成大範圍的水災[1]。最嚴重是8月26日凌晨5時許[2][3]江蘇高郵裏運河大堤決堤。全國共15萬人淹死。如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有案可查的為422,499人[4]，官方報告考慮漏報情形而估計有200萬人[5]。災民5311—6000萬人不等，受災區域達16省672縣。農田澇災至1932年春退水，造成饑荒、蝗災、霍亂，「水中屍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高郵、邵伯、泰縣、東台、泰興等處，霍亂流行」。[6]在1931年冬天「農民均棲息於水中」[6]，「秋收絕望，來年也無力耕種」。[7]165萬人逃荒[7]。飢荒以安徽北部最嚴重。[8]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以安徽省、河南省死人最多。[4]
時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洪水時忙於第三次江西剿共，先在7月23日通電《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9月1日再通電《呼籲弭亂救災》指「天然災授，非人力所能捍禦」、「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9][10][11]賑災實際由上海租界青幫大亨杜月笙在背後向上海工商界打關係、募款、並在上海發起戲曲義演、賽馬募捐，其募款和個人捐款累計53萬元，佔國民政府水災救濟委員會所募的20.3%，「為水災做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2]1931年正值黃金十年，留下很多水災歷史照片。[12]
汛情
華中地區1930年冬季大雪，1931年從春季開始就下大雨。4月，湘江、贛江上游月降雨量在300mm以上，是常年同期的1.5至2倍。6月下旬至7月的梅雨期間，雨帶長期維持在江、淮流域，其中6月底至7月上旬洞庭湖水系與唐白河流域均發生大暴雨；7月下旬長江下游及湘西澧水流域、沅江流域均出現大強度暴雨[1]。華中7月就發生了7次颱風（一年平均兩次），長江沿岸4個氣象站7月的降雨量為600mm，西藏高原的融雪使長江水量更大。淮河流域7月雨量亦是同期的2-3.5倍[13]。8月上旬梅雨季結束後雨帶北移，黃淮之間、漢江下游以及川西又出現強降雨。
1931年長江汛期開始較早。4月23日湘江長沙站錄得全年最大洪峰12500立方米/秒，4月26日贛江外洲站出現全年最高水位23.38米。4月中旬至5月，長江中下游水位迅速上漲，至6月漲勢方才平緩。7月5日後長江幹流水位再次迅速上漲。8月初中下游洪水與川水、漢江洪水遭遇，8月19日漢口錄得最高水位28.28米，水位超警戒1.98米，比漢口江灘高平均1.8米，流量59900立方米/秒。洪峰9月到達下游，南京於9月15日達到最高水位9.29米，超警戒0.79米。漢口以下各站水位在大範圍降雨結束後緩慢退落，水位超警戒時長達到2-3個月[1]。
7-8月，淮河干支流先後出現最大洪水，幹流洪水歷時長達4個月。8月9日，中渡錄得最大流量16200立方米/秒[13]。
災情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報》報道：「5月至8月（註：至8月9日），蘇皖魯豫諸省發生特大洪災，江蘇16縣受災面積17,424平方公里，受災戶數410750戶，受災人口1,035,551人，遷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財產損失24,871,118元。」
1931年洞庭湖水系的湘、資、沅、澧發生多次災害性洪水，其中沅水、澧水流域和洞庭湖濱湖地區受災最為嚴重。全省有61個縣、636萬人受災，5.4萬人死亡。[1]
1931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長江幹流、漢江和東荊河先後漫堤、決口88處，江漢平原約500萬畝（約3000平方公里）農田被淹，漢江下游的鍾祥、荊門、潛江、天門、沔陽和長江沿岸的松滋、公安、江陵、監利受災嚴重。武漢市區內水深數尺至丈余，完全未被水淹的區域僅0.5平方公里，市區浸在水中的時間長達3個月。全省有57個縣、826萬人受災，6.5萬人死亡。[1]
後續
江蘇泰州城淹水4米，城裏半年才退盡了洪水；而里下河平原（江蘇中部平原）到第二年春天才退盡了洪水。
1932年4月23日《申報》載：「江淮雲漢諸區，經洪水浩劫後，孑遺之民，無以為生，入春以來，又遭久旱，蔓青不發，即高阜之地，潦退較早，種麥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穫；種稻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數月間饑饉殆不可免。安徽、江蘇、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氣既傷，人民生機幾絕，邇值春荒，於是餓殍遍野。因去歲禾穀被水漂沒，無粟可食，乃剝取樹皮，磨成粗粉，摻以水藻、草根、樹葉等物，蒸而食之，雖難下咽，聊勝枵腹。各河溪沼，凡生產水藻之處，均有主管者晝夜看守，不許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時，以樹皮、水藻採食殆盡，災民乃聯群結隊，紛往田間，剝取大麥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養性，食後麵皮無不浮腫。屍骸遍野，無人掩埋，加以天氣亢旱不雨，以至時疫流行。窮鄉僻壤之所，衛生毫不設備，一旦染疫，速於瓜蔓，一人得病，傳染一家，死者無棺盛殮，往往棄屍田野，種種慘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一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15]
1932年5月爆發霍亂。[16]
1932年6月2日《大公報》報道：「蝗患，則更形劇烈。至霍亂症傳播更廣，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佈之材料及其他有關報道，受疫者多達30餘市縣，佔全國各省疫區之首者計：上海、南京……泰縣、東台、淮陰、淮安、阜寧、鹽城、南通、高郵、宿遷、銅山、沭陽等。上年水災最重之高郵、邵伯兩縣，受疫亦最慘烈。江蘇水災以江北為最慘，延至次年（註：1932年）春間，水猶未退，農民均棲息於水中，寒暑侵凌，濕氣內蘊，加以水中屍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疫癘隨之發生。高郵、邵伯、泰縣、東台、泰興等處，霍亂流行，傳染甚速，尤以高郵、邵伯為最慘，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斃命。南京下關、徐州（銅山）亦發生虎疫，患之者數小時即行斃命。他如無錫，7月半月中染虎疫者一千八百餘人，死者約六七百人。」[6]
1932年10月20日《申報》報道：「由於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餓殍盈途，引起了一場全國性的以霍亂症為主的大瘟疫，這是本年災情的重要特點。上海、南京皆甚猖獗，江西尤烈。隴海線沿路俱有疫，潼關最重，蔓延東西，西安一帶同受傳染，豫西近亦波及。天津擾攘月余，今仍未退，而平綏路之包頭、綏遠，皆成疫區焉。然此僅著名都會有人注意之地而已，一般內地城鄉，雖有疫亦不聞於全國。即概累計算，今夏全國死於虎疫之人民，已將以數十萬計。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佈至7月底止，山西之霍亂疫區達25縣；據該省當局統計，最嚴重者有16縣，僅次於江蘇，佔全國各省之第二位。5月淮陰、淮安一帶，忽發現一類害蟲，長約一英寸，體軟，有腹足多對，色分青褐，晝伏土中，夜出齧食秋禾及麥葉麥穗，農田秋禾及二麥遭蟲傷害者，日益擴大，江蘇繼上年大水之後，本年轉為亢旱，徐海10餘縣及蘇南無錫、常州一帶，數月不雨，農田乾裂，禾苗枯萎；蘇北害蟲叢生；霍亂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縣鎮居全國首位，災民多達210餘萬人。江蘇系上年被水最重的省分之一，至本年春間，蘇北大批災民仍露宿山崗，無家可歸。迨水退之後，又復亢旱不雨，災禍連結。山東南部江蘇北部8月間發生蝗蝻，遍野皆是。秋禾樹苗均為食盡，農產物已無收望。津浦列車行經蘇魯，竟為蝗飛滿所阻，其災情之兇猛就可想見了，死者達千人。徐海十二縣，亢旱成災，豆類枯萎，江北不雨，已屆三月，刻下江北淮陰、淮安、漣水、泗陽、沐陽、宿遷各縣，天晴亢旱，晚麥仍未播種，鄉農極盼霓。江北運河逐漸乾涸，水運益形不便，而火警頻傳，日必數起。江南一帶，如無錫亦兩月不雨，天時亢旱，農田龜裂，常州、南通等屬同被乾旱。因水旱相繼，天時不正，致使蟲害叢生。」
高郵湖堤防崩潰
據高郵市委副書記倪文才的專書考證，有三大直接原因，加上政府管治失當等遠因。[17]
- 淮河流域連續降雨，高郵湖水暴漲。六七月間遭遇三次大暴雨：6月17-23日，在淮河上游，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3-12日，在淮南及高郵湖一帶，雨量400毫米以上；7月18-25日，仍在淮南及高郵湖一帶，雨量300毫米以上。致使高郵湖、大運河水位暴漲，據運河高郵御碼頭水位：7月25日8.3米，8月1日9.06米，8月15日9.46米（正常年份為5-6米）。
- 大風。水借風勢，風助水力。8月2日開壩前及26日破堤前，都突然颳起西南風或西北風，26日凌晨高郵湖面西北風達6.3級，發生湖嘯，推波助瀾，湖水扑打運堤，運堤不堪承受。
- 運堤失修，春修夏防嚴重疏忽。治運經費按規定年計40萬元（當時貨幣，下同），而層層截留，上繳很少，雖幾經整頓，到大水前的1930年僅收到8.1萬元，而且不少並未用在水利上。
其它如水政腐敗、體制弊端、人員瀆職等也有直接影響，而南京國民政府當時主要精力、財力用於打第三次江西剿共戰爭（發生於同年7-9月，與水災同期），被倪文才批評未能全力組織抗災。[17]
高郵湖缺堤泱及泰州，美南長老會駐江蘇泰州傳教站首席牧師何伯葵（Thomas Harnsberger）給上海華洋義賑會寫了報告，建議堵住高郵決口，不然下游水患不得解決。[18][19][20][21]華洋義賑會董事局同意，1932年2月何伯葵作為義賑會委派的災後復建的總監，帶着40萬銀元到高郵，工作到該年深秋才離開。[22]佛教徒林隱居士大力資助。由水利工程博士兼國民黨大老王叔相督導。[23]。王叔相召集了15000名工人，純手工（沒機器）把堤建起來了。[24]
救援、美國參與
美國機師查爾斯·林德伯格在1931年創歷史經阿拉斯加路線橫跨太平洋飛行（註：此前皆經夏威夷路線）[25]，9月抵達亞洲的漢口，期間航空攝影測量到「很多湖」，稍後才知道是水災，發回災區照片令南京國民政府重視事件。因為他飛機能在水上降落，他自願駕飛機運送救災物資，其中他帶着幾箱醫療物資到達江蘇興化縣，災民誤以為他帶來了糧食，由此他的飛機被一群飢民劃着舢舨包圍，他不得不向天鳴槍。[26][20]
死亡統計
- 淹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教授、美國人卜凱在水災後的1932年考察報告指有15萬。1933年官方報告14萬。[27]
- 「睡夢中（床上）淹死」：1931年8月30日《漢口先驅報》（Hankow Herald）報道在漢口約2,000人在睡夢中被淹死。[28]2006年高郵市委副書記倪文才在專書指在高郵19,300人在睡夢中淹死。[29]
- 有案可查的死亡數：最廣為引用的說法是422,499人，出自清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李文海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1994年）。[4]高級工程師駱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34.5萬人死，出自《中國歷史大洪水調查資料匯編》（2006年）。[30]二，約40.0萬人死，出自《中國大洪水—災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31]
- 受災人口。史學家5,311萬（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另一估計為5,000-6,000萬（Courtney 2018，第198頁. 該頁腳註10）。1933年官方報告2,500萬人。[27]高級工程師駱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4800萬人，出自《中國歷史大洪水調查資料匯編》（2006年）；二，5,127萬人，出自《中國大洪水—災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
因飢荒死亡，最多為安徽北部和河南。水災淹死，以江蘇最多。兩者合算總非正常死亡數字，為安徽、江蘇、河南。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
評論
在重建高郵湖堤壩出了大力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何伯葵，其孫Steve Harnsberger在2007年寫道「1931年這場水災死的人比2004年印度洋海嘯多15倍，但幾乎沒人對此事留下隻言片語。歷史只記得當年的其他災難—中國忙着打第一次國共內戰[a]、日本忙着侵略東北、世界忙着大蕭條。」[37]
紀念
賑災傳教士何伯葵死後，其孫Steve Harnsberger在2005年12月30日高郵市文游台文物單位內開設「水鑒館」，[38]作為「高郵1931年特大洪水及運堤修復展覽」圖片展的展廳，CCTV-9紀錄頻道有專題片報導。在75周年，2006年8月26日上午9時半，高郵市水務局在高郵湖畔立石碑揭碑儀式，石碑向何伯葵牧師、水利專家王叔相和執行航空攝影測量任務的查爾斯·林德伯格夫婦致意。[18][39]
2016年8月25日[40]，高郵市檔案館獲收藏家朱軍華捐贈民國老報紙，「1931年裏下河特大水災老報展」開展。2017年8月25-26日，置於一樓大廳。[41]
相關條目
中華民國部分重大單次洪澇災害
- 1939年天津水災，因連續暴雨加上日軍扒開河堤等因素，天津遭受嚴重水災，天津市區百分之八十的地區被洪水所淹。
- 1938年花園口決堤，民國時代另一次水災。國民革命軍阻止日軍西進鄭州而戰略人為缺堤。
- 1935年長江洪水
- 1921年江淮大水
中國歷史上部分重大單次洪澇災害:
- 1975年8月文革期間河南「75·8」水庫潰壩，連帶瘟疫與飢荒24萬死。2005年該事件被美國《探索頻道》評為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人為技術災難第一名[42][43]。
- 1954年長江洪水，長江中下游、淮河流域，湘、鄂、贛、皖、蘇5省有123個縣市受災，農田受淹4755萬畝，受災人口1888萬人，死亡3萬餘人，京廣鐵路近100天不能通車。
- 1887年黃河決口，河南鄭州下汛十堡（今惠濟區花園口鎮石橋村）發生黃河決口，致使200多萬（一說93萬；一說最保守估計150萬；一說700萬）人罹難。
- 1410年黃河泛濫，明成祖永樂八年的開封水災，致使1.4萬戶人口罹難。
- 其它相關
註釋
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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