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委事件，是1942年5月至7月，國民政府特務機關大規模破壞中共在華南的地下組織南方工作委員會的事件。該事件是抗日戰爭期間國共摩擦的一部分，被視為「政治上的皖南事變」[1]。
背景
1941年1月，按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撤消閩西南潮梅特委，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代表南方局領導廣東、海南、江西、廣西、福建、香港、澳門等地抗日救國運動。下轄江西省委、粵北省委、廣西省工委、粵北省委（李大林任書記，屬於國統區）、粵南省委（梁廣任書記，屬於淪陷區）[2]，以及瓊崖、潮梅、閩西、閩南、湘南五個特委，南委機關設在廣東省梅縣境內，書記方方，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張文彬，秘書長後為組織部部長郭潛，宣傳部部長塗振農，副秘書長後為秘書長姚鐸。婦女部長蘇慧、青年部長吳華（即吳濟生）。1941年春部分機關遷到大埔。南委在廣東省曲江縣設立交通站，在福建省平和縣長樂鄉老蘇區的下村烏窠山設立電台，負責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下屬各地黨組織保持聯繫。李碧山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聯絡員，負責管理「南委」 電台以及電台與南委機關之間的地下交通。馬紹為電台黨支部書記、王清生為台長、溫碧珍為指導員、鍾尚清為報務主任、袁克倫為機要科長。張全福為中共長樂區委(縣級)書記。李克農從桂林撥來一部15瓦手搖發電機和15瓦發報機。
事件經過
1940年，國民政府中統特務在贛南一個渡口發現兩名女地下交通員可疑，於是對其進行跟蹤監視。國民政府吸取了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搜查中共地下組織時的教訓，改用採取長期跟蹤盯梢的辦法尋找中共交通站。在尋找到中共交通站後，國民政府又選準時機進行突擊，秘密抓捕交通站負責人。在逮捕負責人之後，通過威逼利誘的做法，迫使中共地下交通員同意為國民政府服務，隨後又將其放回原處，在監視下讓交通站繼續與各方面保持聯絡[3]。
國民政府通過此辦法順藤摸瓜。1941年7月15日，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謝育才在吉安被叛變的交通員出賣被捕，江西省委機關全部被破壞[4]。1941年8月，中統江西省特種工作辦事處主任馮琦（中共叛徒）到吉安會同江西調統室代理主任張啟白和莊祖芳（中共叛徒），共同策划進一步破壞南委及其組織。國民政府特工繼續使用江西省委名義與中共各地秘密機關進行聯繫，掌握其活動規律[3]。到1942年初，中共江西地下組織所屬的44個縣委、200多個區委都被破壞，兩千多黨員被捕，兩千多農村黨員被強制管訓。但中共南委對此毫不知情[2]。
1942年2月8日，已被捕叛變的原江西省委代理書記顏福華來勸降謝育才、王勖夫婦，江西省委剛劃歸南委領導，中統及變節分子對南委了解不多。謝育才判斷南委不知道江西省委已被破壞，南委極度危急。謝還獲知中統控制的原江西省委電台，已騙得南委信任，和南委聯絡上。
1942年2月23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上報行動方案稱：除準備利用已自首變節之中共江西省委人員破獲中共南方局外，並準備利用省委中有湘、鄂、粵、閩諸省線索者，「打擊其高級組織」；利用省委中有出身閩西者，解決閩西中共武裝；以省委中過去部屬已為新四軍長官者，「瓦解偽新四軍實力」；利用此次捕獲的經驗豐富並熟悉各省情形的中共武裝戰鬥員30餘員，編為行動隊，「潛去皖省，進攻偽新四軍」[5][6]。
中共南委雖然並不知道江西省委被破壞的具體情況，但對江西省委電台中斷聯繫4個月有所警覺，1942年2月江西省委電台稱機器損壞已修好，要求恢復聯繫。他們也收到了周恩來從重慶方面發來的警告。但南委對此認識不足，仍於4月派江西省委原書記、南委組織部部長郭潛前去傳達指示、檢查工作[3]。國民政府特務擬脅迫先前假意簽署自首書的謝育才一同前往曲江誘捕郭潛。謝育才、王勖夫婦決定放棄未滿周歲襁褓中的兒子謝繼強，1942年4月30日深夜從泰和逃走，徒步24天跨越贛、粵、閩，於5月22日走到平和縣長樂鄉找到區委書記張全福，要求聯繫「南委」，匯報情況。謝育才說：江西省委出了叛徒，他到江西不久就被捕了；危急時刻，他為了救「南委」，不惜假自首，騙得信任後出逃，趕來報警。連夜趕寫報告向南委匯報「江西黨嚴重情況」。[7][8]。江西省委電台最近再呼叫「南委」電台，說要延安電台的呼號和波長，是因為受中統控制的反間。得到張全福的報告後，南委書記方方隨即佈置撤退轉移工作。
5月26日，南委電台給到達韶關的郭潛發了讓他撤離的電報，郭潛沒能及時把密碼譯出。5月26日，郭潛在旅館被中統特務逮捕，經過審訊和威脅，郭潛在要求生活與生命安全和秘密自首等條件被應允後，隨即投降[6]，並首先供出了在韶關的粵北省委的情況，還供出由香港撤退回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廖承志的住址。當晚，郭潛帶着特務破壞了粵北省委機關[4]。
1942年5月27日凌晨，郭潛帶着特務到韶關五里亭抓捕中共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9]以及省委組織部長饒衛華及交通、譯電員等十五人。事件發生翌日，粵北省委秘書長嚴仲(陳志華)採取了緊急措施：立即派人分別通知各部和有關人員轉移隱蔽；通過粵北省委電台電告南委和方方；向南方局和周恩來報告粵北省委被破壞情況，請示應變辦法。粵北省委統戰部長饒彰風、宣傳部長黃康等人及電台和下屬組織的人員分別撤到東江、粵北、西江和桂林等地隱蔽，嚴仲(陳志華)則在韶關做善後工作[10]。周恩來此時急電南委，讓廖承志立即到重慶；如果走不了，則應同他的母親何香凝住在一起。但南委在同廖承志取得聯繫前，5月30日，郭潛帶着特務趕到廣東北部樂昌縣坪石鎮把廖承志逮捕[11][12]。
6月3日，「南委」電台決定轉移到大埔縣大東鎮長丘田村，並派出警衛陳鶴平前去勘察地形，但他跑到平和縣城投敵了。當晚，陳鶴平帶着縣保安隊上山，欲包圍偷襲南委電台。恰巧，電台兩個武裝保衛人員出山執行任務，途中巧遇敵群，開槍射敵，槍聲大作。「南委」電台人員立即轉移撤退，電台設備和人員安然無恙。「南委」電台奉命停止工作。1942年底，電台人員分散成一支小隊伍，隱蔽在秀山村和樂北村等地，開荒種地、熬樟腦油、釀酒。平日，電台用收報機抄收新華社電訊，供大家學習。1943年夏秋之間，南委電台人員陸續調回重慶南方局。
6月6日，郭潛引領特務到南委所在地大埔高陂拘捕正向東江方向撤退的南委副書記張文彬、宣傳部長塗振農和高陂區委書記王道生等人[13]。7日凌晨，特務包圍了南委書記方方駐地，但遭到群眾圍堵，方方趁機脫險[2][4]。6月8日，周恩來得知廖承志等被捕的消息後，又電示方方：「南委與江西、粵北斷絕一切往來，負責同志立即分散隱蔽；南委同廖承志和香港歸來的一切公開關係完全斷絕，他們的關係由南方局設法聯絡；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以免波及；立即斬斷一切上層的公開關係；南委直接管轄的下級幹部暫作靜止，不作聲息，不做任何活動；立即停止同江西電台聯絡。要求此電立即執行，切勿猶豫，並將執行情況電告南方局。」[14]
1942年「南委事變」，吳南生把南委書記方方等一批同志藏在家鄉，送他們安全轉移。隨後，奉命千里迢迢監護叛徒姚鐸到重慶，在姚鐸逃出紅岩後，又發「暗語」電報通知潮汕黨組織除奸。
7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急電桂系省委主席黃旭初，令其破壞中共廣西地下黨[15]。7月9日，郭潛又帶國民政府特務前往桂林，製造了廣西「七九事件」，逮捕了中共廣西省工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蘇蔓、中共廣西省工委婦女部部長、省工委副書記羅文坤夫婦、南方工委駐廣西特別交通員張海萍、省工委外交通員梁耀寶等30人。梁耀寶隨即投降。省工委書記錢興脫險轉移[16]。1942年7月11日，桂林市委書記彭維之被捕。1942年7月12日，蘇蔓、羅文坤、張海萍在逸仙中學集體自縊[17][18]。彭維之於1943年1月上旬叛變，供出其所掌握的300多名黨員名單。特務據此在玉林、南寧等地進行了大逮捕。自13日起在玉林地區共逮捕中共黨員30多人，群眾20多人；14日午夜至15日，在南寧地區共逮捕中共黨員70餘人，群眾30多人[2]。
後續處理
廣西中共黨組織被破壞後，周恩來考慮到中共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的住址被部分中共叛徒知悉，決定將高文華從湖南調回重慶[14]。8月，周恩來致電廣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尹林平，指示南委地區除日佔區、游擊區黨組織照常活動外，屬於國統區的黨組織一律暫時停止活動；已暴露身分的黨員幹部一律轉移；其餘幹部應利用職業隱蔽，執行「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方針。潮梅特委派委員張克到重慶請示時，周恩來、孔原又向他作了同樣的指示，要求一切以安全為第一，防止事件的繼續擴大[19]。
但這時南委個別領導人仍然認為「此次撤退是逃跑，是倉皇潰散」。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南委領導取消，工作停止；南委書記方方一定離開南方；中共潮梅特委、閩西特委直接同南方局聯繫；南委電台停止使用，秘密埋藏[20]。1943年5月，經由吳南生、王華生等人掩護，方方回到重慶。6月底，隨同周恩來等返回延安[21]。1942年底，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據形勢發展，指示廣東黨組織以尹林平、梁廣、連貫組成臨時省委。1943年1月，中共廣東臨時省委成立，以尹林平為書記，並決定在國統區各地恢復組織活動。1944年以後，各地黨組織陸續恢復活動[2]。
南委領導人被捕後，被押到「江西省青年留訓所」（即泰和縣馬家洲集中營），最終結局各異。廖承志先後受到「突擊審訊」、「疲勞審訊」，但堅持不屈。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廖承志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得票最高。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獲釋出獄[22]。張文彬於1944年8月26日在獄中病逝[23]。塗振農於1943年1月30日書寫脫黨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處決。郭潛1949年到台灣，任國家安全局局長，此後編寫《中共史論》一書[24]。
謝育才後擔任韓江縱隊參謀長、隨東江縱隊北撤膠東後，1947年華東局黨校審查並經中央工委批准開除其黨籍，同意從一九四五年二月重新入黨。閩西三年游擊時期的老領導，中原局第一書記鄧子恢還是信任謝育才，1948年5月安排其任河南省軍區第五軍分區（即許昌軍分區）司令員，兼鄭（州）洛（陽）警備區司令員；1950年1月任華南支前司令部參謀長、1950年6月任汕頭市市長。因發現當年的「死結」、「密結」未報告黨組織，1951年12月華南分局對謝開除黨籍。1952年1月任華南墾殖局（農墾總局）秘書處長。1957年5月廣東省委批准重新入黨。1957年7月—1961年11月任海南農墾局局長，兼黨組書記，後兼海南行署副主任；1976年被錯定為叛徒，開除黨籍。於1977年3月15日病逝。1999年1月8日，1999年中共廣東省紀委一號文件轉發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知，經中央紀委常委複議並報中共中央同意，決定恢復謝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黨籍黨齡。[25]。
對於南委事件的發生，周恩來總結原因，認為蔣介石看到美英蘇均陷入困難局面，戰爭將曠日持久，而日本也不能以主力對中國取攻勢，反以政治攻勢拉蔣。因此蔣介石「認定他已成為世界驕子，在目前天下莫敢予毒的良機下，正好放手反共」[26]。1942年下半年，還發生了震動國內外的胡志明在廣西被羈押半年事件。而中共遭遇慘重損失的原因，周恩來則認為「是秘密組織與武裝鬥爭同時並用，致工作路線發生許多錯誤。」「在大後方的黨，只能全力執行中央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候時機的路線，不能同時採取武裝鬥爭的路線。」[3]中共中央為此決定放棄在大後方發展武裝鬥爭的方針，解散省一級黨的機構，明確電示：「鑑於浙江、江西、廣東三個省委破壞的教訓，秘密黨內必須取消省委特委的組織，只保留縣委，如某些縣委也不能保留者，則只保留支部。」[27][28]中統負責人徐恩曾則說：「這是我和共產黨在抗戰時期戰鬥中的惟一勝利。也是我的全部戰鬥紀錄中經過時間最長，技術上最為成功的勝利。」[2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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