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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蒋经国受蒋中正委派赴上海反腐及抑制通货膨胀任务的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上海打虎是指1948年8月到11月期間中國總統蔣介石委派其長子蔣經國前往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的上海督導實行財政經濟改革、抑制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的活動。期間,蔣經國立下「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壯志[1],並鼓勵部下六親不認地執法[2],逮捕了60餘上海經濟界人物。10月,「打虎」涉及孔令侃之揚子公司,蔣中正和宋美齡出面阻撓蔣經國的調查,該案中蔣宋夫婦對孔令侃的包庇行為備受輿論攻擊。經濟管制在11月1日宣告失敗,蔣經國離開上海。
中華民國在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上制訂了《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年底,中華民國開始行憲,進入憲政時期。1948年3月至5月間,中華民國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總統與副總統。在大會上允許對中華民國政府進行公開批評,同時也開始公開揭露濫用職權的行為。[3]5月31日,行政院院長翁文灝負責組閣,為行憲後第一任內閣[4]。
年份 | 赤字 | 銀行墊付額 | 紙幣增加量 |
1946 | 4,697,802 | 4,697,802 | 2,694,200 |
1947 | 29,329,512 | 29,329,512 | 29,462,400 |
1948(1-7月) | 434,565,612 | 341,565,612 | 341,573,700 |
有四捨五入。單位:百萬法幣 |
時間 | 官方美元匯率
(法幣:美元) |
美元市場匯率
(法幣:美元) |
上海批發物價指數 |
1946年6月 | 2 020 | 6 063 | 378 217 |
1947年6月 | 12 000 | 36 826 | 2 905 700 |
1948年6月 | 1 273 000 | 2 311 250 | 197 690 000 |
1948年8月18日 | 7 094 625 | 8 683 000 | 558 900 000 |
自1947年中起,國共內戰的戰局急轉直下,不利於國民政府[6][7]:224。財政問題嚴重惡化,財政嚴重赤字,通貨膨脹迅速擴大[8][9]:161。截至1948年夏,法幣總發行額達660萬億元,物價飛漲,6月份上海的米價達到每石1800萬元,許多百姓因而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醫[10]。《生活》雜誌形容「曾發明過印刷術的中國人看上去將在紙幣流通的壓力下窒息」[11][12]。
1948年翁文灝內閣以前,前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嘗試以拋售黃金以回收超發的法幣,引起了黃金風潮案[12][13],因而去職。張群則禁止買賣黃金,發行短期公債,依然無法控制通貨膨脹[12]。1948年7月,蔣中正入住莫干山白雲山館,聽取並同意了翁文灝等人關於發行金圓券進行幣制改革的意見[12][14]。蔣中正曾三度徵求過前央行行長張嘉璈的意見[註 1],張則直言改革後物價無法控制[15][16]。8月18日決議通過《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17]:169[18],次日(8月19日)以總統蔣中正、財政部長王雲五、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名義聯合發佈,其中要求[9]:167[18]:
《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正式啟動了財政經濟改革[9]:167。方案的主要設計者財政部長王雲五設想以金圓券取代貶值的法幣,以出售公營企業、美國援助及華僑匯款補齊期間的赤字[15][19],為達成這一目的則需要管制外匯和貴金屬,將物價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即「八一九防線」[19]。
8月20日,行政院設立經濟管制委員會,下設上海、天津、廣州三個督導區[12][20]。8月21日責令俞鴻鈞為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擔任俞的副手[12];蔣經國雖為副手,但卻是主要負責人[12][20][21]:227。陶涵(Jay Taylor)引述蔣介石日記:「雖然我曉得這個職位可能使經國遭到忌恨,甚至斷送前程,但是我必須派他去。經國是唯一可以擔任此一任務的唯一人選。」[12]10月1日以後,蔣經國的職權又擴大到江蘇、浙江與安徽三省[19]。
8月20日,蔣經國未上任即已趕赴上海、研究形勢,22日受任命後在上海的中央銀行設立了督導辦公室;9月2日接南京電話,被要求處置違法行為、嚴辦投機商人[22]:44。此外,蔣經國還接連召見劉鴻生、榮爾仁、錢新之、李馥蓀、周作民、杜月笙等上海經濟界頭面人物,要求這些人支持政策[2]。因上海活動的投機者多以南京的黨國要人為後台,蔣經國告訴蔣中正:「上海金融投機機關無不與黨政軍要人有密切關係,且作後盾,故將來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斬亂麻之精神貫徹到底不可也。」[20]
蔣經國以原國防部的戡亂建國大隊為自己班子,以親信王昇作為總隊,準備以鐵腕手段進行經濟管制,打擊囤積貨品、投機倒把的行為[20]。蔣經國聯合金管局、警察局、警備部稽查處、憲兵隊、江灣及京滬、滬杭兩路警察局等六個軍警單位組建戡亂建國總隊(簡稱「戡建總隊」)負責執法[16][2][23]:170。8月下旬,王昇從隊員中選拔成員,成立了經濟管理工作隊,與新成立的經濟警察大隊合署辦公,二者可以檢查倉庫、貨棧、賬目,還可以直接帶走違紀人員、查抄貨物[2]。
蔣經國聲稱這是社會性質的革命運動,將自己在贛南的做法移植到了上海[24],設立「人民服務站」和檢舉箱,開放人民檢舉[20]。9月9日,行政院頒佈《實施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補充要點》,規定個人和商家購買物品用量超三個月以上以囤積論[25]。9月12日,蔣經國發動「出殯」遊行,在「靈車」前方寫道「誰要是損害金圓信用,咱們就砍他們的頭」[24]。
9月13日起,戡亂建國總隊號召上海青年參加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打擊奸商污吏,報名者25,428人,獲批准者12,339人。9月12日蔣經國在上海體育場向復員青年軍發表《上海往何處去》的演講[9]:187[26],率領群眾高唱《兩隻老虎》,並高呼「打倒奸商投機客」等口號[27][17]:172[註 2]。9月25日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成立,設立崗哨對行人進行檢查,並和警察局、警備司令部人員混編成小組,檢查商店、工廠和倉庫,對囤積物資進行登記[25][2]。
8月21日《大公報》記者季崇威揭露匿名人士自南京到上海提前拋售獲利,蔣中正派監察委員查後發現財政部秘書戴啟明之妻李國蘭涉案,戴啟明被處決,泄漏風聲的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被革職[21]:229。杜月笙長子杜維屏作為交易所老闆因涉及戴啟明案被逮捕,被判處8月有期徒刑[21]:231。榮鴻元、杜維屏等六十餘人因私套外匯、私藏黃金、囤積貨物、投機倒把,先後被移交特種刑事法庭審理[20][21]:231。
9月24日,華僑商人王春哲因倒賣黃金、參與黑市交易被警察槍決,引起轟動[12]:當時的報紙刊登了王被處死時的大幅照片[2]。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大隊長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槍決,憲兵大隊長姜公美因破壞經濟管制被槍決[2]。
上海市長吳國楨向蔣中正遞交辭呈,表態不願和蔣經國合作,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開先與蔣經國公開冷戰,工商界亦採取對抗態度,但蔣經國依靠軍、警及動員群眾成功地暫時恢復上海商品交易及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秩序[23]:169。金圓券收兌也順利進行,截至1948年10月,上海共收兌黃金114萬兩、美金3,452萬元等價值2億美金的財物[21]:232。
9月4日,蔣中正召見上海市長吳國楨,吳國楨擔心蔣經國政策有問題,蔣中正在日記里寫道:「經兒將滬上最大紗商鴻元與杜月笙之子拿辦,移交法庭,可謂雷厲風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為民之事,只有犧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顧忌,惟天父必能盡察也。」[25]
9月7日,蔣經國返回南京向蔣中正報告,蔣中正表示支持和興奮,並在其日記里寫道:「經兒由上海來報告經濟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與囤積等弊多有我黨政當局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徹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發現,實堪欣幸。」[20]
9月2日,杜月笙長子杜維屏被逮捕[29]:290。據當事人經濟檢查大隊長馮義寬回憶[30]:204-205,9月底,蔣經國召集上海商人集會,並要求杜月笙出席,杜月笙表示杜維屏「違法亂紀」、「咎由自取」,但指名道姓請求蔣經國查處揚子公司,蔣經國表示會「繩之以法」[21]:236-237[20]。事後,馮義寬被派往揚子公司查辦[30]:205。10月2日,上海《正言報》報道《豪門驚人囤積案,揚子倉庫被封》。揚子公司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為董事長而且兼總經理,事件轟動上海。[20]10月8日,上海、南京、北平的報紙爭相報道此事[21]:237。
10月1日[29]:290,與孔家關係密切的宋美齡乘坐專機從南京飛往上海[29]:290[20][13]:486,並以離開中國為要挾、以兄弟之情為理由,要求蔣經國不得逮捕孔令侃[29]:289[註 3]。10月7日,蔣介石前往北平督導戰局不利的錦州戰役,8日卻告知北平守將傅作義因私事要返回上海,蓋因收到宋美齡信件需要前往上海營救外甥孔令侃,到達後卻發現宋美齡已經救回了孔令侃[31]。上海警察局發言人稱揚子公司之資產均已登記[21]:239。
到達上海後,蔣中正要求將報道此事的《大眾夜報》停刊,《大眾夜報》社論《請蔣督導為政府立信,為人民請命》中寫道:「鬨動一時的滬上豪門大囤積案似有煙消雲散之勢,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對政府的一點『信仰』之幼芽,恐將因此而連根拔去,同時亦可能給當前的經管工作以致命的打擊,瞻望前途,不勝憂慮。」[30]:208《大眾夜報》停刊同日,宋美齡親自駕車將孔令侃引見給蔣中正[20]。蔣經國部下賈亦斌回憶自己前往逸村2號,詢問蔣經國如何辦理孔令侃,蔣經國答「孔令侃又沒有犯法」,引起賈亦斌的憤慨與失望[21]:239。揚子公司案不了了之[21]:239。蔣經國辭職後的11月15日,上海督導員辦公室發佈聲明,指揚子公司案「已轉飭移交市府及主管當局辦理」[30]:215。
10月初,上海再起搶購浪潮,投機客聚集於各大商場前,市民亦參與搶購商品,搶購潮不久蔓延到無錫、杭州等地[21]:240。限價和金圓券的崩潰導致了搶購浪潮,而蔣經國在日記中亦對搶購潮表示痛苦[21]:241。10月17日,朱光潛、毛子水等17名大學教授聯名致信政府,要求取消經濟管制,翁文灝內閣承受社會壓力[21]:243。
10月21日,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召集經管要員開會,會議無果而終[9]:184。10月27日起,南京的高層連開三日會議,就是否放開價格管制產生激烈的辯論:一派認為限制價格反倒造成哄搶與黑市價格上漲,不如放開限價;另一派則主張維持價格管制,採取配給制度,蔣經國即為此派,當時上海、南京報紙報道「經國堅持反對放開議價」[9]:184-185。
10月26日,行政院調整8月19日限價,10月28日取消糧食限價[12]。10月29日,立法院討論經濟危機,主張「立即取消限價,維持市面」,監察院則認為「未能慎之於初,復未補救於後」[9]:185。31日,行政院發佈《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宣佈於11月1日取消限價,宣告改革失敗,翁文灝內閣亦因此倒台[9]:185,在11月3日總辭[12]。
1948年10月底限價失敗以來,物價在一週內上漲了11倍,上漲速度創下歷史記錄[5]:93。華北和東北的戰局日趨惡化,國府的威信亦如此[5]:93。上海街頭再現搶購浪潮,上海市民將蔣經國的口號改為「只拍蒼蠅,不打老虎」[23]:170。10月末以來,蔣經國借酒消愁、焚燒文件與請柬,答賈亦斌曰:「亡國了,還請什麼客?」[30]:214。11月5日,蔣經國同親信會面話別時痛哭流涕[12]。
11月2日,發佈《告上海人民書》[註 4]向市民道歉,宣告限價結束[32][33]。蔣經國形容自己在督導員辦公室「心中實有無限的感慨,幾欲流淚」[23]:170。
11月6日,蔣經國正式辭職[34],隨後離開上海[13][20],前往杭州蔣宅[23]:170,不久遷至奉化溪口[35]。11月8日,蔣中正在日記里記載「自限價取消,經國辭去管制督導員後,上海物價已日漸實漲四五倍」[30]:214。
蔣中正和宋美齡包庇孔令侃之事不脛而走,引起社會及中國國民黨內的廣泛批評[30]:216。1948年11月4日,中國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刊登殷海光社論《趕快收拾人心》,批評豪門特權及國民黨之縱容[30]:216。傅作義曾為此對杜聿明說道[30]:216:「蔣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們還給他幹什麼!」[20][31]賈亦斌多次勸諫蔣經國後無果,於1949年4月在嘉興「起義」,投奔中國共產黨,並在回憶中表示因此事對「蔣家王朝」的失望之情[30]:216。
據蔣介石日記記載,1948年11月27日,宋美齡在前往美國乞求援助前夕啼泣不止,稱「對經兒之愛護,雖其親母亦決無此真摯,但恐經兒未能了解深知耳」,蔣中正繼續寫道「彼為余與國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實有不能言之隱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詞所能表達其萬一」[30]:217-218。
10月間,中國東北已落入共產黨手中,國民黨精銳部隊盡失焉;共產黨軍民在其佔領地區兌現承諾、實施政策、改正錯誤的模範行徑,與國民黨形成鮮明對比[29]:292。11月,支持蔣中正的共和黨並未贏得美國總統選舉,中國遊說團(英語:The China Lobby)的行徑深深激怒了連任成功的杜魯門[13]。蔣經國辭職後,將戡亂建國總隊改組青年救國第一總隊,預備帶往台灣,作為政治工作主幹之一;與此同時,人民解放軍已經抵達徐州,距南京不足300公里[17]:178。12月19日,蔣經國抵達南京,被國民黨中常會任命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後協助將黃金從上海運往廈門和台灣[36]。
儘管吳國楨認為宋美齡「過錯無多而報應太重」[註 5],但有觀點認為吳等政府內人士應當對孔家的非法行徑是知情的[29]:291。但也有觀點認為揚子公司案並未搜查到違禁商品,無違法證據,因而可能為挑撥離間之詞:改革之方案固不可行,持續「打虎」反而容易將失敗的責任怪罪到蔣經國身上,以此案退出,反而成就蔣經國不畏威權之美名,提升了蔣經國在蔣中正心中的政治地位[1][16]。
習近平上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的反腐敗活動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等口號懲治腐敗,亦被一些媒體和蔣經國之打虎活動對比或聯繫[37][38][39][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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