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1953年4月27日—），男，祖籍浙江嘉善，生於遼寧鞍山，現任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
| 胡鞍鋼 | |
|---|---|
| 出生 | 1953年4月27日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母校 | 河北工學院（工學學士） 北京鋼鐵學院（工學碩士） 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工學博士） |
| 職業 | 國情研究專家、經濟學家 |
生平
1953年4月27日，胡鞍鋼出生於遼寧省鞍山市[2]，是父親胡兆森四個子女中的第一個，據胡鞍鋼三弟胡本鋼介紹，胡兆森因為當時在鞍鋼進行建設工作而給長子取名為胡鞍鋼[3]。胡鞍鋼自小就想做一名知識分子，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閱讀《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等報紙了解世界上發生的大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胡鞍鋼無法繼續接受教育，未能完成初中統考即畢業[4]:2[5]。1969年，胡鞍鋼在上山下鄉運動中以知識青年身份來到「北大荒」，並加入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六團當農工[4]:2[6]。在這期間，胡鞍鋼仍然堅持自學，同時觀察並思考農村和農民的情況[4]:3[7]。1976年，胡鞍鋼轉調華北冶金地質勘探隊[5]。
1977年，鄧小平恢復高考制度，胡鞍鋼參與報考，當時的領導挽留他，勸說他漲工資的名單上可能有他，但他仍堅持參與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並考入河北工學院[4]:5-6[5]。進入大學後，胡鞍鋼下定決心一定要儘可能地接受正規教育。他先後在河北工學院取得工學學士學位、北京鋼鐵學院取得工學碩士學位[4]:6-7[5]。隨後，胡鞍鋼進入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在周立三的領導下進行研究，並於1988年獲工學博士學位[4]:10[2][5]。
1991年至1992年赴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進行博士後研究；1993年轉入美國莫瑞州立大學經濟系做訪問學者[8]；1997年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人文學院做客座研究員；1998年赴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做客座研究員[2]；2000年赴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任訪問學者；2001年赴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治學院做訪問教授；2003年初一度赴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研究員。
學術貢獻
1985年起參加周立三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自此開始，逐漸成為中國國情研究方面主要的權威之一，其領導的國情研究中心是中國頂級的國家決策諮詢智庫，從1998年至今主編《國情報告》，向中央領導同志和省部級主要負責人累計提供1300餘期，先後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百餘次，對國家重大決策產生持續影響。[9]
觀點及立場
1993年時與王紹光合著了一份《國家能力報告》，該報告被認為促成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開始按稅種劃分收入來源，其中全國性的、收入較大的稅種被收歸中央。該份報告及改革隨後引起了巨大的爭論。《光明日報》寫道，「有輿論認為，圍繞『王胡報告』的爭論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一次大規模交鋒」[7]。胡鞍鋼之後被劃為新左派的一員[10][11]。不過，他本人表示「我並不認為自己是這個派或那個派。我是實事求是派，是務實派。我特別推崇鄧小平務實的作風，應該像他一樣考慮中國的大思路、大戰略。充分將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有機結合」[7]。
在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上，他認為，「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跨國企業或全球企業」。「與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相比，社會主義跨國企業最大的不同之處體現在國有企業的文化上。中國的企業文化來源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同時也有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借鑑。但是，它不同於西方的文化，西方企業文化強調個人主義，我國國有企業文化更加強調和諧，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奉獻精神。一個好的企業，不僅創造物質財富，還創造精神財富。企業文化就是這種物質財富的一個主觀反映，因而也就形成了對內對外的『軟實力』。」[12]
胡鞍鋼在2017年提出，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引發學界爭議。2018年發生美國封殺中興事件和中美貿易戰，胡鞍鋼的「超越美國」論受到外界猛烈抨擊，有清華大學校友連署呼籲校方解聘其教職。[13][14]
在《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國內考察調研記》中，胡鞍鋼總結了習近平調研的「五個主要特點」，分別是統籌全局、銳意改革、情系人民、力促創新和身先垂範[15]。2018年，胡鞍鋼在線上平台edX開課教授「習思想」課程[16][17]。胡鞍鋼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緊緊抓住了極其寶貴的發展戰略機遇期，有效應對內外部的挑戰，實現了歷史性和全局性的大發展、大變革、大進步。」[18]
胡鞍鋼認為，與強調民族分界的「民族大拼盤」模式相比，「民族大熔爐」能夠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演變為民族分裂問題，例如美國、巴西和印度政府不搞民族識別，強調國族身份的建構和統一，同時強調公民的個人權利平等，而不是民族權利的平等，保障了國家的統一。「民族大拼盤」強調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團體和地域多元主義體制而使社會涇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無法促進民族交融而建構統一的國族，容易導致民族衝突與地區矛盾衝突交織在一起，最終演化為民族分裂甚至民族戰爭，例如蘇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與捷克斯洛伐克均採用了這一政策，分別導致了蘇聯解體、南斯拉夫解體和捷克斯洛伐克解體。[19][20]胡鞍鋼於2012年發佈了《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一文以推動相關政策。[21]
胡鞍鋼主張，中國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絕不能搞三權分立。[22] 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真正的「人間正道」，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非西方國家不可能接受西方那一套以後就自動變成了「西方」國家，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具有「中國性」或「中國特色」，是由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歷史軌跡、歷史選擇所決定的。[23]胡鞍鋼在2012年時主張中國共產黨的「集體總統制」比美國的「一人總統制」更民主，次年又出版專著《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但是習近平執政後很快開始強化個人權力，被認為是政治投機失策。[24][25]
胡鞍鋼認為，鄧小平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決策並非偶然，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失敗導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二是二戰後中國「與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他概括為「毛澤東的重大決策失誤，就成為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成功之母」。[26]
著作
- 《人間正道》（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 《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與鄢一龍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 《中國：創新綠色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 《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 《中國集思廣益型決策》
- 《中國式共識型決策》
- 《目標治理》
-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
- 《中國經濟波動報告》
- 《中國地區差距報告》
- 《就業與發展-中國失業問題與就業戰略》
- 《中國發展前景》
- 《中國挑戰腐敗》
- 《中國戰略構想》
- 《影響決策的國情報告》
- 《中國大戰略》
- 《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
- 《透視SARS: 健康與發展》
- 《中國聲音》（東方出版中心，2016）
- 《中國國情與發展》（與鄢一龍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 《創新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中信出版社，2017）
- 《我與改革開放同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2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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