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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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發生在中華民國河南省的重大饑荒。大旱之後又遭遇蝗災，饑荒遍及全省110個縣，逃荒者又遇侵華日軍轟炸，造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這次饑荒發生在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除了河南省，河北、北平、山西、山東、陝西、湖北北部、安徽北部都受到了影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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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有多種說法，加諾特與安東尼在《現代亞洲研究》發表的文章認為單純的飢荒死亡「遠低於100萬」，大約70萬[2]，有媒體報道1943年國民政府發佈的《河南災情實錄》統計，1942年河南大旱所導致的饑荒中，死亡人數達300萬人[3]，美國《時代》記者白修德認為有300萬到500萬人因饑荒而死。[4]《河南省志·人口志》中記載:「當年( 1943年 )餓死約300萬人，流亡他省的約300萬人」。[5]
歷史背景
河南地方基層諸多貪腐成性的縣長為征糧不顧百姓死活[6]。
當時，湯恩伯部數十萬人駐紮河南，軍紀渙散，為害鄉里。而在河南災情嚴重之時，湯恩伯又推出了「德政」，強征民役，導致民怨沸騰，被民間列為河南四大災害之一。[7]
徵收穀物的軍官和當地官員認為抽稅是一種特權。每個月在稅款分配之後，高級軍官們就會瓜分多餘的穀物，送到市場上出售，得款飽入私囊。而這種不法抽得的穀物卻是到達市場穀物的唯一來源，控制穀物的囤積居奇者則把價格抬高。[8]
從1941年春到1942年秋，侵華日軍集中了64%的主力和幾乎全部偽軍，發動了「治安強化運動」。使華北的廣大農村遭到嚴重破壞。再加上物資掠奪和勞役征取，人民的生產能力下降，生活條件惡化。此外，為了包圍和分割抗日根據地，日軍大量修築碉堡、封鎖溝和公路網，佔用了大量的耕地，剝奪了大量華北農民的衣食之源，並使華北平原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華北農村地區的防災抗災能力也受到了嚴重破壞。[9]
日本入侵的戰亂和交通癱瘓，使很多難民在逃亡臨近省份的路上只能依靠步行，距歷史記載大約在300至595公里以上的路程，並且大部分難民沒有及時的得到食物補給。
長年征戰，河南一直是全國出兵出糧最多的省份之一。而多年的征糧徵兵，青壯年都離開了土地，農民家裏沒有存糧[7]。
1938年國民政府下令花園口決堤。此次決堤造成巨大破壞，使之內成為水旱蝗災等各種災害的發源地。[9]並造成黃河每年幾十億噸的泥沙順着決口湧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沒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運，形成了穿越豫皖蘇三省44個縣的黃河泛濫區，人們將其簡稱為「黃泛區」。每年汛期時，黃水都會回流倒灌，淹沒農田，洪水過後蝗災復至，地表突兀凸凹，到處沙丘堆移，無法耕種，對當地農業造成嚴重破壞。[10][11]
饑荒成因
1942年9月西安軍事會議時，河南當地駐軍和河南省政府向蔣介石提供了兩份相互矛盾的災情報告，使蔣介石對災情嚴重程度估計不足[6]。
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省糧食局局長盧郁文均因身上寄託蔣中正的期望而到任，不願向中央按實情報災，導致賑災時間過晚[6]。
當地鄉紳富戶們不肯出糧賑災、各級賑災官員存在貪污腐敗[6]。
國民政府為了限制全國上漲物價，制定限價政策，河南省政府壓低了糧價，導致糧商不願賣糧至河南，窮苦人有錢無糧買的局面[6]。
河南唯一的隴海線運輸能力有限，無法供1000多萬災民逃荒及運糧。[12]
1942年八九月間，蔣介石就收到過河南軍政官員有關災情的報告，但蔣介石在當時的一份批示明確表明：「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紳，文電紛馳，申報水旱災況，或稱赤地千里，或稱田廬漂沒，一方請求豁免徵購，一方請求巨款賑濟，然究其實際，則其間多數地區，雖或略有災歉，大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過甚其詞，張皇入告。操其心跡，官吏則藉報災荒，豫圖減輕征課之責任……」[7]
1942年10月30日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將所收集的河南災民所吃的榆樹皮、觀音土、雁糞等帶到大會上當眾展示，涕泣陳情，並領銜聯名提出《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河南的災荒才得到國民政府的確認，派要員前往勘察災情，賑濟災民。會後，國民政府宣稱劃撥5億元法幣進行賑災。其中2億元用於在災區各處開設粥場應急，3億元用於購買賑濟糧。然而粥場開設起來，卻遠遠不能供應數量龐大的難民。而用來買糧的3億元法幣，卻被挪作他用，甚至有官員將其挪用販運私貨。[7]
20世紀40年代中國整體處於高溫少雨的環境。1941年發生了大範圍乾旱，1942年北方地區再次發生嚴重旱災，河南旱災最為嚴重。據不完全統計，河南受旱的縣（市）達82個，佔全省的80％。1942年河南境內僅有的９個雨量觀測站年平均降水量為408.5毫米，是有完整氣象記錄以來最少值，比常年值偏少45％，比1961年的最少值還少12％。此外，1942年河南夏季平均降水量為129.5毫米，低於有完整氣象記錄以來的最少值。
1942年中原地區氣溫異常偏高。當時有氣溫記錄資料的安陽、開封兩個站，平均氣溫分別為14.8℃和16.2℃，比往年同期偏高0.7℃和1.9℃。在小麥收穫季節，又遭遇大範圍嚴重乾熱風，旱情加劇造成小麥乾枯，僅為一般收穫的二成。
降雨少導致蝗蟲大量繁殖，在嚴重地區，蝗蟲過境遮天蓋地、作物盡毀。據不完全統計，河南省共有72個縣、市有蝗蟲為害的記載，進一步加重了災荒。[13]
| 年份 | 小麥產量 | 指數 | 棉花產量 | 指數 | 大豆產量 | 指數 |
|---|---|---|---|---|---|---|
| 1936 | 1054140 | 100 | 24550 | 100 | 103040 | 100 |
| 1937 | 374440 | 35.5 | 15120 | 61.1 | 159080 | 154.4 |
| 1938 | 421860 | 40.0 | 2960 | 13.1 | 70830 | 68.7 |
| 1939 | 392040 | 37.2 | 4700 | 19.1 | 66550 | 64.7 |
| 1940 | 418000 | 39.6 | 7080 | 28.8 | 65760 | 63.8 |
| 1941 | 315990 | 30.0 | 5570 | 22.7 | 53240 | 51.7 |
| 1942 | 247080 | 23.4 | 3010 | 12.3 | 12560 | 12.2 |
| 1943 | 328050 | 31.1 | 3630 | 14.8 | 37290 | 36.2 |
| 1944 | 449380 | 42.6 | 3700 | 15.1 | 29530 | 28.6 |
| 1945 | 444970 | 42.2 | 6980 | 28.4 | 38380 | 37.2 |
死傷統計
對於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存在多種說法，1943年國民政府發佈的《河南災情實錄》統計，1942年河南大旱所導致的饑荒中，死亡人數達300萬人[3]。美國《時代》記者白修德認為有300萬到500萬人因饑荒而死[4]，但Garnaut, Anthony在《現代亞洲研究》發表的文章認為:「單純的飢荒死亡「遠低於100萬」，大約70萬」。[2]1943年重慶國民政府官方統計1,484,983死，包含了生育率下降和逃荒人口。[2] 而國民政府早期官方統計的288,006人死亡也受到部分學者的質疑[14]。
| 年份 | 人口 | 年份 | 人口 | 年份 | 人口 |
|---|---|---|---|---|---|
| 1935 | 3457 | 1940 | 3067 | 1945 | 2787 |
| 1936 | 暫無數據 | 1941 | 2931 | 1946 | 2847 |
| 1937 | 3429 | 1942 | 2798 | 1947 | 暫無數據 |
| 1938 | 3341 | 1943 | 2595 | 1948 | 暫無數據 |
| 1939 | 暫無數據 | 1944 | 2471 | 1949 | 4174 |
災民遷徙與影響
1942年的大饑荒再次激起中原災民的大規模西遷浪潮。災民大多是輾轉洛陽，沿隴海路前往西北「大後方」的。據估計，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災民入陝求食者先後已達80萬人」。 而據美國記者白修德的估計， 則「大約有200至300萬難民乘車逃離」。[9]在河南，災民們的另一個趨勢是進入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邊區，其中進入晉冀魯豫邊區的，僅太行、太岳兩區的即多達25萬餘人， 大約相當於全邊區所有災民的六分之一，輾轉而至陝甘寧邊區的至少有11889人。 [9]
- 1944年8月29日《解放日報》的一篇署名文章《從災荒中站起來》， 是這樣描寫逃荒流的：災荒愈發展，三個世界的對照愈清楚，從安陽到玉峽關的封鎖線，雖然可以和敵人的封鎖溝牆相比擬，但封鎖不了饑餓發瘋的災民，沿着美麗的清漳河，襤褸的人群，日以繼夜地向根據地內流着、涌着。[9]
- 南陽的一家民營報紙《前鋒報》特派記者李蕤在1943年「災區系列通訊」《豫災剪影》中這樣描述：隴海鐵路，在災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釋迦牟尼的救生船。他們夢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車，便會被這條神龍馱出災荒的大口，到達安樂的地帶。[15]
河南省檔案館向《廣州日報》記者展示的一份檔案顯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個：大多數經洛陽，沿隴海線向西進入陝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還有一部分，北上進入抗日邊區；還有極少數向東進入日佔區。[16]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徐有禮表示，1942年大災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陝西，因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肅，遠離戰區，300萬河南災民湧入陝西，豫劇也隨之傳入，可以說（這次逃荒過程）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自發移民過程。至今，很多河南人與陝西人的關係還比較親密。雖然當時西部有大量土地，但人口卻很少，當時整個陝西人口也不過1000萬人。這次大移民促進了西部土地開發，把東部成熟的農業技術帶到了西部。[16] 「隴海線鄭州以東已被佔領，能通車的是洛陽以西。坐火車逃難的，最多佔總人數的1/3。當時火車數量很有限，運載效率很低，再加上大部分是運貨的，難民都是坐在貨上面；當時火車時速大約只有30公里，算上停靠時間，從洛陽到三門峽估計要兩天。家境稍好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車，多數人是徒步，一路上餓殍遍野，饑民相食的景象慘不忍睹。
救災
重慶國民政府在收到河南受災情報後，三次撥發急賑款，第一次撥400萬元，第二次撥1,000萬元，第三次撥2,000萬元，後河南省自籌賑款[17]。
1942年7月21日，李培基電請重慶國民政府，使1942年度河南省征購糧食數目減少120萬石。10月，重慶政府派張繼、張厲生赴河南實地勘察後，將河南的征糧負擔再次減少100萬石。[18]
救災委員會的主要辦法有三：（1）開倉。河南省在1942-1943年曾三次開倉救災，先後散發糧食12.6萬石、15.4萬石、33.4萬石。最後一次開倉是在1943年3月春荒之際，此次開倉，已用盡各縣所存歷年積穀。此外，政府還強制查封散發了大戶餘糧共計8.8萬石。（2）借糧。省府所在地魯山縣災情極重，曾向湯恩伯借軍糧160萬斤，於1943年春節前後全部發放災民，後於1943年9餘人底如數還清。此外，省府還曾向第一戰區借軍糧3.5萬大包，計400餘萬斤；此外，另有軍隊所出工振糧1.2萬包。（3）平糶。所謂平糶，就是政府在荒年缺糧時，將倉庫所存糧食平價出售。具體到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因本省存糧過少，不足救災，故所謂平糶，乃是指由河南省政府出面，籌集資金，向鄰近陝、皖、鄂各省平價購買糧食。1942年9、10月間，省府曾籌措平糶基金2千餘萬元，正式啟動平糶事務；1943年1月，又得中央之助，由中國農民銀行貸給平糶基金1億元，本省農工銀行借墊4千萬元，各縣籌集資金1億有餘，自省至縣，成立各級平糶委員會，並設立了陝西採購站、安徽採購站、湖北採購站及相應的運銷機構。三個採購站共計購進平糶糧2405萬斤，另有非平糶糧（包括各種雜糧）若干。其中以陝西為最多，共購平糶糧1059萬斤；借糧820餘萬斤。此外，省府還從第一戰區商撥了2.59萬包軍糧用作平糶糧。據《河南政府救災總報告》的不完整統計（做統計時，部分配銷站數據還未上報），購回配銷出去的糧食，至少在3億斤以上。[19]
1942年的河南，三面被日軍包圍，唯有西面隴海線尚與陝西保持聯繫。有鑒於此，蔣介石在1942年末曾親自下達手令，命河南省救災委員會沿隴海線，在重要地點設立粥廠，救濟西去逃荒的災民。後擇定廣武、洛陽、靈寶、常家灣、閿底鎮等 5 處各設一廠，統限 1943 年 1 月 1 日組織成立，開始收容西上災民。其經費全部由中央撥付報銷。自設立至結束，共耗費經費 800餘萬元，救濟災民達 55.8萬餘人。此外，省內各縣亦普遍設立粥廠，總計4289處，收養災民189萬餘人。[19]
相關報導
- 關於國民政府是否在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曝光河南大饑荒事件後迫於壓力，才承認並展開了救災工作。就此事仍有爭議。
- 早在1943年白修德報導河南飢荒之前，國民政府就已展開相關救災工作。國內報刊如中國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以及《大公報》、《前鋒報》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20]。
- 時任《大公報》記者的張高峰的通訊《豫災實錄》，發表在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上。第二天，《大公報》發表了社長王芸生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王芸生在文中寫道：「讀了這篇通訊，任何硬漢都得下淚，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見於今日的事實。」「誰知道那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在饑饉死亡的地獄。餓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攜幼，妻離子散；吃雜草的毒發而死，吃干樹皮的忍不住剌喉絞腸之苦，把妻女馱運到遙遠的人肉市場，未必能換到幾斗糧食……」[21]在這兩篇文章發佈之後，蔣介石即刻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據王芸生後來的回憶，他當時不是很理解蔣介石的做法，他曾向時任蔣介石秘書的陳布雷詢問，而陳布雷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什麼『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嚴令河南征繳不得緩免。」[7] 由於《豫災實錄》，蔣介石下令嚴查湯恩伯縱兵殃民的事實真相。湯恩伯因而遷怒於張高峰，以編造虛構的罪名將他逮捕，關押在漯河警備司令部看守所。[21]
- 2月2日晚上《大公報》停刊3天之後，在2月4日，《中央日報》以《賑災能力的試驗》為題，發表了一篇反駁《大公報》的文章。該文將「河南人民所受之苦痛」看作「天降大任之試驗」，認為「中國正是一個天將降大任的國家」，自然應該像古聖人孟子所說的那樣，要「經受種種(天)之磨鍊，增益其所不能」。[1]
「省府已有明令，將三十年度斗餘，軍麥價款，一律放賑，這一賢明處置，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命。」據河南省政府編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記載：豫省曾三次開倉貸谷。第一次是1942年春青黃不接、民食匱乏之時舉辦的開倉貸谷，共貸出小麥125,770石3斗9升。第二次是1942年各地秋收歉薄之後舉辦，共貸出及散放谷麥各半共15054,000市石。第三次是1943年3月春荒嚴重之際，省府令各縣速將現存歷年積谷合計332,749石8斗6升，悉數散放災民用資救濟。
第三屆國民參政員郭仲隗晚年《江流天地外》記載「中央不准報災，亦不救濟。」但湯恩伯、蔣鼎文、李家鈺等均向國民政府報災，只有河南省政府瞞報災情。
王芸生、曹谷冰合著《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記載「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而實際上，國民政府派遣了張繼和張厲生等人前往河南調查災情[20]。
改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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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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