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1900年8月30日—1976年7月1日），原名張應皋（也作張蔭皋），字聞天，曾經長期使用化名洛甫[註 1]，江蘇省南匯縣（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對其評價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
| 張聞天 張應皋 或 張蔭皋 | |
|---|---|
 任中國駐蘇聯大使時的張聞天 |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
| 任期 1935年1月—1943年3月 | |
| 前任 | 博古 |
| 繼任 | 胡耀邦（1982年9月） |
| 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 | |
| 任期 1935年1月—1938年3月 | |
| 前任 | 博古 |
| 繼任 | 毛澤東（政治局主席）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 | |
| 任期 1954年—1959年 | |
| 周恩來 | |
| 中國駐蘇聯大使 | |
| 任期 1951年4月—1955年1月 | |
| 前任 | 王稼祥 |
| 繼任 | 劉曉 |
|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 |
| 任期 1937年7月—1942年12月 | |
| 前任 | 吳亮平 |
| 繼任 | 陸定一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 | |
| 任期 1956年—1966年 | |
| 黨中央主席 | 毛澤東 |
| 第六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 |
| 任期 1931年6月—1938年 | |
| 第六屆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 |
| 任期 五中全會 | |
| 任期 1928年—1945年 與博古、周恩來、項英同時在任 | |
| 前任 | 博古（總書記） |
| 繼任 | 毛澤東（書記處主席） |
| 個人資料 | |
| 字 | 聞天 |
| 出生 | 1900年8月30日（光緒二十六年8月6日） 大清江蘇省松江府南匯縣祝橋鎮鄧三村張家宅 |
| 逝世 | 1976年7月1日（75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無錫市 |
| 籍貫 | 江蘇省南匯縣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衛月蓮（1918年結婚） 劉英（1935年結婚） |
| 兒女 | 女兒：張維英、張引娣 兒子：張虹生 |
| 母校 | 江蘇省立水產學校 河海工程專門學校 莫斯科中山大學 |
| 職業 | 政治家、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和經濟學家、外交家 |
| 宗教信仰 | 無神論 |
張聞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前往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是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張聞天1930年回國，抵達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33年1月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遵義會議後，張聞天被推舉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2]。到達陝北之後，隨着毛澤東權力的擴大，張聞天的地位逐漸下降。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張聞天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延安馬列學院院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張聞天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部長、中共遼東省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張聞天主要從事外交工作，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等職務。1959年，張聞天被劃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批判，改而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研究。張聞天於「文化大革命」中被批鬥，「文革」結束前病逝[3]。
生平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8月30日[4]，張聞天出生於江蘇南匯祝橋鎮鄧三村張家宅[5]。張聞天的先祖在北宋末年為躲避戰亂從清河郡遷徙至浦東。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實行驅富民填燕京的政策，張氏族人大多遷往北京，只有張仲清在利造橋隱居下來，並成為當地張姓家族的始祖[1]:1。張聞天的祖父張祥福、父親張芹梅皆為農民，母親金甜花曾進過私塾，張聞天是家中長子。給張起名的是同村長輩張桂唐，取《詩經》中「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之意，為其起名「應皋」（也作「蔭皋」），字「聞天」[1]:2。張聞天早年先後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學和惠南小學讀書。1915年，考入江蘇省立水產學校（吳淞水產學校），學習兩年後，因身體無法適應學校環境而轉出[1]:9。1917年，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此時，張聞天接觸到了《新青年》，思想開始傾向革命[1]:13。
五四運動爆發後，張聞天參加學生運動[1]:13，並開始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後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國學會[1]:20。1920年7月，張聞天與沈澤民一同留學日本，學習日語並自學哲學及其他社會科學書籍[1]:23-24。1921年1月，張聞天回國，8月任中華書局編輯，與左舜生、田漢、李達、何叔衡為同事[1]:28。1922年1月5日，張聞天發表《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1]:30。文章說：「我們對於這種不合理的社會，早感到不安，不過用什麼方法去改造呢?應該改造成什麼樣呢？無抵抗主義呢？反抗主義呢？無政府主義呢？社會主義呢？如江河流水，不絕地引起我的煩悶。但永久不決是不能生活的。那麼，取其長，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會主義一條路了[6]。」8月，張聞天自費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留學，曾選過幾門課程，但不是正式學生[1]:40。
張聞天於1924年1月回國，繼續任中華書局編輯[1]:45。1924年10月，張聞天受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之邀，入川擔任重慶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英文教員，與蕭楚女、楊闇公為同事[1]:53。1925年5月，張聞天因宣揚革命思想，與蕭楚女、廖劃平一起被重慶衛戍司令王陵基勒令離川，返上海[1]:62。6月，張聞天經沈澤民、董亦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64。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69。
1928年初，中山大學少共支部局一些人對學校支部局工作不滿[7]。校支部局以無視黨的領導為名，給他們扣上了「先鋒主義」帽子，並重新改組少共支部[8]。當時蘇聯內部的兩派鬥爭在1928年夏形成高峰，因此召開了十天會議去討論學校支部局的工作，當時蘇共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壓陣支持學校支部局[9]:60，雖然遭到多數學生反對，但在博古等少數派支持下，仍然通過表決，支持學校支部局工作。會後，因擁護支部局的一派驕傲起來，反對派起名綽號「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9]:62，張聞天為其中之一。
1928年9月，張聞天進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78。1930年5月19日，張聞天發表《論兩條路線的鬥爭》，文章指出，各國共產黨不僅要反對黨內的右傾，也要反對黨內的左傾[1]:83。這篇文章被認為是針對李立三與「立三路線」[1]:84。
1931年2月，張聞天回到上海，不久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88[10]。同年9月，成立臨時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黃平、劉少奇、王雲程等九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9]:85。1932年1月，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張聞天受階級鬥爭思維模式干擾，指斥十九路軍將領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抗日軍閥」[11]，提出黨的策略是「擁護士兵自動抗日的鬥爭，而反對他們的長官，利用一切機會揭破這些長官的欺騙」；號召革命的士兵與民眾聯合起來，把軍閥的武裝變為民眾的武裝，甚至認為「要作戰勝利必須殺掉他們反動的長官」[1]:98[12]。
1932年12月，上海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1]:106。政治局常委盧福坦等被捕變節，致使張聞天、陳雲等險些被捕。博古在請示共產國際後，決定整體遷移中央首腦機關進入江西中央蘇區[9]:99-100。1933年1月，張聞天隨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1]:107、瑞金工農民主政府主席等。
當時恰逢國民政府準備第四次圍剿戰爭，蔣介石親自掛帥進攻，博古同時召開中共中央局會議，主張堅守陣地。這一主張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的上書反對，認為民眾沒有實力抵禦長期的陣地戰、應當繼續游擊戰[13]:431，且直言中央局的決議「空洞說教」[9]:110-111。博古讀後勃然大怒並起草《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羅明為主的「機會主義」（羅明主義），並隨後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大量基層和前線幹部被牽連撤職。1933年2月18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上發表《什麼是羅明同志的機會主義路線》一文[14]，被認為是具有定調子的作用[15]:250-251。此後，博古批判「江西的羅明路線」，張聞天又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15]:253、《火力向着右傾機會主義》[15]:258等文章，支持博古的行動。在這些運動中，包括張鼎丞、劉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牽連[1]:111。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1]:124。廣昌失守後，張聞天在中革軍委一次會議上批評博古、李德等人的軍事指揮，開始與他們產生隔閡[1]:122。1934年8月，中央蘇區機關駐地沙洲壩遭國民黨轟炸，中央機關被迫搬遷至瑞金雲石山。此後，張聞天開始與毛澤東交流、接近[1]:126[16]。
1934年10月，張聞天參加長征，與毛澤東、王稼祥等同編入軍委第二縱隊[1]:130。三人在行軍途中多次交流，結成同盟，共同反對博古、李德[1]:131。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紅一方面軍長征途中佔領了貴州遵義，於是順道於當地舉行會議，地點在遵義城琵琶橋（後改名子尹路，又改稱紅旗路）東側87號柏輝章公館。會議上博古率先作報告，檢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軍事指揮錯誤，但主要是客觀條件的困難[1]:135。周恩來隨後做副報告，稱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1]:137。緊接着，張聞天在會上作反對中央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17]。隨後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失利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保守主義[1]:136。這個發言的提綱是毛澤東與王稼祥、張聞天在先前擬好的。隨即，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紛紛表示贊同。會議召開三日，最終決定取消原來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1]:139，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權[1]:138。
2月5日，紅軍進抵貴州畢節林口鎮雞鳴三省村，在這裏召開政治局會議[1]:135。毛澤東此時對周恩來稱「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18]，於是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20][21][22][13]:433，在常委分工中「負總的責任」[註 2][23][24]。5月12日，張聞天主持會理會議[1]:151。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北上路線，反對張國燾的南下路線，隨軍到達陝北[1]:169。為此，張國燾在另立中央時，宣佈「開除」毛周洛博的黨籍[1]:202。1935年12月，張聞天主持瓦窯堡會議[25]。
1936年，紅軍進行東征、西征，在此期間，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合作，將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置於中共的工作重心[1]:186[26]。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張聞天在保安窯洞主持召開應對事變的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審蔣」、「除蔣」[27][28]，而張聞天主張「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係隊伍」[29][30]。最後在斯大林的壓力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31][32][33]。1937年1月，張聞天秘密前往西安，與周恩來、博古等商議辦法[34]。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陝西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並作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分析報告，提出堅持抗日十大綱領，反對民族失敗主義[1]:245-246[35]。1937年11月底，王明、陳雲、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1]:254。張聞天主持12月政治局會議，會上，張聞天在會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36]該會議按共產國際還有斯大林的臨行交代，改組書記處，增補王明、陳雲和康生為書記，實行集體領導。之後，中央決定，由張聞天主黨，毛澤東主軍，王明主統戰，形成三駕馬車式格局[1]:257。1938年，張聞天曾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37]。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實際上從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上退下[1]:268，改為負責宣傳工作和幹部教育[15]:429，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馬列學院院長[1]:272、西北工作委員會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負責人、《共產黨人》編輯等職務。1941年皖南事變後，張聞天多次檢討過去的左傾錯誤[1]:300。
1942年2月，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打擊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習毛澤東思想[13]:478。其中，「黨八股」一詞為張聞天首創[15]:434。期間，張聞天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陝北和晉西北農村作了一年多的農村調查，寫出了《出發歸來記》[1]:302-310。1943年3月，張聞天調查結束歸來後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中共中央改組，設立中央書記處主席一職，由毛澤東擔任，由此確立毛的一元化領導。此後，張聞天任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15]:431，並從事陝北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調查、研究國內外形勢和主編黨內刊物《參考資料》[26]。1945年6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319，並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38]。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聞天主動要求到東北從事地方工作[26]。1945年10月22日，張聞天與高崗、李富春、王鶴壽、凱豐、陳光、朱瑞等乘坐美軍調停小組的飛機前往邯鄲，於11月22日到瀋陽[39]。此後，張聞天等被派到北滿[註 3]。在陳雲主持下，他參與起草並與陳雲、高崗聯名向中央發出電報，建議東北工作方針應是及早將武裝力量和幹部分散到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而不應將注意力過多集中於大城市[40]。12月，張聞天出任中共合江省省委書記。由於當時合江省土匪眾多，阻礙交通要道，故張聞天先在寧安縣從事社會調查[1]:324-327，合江軍區司令員方強則化裝前往佳木斯[41]:191。
1946年5月，張聞天到佳木斯正式上任[1]:327。此後，主持合江地方政權建設、剿匪、土地改革等工作，後又兼任合江軍區政治委員[42]。1946年7月3-11日，出席在哈爾濱召開的東北局擴大會議，這個會議通過了《七七決議》[43]。1947年，在東北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了「左」的傾向，發生「掃堂子[註 4]」等過激行為[41]:360-363。對此，張聞天下令合江地區的報紙禁止轉載「掃堂子」的經驗[1]:336[41]:364，並保護合江工商業，起草《在平分土地運動中保護工商業的指示》[41]:365。
1948年5月，張聞天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並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341。在此期間，張聞天起草《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提出「五種經濟成分」思想[1]:342-345。《提綱》受到毛澤東肯定，並將其轉發全黨，作為各解放區經濟建設的方針[1]:346。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1]:347。4月，調任遼東省省委書記、遼東軍區政治委員[44]，組織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等工作[1]:348。
1950年1月20日，張聞天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首席代表[1]:361，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取得席位而未赴任[45]:105。1951年4月，張聞天任中國駐蘇聯大使[45]:106[46]。張聞天注意研究國際問題，積極向中央提出形勢分析和政策建議，如1951年提出韓戰第一次停戰談判問題報告，受到中央重視[47]。1954年，與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等出席日內瓦會議[1]:378[45]:117。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499。1955年1月回國，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協助周恩來領導外交工作。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500。
1959年，張聞天參加廬山會議[1]:401。7月14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寫信，信中彭德懷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48]:358-361。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支持彭德懷[48]:363-364[49]。7月21日，張聞天作了三個小時發言，用了更精確的理論術語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左傾錯誤，主張發揚黨內民主，支持彭德懷[1]:413-419，張聞天強調應多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探討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反對不講條件、不合乎實際的「主觀主義、片面性」，「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光憑主觀願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在黨內民主作風上，「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會有戰鬥力」，為此領導上要「造成一種風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提意見」[50]。隨後，原本主張「糾左」的毛澤東轉而批判「彭、黃、張、周反黨集團」[51]:424[52]，張聞天被毛澤東歸類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53]。會議後，「反右傾運動」再次展開[54]，張聞天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被進一步批判，被免去外交部副部長職務[55]。
1960年11月12日，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擔任特約研究員，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研究[1]:430。1962年1月，出席七千人大會，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1]:440。此後，前往江蘇、浙江、上海、湖南等地進行社會調查[1]:443-449。調查結束後，寫出調查報告「集市貿易意見書」[1]:450。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批判彭德懷、張聞天、習仲勛等[1]:453。會後，張聞天被剝奪了參加中央一切會議、閱讀中央一切文件的權利[1]:454。此後，又提出「生產關係兩重性」理論[1]:457。1966年10月1日，張聞天參加國慶慶典活動，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交談[56]。
文化大革命時，張聞天受到迫害，與彭德懷同遭批鬥[57]。1968年5月17日起，張聞天在寓所內被「監護」[1]:469。期間，張聞天與劉英被隔開。康生為獲得對劉少奇不利的材料，派人要求張聞天對劉少奇負責「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一事作證，但張聞天頂住了壓力[26]。1969年10月24日，張聞天化名張普，與其家人被下放到廣東肇慶[1]:472[58]。九一三事件後，開始撰寫一組後來被稱為「肇慶文稿」的理論文章，批評極左路線和「文革」的錯誤，闡述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基本問題的看法。在文稿中寫道，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首先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荒唐到把為人民群眾物質利益而鬥爭的原則，也當作修正主義來咒罵，那就是不可容許的糊塗和欺騙！」針對「文革」中打倒一切的做法，他認為，把人民內部矛盾誇大為敵我矛盾，「給黨造成極大的危害」。把持不同意見的同志誣陷為「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那更是混淆敵我，是對黨的嚴重破壞」[29]。1972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恢復張聞天夫婦的工資待遇[1]:484。此後，張聞天多次請求返回北京，但未被批准[1]:486。1975年8月，張聞天遷居無錫[1]:487。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在江蘇無錫因心臟病猝發去世，終年76歲。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追悼張聞天大會[59]。
評價
在中國共產黨主流史學中，認為他作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為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對他的評價基本持正。毛澤東在延安時曾經對中央蘇區時期的張聞天有過這樣的評論：「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追悼張聞天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致悼詞，稱張聞天「是我黨的優秀黨員，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次日人民日報發佈的消息稱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60]。江澤民1990年8月在給張聞天夫人劉英的信中說：「他對共產主義矢志不移的堅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寬闊胸懷和學問家的謹嚴風範，他為人民利益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實際、實事求是、謙虛謹慎、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大家學習[61]。」
曾任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則將張聞天與陳獨秀、胡耀邦相提並論，稱讚三人能夠「堅持五四運動傳統、弘揚科學民主精神」、「能夠成為中國人民的先覺和前驅」，並分析三人在黨內的慘澹結局均為「中國封建傳統的強大」所造成[62]。
對於張聞天的負面評價，除廬山會議後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外，主要是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在批判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錯誤時，認為張有責任，且張對承認錯誤有牴觸情緒。毛認為張聞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張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張聞天對劉少奇在1937年批評中央的路線錯誤相當不滿，這也讓毛澤東很不高興。毛認為，在中央仍然存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需要清理，因此有延安整風運動的發動[63]。
著作
- 《張聞天早年文學作品》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19-1925年的包括長篇小說《旅途》劇本《青春的夢》和詩文等。
- 《張聞天選集》1985年人民出版社，1931-1974年的70篇文稿。
- 《張聞天文集》共四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共收錄268篇文稿
- 第一卷1990出版，1919-1935年的55篇青年時代到中央總負責人的文稿。
- 第二卷1993出版，1935-1938年的作為中央總負責人主持日常工作的文稿。
- 第三卷1994出版，1939-1948年的離開中央總負責人崗位後的文稿。
- 第四卷1995出版，1948-1974年的廬山會前外交工作，和廬山會後探索社會主義的文稿。
- 《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1994年中共黨史出版社，收1942-1943年的13篇調查文稿。
家庭
張聞天18歲時，在父母的包辦下與衛月蓮結婚。二人共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張維英和二女兒張引娣[64]。1928年，張聞天在蘇聯認識了安娜·列昂尼多夫娜·古爾賓斯卡婭，並與之相愛[1]:80，二人育有一子。1931年張聞天回國後，古爾賓斯卡婭和她的兒子留在蘇聯，這個孩子於1941年死於戰亂[1]:87。
張聞天后在中央蘇區結識了時任少共中央局巡視員的劉英。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張聞天與劉英結婚，二人有一子張虹生[65]。劉英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助理、駐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副代表，駐蘇聯大使館參贊，外交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兼人事司長，部監委書記等職務。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劉英先後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中紀委委員等職務。2002年8月26日，劉英在北京逝世[66]。
紀念
張聞天年少時在南匯的居所在2001年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闢為紀念館。他晚年在無錫的居所於2011年入選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也被闢為紀念館。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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