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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阿芒蒂娜-露西尔-奥萝尔·迪潘的化名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喬治·桑（法語：Georges Sand，法語發音：[ʒɔʁʒ sɑ̃d]，1804年7月1日—1876年6月8日），原名阿芒蒂娜-露西爾-奧蘿爾·迪潘（法語：Amantine-Lucile-Aurore Dupin，法語：[amɑ̃tin lysil oʁɔʁ dypɛ̃]），女，是19世紀法國小說家、劇作家、文學評論家、報紙撰稿人。她是一位有影響力的政治作家，著有68部長篇小說，50部各式著作其中包括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戲劇和政治文本。
喬治桑的愛情生活、男性着裝和1829年開始使用的男性化的筆名在當時引起很多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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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桑原名阿芒蒂娜-露西爾-奧蘿爾·迪潘[1]，1804年7月1日出生於[2]巴黎第三區的梅萊路5號（今為46號）[3]，這座房子是雕塑家羅伯特·洛林的家族財產[4]。
她是莫里斯·迪潘·德·弗朗屈埃爾（Maurice Dupin de Francueil）和索菲耶·維克圖瓦勒·德拉博爾德（Sophie Victoire Delaborde）的女兒。其曾外祖父（祖母之父）莫里斯·德·薩克斯（1696-1750）是法國元帥、軍事家，波蘭國王奧古斯特二世的私生子[註 1][5]。至於母系則是平民，她的祖父安托萬•德拉博爾德（Antoine Delaborde）是一個巴黎人，先是網球手，然後是桌球手[6][7]。因此，喬治·桑擁有兩個截然相反的血統，貴族和平民，這深深地影響了她的性格和後來的政治選擇。[8]
喬治·桑的父親莫里斯·迪潘·德·弗朗屈埃爾加入了革命軍，在1798年至1808年間參加了法蘭西共和國和法蘭西帝國的所有戰爭。在意大利戰役期間，他愛上了索菲耶·維克圖瓦勒·德拉博爾德，她是50歲的副官克勞德·安托萬·柯林（Claude Antoine Collin）的女管家。索菲耶跟着莫里斯返回法國，二人於1804年6月5日在巴黎第二區區政廳秘密結婚，距離喬治·桑出生不到一個月[9]。他們的婚姻遭到祖母瑪麗·奧羅爾·德·薩克森的激烈反對。
莫里斯·迪潘之前曾與諾昂莊園的一名僕人嘉芙蓮·沙蒂隆（Catherine Chatiron，1779-1866）有過婚外情。嘉芙蓮在1797年由喬治·桑的祖母僱傭，年薪60法郎[10]。1799年5月5日，嘉芙蓮在拉沙特爾生下了一個兒子，出生證明上的名字是皮埃爾·拉弗杜爾（Pierre Laverdur）。莫里斯·迪潘拒絕承認這個孩子，後來改名為希波利特•沙蒂隆（Hippolyte Chatiron，1799-1848）。
喬治·桑生命的頭三年是在她年輕父母rue de la Grange-Batelière的小房子裏度過的。1808年4月，儘管她丈夫不贊成，但考慮到旅程的長度、西班牙的軍事狀況以及妻子懷孕七個月的情況，維克圖瓦勒開始帶着女兒與丈夫一起駐紮在馬德里。在曼努埃爾·戈多伊主政的宮廷里，若阿尚·繆拉表達了對幼年喬治·桑的關愛。1808年6月12日，在馬德里，維克圖瓦勒生下了兒子奧古斯都，他天生失明。從西班牙退役後，全家回到了安德爾省祖母的家中，即今喬治·桑故居；1821年祖母逝世後，喬治·桑繼承了這座莊園。喬治·桑大多數時間由祖母撫養長大。不幸的是，她的弟弟於1808年9月8日在莊園去世。一周後，父親莫里斯·迪潘於1808年9月16日在拉沙特爾郊外意外墜馬身亡[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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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桑在諾昂村長大。最初，她在情感和教育上處於祖母與母親兩個女人之間。她的祖母想照顧她，但母親不願意離開她，一方面希望和她的兩個女兒（她之前有一個女兒卡羅琳•德拉博爾德）住在一起，但另一方面懷疑她是否有能力養活她們兩人。奧羅爾非常傷心，尤其是因為她和母親分手的想法。[13]
在博蒙特修道院院長的主持下，達成了妥協，並於1809年2月3日以書面形式作出了承諾[14]。祖母負責奧羅爾的教育，她在諾昂度過一年的大部分時間，她的母親可以在夏天去那裏。冬天，祖母來到巴黎，在母親的馬蒂蘭路（Rue des Mathurins）住所附近度過糟糕的季節。作為回報，母親從她的婆婆那裏獲得年金，並得到經濟補償。[14]祖母將奧羅爾託付給信任的導師讓-路易斯•弗朗索瓦•德沙特爾（Jean-Louis François Deschartres）[15]，和同父異母的兄弟希波利特（Hippolyte）一起撫養。母親只有探視權，但不允許帶女兒回家。協議對卡羅琳•德拉博爾德（Caroline Delaborde）更為嚴格，她於1799年3月10日出生於巴黎，是維克托瓦勒•索菲•德拉博得與前夫的女兒。根據歷史學家和家譜學家約瑟夫·瓦林塞爾（Joseph Valynseele）的說法，他的父親是副官克勞德·安托萬·柯林（Claude Antoine Collin）。她與奧羅爾一起長大，直到1804年莫里斯•迪潘去世。1821年12月12日，卡羅琳在巴黎與皮埃爾·讓·尼古拉·卡扎馬朱（Pierre-Jean Nicolas Cazamajou ，1787-1864）結婚，並育有一子奧斯卡（1822-1891）。她與同母異父的妹妹奧羅爾•迪潘保持聯繫。此外，卡羅琳·德拉博爾德的兒子奧斯卡·卡扎馬朱（Oscar Cazamajou）和萊昂蒂娜·沙蒂隆（Léontine Chatiron）的兒子勒內·西蒙內（René Simonnet）是兩名見證人，他們於1876年6月8日在諾昂維克市政廳宣佈這位小說家去世。[16]在喬治·桑去世兩年後，同母異父的姐姐卡羅琳於1878年10月2日在沙泰勒羅兒子的家中去世[17]。她本不應該接近同母異父的妹妹奧羅爾，更不用說來到迪潘·德·弗朗曲埃勒夫人（Madame Dupin de Francueil）的巴黎住所。但1810-1811年冬天發生了一件事，卡羅琳不顧禁令出現在瑪麗•奧羅爾家。她被主婦奧羅爾無情地趕走[18]，受到這種不公正的創傷，她生病了。出於懊悔，瑪麗•奧羅爾決定在孫女康復後親自帶她去看維克托瓦勒。回到諾昂後，瑪麗·奧羅爾建議維克托瓦勒陪伴她們，以免她的女兒進一步打擾。
喬治·桑的一生都與諾昂和鄉村保持着聯繫，在那裏她可以逃到大自然中，讓她的想像力綻放。她將在她的鄉村小說中重複田園生活的主題[19][20][21][22]。奧羅拉變得不勤勉和叛逆，她的祖母從1818年1月12日到1820年4月12日將她安置在巴黎的英國女修道院（Couvent des Filles-Anglaises）接受教育[14][23][24][25]。她在這個宗教機構中經歷了一場神秘主義危機，她的母親和祖母曾在恐怖時期被監禁在那裏。祖母瑪麗·奧羅爾·德·薩克森沉浸在啟蒙時代的思想中，很快將她從修道院中帶回諾昂。祖母的健康狀況正在惡化，她意識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打算儘快讓孫女結婚，並讓她成為她唯一的繼承人，包括她的財產以及諾昂的土地和領地[14]。1821年1月，計劃將她嫁給一位表兄奧古斯特·瓦萊特·德·維朗納弗（Auguste Vallet de Villeneuve）[26]，自1812年以來一直是勞勒·德·塞居爾（Laure de Ségur）的鰥夫，也是勒布朗侯爵領地的所有者。但他42歲，而他的未婚妻只有16歲。
祖母瑪麗·奧羅爾·德·薩克森非常關注她的孫女，帶她發現了讓·雅克·盧梭。這種感情是相互的，奧羅勒欣賞她的祖母，她有着細膩而有教養的頭腦。孩子通過閱讀完成教育。雖然 盧梭讓她着迷，但其他哲學家也吸引了這位年輕的神童：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諦》，以及亞里士多德、孔狄亞克、孟德斯鳩、布萊茲·帕斯卡、讓·德·拉布呂耶爾、蒙田、弗蘭西斯·培根、約翰·洛克、萊布尼茨，還有詩人維吉爾、亞歷山大·蒲柏、約翰·彌爾頓、但丁和威廉·莎士比亞。1821年12月26日，瑪麗·奧羅爾·德·薩克森在諾昂去世[27][28]。 幾個月前她中風了。她對孫女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在祖母葬禮的第二天，母親來到諾昂，了解死者的遺願。奧古斯特的哥哥勒內·瓦萊特·德·維朗納夫伯爵（René Vallet de Villeneuve）是舍農索城堡的所有者，被任命為奧羅拉的監護人，奧羅拉是未成年人，也是祖母去世時唯一的遺贈人。閱讀遺囑引起了奧羅拉母親的強烈憤怒。她多年來積累的所有怨恨，對死去的婆婆和勒內·瓦萊特·德·維朗納夫激烈地爆發[29]。她要求女兒來巴黎和她住在一起，與父系家庭決裂。奧羅拉於1822年1月18日與母親離開諾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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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和女兒之間很快產生了矛盾。1822年春天，維克托瓦雷將奧蘿勒委託給莫里斯·迪潘的朋友，詹姆斯（James）和昂熱勒·羅埃迪耶·迪普萊西（Angèle Roettiers du Plessis），他們和他們的五個女兒住在默倫附近的普萊西·皮卡德城堡 （Château du Plessis Picard）。她在這個氣氛非常好的家庭中住了幾個月，在那裏她遇到了弗朗索瓦·卡西米爾·迪德旺男爵（François Casimir Dudevant），他是皇家法院的律師， 9月17日，他們在巴黎結婚。[30]。奧蘿勒保留了50萬法郎的個人財富[31]，每年還從丈夫那裏領取3000法郎的年金，以滿足她的個人需要。
維克托瓦雷於1822年10月5日放棄了對女兒的監護權，轉而支持卡西米爾•迪德旺。夫婦二人已搬到諾昂。[32][33]。對奧蘿勒來說，這段婚姻是一個贏得自由的機會， 但她忘記了，當時已婚婦女被視為丈夫的附屬品。奧蘿勒很快就會明白，她仍然被囚禁在附庸的狀態中，卡西米爾和她的許多追求者一樣，只把她視為富有的繼承人。[34]
1823年6月30日，奧蘿勒在巴黎生下了兒子莫里斯（1823-1889）[35]。1824年，在迪普萊西，卡西米爾在公共場合打了奧蘿勒一巴掌。[36]這對夫婦的第一次裂痕出現了，奧蘿勒意識到，丈夫性格粗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二人教育程度和品味都完全不同。1825年7月，奧蘿勒在與卡西米爾前往上比利牛斯省的科特雷旅行時，偶遇奧雷利安（Aurélien de Seze）。他是一位波爾多法院的才華橫溢的律師，路易十六辯護人的侄子，迷人、聰明。這是一個短暫的柏拉圖式愛情故事，奧蘿勒的心被征服了。[37]他們交換了重要的信件，但他們的會面很少，奧蘿勒剛剛找到了一位年輕時的朋友。
在諾昂期間，從1827年至1828年，她愛上了來自拉沙特爾的斯泰法納·阿雅松·德·格朗德薩尼厄（Stéphane Ajasson de Grandsagne）。[37]關於戀人的謠言，破壞了迪德旺夫婦不穩定的平衡。1828年9月13日，在諾昂，奧蘿勒生下了一個女兒索朗熱（Solange，1828-1899），由於奧蘿勒與斯泰法納·阿雅松·德·格朗德薩尼厄的交往，女孩的父親身份充滿了不確定性。[38]卡西米爾開始喝酒，變得令人討厭，並與女僕保持關係[39]。夫妻婚姻狀況惡化。奧蘿勒想要獨立，想要工作和管理自己的資產。與此同時，她與小說家儒勒·桑多（Jules Sandeau）開始了一段新的戀情，希望在巴黎和他在一起。1830年12月，卡西米爾和奧蘿勒之間發生了一個問題。她發現了丈夫的「遺囑」，其中有對妻子的惡毒批評和怨恨。他們的分居已不可避免，離婚在當時並不存在。1836年2月16日拉沙特爾法院的宣判有利於妻子。該法院承認，存在嚴重的虐待行為[40]。面對妻子的堅定態度，卡西米爾·迪德旺鞠躬，他不想失去奧蘿勒財產的用益權。她決定交替在巴黎和諾昂兩地居住。卡西米爾必須根據婚姻合同向她支付3000法郎的養老金[39]。起初，莫里斯和索朗熱兄妹與父親住在諾昂。在巴黎定居後，奧蘿勒帶着女兒回家，後來卡西米爾·迪德旺又被說服，將莫里斯交給母親[39]。奧蘿勒同父異母的哥哥希波利特·沙蒂隆似乎在他的妹妹和妹夫卡西米爾·迪德旺之間的衝突中發揮了作用，他與卡西米爾·迪德旺一樣喜歡喝酒和聚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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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7月27日、28日和29日，被稱為「光榮的三日」， 巴黎起義推翻了波旁王朝 。奧蘿勒·迪潘的政治意識真正開始於這一時期。在此之前，奧蘿勒·迪潘對政治幾乎不感興趣。她的情感是波拿巴主義者，因為對父親軍事生涯的記憶。
在1827年的選舉中，她與丈夫卡西米爾·迪德旺一起反對保皇黨候選人，積極支持拉沙特爾的共和黨候選人迪里·迪弗雷納（Duris-Dufresne）。[41] 1830年7月30日，奧蘿勒·迪潘在伊涅賴河畔韋爾訥伊的庫德賴城堡（Château du Coudray）見到儒勒·桑多。這是一次影響年輕的奧羅拉的命運的會議。1831年1月4日，她離開諾昂，在巴黎加入了一個由貝里年輕人組成的小社團，他們都熱愛浪漫主義文學，在安德爾省見面: 沙萊·迪韋爾內（Charles Duvernet）、阿爾豐塞·弗勒里（Alphonse Fleury）和儒勒·桑多。在1831年的巴黎，七月革命後充滿浪漫氣息，拉丁區的年輕藝術家和詩人穿着奢華的服裝，奧蘿勒和她的同伴們過着波西米亞式的生活，去劇院、博物館和圖書館。
她獲得安德爾警察局的異性裝扮許可 [42][43]，選擇了一套更實用、更便宜的男裝。她穿着一件「長袍」，繫上了一條大羊毛圍巾，圍住肩膀，戴着一頂軟氈帽[44][45]。奧蘿勒展示了她與儒勒•桑多的婚外情。他們一起在《費加羅報》開始了記者生涯，在該報編輯亨利·德·拉圖什（Henri de Latouche）嚴厲而仁慈的目光下。他們共同寫了一部小說《羅絲與布朗什》（Rose et Blanche），以筆名「J. Sand」出版。[46]
小說《羅絲與布朗什》由奧蘿勒起草，由儒勒·桑多完全重寫。藝術家洛朗茲（Alcide-Joseph Lorentz）是喬治·桑的朋友，為這第一部小說的封面畫了插圖[註 2]。這部作品因為亨利·德·拉圖什（Henri de Latouche）的幻想，而採用了筆名儒勒·桑（Jules Sand）[註 3]，這不僅讓人想起了儒勒·桑多，還讓人想起卡爾·路德維希·桑（Karl Ludwig Sand），是一名巴伐利亞學生，謀殺了奧古斯特·馮·科策布。這本書取得了一些成功，以至於出現另一位出版商，並訂購了一部同名小說。奧蘿勒提供了她在1831-1832年冬天在諾昂寫的一本書的手稿。她想用同一個筆名，但儒勒·桑多出于謙虛，不接受完全陌生的書的作者身份。亨利·德·拉圖什達成妥協：為了滿足出版商的要求，保留了桑的名字，但是修改了名字以區分兩位作者。奧蘿勒採用了喬治的名字，在她看來，這是貝里人的同義詞[48]。從詞源上講，喬治的意思是「在土地上工作的人」 [49]。沒有姓氏的最後一個s，她扮演了模稜兩可和雙性同體的角色[50]。她的第一部個人作品《安蒂亞娜》（Indiana）於1832年5月19日以G.Sand的名字出版，她後來的所有小說都以筆名喬治·桑出版，她最終採用了這個筆名。
《瓦朗蒂娜》（Valentine）, 寫於諾昂，於1832年夏天完成，在《安蒂亞娜》三個月後出版。這兩部小說確保了作家的名聲，並大大改善了她的財務狀況。她離開了聖米歇爾堤岸五樓的小公寓，搬到了馬拉凱堤岸（quai Malaquais）19號的「藍色閣樓」（mansarde bleue），這是一個更舒適的公寓，只有三層樓。[51]《兩大陸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雜誌主編弗朗索瓦·比洛茲通過合同，保證每年付給她4000法郎的年金，以換取每六周32頁的寫作。1833年初，她與儒勒·桑多（Jules Sandeau）分手，後者因不忠而入罪，但最重要的是，她認為他「懶惰、冷漠、沒有意志」。她與普羅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eée）有過短暫的關係，非常令人失望，她深感遺憾，因為後者未能「治癒」她的冷淡。更糟糕的是，喬治將這場慘敗告訴了瑪麗·多瓦爾（Marie Dorval），她與大仲馬分享了這個故事，大仲馬很快到處講述，對她的聲譽造成了最大的傷害[52]。對於喬治•桑來說，這是一個黑暗的時期，她對這兩種失望感到沮喪。1833年8月10日，一部抒情、寓言的原創作品《萊莉亞》（Lélia）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功。[53]
1832年，喬治·桑作為戲劇愛好者，寫信給女演員瑪麗·多瓦爾，表示欽佩她的才華[54]。她邀請他吃飯。這是兩位女性之間深厚友誼的開始。她們的通信，表明了她們相互依戀的程度。因此，在1833年3月18日，喬治•桑寫信給瑪麗•多瓦爾：「我今天看不見你，親愛的。我沒有那麼多快樂。星期一，早上或晚上，在劇院或你的床上，我必須去吻你，女士，否則我會發瘋的。我像罪犯一樣工作，這是我的獎勵。再見，所有人中的美女。」瑪麗回答：「你是個壞人，我期待着你整晚都在我的小屋裏。我們很快就會在五點鐘吃晚飯，然後一起離開。讓我們看看，摸索一下。我昨天整晚都在看你，我看着你，沒有看到你的眼睛。你看起來像個混蛋。明天早上我會來看你。今晚我不在家。我的上帝，我有什麼願望這麼說！所以我們永遠無法堅持下去？」[55]。她們的關係在巴黎受到誹謗，特別是因為她們是最傑出的女性人物之一。古斯塔夫·普朗舍（Gustave Planche）寫信給喬治·桑，要她警惕這種危險的友誼，而多瓦爾的情人阿爾弗雷德·德·維尼則懇求她：「我禁止瑪麗回答這個讓她厭煩的薩福！」。這封信沒有起作用[56]。事實上，瑪麗·多瓦爾合作創作了喬治·桑的戲劇《科西瑪》（Cosima）[57]，該劇於1840年4月29日在法蘭西喜劇院首演，由這位著名女演員擔任主角[58]。她們的關係很牢固，很可能一開始就戀愛了，這是一個醜聞，但並沒有改變，喬治·桑在瑪麗·多瓦爾去世後，繼續為她的家人帶來好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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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6月17日，喬治·桑第一次見到阿爾弗雷德·德·繆塞，是在巴黎黎塞留路104號的盧萬蒂耶爾餐廳（restaurant Lointier），由《兩大陸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主編弗朗索瓦·比洛茲為合作者舉辦的晚宴上。[60] 7月底，他們成為戀人，繆塞搬到了喬治·桑的馬拉凱堤岸寓所。這對情人前往 楓丹白露，於8月5日至13日，在法蘭西街108號的不列顛酒店（Hôtel Britannique）住宿[61]。一天晚上，在弗朗沙峽谷（gorges de Franchard）的森林裏散步時，繆塞產生了幻覺，認為他看到了自己的替身。這一場景在小說《她和他》（Elle et Lui）中提到，繆塞在《十二月之夜》（Nuit de Décembre）中也描述了這一場景。[62]。
他們設計了一次去意大利旅行的行程。他們於1833年12月12日出發，司湯達一起參加了這次航行，他在馬賽與他們會面，前往奇維塔韋基亞出任領事職位。在熱那亞 ，喬治·桑染上發燒和痢疾。他們於1833年12月31日抵達威尼斯，於1834年1月1日在達涅利酒店（hôtel Danieli）下榻。喬治·桑仍然生病，不得不臥床兩周，繆塞沒有放棄所有的樂趣，恢復了夜生活。在熱那亞和佛羅倫薩，喬治·桑已經抱怨同伴的不當行為，在威尼斯決定對他關上大門[63]。這時繆塞也病重，發燒伴有譫妄發作。喬治·桑忘記了怨恨，守在他的床邊[64]。她求助於診斷傷寒的年輕醫生皮埃特羅·帕熱洛（Pietro Pagello）。喬治·桑愛上了帕熱洛，而繆塞的健康狀況有所改善。帕熱洛向她承認了他對喬治·桑的熱情。繆塞是一個忍耐的人，與他們保持着友誼，於1834年3月29日離開威尼斯返回法國[65]。儘管如此，他仍然與喬治·桑保持通信聯繫，後者仍與帕熱洛在一起，正在寫幾本書[66]。她寫了《馬蒂亞》（Mattea）、《利昂·萊奧尼》（Leone Leoni）、《安德烈》（André）、《雅克》（Jacques）和《旅行者的信》（Lettres d'un voyageur），然後帶着帕熱洛回到法國。
1834年8月14日，他們抵達巴黎，繆塞得知他們回來後，懇求喬治·桑接受見面。她答應了他的願望，於8月17日再次見到他。兩人都為自己的過錯而失去幸福而自責。喬治·桑悔恨到想要自殺。[67]他們意識到無法返回，決定彼此疏遠，於8月24日離開巴黎，繆塞前往巴登，而喬治·桑前往諾昂。至於帕熱洛，儘管他受邀陪同小說家前往貝里，但他選擇留在首都。在德國流亡期間，繆塞向喬治·桑發送了熱情如火的信件，於1834年10月20日回到法國，與這位詩人重新聯繫。嫉妒的帕熱洛要回意大利了。但他們的新關係只是重新點燃消耗他們的痛苦、爭吵和指責。1834年11月9日，疲憊的繆塞再也無法忍受，提出分手。[68]喬治·桑絕望了，試圖和解，但繆塞沒有回覆她的信。她決定以浪漫的方式剪掉頭髮，送給他作為愛的證明，表示她深切的悲傷。
1834年11月底，應出版商弗朗索瓦·比洛茲的要求，她會見了畫家歐仁·德拉克洛瓦。後者希望通過一幅肖像，向讀者介紹這位自1833年以來一直在寫作的小說家。德拉克洛瓦筆下的喬治·桑，臉上充滿了悲傷。作家身穿男裝，展示了她剪下來的頭髮。在這段痛苦的時期，喬治·桑寫日記；在11月25日，她直接寫信給繆塞[69][70]：「今天早上，我在德拉克洛瓦家擺姿勢。我和他聊天，抽着美味的煙。他給了我一些[…] 但我沒有痊癒！好吧，好吧，隨你所願，我的上帝！讓我做你喜歡的事。今天早上我把我的悲傷告訴了德拉克洛瓦，因為除了這個，我還能說什麼？他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建議，那就是沒有更多的勇氣。放開你自己，他說。當我這樣的時候，我不會感到驕傲；我不是天生的羅馬人。我屈服於絕望。他咬我，射殺我，殺了我。當他受夠了，他又累了，他離開了我。我的會離開我嗎？唉！它每天都在增加。」
繆塞收到信後，淚流滿面。1835年1月初，喬治·桑和繆塞重新開始了他們的田園詩。喬治·桑寫信給繆塞的知己阿爾弗雷德·塔特（Alfred Tattet）：「阿爾弗雷德再次成為我的情人。[71]2月14日，這對情人在法蘭西喜劇院觀看了維尼 演出的《查特頓》（Chatterton）。他們的關係充滿了抱怨、抗議和相互指責，最終在1835年3月6日，由喬治·桑提出分手。[72]
喬治·桑和繆塞的這種婚外情關係，激發了前三封《一個旅行者的信札》（Lettres d'un voyageur）以及繆塞的小說《一個世紀兒的懺悔》（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阿爾弗雷德·德·繆塞去世後，喬治·桑於1859年出版了《她和他》（Elle et lui）來講述他們的故事。阿爾弗雷德的兄弟保羅·德·繆塞則出版了《他和她》（Lui et elle），而與阿爾弗雷德·德·繆塞有婚外情的路易絲·科萊（Louise Colet）則用《他》（Lui）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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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桑對她的丈夫卡西米爾·迪德旺提起訴訟。由於卡西米爾昂貴的生活方式，夫妻之間的關係惡化，卡西米爾從事了危險的交易。喬治·桑有理由擔心這會導致他的毀滅。朋友們推薦著名的共和黨律師路易·米歇爾（Louis Michel）為她與迪德旺男爵的最終分居辯護。這位律師以其所在城市取的筆名米歇爾·德·布爾日（Michel de Bourges）而聞名，他在演講方面非常有天賦，並參與了七月王朝的政治進程。1835年4月9日，喬治•桑在貝里的前首府布爾日會見了他，並向他解釋了他的案件。米歇爾剛剛讀了她的小說《萊莉亞》，由於迷戀喬治·桑，他在布爾日的街道上漫步了一整晚，為她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辯護。[73]
誘惑是相互的，喬治·桑5月在巴黎找到了他，他們成為了戀人。米歇爾·德·布爾日開始了雙重的激情：愛情和政治。喬治·桑在第一版《萊莉亞》中魯莽地承認與他一起的這種「冷淡」，很快又修改了。[74]米歇爾還將喬治·桑的共和黨觀點轉變為社會主義思想。[75]她的巴黎公寓被改造成共和黨的小團體，因此受到警方的監視。1836年2月16日，經過漫長的訴訟，米歇爾贏得了喬治·桑的分居審判。[76]他向喬治·桑承諾，和她住在一起，但他是一個已婚男人，他只能這樣做。由於他對妻子的恐懼和小說家的強烈個性，他於1837年6月斷絕了他們有害的關係。這種痛苦的分離使喬治·桑感到不安，隨後的婚外情依然不斷：他兒子莫里斯（Maurice）的導師費利西安·馬萊菲勒（Félicien Mallefille） [73]、查理·迪迪耶爾（Charles Didier）和演員博卡熱（Bocage）。最後一位他對友誼保持了忠誠。
喬治·桑將第六封《一個旅行者的信札》（Lettres d'un voyageur）寄給埃韋拉爾德（Éverard），這是她對米歇爾·德·布爾日（Michel de Bourges）的暱稱。他還啟發了她1836年同名小說中的律師角色「西蒙」（Simon）。[77]另一部名為《禿頭昂熱爾瓦爾德》（Engelwald le Chauve）的作品也讓人想起米歇爾·德·布爾日, 但這部作品從未出版，手稿於1864年被作者銷毀。[78]
在此期間，喬治·桑接近弗雷德里克·吉雷爾德（Frédéric Girerd）。他是米歇爾·德·布爾日的朋友，和他一樣，他也是一名律師和政治家。他成為喬治·桑的朋友和知己，此後他們將保持聯繫。[79][80][81]
阿爾弗雷德·德·繆塞將喬治·桑介紹給李斯特·費倫茨，他是作曲家、鋼琴家，也是詩人妹妹赫米尼（Herminie）的音樂老師。李斯特•費倫茨經歷過1830年革命，受到受到聖西門和于格·費利西泰·羅貝爾·德拉梅內思想的影響。他閱讀了《萊昂納•萊昂尼》（Leone Leoni），將《馬農·萊斯科》（Manon Lescaut）改編為浪漫主義風格，使他成為喬治·桑的崇拜者。[82]他們保持了純粹的友誼關係。這位著名鋼琴家有一位才華橫溢的德國學生赫爾曼•科恩（Hermann Cohen），他將他介紹給了巴黎作家和音樂家聚集的圈子。1834年，喬治·桑和德拉梅內院長遇到了李斯特的這位門生，兩人都被這個小男孩迷住了。[83]李斯特·費倫茨給他起了個綽號「普茲」（Puzzi），在德語中意為「可愛」，於是喬治·桑稱他為「憂鬱的拼圖」（le mélancolique Puzzi）。這個孩子註定擁有輝煌的藝術生涯，他經常遇到喬治·桑，她非常喜歡他，認為他是自己的第二個兒子。[83]
1836年8月28日，喬治·桑帶着她的孩子離開諾昂前往瑞士，他的朋友李斯特·費倫茨和情婦瑪麗·達古爾特在那裏等着他。[73]瑪麗離開丈夫和女兒，於1835年6月在日內瓦與李斯特·費倫茨團聚，他們之間的激情令喬治·桑感到高興。這是作家第二次在阿爾卑斯山逗留。費倫茨和「阿拉貝拉」（Arabella，瑪麗·達古爾特的浪漫筆名）, 與他們的門生赫爾曼·科恩一起陪同喬治·桑，踏上了從勃朗峰霞慕尼開始的旅程。日內瓦學院現代文學史教授、瑞士陸軍炮兵少校阿道夫·皮克特（Adolphe Pictet）也加入了他們。這次為期15天的騾子之旅經過了多個地點：日內瓦、 勃朗峰霞慕尼、博松冰川（glacier des Bossons）、福爾克拉茲山口（Col de la Forclaz）的黑色懸崖（le précipice de la Tête-Noire）、馬蒂尼、弗里堡的聖尼各老主教座堂及其著名的管風琴，以及冰之海（Mer de Glace）。
1836年10月，喬治·桑搬到了巴黎拉菲特路的法蘭西酒店（hôtel de France），李斯特和瑪麗·達古爾特住在那裏。經常光顧達古爾特伯爵夫人沙龍的有于格·費利西泰·羅貝爾·德拉梅內、海涅、亞當·密茨凱維奇、米歇爾·德·布爾日、查理·迪迪耶爾（Charles Didier）和弗雷德里克·蕭邦。[84]1837年2月至3月和5月至7月，李斯特和瑪麗·達古爾特住在諾昂[73]，並接待了與她通信的風景畫家波爾•於埃（Paul Huet）。[85]
喬治·桑將第七封《一個旅行者的信札》寄給了李斯特·費倫茨, 李斯特寫了三封「音樂學士的信」（Lettres d'un bachelier ès musique）作答。[86]。1838年，喬治·桑將一部小說的題材爆料給巴爾扎克，「畫廊」（Galériens）或「愛情力量」（Amours forcés），是關於李斯特·費倫茨和瑪麗·達古爾特這對情人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喬治•桑自己不能寫這部小說，而要將其委託給巴爾扎克的原因。這本小說出現在《人間喜劇》系列中，標題為《貝阿特麗克斯》（Béatrix，1839）[87]達古爾特伯爵夫人的角色是「貝阿特麗克斯」，而李斯特是作曲家「孔蒂」。至於喬治·桑，，她在小說中名為費利西泰·德·圖謝（Félicité des Touches），或她的雌雄同體筆名「卡米勒·莫潘」（Camille Maupin）。角色是完全透明的，在作品中，費利西泰·德·圖謝總是與「貝阿特麗克斯」相比，是他最喜歡的。我們可以看到，由於喬治·桑對弗雷德里克·蕭邦 的迷戀，[88]兩位女性的友誼已經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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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格·費利西泰·羅貝爾·德拉梅內院長是一位基督教民主人士，他在福音中找到了自由、平等和博愛，這是哲學家們收集並由革命宣佈的法律。他的書《信徒的話》（Paroles d'un croyant）出版後，他被逐出教會。德拉梅內對李斯特和喬治·桑產生了巨大影響，[89]他們在《人生的歷史》（Histoire de ma vie）中表達了對這位神父的熱情。[90]她對他說：「我們把你算在我們的聖徒中……你是我們新教會的父親。」 于格·費利西泰·羅貝爾·德拉梅內定居巴黎，創辦了一家名為《世界報》（Le Monde）的報紙，喬治·桑自願與該報合作。
1837年，她發表了一篇文章《安格雷和卡拉馬塔》（Ingres et Calamatta），旨在宣傳雕刻師路易吉•卡拉馬塔（Luigi Calamatta），他為她畫了肖像，並雕刻了《地下墓穴之旅》（Une visite aux Catacombes）。後來她又發表了一小段詩，最後是著名的《給瑪謝的信》（Lettres à Marcie）。[91]在後者中，喬治·桑表達了她對婚姻、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看法。[92]這部作品的大膽一定讓拉梅內感到震驚，因為他對作者的評論如下：「她不會原諒聖保羅說：女人，服從你的丈夫！」[93]最後，當拉梅內放棄《世界報》的方向時，出版停止了。[94]
拉梅內在他的小說《精神》（Spiridion）中啟發了喬治·桑，他是一位修道院的創始修士，也是一位毫不妥協的真理尋求者。[95]哲學家皮埃爾·萊魯也在這本書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沙爾-奧古斯丁·聖伯夫（1804-1869），是一位評論家和作家，也是喬治·桑的文學顧問。他也是她的知己，尤其是在她與阿爾弗雷德·德·繆塞相愛的時候。喬治·桑一直在尋找理想和改革熱情，他向聖伯夫徵求了他在這方面的意見。[97]在于格·費利西泰·羅貝爾·德拉梅內之後，她正在尋找一位新的導師，以滿足她的政治熱情。1835年4月，在里昂工人起義和1834年在法國首都和各大城市爆發的叛亂之後，對10000名叛亂分子的審判在巴黎舉行。這場可怕的審判為共和黨反對派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論壇，喬治·桑的信念在審判過程中得到了肯定。面對叛亂的失敗，她詢問聖伯夫關於革命的問題。他將他引向兩位理論家：皮埃爾·萊魯和讓·雷諾（Jean Reynaud），他們參與了《法國新百科全書》的編寫。1835年6月，喬治·桑要求與皮埃爾·萊魯會面，她向他提出了社會問題。萊魯說服了喬治·桑，她只向他發誓。深厚的友誼源於他們的相互欽佩，哲學家從作家那裏找到了重要的物質幫助。
在皮埃爾·萊魯的原理中，她發現了從基督教、讓·雅克·盧梭、聖西門主義、米歇爾·德·布爾日和于格·費利西泰·羅貝爾·德拉梅內 那裏借用的零散教條的綜合。[98]考慮到皮埃爾·萊魯的思想對喬治·桑作品的影響，有必要在這裏總結他的學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萊魯對某些中世紀教派特別感興趣，如羅拉德派、胡斯派，尤其是塔博爾派[99]。
皮埃爾·萊魯的思想體現在喬治·桑的一系列小說中：《斯匹里底翁》（Spiridion）、《康素愛蘿》（Consuelo）、《魯道夫施塔特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Rudolstadt）、《讓•齊斯卡》（Jean Zyska）、《普羅科皮烏斯大帝》（Procope le Grand）、《安傑堡的磨坊主》（Le Meunier d'Angibault）、《安托萬先生的罪惡》（Le Péchéde Monsieur Antoine）、《霍勒斯》（Horace）、《法國之旅的同伴》（Le Compagnon du Tour de France）、《讓娜》（Jeanne）。所有這些作品似乎都是萊魯計劃的實施：打擊階層、家庭和財產的三重虐待，並宣揚持續進步和人類生活的教義[100]。喬治·桑與無產階級作家阿格里科爾·佩迪吉耶的會面，啟發了她在1840年出版的小說《法國之旅的同伴》（Le Compagnon du tour de France）中皮埃爾•於蓋南（Pierre Huguenin）這個角色[101]。這部小說宣揚了萊魯理論的一個教條，即反對階級偏見的戰爭，和消除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兩大陸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的主編弗朗索瓦·比洛茲提出了許多的改寫和刪減建議，以至於喬治·桑更願意收回手稿並出版一卷。一年後，她拒絕在雜誌上發表她的新小說《霍勒斯》（Horace）[102]。
1841年，喬治·桑與皮埃爾·萊魯和路易·維亞多共同創立了《獨立評論》（La Revue indépendante）[103]。從1841年到1844年，她在這本雜誌上發表了小說：《霍勒斯》（Horace）、《康蘇埃洛》（Consuelo）、《讓·齊斯卡》（Jean Zyska）、《普羅科皮烏斯大帝》（Procope le Grand）、《魯道夫施塔特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Rudolstadt）、《伊西多拉》（Isidora）以及各種文章[104]。她與無產階級詩人交上了朋友，如土倫的泥瓦匠查理·龐西（Charles Poncy）、馬古神父（père Magu）和他的女婿鎖匠熱羅姆·吉朗（Jérôme Gilland），她為他們的作品寫了序言。它們似乎是萊魯關於人類持續進步和完美性理論的明顯證據[105]。馬古神父在1860年出版的小說《黑城》（La Ville noire）中啟發了喬治•桑寫出奧德伯爾（Audebert）的角色[106]。
1836年最後幾個月，喬治•桑通過李斯特和瑪麗•達古爾特見到了弗雷德里克·蕭邦。他們的婚外情始於1838年6月。當時，歐仁·德拉克洛瓦畫了喬治桑聽蕭邦彈鋼琴的雙人肖像。[註 4]
1838年末，喬治·桑和他的兩個孩子前往馬略卡島，弗雷德里克·蕭邦在前往佩皮尼昂的途中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08]。在巴塞隆拿，喬治·桑參觀了被毀壞的宗教裁判所宮。她對這個地方印象深刻，在她的小說《魯道夫施塔特伯爵夫人》中提到了它[109]。遊客們抵達馬略卡島，對島上迷人的環境感到高興，但由於缺乏酒店和帶家具的房間，他們很難找到住宿。作為一名肺結核患者，蕭邦看到自己的健康狀況惡化。遊客被馬略卡島人趕出家園，他們擔心這種疾病的傳染性。1838年12月15日，喬治·桑和弗里德里克·蕭邦前往巴爾德莫薩（Chartreuse）的原加爾都西會修道院（Chartreuse），在那裏他們被安置在修士房間裏。這個地方很漂亮，但食物供應很困難，特別是因為遊客因為不參加宗教儀式而受到島民的敵意。1839年2月13日，他們離開了該島，在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旅程後返回巴塞隆拿，蕭邦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他們在馬賽的逗留使音樂家得以恢復，5月底，他們抵達諾昂，在那裏度過了整個夏天[110]。喬治·桑發表了一篇關於這次旅行的記述《馬略卡島的冬天》（Un hiver à Majorque）。
喬治·桑和蕭邦夏天住在諾昂，冬天住在巴黎，先是皮加勒街，然後從1842年秋天開始住在奧爾良廣場。由於蕭邦生病，他們的關係變成了母子關係[53]。多虧了蕭邦，喬治·桑的朋友圈進一步擴大。蕭邦接待了作家亞當·密茨凱維奇、聶姆策維奇、音樂家賈科莫·梅耶貝爾、約瑟夫·德索爾、寶琳·維亞朵和流亡波蘭貴族成員亞當·耶日·恰爾托雷斯基、德爾菲娜·波托茨卡[112]。
但蕭邦表現得像一個專心而暴虐的伴侶。[53]誤解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喬治·桑的孩子們長大成人以後。[113]莫里斯把母親和蕭邦之間的所有分歧都放在心上，音樂家和莫里斯之間的關係變得敵對。從1846年春天開始，喬治·桑在諾昂接待了他母親家庭的一個年輕表親奧古斯丁。女兒索蘭熱和蕭邦憎恨奧古斯丁，而他童年的朋友莫里斯總是準備為他辯護[114]。
在這種不和諧的背景下，放鬆的時刻是特權：蕭邦在鋼琴上即興創作，索蘭熱、奧古斯丁和莫里斯模仿場景，跳喜劇芭蕾舞。諾昂的客人，如埃馬紐埃爾·阿馬戈和路易·布朗也參與了這些娛樂活動。蕭邦離開巴黎後，這些啞劇具有了真正戲劇的特徵，屬於「意大利即興喜劇」類型。它們將結集出版[115]，是「諾昂戲劇」（théâtre de Nohant）的起源。喬治·桑在小說《荒蕪的城堡》（Le Château des Désertes）中詳細描述了諾昂戲劇，莫里斯·桑在小說中以塞利奧·弗洛里亞尼（Celio Floriani）出現，奧古斯丁（Augustine）以角色塞西爾（Cécile）出現，後者也出現在《唐娜·埃爾維拉》（Donna Elvira）中[116]。還有弗雷德里克·蕭邦，他在喬治•桑1846年出版的《盧克雷齊亞·弗洛里亞尼》（Lucrezia Floriani）一書中以卡羅爾王子（prince Karol）出現[117]。
1846年11月，索蘭熱與費爾南多·德·普雷奧克斯（Fernando des Préaulx）籌備婚禮[118]。1847年1月，喬治·桑在巴黎逗留期間被介紹給雕塑家奧古斯特·克萊辛格，她參觀了他的工作室。二月份，喬治·桑和他的女兒被藝術家邀請製作半身像[119]。克萊辛格和索蘭熱相愛了。幾周後，索蘭熱在簽署結婚協議的前一天解除了訂婚，並接受了新的求婚者。1847年5月19日，索蘭熱在諾昂與奧古斯特結婚。[120]7月11日，這對負債纍纍的夫婦向喬治·桑尋求經濟援助，但沒有成功。在此之後，奧古斯特·克萊辛格和莫里斯·桑之間發生了暴力爭吵，小說家進行了干預。喬治·桑立即趕走了他的女兒和女婿。[121]。由於他病態的不信任，弗雷德里克·蕭邦讚揚了索蘭熱對他母親的誹謗，並結束了他與喬治·桑長達十年的婚外情。[122][123]
喬治·桑富有想像力的精神將女兒的氣質和她與第一任未婚夫的故事, 轉化為1868年的《梅爾克姆小姐》（Mademoiselle Merquem）。在這本書中，一個年輕女孩，起了男性化的名字，歐內斯特·杜布洛塞（Erneste du Blossay），特徵與索蘭熱相似：雄心勃勃、反覆無常、固執和狡猾。喬治·桑的一個不變的特點是，在她的文學作品中，年輕女性讓人想起索蘭熱的個性。[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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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喬治•桑創辦了一家當地報紙《安德爾之路》（l'Éclaireur de l'Indre），第一期在9月14日發行[125]。1844年和1845年，她在該報上發表了幾篇文章，包括1844年9月14號的《致創始人的介紹信》（Lettre d『Introduction aux fondateurs）、9月28日的《巴黎工人麵包師》（Les ouvriers boulangers de Paris）、由布萊塞·邦南（Blaise Bonnin）口述的《黑谷農民致光明者報編輯的信》（lettre d'un paysan de la Vallée Noire aux rédacteurs de l'Éclaireur）10月5日和12日, 11月9日的《關於勞工組織請願書的信》（lettre au sujet de la pétition pour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11月16日、23日和30日的三篇關於「政治和社會主義」的文章，1845年1月18日路易·布朗的《十年歷史》（l'Histoire de dix ans）的記述，3月15日朱爾•內羅（Jules Néraud）的《童年植物學》（Botanique de l'enfance）一書的序言[126]。
路易·布朗和喬治·桑建立了友好關係，喬治甚至考慮讓他娶他的女兒，但這個計劃失敗了[127]。喬治·桑還寫了兩篇關於路易·布朗的革命史(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文章，分別是1847年的《世紀》(le Siècle)和1865年的《國家未來》(l'Avenir national)。[128]1844年11月，路易·布朗請求喬治·桑為他創辦的報紙《改革報》（la Réforme）撰稿。[129]
1845年，她的小說《安吉堡的磨坊主》（Le Meunier d'Angibault）、一篇關於「聖伯夫在學院的接待」的文章以及1848年，關於「路易·拿破崙 當選共和國總統」的文章相繼出現在該報上。[128]在此期間，喬治·桑與阿爾芒·巴爾貝（Armand Barbès）、朱塞佩·馬志尼、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路易·拿破崙、波利納·羅朗（Pauline Roland）、埃蒂安·阿拉戈和弗朗索瓦·阿拉戈 兄弟建立了書信或個人聯繫[130]。
喬治·桑對國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倒台和七月王朝於1848年2月24日倒台感到高興，表明了他的社會主義政治觀點。法蘭西第二共和國 宣佈成立。這位小說家於3月20日抵達巴黎，[131] 參加了新的共和國報紙，如《共和國公報》（Bulletin de la République）、《人民事業》（la Cause du peuple）和《真正的共和國》（la Vraie République）。1848年5月15日的示威遊行後發生了暴亂，新當選的保守派制憲會議被共和國左翼入侵。叛亂被鎮壓，社會黨領導人被捕，其中包括阿爾芒·巴爾貝（Armand Barbès）、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亞歷山大·馬坦（Alexandre Martin），綽號「阿爾伯特工人」（l'ouvrier Albert），弗朗索瓦·文森特·拉斯拜爾（François-Vincent Raspail）、皮埃爾·萊魯（Pierre Leroux）。這是該政權的第一次政治逮捕。面對這一天的失敗，喬治·桑於5月18日隱退到諾昂，而他的朋友們希望她離開法國前往意大利，以確保她的安全。[132]儘管喬治·桑否認參與5月15日的抗議活動[132]，但隨着監禁的繼續，她的離開變得更加必要。喬治·桑在諾昂居住了一年多，在那裏她得到了亞歷山大·萊德魯·羅蘭的仁慈保護。隨着國家工場（ateliers nationaux）的關閉，政治事件迅速發生，導致了1848年6月22日的叛亂。由戰爭部長路易-歐仁·卡芬雅克將軍（1802-1857）指揮的軍隊在國民自衛軍的支持下，於6月23日至26日用鮮血鎮壓了叛亂分子。1848年革命的失敗標誌着喬治·桑的軍事活動停止，她的幻滅開始了。人民的幸福是一個烏托邦，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嗎？不幸的是，未來證明她是正確的。隨着拿破崙三世的掌權和1851年12月2日的政變，逮捕、驅逐和審查再次降臨到該國。200名議員被監禁，其中包括阿道夫·梯也爾。喬治•桑隨後決定為政治犯和罪犯辯護。她在1852年1月和2月為他們採取了許多步驟。她給皇帝寫了幾封信，皇帝最終給了她兩次聽證會，第一次是在1852年1月30日[133]。喬治·桑呼籲大赦。他的行為將是徒勞的，拿破崙三世給了他罕見的減刑。審查制度禁止作家在媒體上發表言論。因此，她通過小說、書信和戲劇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她還對歐洲人民，特別是意大利人民的起義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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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我的心是一個墓地」，顯示了喬治·桑的痛苦。1847年與女兒索蘭熱·克萊辛格·桑的分手對這位小說家來說是一場真正的戲劇。失蹤發生在她周圍。她的孫女讓娜於1848年3月6日在蓬皮耶去世，她的同父異母兄弟希波利特·沙蒂隆於1848年12月23日在蒙日夫賴去世，朋友、女演員瑪麗·多瓦爾（Marie Dorval）於1849年5月20日在巴黎去世， 舊情人弗雷德里克·蕭邦 於次年10月17日在巴黎去世。1849年立法選舉後，進步思想被壓制，鎮壓激烈：禁止俱樂部、暫停共和黨議員、限制新聞自由等。[134]
喬治·桑自言自語。生活對她來說是殘酷的，她的思想變得黑暗。她寫信給博卡熱（Bocage）：「生活是一個漫長的傷口，很少入睡，也永遠不會癒合。」[135]她完成了一部新的鄉村小說《小法黛特》（La Petite Fadette）。然而，1849年12月的一次親密邂逅將再次改變她的生活：莫里斯·桑給她的母親介紹了一位朋友，一位雕刻師和劇作家亞歷山大·芒索（Alexandre Manceau）。
然而，一切似乎都反對他們。他三十二歲，她四十五歲。他不知名，是一個檸檬水商人的兒子。她是莫里斯·德·薩克斯元帥的後裔，儘管她的母親有着平民血統，但她正處於名氣的頂峰。亞歷山大·芒索非常關注他崇拜的人。他很快融入了作家的封閉圈子，並積極參與了諾昂的戲劇活動。亞歷山大聰明、體貼、耐心，等待着他的時刻。1850年4月底，喬治·桑在給出版商皮埃爾·朱爾斯·赫澤爾（Pierre-Jules Hetzel）的信中正式確定了新關係， [136] : 「是的，我愛他！他是一名工人，因為他想謀生，他知道如何謀生。他是一名精神上令人難以置信的藝術家。他的智慧非同尋常，但只為他服務。畢竟，這對我有什麼影響，他不取悅他人，只要他取悅我。他想了一切，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他帶給我的一杯水或他點燃的一支煙中[…] 當我生病的時候，只要看到他給我準備枕頭，給我帶來拖鞋，我就痊癒了。我，一個從不尋求和接受照顧的人，需要他的照顧，就好像被寵愛是我的天性[…] 最後，我愛他，我全心全意地愛他，愛他的缺點，愛別人對他的嘲笑，愛他犯下的錯誤和愚蠢，我從他那裏知道。 […] 我就像一個轉變，我很好，我很平靜，我很快樂，我忍受一切，甚至是他的缺席，也就是說，我從來沒有忍受過這一切[…] 我愛他，愛他是什麼，我的愛中有一種驚人的平靜，儘管我和他的年齡[…] 因為他愛，他愛，你看，就像我從未見過愛任何人一樣。」
喬治·桑與亞歷山大·芒索建立了平靜的關係，15年來，他一直是她的情人和秘書[137]。芒索從1852年開始寫了一本日記，為子孫後代所知。他經常以「夫人很好」（Madame va bien）開頭，記錄這一非凡家庭的日常生活。喬治·桑用一些註釋完成了這些書。這種聯繫對喬治·桑來說是多產的，在此期間，她寫了近50本書，包括大約20部小說和戲劇[138]。他在克勒茲河（維埃納河的一條支流）岸邊的 加爾日萊斯 為她提供了一間小屋，以安放他們的愛情。但這還不算「心愛」的兒子莫里斯·桑的敵意。後者從未接受他的朋友和母親之間的關係，並要求芒索離開。這對情人於1864年6月離開諾昂，在帕萊索避難。不幸的是，他們沒有很長時間享受這種新發現的親密關係。亞歷山大·芒索感染結核病已有幾年，他的末日即將到來。直到最後，喬治·桑照顧並守護着他最後的愛人亞歷山大。他於1865年8月21日星期一早上6點在帕萊索去世，喃喃自語了幾句話。[137]
1865年8月23日（星期三），亞歷山大·芒索安葬在帕萊索聖瑪爾定堂（Eglise Saint Martin de Palaiseau）的墓地，大約100名工人前來向他致敬。莫里斯旅行並支持他的母親，但索朗熱不在。至於亞歷山大的母親，她沒有搬家，因為她的兒子沒有懺悔[137]。1867年，喬治·桑永久遷至諾漢，並選擇了芒索居住的房間。1869年4月，她賣掉了帕萊索的房子。1886年，帕萊索公墓搬遷，亞歷山大·芒索墓被毀。直到最後，命運降臨在不幸的雕刻師身上[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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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擺脫財務困境，喬治·桑被迫為劇院寫作。在諾昂，她有時甚至擔任鄉村醫生，與她的第一位導師德沙特爾博士一起學習解剖學和草藥。但她並不局限於諾昂，她在法國旅行，尤其是在她的好朋友沙爾·杜維內（Charles Duvernet）的小庫德雷城堡（Château du Petit Coudray）和國外。
1857年4月30日，喬治·桑在奧德翁劇院初次見到了比他小17歲的古斯塔夫·福樓拜。但直到1863年，他們才在馬格尼餐廳（Magny）著名的文學晚宴上相識。喬治•桑是唯一一位被允許參加這些著名晚宴的女性，在這期間，她遇到了泰奧菲爾·戈蒂耶、朱爾·德·龔固爾和埃德蒙·德·龔古爾兄弟、歐內斯特·勒南、伊波利特·阿道夫·泰納，是小仲馬和沙爾-奧古斯丁·聖伯夫 將他們介紹給了彼此。同年，他們開始了頻繁的通信，在《康蘇埃洛》和《包法利夫人》的作者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堅定的依戀始於前一年年底，即1862年11月，福樓拜的歷史小說《薩朗波》出版之日。1863年1月27日，喬治·桑猛烈抨擊了他的同事們的批評，包括聖伯夫，在《新聞報》（La Presse）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三個專欄的熱情文章，為諾曼作家辯護，其主編是吉拉爾坦（Emile de Girardin）：「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我喜歡「薩朗波」，因為我喜歡嘗試，因為……我喜歡「薩朗波」。我喜歡一個作家，當他不受環境的強迫或活動的驅動，不知疲倦地創作時，他會花數年時間對一個困難的主題進行深入研究，並在不懷疑成功是否會為他的努力加冕的情況下進行研究。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撫摸世俗、膚淺的人的思維習慣，匆忙的人，一句話，無憂無慮的人，也就是說，大多數讀者，這是《薩朗波》的主題。構思和完成這件事的人擁有偉大藝術家的所有願望和熱情。
他們介紹給了彼此。同年，他們開始了頻繁的通信，在《康蘇埃洛》和《包法利夫人》的作者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堅定的依戀始於前一年年底，即1862年11月，福樓拜的歷史小說《薩朗波》出版之日。1863年1月27日，喬治•桑猛烈抨擊了他的同事們的批評，包括聖伯夫，在《新聞報》（La Presse）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三個專欄的熱情文章，為諾曼作家辯護，其主編是吉拉爾坦（Emile de Girardin）：「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我喜歡「薩朗波」，因為我喜歡嘗試，因為……我喜歡「薩朗波」。我喜歡一個作家，當他不受環境的強迫或活動的驅使，不知疲倦地創作時，他會花數年時間對一個困難的主題進行深入研究，並在不懷疑成功是否會為他的努力加冕的情況下進行研究。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撫摸世俗、膚淺的人的思維習慣，匆忙的人，一句話，無憂無慮的人，也就是說，對於大多數讀者，這是《薩朗波》的主題。構思和完成這件事的人擁有偉大藝術家的所有願望和熱情。 」[140][141]福樓拜被她的立場深深打動，非常感謝她，喬治•桑回信邀請他來看她。
1873年，她拒絕了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並幽默地回應了向她授勳的部長朱爾·西蒙 的提議[142] ：「不要這樣做，親愛的朋友；不，請不要那樣做！你會讓我覺得可笑。是的，你看到我肚子上戴着紅絲帶嗎？我看起來像個老酒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的前夫卡西米爾·迪德旺在四年前的1869年5月16日寫給拿破崙三世皇帝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這一請求，但遭到了拒絕[143][144]：
「卡西米爾·迪德旺男爵，原法國皇帝陛下第一帝國的軍官〔…〕我認為現在是向陛下的心講話的時候了，以獲得我認為我應得的榮譽。在白天和夜晚，我渴望榮譽軍團的十字架。這是我從你們的帝國輝煌中得到的最高恩惠。在申請這一獎項時，我不僅依賴於我自1815年以來為國家和既定權力所做的貢獻，這些貢獻也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還依賴於我父親從1792年到厄爾巴島回歸所做的傑出貢獻。此外，我仍然敢於援引屬於歷史的國內不幸。我娶了呂西勒·迪潘(Lucile Dupin），在文學界被稱為喬治·桑，作為丈夫和父親，我的感情受到了殘酷的考驗，我相信我值得所有關注我生命中這一部分的悲慘事件的人的同情關注。」
當然，拿破崙三世並沒有聽從男爵的請求，至少可以說，男爵在信中最後關於婚姻不幸的動機令人驚訝。在卡西米爾·迪德旺出院後，這種疾病損害了他的智力，兩年後，即1871年3月8日，他在巴爾巴斯特去世[145]。
喬治·桑繼續每年寫一到兩部小說，但開始出現腹痛。1876年3月23日，她完成了1847年7月17日的遺囑。四月，她的病情惡化，但她還沒有告訴任何人。5月28日，她寫信給她的醫生亨利·法夫勒（Henri Favre）：「我想知道我要去哪裏，是否應該期待一個早晨突然離開。我寧願馬上知道，也不願感到驚訝。」[146]5月30日，疼痛加劇，痛苦難以忍受。他的兒子莫里斯來到諾昂，請求喬治·桑的忠實朋友古斯塔夫·帕佩（Gustave Papet）醫生介入。家人也去了莊園。首先是他的女兒索蘭熱·克萊辛格（Solange Clésinger），然後是小說家奧斯卡·卡扎馬朱（Oscar Cazamajou）的侄子，卡羅琳·德拉博爾德（Caroline Delaborde）的兒子，以及萊昂蒂娜·沙蒂隆（Léontine Chatiron）的兒子勒內·西蒙內（René Simonnet）。喬治·桑現在臥床不起，醫生不時來到她的床邊[147]。他們的護理可以緩解疼痛。喬治·桑意識到，末日即將來臨。6月3日，她讓兩個孫女奧羅爾和加布里埃爾來到她身邊。從6月4日開始，症狀惡化。6月6日，愛德蒙•普朗丘特（Edmond Planchut）、埃米爾·奧坎特（Émile Aucante）和亨利·阿米克（Henri Amic）等來見面。6月7日，喬治·桑仍然清醒，最後一次請她的孫女親吻他們。6月7日晚上，她對照顧她的索蘭熱和她的兒媳麗娜·卡拉馬塔低聲說：「再見，再見，我要死了。」[147]6月8日早上6點左右，她凝視着光線，索蘭熱把母親的床放在窗戶旁。 喬治·桑仍然有力量說幾句話才失去知覺。[147]她的痛苦持續了將近四個小時。她在72歲時死於腸梗阻[148]，1876年6月8日星期四上午10點在諾昂城堡被宣佈死亡。
1832年，她第一次以「喬治·桑」這一男性筆名發表兩部小說，分別是《安蒂亞娜》和《瓦朗蒂娜》。兩本小說講述的都是愛情失意的女人的故事。這是她一生中創作精力最旺盛的年代，從1833年至1836年，她相繼發表《萊麗婭》、《雅克》和《莫普拉》。這些小說都是以作家早年的感情生活為基礎寫的，表達作者對愛情的感受與觀點。喬治·桑認為愛情就是生命，是人們至高無上的權利和義務，愛情應克服一切偏見和習俗，擺脫一切羈絆和束縛。喬治·桑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具有顯著的浪漫主義元素。
在巴黎生活期間，喬治·桑熱衷於喬裝成男性出入各種公開場合，尤其是出席一些禁止女性參加的集會。這在19世紀的法國是一種驚世駭俗的舉動，尤其為上流社會所不容許。也正是因為如此，喬治·桑始終沒有再次嫁給某個伯爵或公爵。這些不尋常的舉動很快就使得喬治·桑成為法國文壇聲名大噪的人物。她的作品為嚴肅有餘、溫婉不足的19世紀法國文學注入了清新的空氣。她和當時著名的青年詩人繆塞以及著名鋼琴家蕭邦的戀情使得她的人生更富傳奇色彩。
1836年之後，喬治·桑結識了一些資產階級自由派及空想社會主義者，開始關注社會不公現象並創作「社會問題小說」。其成就最高的作品《康素愛蘿》（1843）和《安吉堡的磨工》就創作於這一時期。這些小說雖然具有現實主義的某些特徵，但仍屬於浪漫主義範疇。喬治·桑的小說多以愛情為主題，讚頌勞動者，貶斥貴族和富人。
1848年，路易·菲利浦下台，成立臨時共和政府，喬治·桑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撰寫《致人民的信》，甚至為臨時政府的公共教育部及內政部撰寫公報。6月份工人暴動，喬治·桑懾於工人暴動的聲勢，回到諾昂，從此不再寫「社會問題」小說，也不再過問政治，開始以充滿靜謐與無邪的田園情趣為題材來寫作，發掘人心中高貴與美好的一面。
其實早在1846年，喬治·桑就已經開始對田園生活感興趣。這一年她發表了著名的田園小說《魔沼》，全書沒有複雜的情節和冗長的理論闡述，而是自始至終充滿詩意。這部作品奠定了作家晚期創作的基調。
晚年的喬治·桑的創作受到了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影響，追求反璞歸真、回歸自然。這一時期她的代表作品包括小說《棄兒弗朗索瓦》（1848）、《小法岱特》（1849）和《我的生活》（1855）。兩部小說都描寫充滿浪漫情調的愛情，其間可見盧梭《新愛洛依絲》的影子。
喬治·桑晚期的創作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描寫農民的生活。這在貴族傳統根基深厚的法國文學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儘管農民的生活在田園牧歌的鄉村背景中被理想化，但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喬治·桑在一些小說中採用糅合了土語的樸素法語，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
這一時期，喬治·桑還發表了《他與她》（1859），追憶早年和繆塞的戀情。
晚年的喬治·桑熱情好客，她在諾昂的莊園成為當時法國文學界名流的聚會場所。聖勃夫、米什萊、福樓拜、小仲馬、巴爾扎克等人經常拜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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