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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大調第3號交響曲《英雄》,是路德維希·范·貝多芬第55號作品,作於1803年至1804年期間。該作品是標準的四樂章交響曲,亦是貝多芬個人、乃至音樂歷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其規模宏大、充沛有力、情感豐富、結合了詩意和力量,極具獨創性,在當時不受觀衆接受和歡迎;但卻是貝多芬最爲鍾愛的作品之一。現在它被看作是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並時常被認爲是浪漫樂派的創始作品。原本貝多芬將該作品題獻給他所欽佩的拿破崙,但因後者稱帝,憤而改爲「紀念一位英雄人物」。《英雄》(意大利語Eroica)之名亦由此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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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號交響曲
《英雄》
貝多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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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交響曲的標題頁
調性E大調
作品號55
創作1804年,​219年前​(1804
出版
  • 分譜:1806年10月,哈斯靈格
  • 總譜:1820年,西姆羅克
樂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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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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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范·貝多芬

貝多芬早在1789年時就有寫作一部英雄氣概交響曲的想法,但並沒有落到筆頭。貝多芬於1801年察覺到自己的耳聾,並在翌年夏搬至海利根斯塔特以躲避維也納的氣候。在那裏貝多芬寫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遺書。他甚至想自殺,但「我的藝術把我拉回來」。在這一階段,貝多芬作出了該交響曲,也表達了其內心的奮鬥歷程。這首交響曲從1803年5月正式開始創作,作品完成是在1804年的年初。

名稱和題獻

貝多芬最初將該作品題獻給拿破崙·波拿巴。貝多芬敬佩法國革命的理想,以及為他們實現的拿破崙,但是當拿破崙在1804年5月加冕自己為法國皇帝時,而貝多芬卻對拿破崙大失所望,他走到了放置完成創作的樂譜桌子前,將寫着「波拿巴」的字挖出來,留下了一個洞。[1]之後,他把標題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意大利語Sinfonia eroica, composta per festeggiare il sovvenire d'un grand'uomo),並改題爲獻給其贊助人洛布科維茨親王。

費迪南德·里斯在說貝多芬生平的故事時說:

在寫這部交響曲的過程中,貝多芬一直想起拿破崙,當時拿破崙正為第一執政。在那時候貝多芬是很尊重他的,並將他看做古羅馬的偉大執政者。許多貝多芬的密友都看到了他的草稿封面頁頂部寫着「波拿巴」,而底部才寫着「貝多芬」。後來我跟他說拿破崙已自行稱帝的消息後,他就開始憤怒的大叫:「他只不過是個凡夫俗子,居然為了自己的野心而踐踏人權;他把自己抬升到眾人之上,成了獨夫寡頭!」他走到桌子邊,將標題頁撕成兩半之後扔到地上[2]

然而之後出現了轉折;1804年時貝多芬告訴出版商「這部交響曲的標題還是叫『波拿巴』」。直到1806年才再改爲現名。然而,安東·辛德勒英語Anton Felix Schindler稱,1821年拿破崙逝世時,貝多芬說「我十七年前就為這個悲傷的事件寫了合適的音樂」,意指該交響曲的第二樂章葬禮進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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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

該作品於1804年在洛布科維茨親王的宮殿(Palais Lobkowitz)的一場私人音樂會上首演,由作曲家親自指揮。第一場公演於1805年4月7號,在維也納河畔劇院舉行,由作曲家指揮,好友法蘭茲·克萊門特為首席小提琴。

當時的反應趨於兩極化:有人認爲這是一部傑作、高貴、龐大、華麗、優美;也有人認爲它混亂、荒謬,是貝多芬的臆想,令聽者不知所措。過了幾年後的評價漸漸平和,但評論家依然認爲它艱澀、難懂,「不僅僅是爲了娛樂」。據稱,演奏者很享受此作品,並在1807年在萊比錫的一場演出中自願增加排練。[3]

出版

作品的分譜於1806年10月在維也納出版(哈斯靈格Haslinger),總譜則於1820年出版(西姆羅克Simrock)[4]

分析

配器

該作品所需樂隊規模不大,其中非常不尋常是曲中使用三部法國號,突破了雙管制的傳統。據指出,這可能是史上首次出現的配器選擇[5]

依照工具書《管弦樂作品手冊》指示,上述之配器可簡記為"2 2 2 2—3 2 0 0—tmp—str"[6]

結構

該交響曲共四個樂章:

  1. 有精神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
  2. 送葬進行曲:非常慢的慢板(Marcia funebre: Adagio assai)
  3. 諧謔曲:活潑的快板(Scherzo: Allegro vivace)
  4. 終曲:很快的快板(Finale: Allegro molto)

如果包括反覆,全曲時長可達50分鐘以上。在第一樂章中,貝多芬要求展開部要反覆;該反覆在1950年代晚期的演出中通常會被省略。

第一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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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題,大提琴旋律與小提琴伴奏。

首樂章(有活力的快板),降E大調,三四拍,奏鳴曲式。該樂章沒有傳統的引子,而是以兩個雄壯的齊奏開頭,然後立刻引入寬廣的分解和絃大提琴主題。主題結束於不合調的升C音上。小提琴發出重復的高音,使和聲變得模糊,但在單簧管雙簧管奏出的第二主題中得到解決。第二主題相對和美、憂鬱一些,但也有着莊嚴的氣概。

呈示部已經很長;但最為新穎的是貝多芬擴大了發展部的規模,使之比呈示部(不算重復)更長,不僅僅是主題簡單的變化,而成爲了戲劇性的核心。在一段狂暴、充滿衝突的小高潮過後,突然安靜下來,並出現了一個看似新的旋律性主題(實際上是以舊有元素組成)。這個新主題,在弦樂所演奏的連續屬九和弦音量逐漸減輕之時,順暢地在E小調上出現,並且與第一主題互相交錯,其後亦於結束部分再次出現。

再現部開始之前的四小節,圓號提早重申了主題,但此時調性還未回歸到主調上,小提琴也還演奏著屬調的和絃,因而有不尋常的效果。

起初這一充滿先鋒性的樂段甚至被認爲是錯印,但貝多芬自己很珍視它。據白遼士記敘,里斯說:「我當時站在貝多芬旁邊,以爲號手是出錯了。我說:『該死的圓號手,你不會打拍子嗎?這聽起來大錯特錯。』當時貝多芬差點給了我耳朵一拳。他很久都不肯原諒我。」[3][7]

再現部基本上紋絲不動地重復了主題,只是做了一般的轉調。但尾聲的規模變得仿佛第二個展開部,與全曲的規模相配。起初調性不明確,但漸漸增強,直到高潮中小號光芒發丈地高鳴第一主題,令人熱血沸騰。

全樂章嚴謹而具有戲劇性。在規模和縱深上都有了顯著的開拓。其長度在貝多芬交響曲作品中,除第9號交響曲之外,無能出其右者。尤其有着節奏和調性上的革新,例如時常加入更有動感的四二拍段落,並多有不協和之處,例如發展部中小提琴在高音區將相差僅一個半音的E和F同時奏出,發出刺耳的怒吼。這些更爲豐富的表達傳遞出熾烈的感情,正如瓦格納所言「恰似自然的熔爐一般,表現了天才青春時期所湧現的種種情緒」。另外,研究者指出,本樂章由第一部、第二部小提琴競奏的一些片段,在現代樂團配置(即小提琴完全置於右舞台)之下,似乎無法呈現最好的效果,貝多芬所處時代,則是將小提琴分配於舞台兩側正面(即右舞台第一部、左舞台第二部),而得以更成功地傳達主題在聽覺上左右遞移、飄忽不定的感受[8]

第二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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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禮進行曲的主題,第一小提琴部分。

第二樂章(送葬進行曲:非常慢的柔板),c小調,二四拍,稍似迴旋曲式。主題有兩個部分,都是木管樂器弦樂器呼應:其一是開頭小提琴肅穆的c小調樂段,配有鼓點般的低音,在新的調性中結束;其二是有着極大旋律性的一個短句。然後出現了C大調的段落,較爲明亮;但又進入了陰暗的主題。接着出現了三聲賦格段落,音樂變得急促、悲慟,在咆哮聲中轉到屬調。結尾主題重現,但卻只剩下碎片,由低音提琴的撥弦配合,尤其悲涼。木管樂器發出最後的叫喊,樂曲在弱奏中淡出。

該樂章通常被認爲是「英雄葬禮」,羅曼·羅蘭稱之爲「全人類擡著英雄的棺柩」,柏遼玆將之與維吉爾悼念帕拉斯的詩篇相比。[9]該樂章也是貝多芬所創作的作品中,最有影響力的之一。其莊重、哀傷,又充滿美感和獨特的感情張力,由簡單主題發展出多種變化,是貝多芬成熟風格的代表。

第三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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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中部:以圓號爲主。

第三樂章(活潑的快板),降E大調,三四拍,諧謔曲。該樂章充滿能量,開頭的弱奏突然轉成特強;作曲手法簡潔細緻,感情色彩也有所變化。主題在雙簧管上出現。三聲中部有一個軍號般的主題,由圓號奏出。最後強有力地在鼓聲中結束。

該樂章雖然速度快,卻並非玩笑之作。對其的解釋有兩種極端:既有稱之爲「自然春色的復活」「鄉間歡快的集市」者[10],也有認爲是「軍營中的景象」的,白遼士甚至稱之爲《伊利亞特》中勇士們在其領袖的墓冢前所進行的舞蹈[9][11]。這也是第一部在諧謔曲中使用了三支圓號的交響曲[12]

第四樂章

末樂章(終曲:甚快板),降E大調,二四拍,奏鳴曲式、迴旋曲式、變奏曲式的結合體。在末樂章使用變奏形式是極不尋常的。其主題來源於貝多芬之前創作的《普羅米修斯的造物》;貝多芬欽佩普羅米修斯的精神,將他作爲該交響曲的結束,也是恰當的。該主題亦在1802年為獨奏鋼琴創作的「十五段變奏曲與賦格」(Op. 35,又稱「英雄變奏曲」)被使用,也在其他的一些作品當中出現[13]

該樂章開始時風馳電掣,聽起來在錯誤的調性(g小調和降E大調的屬調)上;但隨即突然進入較爲平和的變奏部分。一開始並沒有呈現出主題,而是先用低音和聲勾勒出了主題的骨架。然後用簡單的旋律與之相配,突出了音色的對比,還有些喜劇色彩。然後才出現了如歌的由兩部分組成的主題。接着有一段賦格和奔放劇烈的舞曲,緊接着另一個由主題變奏而來的賦格段,達到一個小高潮。接着進入了柔美、平靜的樂段,旋律交替進行。漸漸音樂變得強烈,直至一個強有力的壯麗的高潮。在一段較弱但充滿懸念的樂段過後,忽轉急板,暴烈的開頭重現,並引向特強的結束。

該樂章傑出地處理了調性和形式上的發展。其形式綜合了迴旋曲式(主題與不同樂段相穿插)、奏鳴曲式和變奏曲式。低音部分直到尾聲時才消失,但變化多端,起到支撐結構的作用。變奏的性格也從歡樂、奔放、狂烈到靜思、靜謐、溫柔,再轉向光輝的結束,突顯了英雄壯闊的歷程。劉易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稱該樂章是全曲的昇華[3]

評價

該作品現在被認爲是貝多芬最偉大的傑作之一,也是音樂史上的里程碑之作,與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甚至史特拉汶斯基的《春之祭》一同,都開創了新的音樂理念。但在貝多芬的時代,它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其先鋒性使得聽衆和評論家都感到不解;人們覺察到其原創性、嚴肅性與作曲的技藝,但卻並不大被感動。[3][14]

該作品的長度幾乎是海頓莫扎特所作的交響曲兩倍長,第一樂章就跟許多古典樂派的交響曲一樣長。作品比之前更富有情感,經常被舉為浪漫樂派的起始,也是交響曲歷史上里程碑般的作品。其表達內容也有所突破,第一樂章規模非凡,氣勢浩大;第二樂章情感濃郁,從送葬進行曲主題的痛苦,到插曲的撫慰。末樂章也有同樣寬廣的情感。在早期的交響曲裏,末樂章通常快而輕巧,但這裏是較長的主題變奏,還有嚴肅的賦格

柏遼玆在其論文中闡述道:

音樂評論家蘇利文(J. W. N. Sullivan)寫道:第一樂章是貝多芬鼓起勇氣面對他的耳聾,第二樂章是慢且如輓歌似的,描述他無法面對的巨大恐懼,第三樂章的詼諧曲,「不斷創造前進能量」,第四樂章是旺盛創造溢出能量[15]

也有認爲該作品體現了「人類的潛力和對自由的追求」,從而與法國大革命的精神相吻合,甚至可追尋到社會主義的痕跡。[16]

2016年,《BBC音樂雜誌》對151位指揮家做訪談統計,貝多芬第3號交響曲被評為史上第一[17]

影響

參考資料

參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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