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度關係（英語：China-India relations，印地語：भारत-चीन सम्बन्ध），是指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雙邊關係。中國與印度都是文明古國，自古以來，儘管隔着喜馬拉雅山脈，由於中印地理上的親近，兩大文明之間互有來往已有數千年之久。唐代的玄奘和義淨都曾在比哈爾邦的那爛陀寺學習，印度高僧達摩曾到中國傳教並創立禪宗。中國抗戰期間，英屬印度給予中華民國很多支持[2]。1950年4月1日，印度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是第一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陣營國家。[3]
中印兩國都是發展中國家，人口數位列世界前二，建交七十年來，兩國關係的發展伴隨着衝突與合作，主要受三大因素不斷干擾，即歷史情結、地緣競奪及大國博弈[4]。中國一度是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這一地位於2021年被美國取代[5]，而印度是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由於中印兩國有着近2000公里的漫長邊界和總面積超過12萬平方公里領土糾紛，1962年爆發了邊境戰爭，兩國關係嚴重倒退；接着就是中、蘇對抗和印、蘇結盟，兩國關係持續冷淡。直到1976年，兩國恢復互派大使。1993年起，兩國簽署多個協定以維護地區和平。2003年6月，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總理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雙方簽署《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確認發展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然而隨着印太地區的大國競爭日益激烈，兩國仍不時爆發對峙、衝突。
歷史
中華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是世界文明搖籃，中印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有幾千年歷史。孔雀帝國的首相，曾在塔克西拉大學擔任過教授的考底利耶在他的作品《政事論》即用「cina」詞頭將中國絲綢稱為「cinamsuka」（「cina」絲綢服裝）和「cinapatta」（「cina」絲束）。在《史記》中，張騫和司馬遷使用了「身毒」來稱呼印度河流域地區（在現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這一詞應是來源於梵文中的「Sindhu」。當雲南在1世紀劃入漢朝版圖時，中國政府報告在那裏存在一個「身毒」社區。[6]
在公元一世紀佛教開始從印度向中國傳輸後，許多印度的學者和僧人都前往中國。401年，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到達中國，並將梵文佛經《修多羅》譯成中文；少林寺的創始人佛陀跋陀羅（約464-495年）和5世紀南印度高僧菩提達摩成為禪宗的創辦人少林寺第一位禪師。同時許多中國學者和僧侶也前往印度，如中國東晉高僧法顯於402年，訪問印度並居住10年，之後他將許多梵文佛經譯成了中文，其《佛國記》成為中印友好交往史上一部極具歷史價值著作。
在公元7世紀，唐朝獲得了中國的絲綢之路和中亞的大部分控制權。王玄策作為一個外交代表團的代表被派遣到了印度北部，捲入了戒日王（590-647）死亡後的內戰之中。在使團的30名成員被篡位者殺害後，王玄策逃跑，並在盟國尼泊爾和吐蕃的部隊陪同下返回。在他的軍隊幫助下，王玄策包圍並佔領了首都，而他的副手蔣師仁抓住了篡位者並把他作為囚犯押送回唐朝（599-649）首都長安。在8世紀，由印度天文學家和數學家阿耶波多（476-550）所編撰的天文正弦表，在唐朝被翻譯進公元718年編輯的天文學和數學書籍《開元占經》。[7]《開元占經》由瞿曇悉達，一個祖上居於印度，在長安出生的天文學家和占星家編撰。他還因為將九曜概念翻譯入中國曆法而聞名。玄奘（602-664）和義淨（635-713）。他們都曾在比哈爾邦的那爛陀寺學習。7世紀玄奘於戒日王時期訪問印度，在他的作品《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他前往印度的旅程，這後來啟發了明朝小說家吳承恩創作了他的代表作，被譽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
鄭和下西洋期間，訪問了許多印度王國和港口。在18至19世紀，印度旁遮普地區的錫克教邦聯開始向它鄰近的土地擴張，它在1834年使拉達克成為了查謨邦的附屬國。在1841年，錫克教徒入侵西藏，並佔領了部分西藏西部地區。西藏軍隊在1841年12月擊敗了錫克教徒的部隊，並迫使它們從西藏撤出軍隊而進入拉達克圍困列城，在那裏西藏軍隊轉而被錫克軍所打敗。此時，雙方都不希望將衝突延續，因為錫克教徒捲入了之後引發了第一次英國錫克戰爭的和英國的衝突，而中國則正在和英屬東印度公司進行鴉片戰爭。西藏人和錫克教徒在1842年9月簽署了條約，規定在對方國家的邊界不得有越軌或干擾的行為。[8]
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印度給予中華民國很多支持，1938年印度國會派遣醫療隊支援中國「抗戰」，其中的隊員柯棣華大夫病逝於中國；「抗戰」時期戰略物資運輸線——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以後，隨後開闢的「駝峰航線」其始發地就在印度的阿薩姆邦。1942年，蔣介石訪問印度，並拜訪了日後成為印度國父的甘地[9]。同年，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對日作戰中戰事失利，孫立人部退入印度成為中國駐印軍，在重新組裝、訓練後成為經由緬甸反攻回國的前鋒部隊[10]。
1947年印度獨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4月1日印度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為泛社會主義陣營及新近建政的亞洲大國，中國和印度經歷了一段蜜月期，印度總理尼赫魯推廣了泰戈爾提出的「中印是親兄弟」口號（「Hindi-Chini bhai-bhai」）。1954年兩國總理實現互訪，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3]
1959年的拉薩事件後，中國中央政府實現了對西藏的直接且有效的管轄，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中印矛盾加劇，具體最劇烈的體現在了喜馬拉雅山脈東段中印邊界的糾紛，在1962年釀成邊境戰爭。戰爭之後，中印外交關係發生較大轉變，在冷戰期間，印度一直堅定地站在蘇聯陣營，與中蘇分裂之後的中國對立，而中國則與其宿敵巴基斯坦關係密切，並在冷戰後期與美國合作站在蘇聯及其盟友的對立面。雖然冷戰結束之後兩國關係恢復友好，印度軍方內部仍將中國視作最大假想敵。直到1988年底，拉吉夫·甘地訪華才打破兩國關係堅冰。此後，在兩國領導人的大力推進下，中印關係邁上了長達三十年的持續正常化、持續深度化的軌道。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華後，中國正式承認印度對錫金邦的主權，同時兩國開始着手解決邊界爭端。2005年1月二國舉行首次戰略對話，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印並簽署《中印聯合聲明》，宣佈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達成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
2016年7月印度試圖加入核供應國集團但遇中國阻撓，雙方關係開始新一輪冰凍期，7月23日印度方面宣佈停止續簽新華社三名駐印度記者的簽證，要求其限期離境。2017年夏，長達72天的洞朗對峙事件又將中印關係的發展進程打亂。此後，雖有兩國高層不斷努力糾偏定向，但雙邊關係波折不斷，高頻震盪。在新舊結構性矛盾的不斷干擾下，中印關係邁入了長波動期。[14]
2020年4月1日是中國同印度建交70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印度總統拉姆·納特·科溫德、中國總理李克強同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互致賀電[15]。
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是中印45年以來首度出現的流血衝突，導致兩國關係惡化。印度以數據安全為由，禁止幾十款中國移動應用在印度使用。2021年印度新冠疫情惡化後，中國為印度提供抗疫物資，關係得到改善。[16]
2022年3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印度，並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以及印度外長蘇傑生先後進行會晤，被中國媒體認為是中印關係將走向正常化的信號[17]。但蘇傑生的態度有所保留，他指出高級軍事指揮官級別的會談自2020年以來已經舉行了15次會議，其進展「比我們希望的要慢」，而且邊境緊張局勢繼續影響兩國的關係，他補充說「如果你問我，我們今天的關係是否正常，我說不正常」[18]。
2022年9月，中印雙方的軍隊開始從拉達克與阿克賽欽存在爭議的對持地區撤軍[19][20]，然而中印關係並未緩和，12月雙方士兵在印度阿魯納恰爾邦管轄的實際控制線附近互毆，造成人員受傷[21]，印度國防部長拉傑納特·辛格稱中國解放軍妄圖單方面改變實控線[22]。
2023年4月初，中國官方重新命名「藏南」（包括印度阿魯納恰爾邦大部分地區）11個地區的名字，印度政府表示拒絕接受。[23]7月，美國民主黨籍參議員傑夫·默克利提出的一項參議院決議案還提到，自1962年來美國的長期立場是承認「麥克馬洪線」為中印國際邊界，認定作為印度領土一部分的阿魯納恰爾邦「並非爭議領土」。[24]
2023年5月，在印度決定將克什米爾地區的斯利那加作為二十國集團旅遊工作組會議舉辦地後，中國抵制該會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作為伊斯蘭會議組織成員也未出席）。中國外交部稱，堅決反對在領土爭議地區舉辦任何形式的G20會議。[25]同月，印度拒絕為在該國的最後兩名中國官方媒體（CGTN和新華社）記者續發籤證，這使得印度境內沒有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這是1980年代以來印度境內首次沒有中國媒體。同時中國境內也基本沒有印度記者。[26]
2024年3月，印度總理莫迪前往阿魯納恰爾邦，參加號稱全球最長的雙線隧道「西勒隧道」（Sela Tunnel）落成典禮。印度方面稱，這是一條從古瓦哈蒂通向邊境重鎮達旺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全天候隧道。新德里重申該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領土，並駁斥了中國的反對意見。[27]
戰略問題
邊界問題是中印關係中的敏感議題。中印邊界總長約2000～3440公里，有總面積超過12萬平方公里區域存在領土糾紛，涉及西段、中段和東段三個部分[28]。中印邊界錫金段為已定邊境，但附近的中不邊界存在爭議，因不丹的外交和國防被印度控制，中不邊界爭議也受印度關注。中印原則上都同意和平解決爭議[29]。
在中美戰略競爭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兩國對區域秩序的定位截然不同；印度領導人與主要戰略家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是一句美國及其盟友之間廣為流傳的口號；但與此同時，儘管中國在口頭上呼籲多極化，但其最終似乎力求實現一個由該國主導的單極化亞洲。在印度看來，中國針對南亞國家特別是與巴基斯坦的密切安全關係和為其提供的「全天候」戰略支持，是其反對印度崛起的大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印度認為「多極世界」的前提是「多極亞洲」。[34]
而自印度人民黨莫迪政府執政以來，印度的外交政策從「不結盟」到「多重結盟」轉變，而中國在邊境的強硬舉措更額外刺激了印度外交政策的長期調整。然而，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中國不希望四方安全對話（Quad，即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三國與美國）的成功，以及「印太」理念的推廣，認為他們在共同對抗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中國對「四方」和「印太倡議」的強烈反對表明，這樣一個聯盟如果成立，將嚴重破壞中國的戰略目標。[35]
合作平台
中印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和中俄印[36]等機制中保持溝通與協調，在氣候變化、能源和糧食安全、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全球治理等領域攜手合作，維護中印兩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
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次提出BRICs概念，用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四國英文名稱首字母組成縮寫詞。2006年，金磚國家外長舉行首次會晤，開啟金磚國家合作序幕。金磚國家領導人迄今共進行了11次會晤和9次非正式會晤。作為金磚國家中經濟體量最大的兩個國家，中印的務實合作能夠為「金磚」第二個十年奠定下堅實的發展基礎。[37]
2005年，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國（observer states）。2017年6月9日印度、巴基斯坦一同加入上合組織。組織的宗旨是加強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與睦鄰友好，宣稱以「上海精神」解決各成員國間的邊境問題。因冷戰時期中國與巴基斯坦是抗衡蘇聯與印度勢力，現今兩國對巴基斯坦關係也有歧異。印度認為中國和巴基斯坦建立的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專門針對印度[38]。加入上合組織後，印度與中國和巴基斯坦兩個存在結構性矛盾的周邊鄰國可以通過元首峰會、外長會議、總理會議、部長級會議以及各專業職能領域的定期會晤等機制進行對話交流。中印雙方可以在該框架下加強雙邊或多邊溝通合作，亦能增進雙方互信，從而有利於雙邊關係的和諧發展和地區的穩定。[39]
2002年，中俄印啟動三方外長對話。2007年，中俄印三邊外長對話升格為年度正式會晤機制。已截至2019年2月中國、俄羅斯、印度三國外長已舉行十六次會晤[40]。中俄印三邊合作啟動以來發展整體順利，已經構建起以三邊領導人峰會為引領，以外長會晤為主要平台，以商業、文化等領域對話為輔助的重要三邊合作機制。成為三國加強戰略溝通，在重大問題上協調立場，尋求共識與合作的重要平台。整體看來，俄羅斯作為三邊合作的倡議者，始終對該機制熱情投入；中國出於密切中俄戰略協作、聯合俄印捍衛新興經濟體利益等因素考慮也積極參與其中；印度則在參與三邊合作的同時另有打算，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俄印三邊合作的制約，並對該機制未來發展前景產生重要影響。[41]
經濟貿易
印中貿易自2000年以後才獲得較快增長。雙邊貿易額從1991年僅有的2.65億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35.96億美元。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問印度期間，二國簽署《全面經貿合作五年規劃》，制定雙邊貿易額到2008年達到200億美元或更高的目標，到2006年雙邊貿易達到248.6億美元，提前實現預期目標，印度成為中國第15大貿易夥伴（按照經濟體排序），中國對印度出口145.8億美元，主要出口機電產品、化工產品、紡織品、塑料及橡膠、陶瓷及玻璃製品等；自印度進口102.8億美元，主要進口鐵礦砂、鉻礦石、寶石及貴金屬、植物油、紡織品等。2004是中印雙邊貿易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2008年貿易額超過了370億美元，在2012年達到700億美元。2019年，中印貿易額已增長到近1000億美元。中國一度是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不過這一地位於2021年被美國取代[5]，而印度是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42]。
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雙方投資規模較小，僅限於部分領域，截至2006年底，印在華投資256個項目實際投資1.72億美元，中國對印投資（非金融類）僅為1700萬美元[43]。但隨着中印貿易合作的不斷深入，中國對印度投資在劇烈波動中呈大幅上升趨勢，年均增速超過125%[44]。截至2019年12月，約1000家中國企業在印度累計投資80億美元。中國投資拉動了印度手機、白色家電、基礎設施建設、汽車等行業發展，給印度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印度企業也積極拓展中國市場，對華累計投資近10億美元。[45]2021-22財年中印雙邊貿易同比增長44%，達到近1300億美元，其中印度自中國進口貿易額達1034.7億美元，中國自印度進口貿易額達264.6億美元[46]。
中印兩國關於財金、經貿議題建立了對話機制：
- 中印財金對話機制：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印期間，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關於啟動中印財金對話機制的諒解備忘錄》。旨在通過溝通和對話，推動雙方在財政、金融部門的相互理解及實質性合作。對話每12-18個月舉行一次，在兩國輪流舉行。原則上，對話級別定為副部級或雙方共同認可的任何其他級別[47]。
- 中印戰略經濟對話：2010年12月，中印兩國總理同意建立中印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對話的宗旨是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促進交流互動，共同應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和挑戰，加強經濟合作[48]。迄今六次對話分別於2011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19年在北京和新德里輪流舉行[49]。
然而，隨着兩國關係惡化，經貿領域的糾紛日益增多。印度積極參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友岸外包政策，力圖降低對華供應鏈依賴。印度還認為對華數額龐大的貿易逆差（2022年約千億美元）不可接受，且在邊界衝突後封禁了一大批中國軟件，要求提升印度公民在印中資企業的比重。同時印度始終反對所謂的「一帶一路」，稱其為「債務陷阱外交」，並抨擊中巴經濟走廊侵犯了印度的主權。[50]
文化交流
2011年是 「中印交流年」。2015年，印度在華舉辦印度旅遊年。2016年，中國在印度舉辦中國旅遊年。2017年，兩國雙向旅遊交往規模102萬人次，其中印度公民來華81.9萬人次，同比增長2.5%，中國公民赴印20萬人次。[13]
截至2020年4月，中印已建立了14 對友好省城[51]，例如：北京-德里、成都-班加羅爾、昆明-加爾各答、廣東省-古吉拉特邦、上海-孟買、廣州-艾哈邁達巴德、四川省-卡納塔克邦、重慶市-金奈市、青島市-海德拉巴市、敦煌市-奧朗加巴德市、濟南市-那格浦爾市等。
互聯網技術
2024年2月22日，中國委託的民間公司上海安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也稱為 I-Soon）大量數據被泄露一事件被曝光，文件顯示北京政府將印度列為「滲透」的主要目標，並收集了印度95.2 GB的移民數據和數以千計的政府官員的個人信息[54]。《印度快報》報道稱，2018年影響僱員公積金組織 (EPFO) 系統的數據泄露事件已被中國網絡機構「重新包裝」，其中包含印度人的個人數據。印度網絡安全機構印度計算機緊急響應小組 (Cert-In) 隨着啟動初步調查。除了EPFO之外，泄露的數據還包含BSNL用戶的信息，以及印度航空和Reliance等公司提供的信息[55]。
領導人互訪
1954年10月19日，印度總理尼赫魯正式訪華。這是第一位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訪問新中國[56]。同年6月2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訪問印度，發表《中印兩國總理聯合聲明》，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指導原則[57]。1957年9月，印度副總統拉達克里希南訪華[58]。
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甘地訪問中國，之後高層互訪開始漸漸增加。1991年國務院總理李鵬訪印。1992年總統文卡塔拉曼訪華。1993年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訪印。1993年總理拉奧訪華。1994年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訪印。1994年副總統納拉亞南訪華。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訪印。1996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印。2000年印度總統納拉亞南訪華。200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訪印。2002年中國總理朱鎔基回訪印度。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華。2005年4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班加羅爾。2006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2008年1月，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訪問中國，會見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2010年是中國印度建交60周年。5月，印度總統帕蒂爾來華進行國事訪問。12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印，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
| “ | 《奧義書》中說：「真理至高無上，是認識的共同基礎。」我同辛格總理是老朋友，已經見面深談了10多次，建立了真摯的友誼。我們都認為，獨立、自主、自強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只有開放兼容，國家才能富強。世界有足夠的空間供中印共同發展，也有足夠的領域供中印開展合作。這些重要的共識，深深植根於中印古老的文化傳統和悠久的交往歷史，也是同我們對世界大勢的正確把握和對國家利益的深刻認識分不開的。[59] |
” |
2012年是「中印友好合作年」。印度外長克里希納2月來華出席印駐華使館新館啟用儀式，6月代表印度來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3月對印進行訪問。2013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印度進行正式訪問，雙方發表《聯合聲明》。10月，印度總理辛格來華進行正式訪問。2014年是「中印友好交流年」。6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作為習近平特使訪印，印度副總統安薩里訪華並出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60周年紀念活動。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發表《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2015年5月，印度總理莫迪正式訪華。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問印度。2016年5月，印度總統慕克吉訪華。9月，印度總理莫迪來華出席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10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赴印度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八次會晤。2019年10月，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在印度金奈舉行第二次非正式會晤。[13]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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