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詔條陳十事》，進行改革。一年又四個月後，慶曆新政宣告失敗，范仲淹罷參知政事，出知邠州。[1]
歷史
寶元二年（1039年），同判禮院宋祁上疏，以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費」。宋祁說：「今天下有定官，無定員」、「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事實上，宋祁本人亦擁妓醉飲，宋庠諷刺宋祁說：「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齏煮飯時否？」[2]慶曆三年（1043年），宋朝對西夏用兵，三戰皆敗，內部動盪已是山雨欲來之勢。仁宗遂罷去宰相呂夷簡，以范仲淹為相，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包拯管理京城和御史台；在邊疆上，任用大將狄青，先後弭平儂智高的壯族叛亂和西夏的挑釁，於是成為北宋進入立國以來最繁榮的階段。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驗，於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贊同，並頒發全國。
- 明黜陟：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資陞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
- 抑僥倖：嚴格恩蔭制，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 精貢舉：改革貢舉制，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着重策論和操行。
- 擇長官：慎選地方長官，由中書、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擇其舉主多者儘先差補。
- 均公田：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調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
- 厚農桑：由政府幫助人民興利除害，如開渠河、築堤堰。
- 修戎備(修武備)：主張恢復府兵制，先從近畿實行再漸及諸路。
- 減徭役：主張省併戶口稀少的縣邑，以減其地人民的徭役。
- 重命令：針對朝廷過去頒佈的法令「煩而無信」的弊病，提出朝廷今後頒行條令事先必須詳議，「刪去繁冗」審定成熟後再頒行天下，一旦頒行，必須遵守，不得隨意更改，否則，要受到懲處。
- 覃恩信（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除此之外，必須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就不會發生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結果
新政強調澄清吏治，[3]對官吏和商人構成威脅，守舊派朝臣習於茍安，攻擊范仲淹等人結黨營私。夏竦刻意製造朋黨的流言，更偽造一封石介生前寫給富弼的密信，信里說要廢掉仁宗，並造謠說石介是詐死，早已經逃往契丹。對此宋仁宗半信半疑，搖擺不定。最後仁宗對於改革失去信心，新政在一年四個月後就偃旗息鼓，范仲淹被迫罷參知政事。慶曆新政最終以失敗收場。慶曆新政的失敗更影響日後的熙寧變法，王安石在執行上改以「理財為方今先急」，[4]不再以裁減冗官為訴求。[5][6]
評價
范仲淹提出的十事，大多以詔令的形式頒行全國，在罷黜了一批官吏之後，「論者藉藉」，富弼說：「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卻說：「一家哭何若一路哭？」[7]由於官僚集團受到極大震動，史稱「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8]由於「新政」限制了權貴、官僚的既得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擊。不久范仲淹被貶，象徵新政的失敗收場。[9]慶曆新政的失敗，社會矛盾更為激化嚴重，更形成了所謂的朋黨之爭，這更影響到後來的王安石變法。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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