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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古典主義時期作曲家（1732－1809）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法蘭茲·約瑟夫·海頓（德語：Franz Joseph Haydn，1732年3月31日—1809年5月31日），又譯海登，奧地利作曲家。海頓是繼巴赫之後又一位偉大的器樂作曲家，是古典主義音樂的傑出代表，被譽稱為「交響曲之父」、「弦樂四重奏之父」和 「海頓爸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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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頓出生於奧地利和匈牙利邊境的一個小村莊羅勞，出身於一個貧窮的車匠家庭，27歲時受聘擔任匈牙利埃施特哈齊親王的樂長，任職達30年之久，他一生寫作了108首交響曲，兩部神劇《創世紀》和《四季》，同時也寫作了大量的弦樂四重奏，鋼琴奏鳴曲，以及一些歌劇、輕歌劇、12部彌撒曲和聲樂作品。
海頓的音樂幽默、明快，含有宗教式的超脫，他將奏鳴曲式從鋼琴發展到弦樂重奏上，他是器樂主調的創始人，將傳統對位法的獨立聲部完全同化了，將主題發展自行展開。後期他訪問英國，接受牛津大學授予的音樂博士頭銜，受到了韓德爾的影響，也受莫扎特的影響，產生旋律優美的抒情色彩，出現類似巴洛克的風格。他用弦樂四重奏代替鋼琴，用管弦樂代替管風琴，創造了兩種新型的和音演奏形式。
海頓出生在當時奧匈邊境的一個叫做羅勞的村子，父親是車匠也是修車師傅[3]。儘管父母親不識譜，但在海頓的記憶裏，一家人還有鄰居們經常一起唱歌。在海頓很小的時候，人們就發現了他的音樂天賦。他五，六歲時，也就是1737或1738年，被送到海茵堡附近的親戚家，以接受那裏教堂唱詩班的訓練。1740年，在當時維也納的斯蒂芬大教堂音樂總監格奧爾格·魯特下鄉選苗子的時候被相中。魯特把海頓帶到了維也納，在其後的九年裏海頓一直在兒童合唱團唱歌。在最後的四年是和他的弟弟米歇爾在一起。其間海頓學習唱歌，鋼琴和小提琴。魯特修改了海頓的第一首作曲，但並未給他正規教授作曲課。儘管如此，海頓還是學到了很多——主要是通過自學[4]，另外他很小就開始享受維也納音樂環境的薰陶。這對一個音樂家來講是至關重要重要的。關於他是否在那時已經研習了Johann Mattheson的Der vollkommene Capellmeister和Johann Joseph Fux的Gradus ad Parnassum 歷史還無定論。但這兩首作品成為海頓以後成長的基石。
1749年，海頓身體已經成熟，已經無法唱出兒童合唱團要求的童聲，所以被找了個藉口趕出合唱團[4]。據說他在公園長凳上過了一夜，但隨後被朋友收留，開始了他的自由音樂人的生涯。在這之後十年的艱難歲月裏，海頓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當過意大利作曲家尼古拉·波爾波拉的隨從。他努力學習，以填補自己專業上的不足之處。並寫出了他的第一首四重奏和第一首歌劇。在這期間，海頓的專業造詣逐漸提高，羽翼漸豐。
從1754年海頓開始擔任維也納出生的當時10歲的Marianna Martines的鋼琴教師。在他開始教她的時候Marianna Martines已經彈得很好了。海頓住在學生家，不收學費以抵房費。
大概在1757年，海頓得到了他的第一個重要職位，即擔任在Pilsen的Lukavec城堡的公爵Karl von Morzin的樂長。在他擔任這一位置的那些年裏，他寫出了第一首交響樂作品。作為樂長他指揮一個小樂隊，並為之寫出他的第一首交響樂，弦樂三重奏，卡薩欣（Cassation），弦樂四重奏。這些曲譜多為手寫，並沒有印刷。
Karl von Morzin公爵不久出現財政困難，於是不得不解散樂隊。但很快海頓就在1761年在埃斯特哈齊（Esterházy）家族找到了一個類似的副樂長位置。埃斯特哈齊家族在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地位顯赫。後來樂隊的老樂長Gregor Werner在1766年去世，海頓升任正職。
作為身穿制服並擁有官銜的宮廷樂長，海頓跟隨這個家族住過三個地方距離維也納約50公里的艾森施塔特，維也納冬宮，以及一個叫做埃斯特哈希宮的新城堡。這座城堡於1760年在匈牙利地界修建。海頓當時的職責主要是作曲，領導合唱團，為宮廷成員演奏室樂，以及組織歌劇創作。儘管眾多職責在身，海頓感覺很充實和快樂。埃斯特哈齊的王公們（先是保羅二世（Paul Anton），然後是尼古勞斯一世（Nikolaus I））都很懂音樂，欣賞海頓的工作並給他創造必要條件使其才能得以展現。他們每天都去聽合唱團的演出。
1760年，在擁有一份穩定樂長工作後，海頓與瑪麗亞·安娜·凱勒結婚，但婚後感情不好。瑪麗亞無法生育讓海頓很失望。有傳聞他與同是埃斯特哈齊樂團的歌唱演員Luigia Polzelli有染，並是她的兒子Anton的生父，但由於沒有足夠的證據或文獻，因此此說法一直存疑。
海頓在埃斯特哈齊三十多年擔任樂長期間，不但創作出大量音樂作品，風格也不斷有所創新，而且名聲在外。逐漸地開始不但為僱主，也為公眾寫曲。這期間他的著名作品如《巴黎交響曲》（1785–1786）和最早為合唱版本的《臨終七言》就應國外邀請而作。
1781年，海頓和莫扎特成為好朋友，他比莫扎特大24歲。兩人經常一起演奏弦樂四重奏。從那時起他對莫扎特之後的作品留下來很深的影響。海頓在那時已經停止創作歌劇和交響樂，而這正是莫扎特的強項。莫扎特為此特意寫了首四重奏，以配合海頓剛剛完成的Op.33系列。莫扎特將這首作品獻給了海頓。
海頓於1785年2月11日加入共濟會所Zur wahren Eintracht。莫扎特未能參加他的入會儀式，因為當天他必須出席他父親列奧波德·莫扎特的音樂會。莫扎特也是共濟會成員。正是這種關係更加加深了海頓和莫扎特之間的深厚友情。
1790年尼古勞斯大公去世，他的繼承人沒有絲毫的音樂品味，因此解散了宮廷樂隊並讓海頓退休。海頓隨後接受了德國音樂經理人約翰·彼得·所羅門的邀請前往倫敦，加入他新組建的交響樂團及合唱團。
這兩次出行（分別於1791年到1792年和1794年到1795年）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聽眾為看海頓的演出蜂擁而來，使海頓名利雙收。在倫敦期間，海頓還完成了一些他的重要作品，如交響樂鼓聲、軍隊、倫敦、騎士四重奏和吉普賽人三重奏。
海頓曾經考慮加入英國籍並在那裏長期生活，但未能如願。他回到維也納，蓋了新房，並改變其作曲風格，開始寫氣勢宏大的合唱和交響樂作品。他完成了神劇「創世紀」和「四季」的創作，並為埃斯特哈齊家族寫了六首教堂樂作品。埃斯特哈齊家族那時的王子很喜歡音樂。海頓還完成了他的弦樂四重奏系列的最後九首，如《皇帝》四重奏、《五度》四重奏和《日出》等。儘管海頓已經不年輕，他還是對未來充滿憧憬。在一封信中他寫道：「在這美妙的藝術中還有那麼多要做啊！」。
1802年，海頓感覺到一種多年困擾他的疾病開始惡化，以至於他身體上已經不能繼續作曲創作。這對海頓來講無疑是一次重創：正如他自己所說，有如此多的新鮮的音樂創意，如潮水般源源湧來，等着他去完成。
儘管海頓在最後的幾年裏被僕人精心照顧，經常有人登門造訪，並得到了許多榮譽，但這絕不是他最快樂的時光。在生病期間，他經常靠彈奏奧地利帝皇頌（Österreichische Kaiserhymnen）來尋找精神安慰。這首曲子是他1797年以一個愛國者的熱情創作的。
海頓在拿破崙攻陷維也納後不久去世。他最後的遺言，竟是在鄰居遭到炮轟後他安慰僕人們不要害怕。
海頓被公認為交響曲和弦樂四重奏之父，並且是鋼琴協奏曲和鋼琴三重奏的開創者。儘管一些早期古典派如卡爾·菲利普·埃曼努埃爾·巴赫（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兒子）之於鋼琴協奏曲，以及約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同是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兒子）和雷歐波得·莫扎特（莫扎特的父親）之於交響曲，都有重要的貢獻，但海頓的地位是無人可及的。
另外海頓將奏鳴曲式從原來的簡單的「兩段式」改進成為一種精巧靈活的風格。海頓還發明了奏鳴迴旋曲式，一種帶有兩個主題的曲式。他還是第一個將賦格和對位法引進古典音樂的傑出作曲家。
海頓是弦樂四重奏《皇帝》的作曲者，因此也是奧匈帝國國歌《帝皇頌》、奧地利第一共和國國歌《永久的祝福》和德國國歌《德意志之歌》的作曲者。
海頓音樂的最主要的特點是把細微簡單的音樂主題擴展成宏大的結構。他的音樂通常濃烈飽滿，在一個樂章中的關鍵情節經常迅速展開。
他的很多作品的結構原理遵循奏鳴曲式，它的主要組成部分 － 在海頓的作品裏 － 如下：
海頓的作曲實踐也影響了莫扎特和貝多芬。貝多芬的初期作品經常是以冗長鬆散的奏鳴式展開，但緊接着在他所謂的「中期」運用了海頓的方法，這就是在十分簡單的基調上逐漸發展出高度有機的音樂結構。
也許海頓不同於其他作曲家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他在曲子裏加入的幽默。最有名的例子是第94號交響曲《mit dem Paukenschlag》突然響起的和音。還有更有意思的：在四重奏Op. 33 Nr. 2 和 Op. 50 Nr. 3 的假結束以及他在Op. 50 Nr. 1 platzierte故意放進的那些古怪的周期性的幻覺。
海頓的早期作品寫自於晚巴洛克風格（巴赫和韓德爾的音樂就是這種風格）過時之際，當時的海頓還沒能寫出使用新式語言的有分量的作品。那是一個學習和風格不穩定的時期，而海頓（在18歲時巴赫去世）本身就是一個當代音樂研究者。海頓也承認巴赫的次子、前輩卡爾·菲利普·艾曼紐爾·巴赫對自己的作品影響很大。
細心分析海頓創作的1749到1802這50年，可以看出海頓的作品逐漸開始變得複雜和細膩，這是海頓從自己的經驗和同儕中得到的。其中一些作品是他風格演化的里程碑。
1760年末1770年初，海頓進入所謂的狂飆運動時期，作品充滿尖銳的和弦，突兀的轉句，少見的小調和音。35到55號之間的交響曲大都是這樣的作品。這段時間海頓專心研究對位法，並嘗試寫賦格，不過這種賦格和巴赫的賦格作品不大相干，而是源於意大利的維也納傳統賦格，例子就是寫於1772年的六首「太陽」弦樂四重奏Op. 20的終樂章。
1781年，海頓發表了6首弦樂四重奏Op. 33，並敬告聽眾，這將是一批「全新的、另類的」作品。Charles Rosen曾經說過，這並不是炒做，而是認真的。他指出了許多在這些作品裏體現的海頓作曲風格的重要進步。 比如樂句之間流暢的過渡、後句的主調非常自然的不間斷地從前句衍生出來、嫻熟的將陪襯部分從主調部分發展出來，以及注重所有樂器保持其完整性（也就是貝多芬所所說的「obligates Accompagnement」)。這些里程碑式的風格轉變影響到海頓其後創作的很多四重奏作品。
從1781年及1782年起，海頓開始經常與莫扎特切磋技藝。兩位音樂巨匠惺惺相惜，友情不斷加深。在音樂界有海頓的前莫扎特和後莫扎特時代的定義。
在18世紀90年代，由英國之旅的激發，海頓發展出所謂的「大眾風格」，就是迎合廣大聽眾口味而導致空前的巨大成功，但又不乏學院派的嚴謹的風格。海頓借鑑了奧地利和克羅地亞的民間音樂素材，並將其融合到作品中。民樂的作用在於加強了作品的穩定性，尤其在結構宏大的作品中作用尤為突出。在其後期作品中人們經常能品位到海頓的這種大眾風格，比如12首倫敦交響曲和其後來的兩齣神劇的鋼琴三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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