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丹諾夫主義（俄語：ждановизм或ждановщина），又稱日丹諾夫學說（доктрина Жданова），是1946年蘇聯共產黨中央書記安德烈·日丹諾夫制定的文化政策，該政策認為世界分為兩大「陣營」，即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民主」陣營。其主要原則是「蘇聯文化中唯一存在的衝突是好與最好之間的衝突」。日丹諾夫主義主導了蘇聯的文化政策，從文學領域逐步深入至其他所有藝術領域，對哲學、生物學、醫學和其他科學也產生影響。日丹諾夫主義要求藝術家、作家和知識分子在創作作品時和黨保持一致，加強了蘇聯政府對藝術的領導。而未能遵守蘇聯政府規定的藝術家則遭到了壓迫，其影響一直持續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歷史
1934年8月蘇聯作家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日丹諾夫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文學創作為意識形態服務，[1]並載入《蘇聯作家協會章程》。[2]日丹諾夫於是展開了對大批作家和文人的批判、鬥爭和鎮壓。而日丹諾夫主義則導致對一批蘇聯著名作家藝術家，包括左琴科、阿赫瑪托娃、蕭士達高維契的批判。
1946年8月，聯共（布）中央組織局發表《聯共（布）中央組織局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俄語：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批判了發表了遭作協開除的諷刺作家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左琴科和詩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阿赫瑪托娃「非政治、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作品的《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蘇共中央的決議目的十分深遠，即將蘇聯文化從「西方的奴役中」解放出來。隨着運動的展開，所有和西方有關的元素都被識別出來加以批判，其他早先提出俄羅斯文化曾受到讓-雅克·盧梭、莫里哀、拜倫勳爵和查爾斯·狄更斯影響的文學批評家也遭批判。蘇聯還提出許多西方發現的科學理論和發明創造是由俄國人首先提出的。其中對世界主義的批評一直延續至斯大林之死，後來開始具有反猶太主義色彩。
藉此，日丹諾夫提出了有關文化的思想，被稱為日丹諾夫主義，對蘇聯的直接影響持續到50年代晚期。日丹諾夫主義涉及文藝問和哲學問題。他的主張大量減少了該域的文化，改以簡單、科學性的圖表或符號來象徵某些道德價值。 [3]它要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同時要求「在現實的描繪之中展現出明亮的歷史遠景」，用政治宣判的方式解決文學問題，反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鼓吹「無衝突論」。他提出文學家應以政策為創作指針。日丹諾夫重申了列寧與斯大林以蘇維埃制度為指針的要求，要求黨員作家「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
1947年，在討論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時，日丹諾夫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軍對壘」確立為哲學史的定義。他認為哲學史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實際上用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邏輯去規範哲學史研究，從而讓本應客觀公正的哲學史研究順從於政治權力。日丹諾夫於是被蘇聯人視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代表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所作的有關哲學史教材的發言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經典。50年代末日丹諾夫死後，被打壓的蘇聯藝術界再次復甦，產生了大量抽象與創造性的作品。
影響
德米特里·鮑里索維奇·卡巴列夫斯基、維沙翁·雅科夫列維奇·舍巴林等藝術家受到批判。1946年至1953年通常被認為是蘇聯文學史上的低潮時期，它導致了蘇聯和西方文學交流中難以逾越的隔閡。1988年，《聯共（布）中央組織局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被蘇共宣佈為錯誤遭撤銷。
1948年，蘇聯無線電電子學家，導彈防禦體系創始人之一格雷戈里·基蘇尼科因著作中「……書的正文中到處都是外國姓氏：麥克斯韋、赫茲、亥姆霍茲……」（蘇聯科學院學術委員會評語）而被取消評選斯大林獎金的資格。[4]
日丹諾夫主義三十年代進入中國後，一直是中共主導的文藝界的理論經典、不可違抗的法規。[5]周揚最早介紹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6]1952年，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揚表示斯大林和日丹諾夫等關於文藝的指示具有最豐富和價值的經驗，是最正確的、最重要的指南。[7]1949年10月，《人民文學》強調「最大的要求是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文藝理論」，將蘇聯文學視為整個世界進步文學運動的核心，是「人類最先進的、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學」。從此，文學的黨性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中國文學的政策性概念。
此前，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胡風認為是日丹諾夫講話的庸俗化了的中文翻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了《蘇聯文學藝術問題》，收入了俄共（布）中央1925年和1932年的兩個有關文藝的決議、蘇聯作家協會章程、日丹諾夫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聯共（布）中央在40年代有關文藝問題的四個決議，成為中國大陸文藝工作者的必讀文件。日丹諾夫的報告及聯共中央關於文學藝術的決議成為1951年文藝界整風學習的官方文件。日丹諾夫的話得以在當代文學批評界經常被引用。[8]
從1949年5月到1950年3月，北京哲學界多次學習日丹諾夫講話，對其表示完全認同。20世紀50年代初，蘇聯專家還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課，重申日丹諾夫定義並細化，其發言成了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究哲學史的唯一指導方針，不允許討論商榷。[9]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同時批判亞歷山大洛夫擁護日丹諾夫。從此，哲學上「兩軍對戰」便成為中國大陸哲學家長期遵循的「經典」。[10]
在教育方面，中國大陸中小學語文教材的編選受到日丹諾夫的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文學作品具有進步性，而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文學則是完全反動這一理論的影響。[11]1959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將中學政治課分為「形勢任務」課和「馬列主義基礎知識」課兩部分，在教科書中不斷強調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以及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 [12]其中重複日丹諾夫的論斷「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鬥爭一直貫穿着哲學發展的歷史。」「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對立是世界本原問題上的對立，凡是涉及世界本原問題，唯心主義一定是錯誤和非科學的。」[13]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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