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是中國政治的特色，《周禮·天官敘官》中載有「府、史」「胥、徒」。唐宋以後多作「吏胥」、「胥吏」，州縣吏胥俸祿微薄，甚至毫無俸祿[1]。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中指出：「古代禮律關係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建晉室，統治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歷代所因襲，北魏改律，復採用之，輾轉嬗蛻，經由（北）齊隋，以至於唐，實為華夏刑律不祧之正統」。
周朝
《國語·魯語上》：「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魏晉南北朝
嚴耕望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各級地方官自由任用本府屬吏，上級和中央政府絕不干涉。」[2]當時「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3]
唐朝
唐朝士子讀經書，誦疏文，不習政務，趙匡在《選舉議》中說：「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4]柳宗元《封建論》中說:「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
《舊唐書》一百六《楊國忠傳》：楊國忠歷、兼四十餘官，事務「皆責成胥吏」。
近代學者瞿同祖認為：「秦漢法律為法家系統，不包含儒家禮的成分在內。儒家以禮入法的企圖在漢代已開始。雖因受條文的拘束，只能在解釋法律及應用經義決獄方面努力，但儒家化運動的成為風氣，日益根深蒂固，實胚胎醞釀於此時，時機早已成熟，所以曹魏一旦制律，儒家化的法律便應運而生。……歸納言之，中國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說是始於魏、晉，成於北魏、北齊，隋、唐採用後便成為中國法律的正統。」[5]
宋朝
宋朝冗官最多，候補入官者多，而官缺少，蘇軾說：「今……一官缺，率常五、七人守之。」[6]慶曆新政前，范仲淹在《上執政書》中論整飭吏治的必要：「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
葉適說：「……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7]。葉適明白指出：「夫以官聽吏，疲懦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為本，以例為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在另一地方他又指出：「廢人而用法」也就是「廢官而用吏」。[8]
元朝
元初官吏的選用，多掌握於世侯軍閥之手。胡祗遹稱：「中統前四十年，諸侯承制拜官，率以私門走卒健兒、黠胥奸吏為縣長，以應己之呼召指使，供己之掊克聚斂。府帖下縣，星火奔命，不知有朝廷之尊，而惟府帖是懼，進退俯仰，死生禍福，甘以奴隸自處」。
王惲《諭平陽路官吏文》稱：「……一委於吏，致開塞倖門，情生詐起，附會科條，高下其手……聽其飾說，亂行剖決者有之」 。
胡祗遹稱，縣官「判筆一從乎胥吏，辦給俯仰於輿台」，這種苦衷不外是「隱忍習熟而無恥，祿薄則不免求索，喪公廉之節。節行不立，愆罪稠壘」。
明朝
明太祖時《大誥三編·農吏第二十七》：「今後諸衙門官，凡有公事，……或親筆自稿，照行移格式為之，然後農吏謄真，署押發放。吏本黏連卷宗，點檢新舊，驗看遲速，知數目之精，未嘗公事主謀在乎吏。今往往正官、首領官憑吏立意，施行其事，未有不墮於殺身者也。……凡百公事，若吏無贓私，一切字樣差訛，與稿不同，乃吏謄真之罪。設若與稿相同，主意乖違，罪坐官長，吏並不干。」
孫懋說「今日之冗臣不能以悉數，……如之何而能使財用之不竭邪」[9]
明世宗時桂萼上《論革冗官疏》，引世宗語「太祖初（官）無許多，後來增添冗濫，宜致百姓艱窘，日甚一日」；桂萼自己也說「惟是生民重困，冗食日滋，因循百年，迄未有改」。[10]
霍韜也說「天下冗官，……以數十官員治一民」，「政何由不弊，民何由不窮」，[11]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在給沈鳯翔信稱：「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12]
瞿繼昌亦言「嗟乎！吏道之蕪也久矣，平居華衣豐食，選玩具、徵歌色；出則騶從煊赫、奢汰相高；其聽訟也，據案南面，儼若神明，敲精撲髓，惟力是視，小民之是非曲直，不與焉」[13]
清朝
吏治可說是中國中央集權必然的結果，與封建官場上官員的怠惰積習有密切關係，「各省州縣官，多有深居簡出，玩視民瘼，一切公事，漫不經意，以致幕友官親，蒙蔽用事」。[14]錢謙益《與蔣明府論優免事宜》亦言：「竊見所頒書冊，似猶出胥吏筆牘，有意上下其手，未經臺覽者也。」 顧炎武說：「……後世……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15]康熙二年：「停止援納，俱令各衙門召募，給予執照，開注姓名年歲，著役日期，並地方印結，按季匯冊咨部。」但康熙六年又准「內閣供事暨各衙門書吏召募考補，或貼寫內遴選掣補」。康熙十四年又題准：「書吏承充仍照舊例援納。」侯方域就感慨道：「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將，如呼小兒。罷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國門。獨於吏胥之至微賤，額而限之。」[16]
雍正五年廣東布政使常賚《奏報所得養廉與各項費用摺》道：「惟有州縣所解錢糧，每兩有平銀三分，向系督、撫、司三股分作養廉之費……照股分銀一萬一千餘兩……奴才家口衣食用度，幕賓束修，並修理衙屬庫藏等項，共用去銀八千八百餘兩。」
賈允升《請除外省積弊六事疏》：「上司薦人於屬員，派定束修，刑名至數百金，錢穀亦二、三百金……是州縣廉俸不足供幕客之費。」
汪輝祖在《學治臆說》稱「語有之：州縣官如琉璃屏，觸手便碎。誠哉是言也，一部《吏部處份則例》，自罰俸以至革職，各有專條」。
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七引楊芸士曰：「……胥吏……，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䙡（䙡，紐也。）。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於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17]胡林翼以為：「《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更感嘆：「六部之胥，無疑宰相之柄。」
清朝胥吏無官無品，社會身份微賤，極被看不起，就同戲子一樣，永遠失去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卻擁有實際權力，如凡「捕匪、解犯、催征、護餉之類，在在皆須其力」。馮桂芬說：「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諸隸仆。」[18]
李慈銘則稱書吏是「黑衣下賤之流，而操天下之大柄」，引時諺云：「堂官牛，司官鰍，書吏剔嫐不得休」，卻不得不承認「京朝官多貧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多積貲巨億，衣食享用，擬於王者。」。
《清稗類鈔》記錄晚清官僚郭嵩燾的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後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清朝的民事訴訟有種種勒索錢財的黑幕，胥吏常要脅以代書費、傳呈費、路費、盤費、送牌費、盤子費、散班費、具結費等。[19]
《明夷待訪錄·胥吏》便說：「誠使吏胥皆用士人，則……害可除矣。」
道光年間御史方允鐶在奏摺說：「胥吏則更無顧忌，每每私將災票售賣，名曰『賣災』；小民用錢買票，名曰『買災』；或推情轉給親友，名曰『送災』；或恃強坐分陋規，名曰『吃災』。至僻壤愚氓，不特不得領錢，甚至不知朝廷有頒賑恩典。」[20]
咸豐年間為避太平天國兵禍，諭令各省修築圩寨，辦理團練。咸豐帝刻意避開吏胥假手，以防滋生流弊，並責成地方士紳「勸諭捐資，浚濠築寨」，更要求「一切經費不得令官吏經手」。[21]
儲方慶說：「今天下之患，獨在胥吏。」[22]在其《馭吏論》中說：「吏胥之役，不過入數十金，數百金之資於官已耳。」
梁啟超《變法通議》：「官制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委權胥吏，百弊蝟起。」
註釋
參考書目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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