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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樂頓珠（藏語：རྒྱལ་ལོ་དོན་འགྲུབ，威利轉寫：rgyal lo don 'grub，1928年—）西藏獨立運動支持者，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錯的二哥[1]。
1928年，嘉樂頓珠生於中華民國青海省平安縣寺台鄉紅崖莊，父親名祁卻才仁，母親名德吉才仁。1939年（11歲），嘉樂頓珠隨家人來到拉薩。16歲被父親送到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學習，入讀南京政工幹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但嘉樂頓珠家人並不願意讓他赴南京學習。1947年4月至1949年夏，他住在蔣中正家。在此，他接受了以中國觀點教授的歷史學及政治學教育。他熟練掌握了藏語、漢語及英語。[2]
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時，嘉樂頓珠逃往印度。後來，他回憶自己逃往印度的經歷時說，「我不能充當合作者而背叛我的人民、背叛我的良心。」[3]
那時，他和他的大哥土登晉美諾布參加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組織的行動中。這些行動主要是將西藏自由戰士送到美國進行訓練，然後讓他們攜帶着無線電、錢以及一些武器，將他們空投到西藏進行抗變等軍事活動。嘉樂頓珠聯繫了中情局以及四水六崗，確保了達賴喇嘛在1959年藏區騷亂中逃離西藏，當時達賴喇嘛事先同印度政府沒有聯繫。[4]
嘉樂頓珠自己稱，他從未要求中情局提供幫助，除了政治幫助以外。他希望美國政府公開保證支持藏獨。可是，美國在1960年末中蘇交惡後，轉變了態度，改為反對西藏人獨立，從他的角度看，美國已經破壞了這些保證，美國人只能給中國找點麻煩而已。美國並沒有對西藏的長久政策。在傳媒中，達賴喇嘛從未被視為什麼文化角色，直到其1959年逃到印度，才開始了政治利用管為宣傳。西藏流亡人士起初主張的和平、非暴力對話被帶離了路徑，中情局提供的支持事與願違地招致了中國的報復。[3]
1950年代末，譚冠三將軍平息了達賴喇嘛指示下的恩珠倉·貢布扎西領導的游擊戰。達賴喇嘛實際上不希望進行武裝抵抗，但又不願意派出藏軍交給貢布扎西領導。由於長期參加對西藏的武裝襲擾，達賴喇嘛的兩個哥哥嘉樂頓珠、土登晉美諾布不再能夠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5]
嘉樂頓珠和夏格巴·旺秋德丹、堪窮洛桑堅贊都是西藏幸福事業會（藏語：{{{1}}}，威利轉寫：Bod kyi-Be-don-tshogs dad）的成員。1954年至1955年，達賴喇嘛赴北京及中國內地訪問，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接見。1956年達賴喇嘛訪問印度時，西藏幸福事業會也經常同印度政府官員會晤，並告之對《十七條協議》導致的康區（指當時的四川省西部等藏區）及安多（指青海省的藏區）因民主改革等引發的暴力衝突，以及對這類衝突可能蔓延到衛藏（指當時西藏噶廈管轄下的西藏）的憂慮。[5]
愛爾蘭和馬來亞在1959年再次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有關西藏的議案。嘉樂頓珠和夏格巴·旺秋德丹、堪窮洛桑堅贊乃尋求各國支持有關西藏地位的討論。在10月20日和10月21日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聯合國大會第1353號決議，其中提及尊重西藏人權、文化和宗教。但是，決議沒有提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字。[5][6]
毛澤東逝世、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西藏也迎來了寬鬆時期。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在經受了14年牢獄之苦後獲得釋放，並呼籲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讓達賴喇嘛派代表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接觸，使流亡藏人有機會再度回到西藏訪問。嘉樂頓珠當時已同一位漢族女子結婚，並住在香港。他的朋友們安排他前往北京同鄧小平會面。嘉樂頓珠徵求弟弟達賴喇嘛的意見，達賴喇嘛鼓勵他前往。1979年8月2日，嘉樂頓珠率領包括弟弟洛桑三旦在內的五人代表團赴北京訪問，這是1959年以來流亡藏人首次派出正式代表團訪問北京。[3][7]
鄧小平在會見嘉樂頓珠之時，曾經對他說：「過去的事就過去了……除了獨立，甚麼都可以談。」胡耀邦則交給他《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這也是此後14年雙方就西藏展開對話的開始。1993年，他不再進行對話，並且稱「一隻巴掌拍不響」。[3][8][9]
訪問北京之後，他報告了文革之後恢復中的西藏情況，包括許多藏傳佛教寺廟被毀或被當作倉庫、工廠、馬廄等等。他還報告了西藏人權受到侵害，食物不足，饑荒，大規模伐木，動物減少，植被遭到破壞等開發跡象。此行他未能訪問西藏拉薩。直到2002年，他才獲准訪問拉薩，這離他1952年最後一次離開拉薩已經有50年了。[7][10]
嘉樂頓珠對自己的弟弟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從小隨僧人接受的教育表示異議。他認為，達賴喇嘛實際上並沒有接受過擔任西藏國家領袖的良好訓練[2]。
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之前，嘉樂頓珠於2007年8月看望了參加西藏青年大會在新德里舉行的絕食活動的藏人，呼籲他們停止絕食，並答應向中方傳達絕食藏人的五項要求，尋求對話解決西藏問題。他表示這也是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路線。[11]
嘉樂頓珠相信，藏族人、漢族人和印度人會生活在一起，所以漢人最終會明白藏人要求自治是合法並且最為合理的。中國當局則稱，嘉樂頓珠實際上在耍花招[12]。
2015年4月，嘉樂頓珠與石文安（Anne F. Thurston）合著回憶錄《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美國PublicAffairs出版。該書的共同作者石文安在後記質疑書中部分內容的準確性，茨仁夏加批評書中的陰謀論。[13]嘉樂頓珠說，他一生中最大的悔恨就是跟中情局合作，接受來自中情局的各種援助及代為訓練西藏武裝人員與游擊隊，「最初，我真的相信，美國人想要幫助我們為西藏獨立而戰；最後，我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單純，這只是我的一廂情願。中情局的目標從來都不是西藏獨立——事實上，我不認為美國真的想施以援手——他們只是想引起衝突，用西藏人來製造中國和印度之間的誤解與不和；最終他們成功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就是一場悲劇。」「我們與中情局的合作，惹惱了中國人，給了他們（中共）進行大規模鎮壓的藉口。結果是，數萬西藏人因此而死。……如果我們不與中情局合作，如果我們不貪圖中情局所給予的那些極為有限的好處，中共就沒有藉口殺掉那麽多西藏人。」[14][15]2017年，台灣圖博之友會出版中譯版《噶倫堡的製麵師：達賴喇嘛二哥回憶錄‧不為人知的圖博奮鬥故事》，由謝惟敏翻譯、台灣圖博之友會會長周美里寫推薦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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