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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五事變（中國共產黨稱之為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中國國民黨稱之為武漢分共，或視之為「清黨」的一個環節）爆發於1927年7月15日。在中國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軍北伐（1926年至1928年）時，原先採取「聯俄容共」的方針，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但在北伐期間，國民黨內部就容納共產黨與否的問題，於1927年分成南京（蔣中正等領導）及武漢（汪兆銘等領導）兩個國民政府，史稱寧漢分裂。武漢方面最初仍主張容共，其後與共產黨發生磨擦，再加上馮玉祥等軍事實力派人士的表態要求分共，汪兆銘乃於7月15日當日，在武漢召集會議，宣佈停止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結束。
雖然在孫中山的聯共政策下，國共兩黨進行合作，但由於兩黨對於中國革命的終極目標不一致等原因，從西山會議到中山艦事件，兩黨間一直存在摩擦。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人運動使一部分原本支持國民政府的資本家的利益受損；而土地革命更是造成了國民革命軍中一部分地主家庭出身的將士的不滿[註 1]。
在此情形下國民黨之中出現與共產黨分袂的聲音。蔣中正等國民黨右派主張儘早採用武力方式「清共」。而對此有所覺察的國民黨左派、中共和共產國際代表等決定擁舉此前受排擠出國、而名義上在任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出來對抗。[1]
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回國，抵達被北伐軍佔領的上海。4月3日蔣中正、李宗仁等人先後與其見面，勸說其以國府主席身份領導國民黨分共；但汪精衛表示他「站在工農一邊」[2]，主張暫且容共。4月4日舉行的國民黨在滬高官會議上，甚至出現了吳稚暉哀求汪精衛而下跪的場面，令人啼笑皆非[3]。在蔣中正等人的勸解下，會議繼續進行。會議最後就4月15日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解決國共糾紛一事達成幾點共識：
會議依汪同志主張，望再暫時隱忍，出於和平解決之途，以四中全會解決糾紛。然在此會議召集前，依蔣同志之主張，采諸項應急之法。
然而，汪精衛為了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於4月5日與陳獨秀發表了《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聲稱國共將合作到底。這份宣言激怒了反共的國民黨人，吳稚暉更譏諷汪精衛要做「國民黨的家長」。當晚汪精衛離開上海，前往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佔多數的武漢國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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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以召集在漢的中央委員到南京開二屆四中全會名義，於4月10日抵達武漢，與唐生智、譚延闓等人會合。他原本以為會議會正常舉行，不料蔣中正聯合了胡漢民、李濟深等勢力，於4月12日開始進行「清共」，並另行組建了南京國民政府。震怒之下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宣佈對蔣中正「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5]。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當天，武漢召開群眾大會，汪精衛發表演說，對蔣中正大加鞭撻。寧漢正式分裂。
為避免武漢「東征」，李宗仁及部下應榆漢分別到江西和武漢，對汪精衛和漢方的實力派朱培德進行勸說。寧漢雙方得以在互不干涉的情況下繼續北伐[註 2]。
武漢在四一二事變之後，國共關係仍甚為緊密，經常舉行「國共聯席會議」[6]。漢方轄區內工農運動也繼續展開，但這些激起了一些國軍將士，特別是地主或工商業出身的子弟不滿。5月21日國軍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就已發動馬日事變。不久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也發動反共兵變。雖然武漢國民政府對此明令討伐，但在何鍵等人的偏袒下，沒有實際效果。許、夏兩人轉投南京，導致武漢國民政府失去了對湖北一部和湖南大部的控制[7]。6月29日武漢警備司令李品仙和何鍵也公開反共，解除了漢口工人糾察隊武裝[8]。
6月1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攜一份《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五月指示）到達武漢。出於信任，他把這份指示先拿給汪精衛看。內容大意如下：
- 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對此必須千方百計地加以促進。但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
- 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
- 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
- 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9]
汪精衛認為這幾個指示會讓國民黨滅亡。但還是進行了討價還價，提出要蘇俄提供1500萬盧布貸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200萬援助。[10]其後汪精衛還對蘇聯顧問鮑羅廷宣泄不滿，並要驅逐其回國。[2]
《五月指示》讓汪精衛開始決定分共，但他希望能爭取到寧漢之外的第三方馮玉祥的支持，從而達到分共制蔣的一箭雙鵰效果。為此在中共不知情的情況下[11]，他派遣鄧演達聯絡馮玉祥，於6月10日-6月12日與馮在鄭州會晤。會上，儘管汪精衛同意給予馮玉祥儘可能的實惠，但馮玉祥堅持汪精衛先行分共。當時唐生智與張作霖在河南大戰後元氣大傷，而馮玉祥漁翁得利佔領了河南，且在地理上接近湖北。汪精衛只能遷就於馮玉祥。[12]
不料馮玉祥另遣李鳴鐘與蔣中正聯絡，並於6月19日與蔣在徐州另行會議。比起武漢答應的一些虛職，蔣中正在財政上給予馮更多的實惠，且不強求一致對付漢方，令馮玉祥大為滿意，乃至與蔣中正「相見恨晚」[13]。會後馮玉祥以兩人名義發通電，要求武漢早日驅逐鮑羅廷，實行清黨，完成北伐等等。這使得武漢方面更加被動。
關於《五月指示》，中共內部也有不同意見。陳獨秀剛看到它時，也認為它不符合中國實際，並回電報表示暫難執行。這引來了聯共和共產國際的不滿[14]。6月30日中央擴大會通過了《國共合作十一條》，開始建議共產黨員以「請假」方式脫離武漢國民政府。[15]
7月4日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和鮑羅廷均主張暫不應執行這份指示[2]。但遭到了激進派的反對。此外，陳獨秀與鮑羅廷又決定在兩湖地區停止工農運動，以重建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的聯合戰線。共產國際認為陳獨秀、鮑羅廷以停止工農運動來換取在國民黨內苟存，是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急令鮑羅廷返俄國。7月8日共產國際要求中共黨員退出武漢國民政府。7月12日陳獨秀被解除中共總書記職務，另組成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張國燾為首的五人小組領導全局（後加入瞿秋白）。據學者張玉法所說，共產國際的目的是要中共「準備實行武裝暴動，以與國民黨爭奪革命領導權」。7月13日，中共發表宣言，正式退出國民政府，又責汪精衞是「公開贊助反革命」。[7][16]
當天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會議。汪精衛在會上公開了《五月指示》，指責共產黨的政策，但主張以和平方式遣散共產黨人。這一主張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贊同，只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抗議並退場。會議最後針對中共的宣言通過了《統一本黨政策案》，要國民黨和軍隊中的共產黨人立即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予以停職。但汪精衛亦表示無意採取暴力分共。 [2]武漢政府更派員到莫斯科，討論切實聯合辦法，保護中共黨員的個人身體自由。在當天，汪精衞得知了7月13日中共發表的宣言，次日，汪精衛又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名義，抨擊共產黨「破壞革命」，並將武漢國民政府內的共產黨員一律停職。[8][17]
在武漢政府分共的同時，又沒有放棄討蔣。仍視蔣中正為「黨國唯一的敵人」[18]。
武漢國民政府於1927年7月15日的進行分共事件，令其與中共的矛盾升溫；7月19日，中共及共青團對國民黨及汪精衞續行攻擊；26日，國民黨採取嚴厲措施，免去各機關中的中共黨員職務[17]。決定組建自己武裝的中共於8月1日在南昌發動起事，而中共方面則一直稱「大革命的失敗」才導致了軍隊建立[19]。武漢方面決定鎮壓，被輿論評價「較南京政府之清黨似猶過之」[20]。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等用「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形容當時的血腥景象，但沒有明確提及這句話是在什麼時候說的，且認為是汪精衛本人的發言。據謝覺哉回憶，湖北曾有「寧肯錯殺三千，不肯放鬆一個」的佈告[21]。而當時國民革命軍第19軍副軍長陶鈞最以此發言聞名[22]。汪精衛本人至少在南昌起義前，一直否認主張對共產黨開殺戒[註 3]。
漢方在分共的同時，並未放棄討蔣。而蔣中正主持北伐不利，徐州失守。李宗仁為首的桂系又軟硬兼施[23]，終於逼迫蔣中正與胡漢民、張人傑等人決定下野。李宗仁領銜發電慶祝漢方分共，當時蔣中正僅列名第四位[24]。8月13日，蔣中正正式下野。8月底9月初，武漢國民政府機關陸續遷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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