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公司案，或稱揚子建業公司違法囤積案[1]、揚子公司囤貨案等，是指孔祥熙和宋靄齡之長子孔令侃所經營的揚子建業公司，涉嫌通過其特殊政治背景獲取進口配額，壟斷汽車、電器、藥品、奢侈品等商品的進口[1]，違反經濟管制措施囤積貨物、偷逃稅款的案件。該案件於1948年9月被揭發，於當年10月被督導上海經濟管制的蔣經國兩度下令清查，但因為蔣中正和宋美齡的介入等原因受挫。中華民國監察院亦介入調查，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派出監察委員熊在渭與金越光進行調查，卻遭遇吳國楨和揚子公司等的阻礙。
監察院的報告傾向認為揚子公司憑藉特權胡作非為，孔令侃和吳國楨等案件當事人則認為揚子公司所為屬於合法範疇。案件引起社會對豪門資本的反感，打擊了蔣經國在上海的經濟督導工作。蔣中正和宋美齡對此案之介入備受輿論爭議。相關刑事案件因國府遷台不了了之。
背景
孔令侃（David Kung）是孔祥熙（H. H. Kung）和宋靄齡之長子，對日抗戰期間在香港任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負責與日本秘密談判、監視宋子文以及買賣軍火；期間要求其父親通過職務將軍火買賣壟斷於自己手中，通過外匯交易獲利頗豐，媒體傳聞其在港生活奢靡，粵港澳民間形容「爹爹在朝為宰相，人人稱我小霸王」[2]。揚子建業股份有限公司（Yangtz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簡稱揚子建業公司或稱揚子公司，成立於1946年1月[3]，由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經營[4]。公司以民營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登記，出資人除孔氏家族外還包括杜月笙、范紹增、趙季言等人[1][3]，有說宋靄齡亦安排宋美齡入股於其中[5]。公司總部設立於上海，在漢口、福州、南京、香港、天津等地有分公司，在紐約設立有「揚子貿易公司」，主要經營進出口貿易[6]。
1946年11月17日，國民黨政府公佈《修正進口貿易暫行辦法》對進口採取許可證制度，由此至1947年2月16日公佈《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推出新匯率期間，進口許可（即「公佈前許可——PRE ZERO CASE」）之批准被擱置，惟孔令侃之揚子公司和宋子良的孚中公司獲批112張之多[3]。1947年，傅斯年接連撰發《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和《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等文章，抨擊孔祥熙與宋子文（T. V. Soong）結黨營私，禍害國家[7]。1947年7月29日，與孔家和宋家不和的陳家所控制的《中央日報》頭條報道經濟部、財政部對兩公司破壞進出口條例進行套匯的調查[3][8][9]，而後美資《大美晚報》持續話題[8]。外商對豪門資本佔取進口配額之不公平待遇表示不滿，揚子、孚中兩公司的以權謀私的行為亦受到輿論抨擊[3][8]。
1948年8月19日，政府發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啟動財政經濟改革[10]:167，以金圓券取代貶值的法幣[11][12]，且將物價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12]。蔣經國被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派往上海督導經濟政策的執行[13][14]。期間，蔣經國立下「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壯志[15]，並鼓勵部下六親不認地執法[16]，逮捕了包括杜月笙之子杜維屏在內的六十餘名上海經濟界人物，並移交特種刑事法庭審理[4][17]:231。
查封公司
9月2日，杜月笙長子杜維屏被逮捕[18]:290。據當事人經濟檢查大隊大隊長馮義寬回憶[19]:204-205，9月底，蔣經國召集上海商人集會，並要求杜月笙出席，杜月笙表示杜維屏「違法亂紀」「咎由自取」，但指名道姓請求蔣經國查處孔令侃之揚子公司，蔣經國表示會「繩之以法」[17]:236-237[4]；事後，馮義寬被派往揚子公司查辦[19]:205。
然而，監察院後來出具的《揚子公司囤積案糾舉書》的表述則略過了杜維屏被逮捕一事，記述如下：
| “ | 本案係滬警局盧家灣分局，於本年九月廿九日發現大卡車偷運物資，即查得利喴汽車公司二樓，囤有大批西藥，呢絨，顏料，凡士林等，並有新小汽車七十輛，卡車十輛，據稱係揚子建業公司所有，該分局巡官應品祥即請報轉報滬警局，警局據報後，即交由經警大隊派員前往調查，此即轟動上海市一大囤積案之發現。」[20] | ” |
10月1日[18]:290，孔令侃的姨母、蔣經國的繼母宋美齡乘坐專機從南京飛往上海[18]:290[4][21]:486。宋美齡威脅離開中國為要挾，借蔣孔兄弟之情，要求蔣經國不得逮捕孔令侃[18]:289。
10月2日，吳紹澍創辦的上海《正言報》報道《豪門驚人囤積案，揚子倉庫被封》，揚子倉庫被封一事轟動上海[4]。同日，蔣中正自北平飛瀋陽，開會決定廖耀湘兵團西進與葫蘆島北上兵團匯合，增援錦州[19]:207[22]。10月3日，蔣中正返回北平，電告吳國楨自己數日後返回南京[19]:207。10月5日，在傅作義陪同下過天津，往塘沽，乘坐重慶號軍艦至葫蘆島前線[19]:207-208[22]。
10月7日，蔣中正經塘沽返回北平。10月7日，蔣經國下令搜查揚子公司總部，查封其所有倉庫，孔令侃亦被扣留[23]。監察院院長于右任指派監察委員熊在渭與金越光前往上海參與調查，二人於10月7日抵滬[24][25]，一經到達即開始進行調查[25]。
10月7日公司被查封後，宋美齡再度飛往上海，在永嘉路孔宅召集孔令侃和蔣經國二人，最終三人不歡而散[23]。賈亦斌回憶稱，蔣經國在會面中表示「一定依法辦理」，孔令侃則威脅曝光宋家在美國資產[19]:208。10月8日，上海、南京、北平的報紙爭相報道揚子公司被查一事[17]:237。當日，蔣中正告知守將傅作義因私事要返回上海，蓋因收到宋美齡信件需要前往上海營救外甥孔令侃[26]。8日下午，蔣中正乘坐專機抵達上海，入住東平路宅邸。[19]:208
調查過程
10月8日，蔣中正抵達上海，當晚的《大眾夜報》首版新聞為《揚子囤貨案，監委進行徹查，必要時並將傳訊孔令侃》，還配發社論《請蔣督導為政府立信，為人民請命》，其中寫道[19]:208：
| “ | 哄動一時的滬上豪門大囤積案似有煙消雲散之勢，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對政府的一點『信仰』之幼芽，恐將因此而連根拔去，同時亦可能給當前的經管工作以致命的打擊，瞻望前途，不勝憂慮。
總理當初所夢想不到的，在革命的陣營中，竟有若干人因緣際會，形成了所謂「豪門資本家」……在國內藉其政治上特殊的關係，經營一切戕賊民生之買賣，如攫取大量外匯以輸入口紅、尼龍絲襪等奢侈品，獲取暴利；囤積操縱，掀動經濟風潮；從事投機，擾亂金融等等，不一而足，從不見將其資本投向生產事業，做一絲一毫有益於國家人民之事。而政府一切經濟上的政策措施，往往被若輩略施小技，便已破壞無余。 |
” |
翌日[23]，上海警察局發言人稱揚子公司之資產均已登記[17]:239[23]；當日上午，宋美齡親自駕車將孔令侃引見給蔣中正[4]。同日，蔣經國從無錫返回上海同蔣中正見面，後蔣中正同薛岳、宣鐵吾、吳國楨、吳開先等人會面商談上海經濟管制事宜[19]:209。蔣中正在日記裏寫道[6]：
| “ | 對於孔令侃問題 ，反動派更借題發揮，強令為難，必欲陷其於罪，否則即謂經之包蔽[庇]，尤以宣鐵吾機關報攻訐為甚。余嚴斥其妄，令其自動停刊。 | ” |
10月12日，宣鐵吾所控制的《大眾夜報》宣佈翌日停刊；至10月20日方才復刊；吳紹澍的《正言報》則因以〈不要製造第二個王孝和了〉評價中共地下黨員王孝和被特別法庭處死一事，亦被停刊[19]:210。
蔣中正和宋美齡包庇孔令侃之事不脛而走，引起社會及國民黨內的廣泛批評[19]:216。傅作義曾為此對杜聿明說道[19]:216：「蔣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們還給他幹什麼！」[26]徐永昌與蔣中正之日記及蔣中正秘書周宏濤的回憶都提及坊間對此事的流傳[19]:217。
10月12日起，負責調查此事的監察委員熊在渭與金越光兩人訪問了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經濟督導員辦公處、上海警察局、社會局等政府機構，並與孔令侃、蔣經國等見面[24][19]:212。
10月15日，解放軍攻克錦州[27]:22。15日及18日，蔣中正兩度飛抵瀋陽，與衛立煌及杜聿明商討對策[27]:26。蔣中正在10月16日的日記中指責監察院「無法無天」，「無形中間接協助共匪，以摧毀黨政」，是「卑劣無智之民意機構」[8]。17日起，長春的中華民國國軍開始向解放軍投降[27]:26。18日，蔣中正給上海市市長吳國楨發送電報，寫道[5][24][6]：
| “ | 關於揚子公司事，聞監察委員要將其開辦以來業務全部檢查，中以為依法而論，殊不合理，以該公司為商營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營事業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可囑令侃聘請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其監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面由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並以此意約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辜受屈也。中正手啓 | ” |
| “ | 查此案前係由督導員辦事處徑飭警局辦理，奉鈞座電後，經與經國兄洽定三項辦法：(一)警局即日通知監察委員，檢查該公司業務全部超越警局只能根據違反取締日用品囤積居奇條例之職權，警局前派會同查勘人員即日撤回；(二)該公司可以無當地行政人員在場為理由，拒絕查賬，不必正面與該委員等發生爭執；(三)監察委員熊在渭與天翼先生關係極深，職定訪天翼先生，請其轉達不作超越法律範圍之檢查。是否有當，敬請示遵。 | ” |
10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長春，結束遼瀋戰役第一階段，並截斷了東北國軍自陸上撤退的道路[27]:26。與此同時，立法院和監察院對揚子公司案群情激昂[24]。10月23日的立法院舉行時局對話會[28]，有立委發言[24][註 1]：
| “ | 人事破壞法統，貪污無法懲辦。如宋子文套購外匯，揚子公司的囤積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門問題，至今沒有辦法。試問現在政府的權貴哪個不是豪門？哪個不是老虎？號稱打虎的蔣經國，又有什麼辦法！ | ” |
據蔣經國部下賈亦斌回憶，他前往逸村2號，詢問蔣經國如何辦理孔令侃，蔣經國答「孔令侃又沒有犯法」[17]:239，事後他寫了14頁的長信給蔣經國，表達自己的不滿[30]:175。上海市民將蔣經國「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號改為「只拍蒼蠅，不打老虎」[31]:170。
11月4日，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刊登殷海光社論〈趕快收拾人心〉，批評「靠着私人或政治關係而發橫財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倚勢豪強如故」，指責國民黨「甚至不曾用指甲輕彈他們一下」[19]:216。
11月5日，蔣經國同親信會面話別時痛哭流涕[13]。11月6日，蔣經國發佈《告上海市民書》向上海市民道歉，並辭去經濟督導員職務[31]:170，而後離開上海[4][21]。11月15日，上海督導員辦公室發佈聲明，指揚子公司案「已轉飭移交市府及主管當局辦理」[19]:215。
11月27日，據蔣介石日記記載，宋美齡在前往美國乞求援助前夕啼泣不止，稱自己「對經兒之愛護，雖其親母亦決無此真摯，但恐經兒未能了解深知耳」，蔣中正道「彼為余與國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實有不能言之隱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詞所能表達其萬一」[19]:217-218。
調查結果
| 時間 | 上海批發物價指數 |
| 1946年6月 | 378 217 |
| 1947年6月 | 2 905 700 |
| 1948年6月 | 197 690 000 |
| 1948年8月18日 | 558 900 000 |
12月21日，監察院向行政院送交《對揚子公司囤積貨物糾舉書》，其中指出揚子公司逃避查賬，不僅違法囤積，還偷逃稅款、涉嫌走私[3][19]:214-215[33][20]，南京、上海報紙紛紛轉載[3]。《糾舉書》亦糾舉上海市長吳國楨等人玩忽職守[19]:215[20]。監察委員出具的報告傾向認為揚子公司憑藉特權胡作非為[8]。《糾舉書》指出揚子公司囤貨的價值超過2000萬元金圓券，這一價值是公司資本的六萬倍，但是卻忽視了當年的惡性通貨膨脹[8]。《糾舉書》還指出揚子公司僅僅繳納2900餘萬元法幣稅款，且冒用稅單作為新進口存貨憑證，懷疑有稅務機關勾結；但是監察委員未能查閱揚子公司賬目，僅能估算揚子公司逃稅超過50億元法幣[8]。
後案件刑事部分移交地檢署；1949年1月，地檢署傳訊孔令侃等涉案人員而皆不到[20][19]:218。孔令侃堅持認為所囤積貨品屬於合法，稱貨物已經按照規定登記[8]。吳國楨回憶稱，當時召集律師等組建委員會，認為揚子公司所為均為合法[8]，後因政局混亂不了了之；楊天石結合史料認為吳國楨之回憶並不準確，除監察委員報告外並無達成過一致結論[19]:218。期間，揚子公司在各大報紙刊登廣告，稱「共產黨攻訐於前，政爭牽涉於後」，還發佈聲明稱[3]：
| “ | 今天查賬，明天糾舉，尤其對於無錯誤事實者，似屬過份。昔在英國查理一世時代，曾因建造海軍需款，對漢浦敦上校攤派為數僅十餘先令，而漢浦敦因此種攤派不合英國國享基本法律，斷然拒絕，結果引起政潮演變，而有克林威爾之革命。 | ” |
1949年4月12日，孔令侃稱自己在廣州生病，不能來上海投案，待病癒後必來投案[19]:218。據傳，孔令侃威脅曝光令蔣家及政府難堪之事[30]:176，終與政府達成和解，交納約六百萬美金後輾轉香港前往紐約[21]:486[13]。杜維屏被釋放後[10]:183，杜月笙一家移居香港，許多商人紛紛效仿[18]:29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給出的史料匯編顯示，1949年5月20日，上海檢方電告司法部請求將案件移往廣州地方法院檢察處[1]；隨着解放軍在5月底攻佔上海[19]:218，6月17日司法部電告廣州地方法院檢察處接受此案，而無後續[1]。
影視作品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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