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契·蕭斯達高維契（俄語：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Шостакович，羅馬化：Dmitriy Dmitrievich Shostakovich，發音：[ˈdmʲitrʲɪj ˈdmʲitrʲɪ(ɪ̯)ɪvʲɪt͡ɕ ʂəstɐˈkovʲɪt͡ɕ]；1906年9月25日—1975年8月9日），前蘇聯時期俄國作曲家。他一生大部份時間都留在蘇聯，但同時也是當年少數名氣能傳至西方世界的作曲家，被譽為是二十世紀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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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斯達高維契在蘇聯政權中曾得過不少榮譽，如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列寧勳章、史太林獎等等，他亦曾獲得當年蘇聯紅軍總參謀長、蘇聯元帥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的資助。可是，他亦因為曾試過與史太林主義及官僚作風有所衝突而兩度遭蘇共譴責（在1936年和1948年），他的作品亦一度被禁止演出。史太林死後，他多次獲頒發多項國家的獎項和榮譽，也曾當過最高蘇維埃代表。
蕭斯達高維契的音樂作品既融合了後浪漫主義（如馬勒）和新古典主義風格（如普羅科菲耶夫和史特拉汶斯基），但亦不乏二十世紀的不協調音色和創作手法，因此他的音樂作品偶而會受到官方的爭議，然而他的作品普遍而言仍受到歡迎和好評。
生平
蕭斯達高維契1906年生於聖彼得堡。家庭中排行第二。1919至1925年，蕭斯達高維契進入了當時由作曲家格拉祖諾夫所領導的聖彼得堡音樂學院，跟隨馬克西米利安·施泰因貝格（又譯史坦伯格）學習作曲，跟隨尼古拉·索科洛夫學習和聲法及對位法，並隨尼古拉耶夫學習鋼琴，他的《第1號交響曲》便是作曲畢業作品。
畢業後，蕭斯達高維契曾打算以作曲家及鋼琴家的雙職身份發展。1927年，他參加了華沙蕭邦國際鋼琴比賽，獲得榮譽獎。不過，當時的音樂評論家普遍對他的鋼琴詣藝並不欣賞，對他的演奏有「乾硬的風格」、「缺乏情感」等不客氣的批評。比賽過後，蕭斯達高維契遇上指揮家彪洛·華爾特。對方對他的《第1號交響曲》十分欣賞，並於翌年在德國柏林作演出。自此，蕭斯達高維契專心發展他的作曲事業，鋼琴演出亦自此起改為只演奏自己的作品。1927至1928年先後完成了《第2號交響曲》，亦開始創作他的首部歌劇——根據作家尼古萊·果戈理的《賭徒》（The Gamblers）改編而成的《鼻子》。但很快便被帶官方背景的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批評為形式主義，令到1930年1月的首演並不被看好。
而在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初期間，蕭斯達高維契受僱於已改名為列寧格勒的聖彼德堡工人青年劇場，因此這個時期他創作了大量的劇場音樂、電影配樂、管絃樂組曲、舞劇等。其中他的三齣芭蕾舞劇：《黃金時代》（1929年－1930年）、《螺絲栓》（1930年－1931年）、《清澈的溪流》（1934年－1935年）都是這段時期的代表作。但諷刺的是，這三首作品當時都全被蘇聯當局認為意識形態有問題，上演不久就被撤換。
與之同時，劇場的工作量亦不算太多，因此他除了創作工作上的音樂外，亦能投放時間在其他類型的創作內。其中《第3號交響曲》、《第4號交響曲》、《第1號鋼琴協奏曲》和《大提琴奏鳴曲》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另外，他亦將不少時間和精力投放於第二齣歌劇《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上，但他萬萬想不到，這齣歌劇竟然成為了他的音樂生涯的第一次災難。
1932年，「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改組為「蘇聯作曲家協會」，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要求作曲家「以高度的技巧，簡潔、明快、真實地表現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內容」。《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的題材敏感，而蕭斯達高維契和另一位作家共同所寫的台詞亦較為大膽和露骨，所用的配器手法和寫作手法亦屬新穎。但由於是根據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自由主義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同名小說所改編而成，屬當時官方認可的作品。作品於1934年首演時，初期還是備受好評，官方評論亦對這首作品予以肯定，表示該劇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正確政策下成功的結果」，及「只有在一個有優良傳統蘇聯文化下的蘇聯作曲家才能夠寫出（這首作品）。」[1]歌劇在往後的一年多時間，不論在蘇聯國內或是國外，每次都座無虛席，並且還得到觀眾和評論家的讚賞。
然而1936年1月，史太林親自觀看了這齣歌劇後卻大發雷霆，大肆抨擊歌劇的內容意識極度不良，完全不符合「蘇維埃音樂」的標準。於是，他透過官方報章《真理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混沌代替了音樂》的社論，斥責這齣歌劇為「低俗、粗鄙、有如原始人的行為」。[註 1]及後數天，《真理報》連續發表了多篇抨擊《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的宣傳文章，就這樣，《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短時間就被下畫，亦被禁止再作公開演出，連帶蕭斯達高維契其他的音樂作品也遭禁演。他嘗試以《第4號交響曲》的首演來回應，可惜在人心惶惶，各音樂團體對他也敬而遠之的情況下，本來安排好的首演也要被迫取消。
基於收入上的減少及各類型的壓力，蕭斯達高維契於1937年另以《第5號交響曲》作為「對黨的批評的回應」。這首作品大幅地減少早期作品中較新穎的創作手法及和聲，當中第四樂章更加是採用近乎保守的傳統創作手法寫成——主調音樂、調性明顯、棄用現代和絃及不協調的音程等等。結果反應正面，官方亦逐步解禁他的作品發表（但如《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則仍然維持禁演令）。另一方面，蕭斯達高維契開始意識到要在官方的「意識框架」及「創作自由」中找出平衡點，這因而造就了他開始創作室內樂作品。他寫成了第一首絃樂四重奏，而同年九月，他亦在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找到了作曲教席，令他得以有較穩定的收入。
自此，世間對其此後的創作一直存在爭議，有人認為「他與蘇維埃體制之間的關係曖昧不清」，有人認為「他和馬雅科夫斯基一樣都是屈從於史太林體制內的御用藝術家」，也有人認為「他是一位頑強不屈，秉持異議品質，敢於反對史太林的音樂家」。
1941年，納粹德軍攻打列寧格勒，蕭斯達高維契在戰火中開始創作《第7號交響曲》（亦被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曲》），後來他和家人被安排撤離至古比雪夫，該曲亦在那裏完成。1943年春天，全家再被安排移往莫斯科。在這段不斷搬遷的時期，他的一些創作不幸在途中遺失了，當中包括令他耿耿於懷，未能首演的《第4號交響曲》總譜，一些室內樂作品樂章等。另一方面，蕭斯達高維契在這時創作了陰沉而帶暴力的《第8號交響曲》及《第2號鋼琴奏鳴曲》。除此以外，他還創作了《第2號鋼琴三重奏》、《第2號絃樂四重奏》以及一些劇樂。
二戰結束後，蕭斯達高維契獲委約在一場慶祝蘇聯戰勝德軍的勝利音樂會中發表一首新的交響曲（即《第9號交響曲》），而他亦本來屬意像其他作曲家般，將《第9號交響曲》寫成和前兩首交響曲一樣大規模，兼且加入人聲的作品，就連史太林亦熱切期待他能寫出比貝多芬《第9號交響曲》更宏大的作品，但最後出來的，卻是一首近似海頓風格：編制小、演奏時間不長、氣氛輕鬆愉快的作品。這明顯和官方所希望的「大規模的勝利讚歌」相距甚遠，更令史太林不悅[2]，種下遭蘇共二次譴責的伏線。
雖然蕭斯達高維契在戰爭時期創作了多首重要而愛國色彩濃厚的作品，但一首被認為於1939年寫成，受列寧格勒市黨委書記所委託為慶祝蘇聯在芬蘭扶植的傀儡政權（芬蘭民主共和國）而作的《芬蘭主題組曲》，作曲家一直都否認是他的作品。有學者指出這是因為「芬蘭民主共和國」成立不足半年便垮台，而且蘇聯在後來的冬季戰爭中更慘敗於芬蘭軍中，成為了他們的國恥之一，因此蕭斯達高維契生前極力否認曾創作過這首樂曲。[3]
1946年，主張藝術作品要社會主義化的安德烈·日丹諾夫被史太林任命為文化部長，便對各文化界進行大規模的整治。1948年2月，他的整頓延伸至音樂界。他藉穆拉德里的歌劇《偉大的友誼》作為藉口，以形式主義的指控對當時多位舉足輕重的作曲家進行批評。同年4月召開的蘇聯作曲家協會會議，最後變成批判大會。蕭斯達高維契是被批判的對象之一，同時期被批判的還有浦羅哥菲夫、米亞斯科夫斯基、卡巴列夫斯基、舍巴林等。和第一次譴責的情況相同，蕭斯達高維契絕大部份的作品被禁演，國家福利被收回，音樂學院的教職被中止，而且一直由他領導的蘇聯作曲家協會，更被由史太林和日丹諾夫所信任的赫連尼科夫接管（赫連尼科夫一直擔任這個位席，直至1991年蘇聯政權瓦解為止）。但諷刺的是，1949年蕭斯達高維契又成為了訪美代表團的其中一員，為此蘇共不得不放寬對他的限制。同年，他創作了清唱劇《森林之歌》，當中將史太林比喻為「偉大的園丁」。1951年，他首次晉升入最高蘇維埃。
對於蕭斯達高維契而言，管治了30年的史太林於1953年的去世（然而，浦羅哥菲夫亦於同日逝世）讓他踏上全新的一頁，所有在第二次譴責時被褫奪的各種福利和工作慢慢地恢復過來。他的作品亦可以重新演奏。其中，發表於12月17日的第10號交響曲成為了新時代的代表作，同時亦是自這首作品開始，確立了所謂的「DSCH動機」[註 2]。，學者認為，「DSCH動機」在他晚期的作品不斷出現，背後的象徵意義就是代表個人的意念戰勝了一切的壓制。另外，一些在第二次譴責期間所創作的作品，亦陸續得到公演．這包括了多首富濃厚猶太旋律的作品，如第1號小提琴協奏曲、《猶太歌集》、第4號絃樂四重奏等。
評價
作品
蕭斯達高維契著名的作品包括交響曲和弦樂四重奏各十五首，其中交響曲創作的高峰期在1930–40年代，弦樂四重奏則是在後期（1960–70年代）。其它的管弦樂作品尚有：鋼琴、小提琴及大提琴協奏曲各兩首，以及《慶典序曲》等。室樂作品方面，他亦創作了唯一的一首鋼琴五重奏及兩首鋼琴三重奏。歌劇作品以《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和《鼻子》較為著名。蕭氏亦創作了不少的電影音樂、舞台音樂及管絃樂組曲，近年來開始有唱片商陸續為此錄製唱片，當中又以兩套「爵士樂團組曲」尤為著名。
| 曲名 | 作品編號 | 年代 | 敘述 |
|---|---|---|---|
| 第1號交響曲 | op.10 | 1925年 | 一部清新有活力的作品。風格近似於史特拉汶斯基和浦羅哥菲夫。他的音樂學院畢業作品。 |
| 第2號交響曲《致十月》 | op.14 | 1927年 | 實驗性很強的單樂章作品。由最初交雜混亂的體，慢慢轉為有序，再加入讚頌列寧的合唱。當中的一個樂段紀錄了作曲家年幼時親眼看見一個男孩在街頭暴動中被殺害的事件。這個主題在後來的第11號交響曲中再次使用。 |
| 第3號交響曲《勞動節》 | op.20 | 1929年 | 另一部實驗性的帶合唱的單樂章作品。 |
| 第4號交響曲 | op.43 | 1936年 | 一部大型的馬勒風格的作品，創作時期正中遇上了史太林攻擊《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的事件而被遭第一次譴責，樂曲首演被取消，作曲家亦將它封存達25年，直至1961年才作正式的首演。配器上是15首中最多的一首。 |
| 第5號交響曲 | op.47 | 1937年 | 回應第一次譴責時的作品，一改早期作品較前衛的風格，採取較保守傳統的寫作手法，最後藉此得以回復作品演出機會，其中第四樂章由低音銅管及定音鼓製造強烈昂揚旋律，是眾交響曲中演奏次數最多和最為人認識的作品。 |
| 第6號交響曲 | op.54 | 1939年 | 風格類近於第5。只得三個樂章，其中第一樂章比第二和第三樂章的總長度還要長。 |
| 第7號交響曲《列寧格勒》 | op.60 | 1941年 | 創作於二戰列寧格勒保衛戰期間。1942年其在列寧格勒首演，樂手多為業餘及臨時召集的舊團員，篇幅為眾交響曲中最長的一首。與第8及第9別稱為《戰爭交響曲》三部曲。 |
| 第8號交響曲 | op.65 | 1943年 | 一部非常陰沉，反映戰爭黑暗的作品。 |
| 第9號交響曲 | op.70 | 1945年 | 一部輕鬆但緊湊的作品，風格較接近第1號交響曲。原本蘇聯政府期待此曲成為慶祝二戰勝利的大編制勝利交響曲，但這首編制不大，風格輕鬆的交響曲顯然不合史太林期望，使得作曲家後來遭受第二次譴責。 |
| 第10號交響曲 | op.93 | 1953年 | 草稿最早可追溯於1946年，但因經歷第二次譴責的影響而被臨時抽起，直至1951年才完成，首演更要在史太林過世後才能完成，是另一首較常演奏的作品。其中短小第二樂章被指是搭述史太林的樂章，與第5號交響曲同為較常演奏的作品，也是指揮大師卡拉揚唯一曾灌錄成唱片的蕭氏交響曲。 |
| 第11號交響曲《1905年》 | op.103 | 1957年 | 反映1905年的冬宮屠殺。 |
| 第12號交響曲《1917年》 | op.112 | 1961年 | 視為第11號交響曲的延續，為紀念列寧及1917年十月革命而創作的樂曲，同時亦是作曲家加入蘇共後的第一首交響曲，政治宣傳意識極濃，再加上第4號交響曲在完成後25年終於得到首演，在樂團規模及其他外在元素的比較下，被喻為所有交響曲中最不受歡迎的作品。過往除了在作品全集中才被灌錄外，鮮見單獨的錄音製作。近年因委內瑞拉指揮家杜達美多次演奏這曲而重新得到認識。 |
| 第13號交響曲《巴比雅爾》 | op.113 | 1962年 | 繼第2，3號交響曲後再次使用人聲，更接近於一部聲樂作品。除了樂隊外，還包括男低音獨唱和男低音合唱。取材自詩人葉甫根尼·葉夫圖申科的詩篇，反映出二戰期間位於基輔附近的巴比雅爾，成為了德國納綷軍屠殺大批居蘇的猶太人的地點。由於題材敏感，不被當時蘇聯當局所接納，而且首演時遇上很多波折，亦令一直為他交響曲作首演的指揮家穆拉文斯基關係決裂。 |
| 第14號交響曲 | op.135 | 1969年 | 有11個樂章的作品，形式類近於聯篇歌集，由女高音、男低音、敲擊樂和絃樂所演奏，歌詞取自不同國家的詩人所寫的詩，主要表現了死亡，氣氛十分陰暗。作品題獻給晚年的要好布烈頓。 |
| 第15號交響曲 | op.141 | 1971年 | 引用了羅西尼、華格納等多位作曲家及他自己的一些音樂素材而寫成。 |
| 曲名 | 作品編號 | 年代 | 敘述 |
|---|---|---|---|
| 第1號鋼琴協奏曲 | op.35 | 1935年 | 絃樂器伴奏，另外需要一支小號，有如第二獨奏。是六首協奏曲中最常演奏的。 |
| 第2號鋼琴協奏曲 | op.102 | 1957年 | 為兒子19歲生日而創作的作品。鋼琴獨奏主要是以兩手作八度或雙平行八度演奏。第一樂章出現了英國曲調「Drunken Sailor」。此曲調於第三樂章以7/8節奏出現。是作曲家少有的樂觀、正面和活潑的創作。然而他自己亦有感這首曲「沒甚藝術價值」。 |
| 第1號小提琴協奏曲 | op.77 | 1947年－1948年 | 第二次譴責時期創作，首演要在八年後才能實現。當中諧躍曲用上了「DSCH動機」－以作曲家的名字來創作的音樂動機，也引用了貝多芬的《第5號交響曲》、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以及作曲家的《第7號交響曲》片段。獻給小提琴家大衛·埃爾斯蒂克。 |
| 第2號小提琴協奏曲 | op.129 | 1967年 | 最後寫成的協奏曲。同樣獻給奧伊斯特拉赫，作為慶祝60歲生日，有指蕭斯達高維契以升c小調寫成此曲是受他所愛的浦羅哥菲夫《第7號交響曲》所啟發。 |
| 第1號大提琴協奏曲 | op.107 | 1959年 | 獻給大提琴家羅斯卓波維契。「DSCH動機」不斷地在全曲中穿插和變化。亦有採用較早期作品的片段。繼《第1號鋼琴協奏曲》後最多人所認識和演奏。 |
| 第2號大提琴協奏曲 | op.126 | 1966年 | 同樣為羅斯卓波維契而創作。最終版本和初稿有很大的分別，作曲家甚至將本來寫好的樂章棄用重寫。在作曲家60歲生日音樂會中首演。 |
| 曲名 | 作品編號 | 年代 | 敘述 |
|---|---|---|---|
| 第1號弦樂四重奏 | op.49 | 1938年 | 第一次譴責後，和《第5號交響曲》同時期的作品，巴夏將此改編為室樂交響曲（49a），由弦樂團演奏。 |
| 第2號弦樂四重奏 | op.68 | 1944年 | 由貝多芬四重奏負責首演，貝多芬四重奏此後成為作曲家弦樂四重奏的指定首演者。 |
| 第3號弦樂四重奏 | op.73 | 1946年 | 題獻給貝多芬四重奏的作品。巴夏將此改編為室樂交響曲（73a），由弦樂團、木管樂器、豎琴及鋼片琴演奏。 |
| 第4號弦樂四重奏 | op.83 | 1949年 | 題獻給已故的藝術家Pyotr Vilyams。受第二次譴責所影響，首演要推遲至1953年。巴夏將此改編為室樂交響曲（83a），由小型管弦樂團演奏。 |
| 第5號弦樂四重奏 | op.92 | 1952年 | 另一首題獻給貝多芬四重奏的作品。並且首次在作品中採用DSCH動機。 |
| 第6號弦樂四重奏 | op.101 | 1956年 | |
| 第7號弦樂四重奏 | op.108 | 1960年 | 紀念已過世的第一任妻子。十五首當中最短的一首。 |
| 第8號弦樂四重奏 | op.110 | 1960年 | 是他所有弦樂四重奏中最出名的一首，亦是他是運用「DSCH動機」創作的最為深刻的一部作品，另外在第四樂章首次出現「叩門動機」。原曲及巴沙伊為弦樂團改編的室樂交響曲（110a），同樣為演奏最多的一首。另外巴沙伊的改編版本亦是作曲家唯一在世時所認可的改編版本。 |
| 第9號弦樂四重奏 | op.117 | 1964年 | 題獻給他的第三任妻子；另外本曲為第二版本，第一版本作成後，因作曲家不喜歡而親手丟在火爐內燒毀。 |
| 第10號弦樂四重奏 | op.118 | 1964年 | 題獻給同行兼好友米奇斯瓦夫·魏因貝格。巴夏將此改編為室樂交響曲（118a），由弦樂團演奏。 |
| 第11號弦樂四重奏 | op.122 | 1966年 | 獻給貝多芬四重奏成員的第一首（已故的前第二小提琴手Vasily Shirinsky）。 |
| 第12號弦樂四重奏 | op.133 | 1968年 | 獻給貝多芬四重奏成員的第二首（第一小提琴手Dmitry Tsyganov），採用十二音列寫作手法。 |
| 第13號弦樂四重奏 | op.138 | 1970年 | 獻給貝多芬四重奏成員的第三首（前中提琴手Vadim Borisovsky），另一首採用十二音列寫作手法。 |
| 第14號弦樂四重奏 | op.142 | 1972年-1973年 | 獻給貝多芬四重奏成員的第四首（大提琴手Sergei Shirinsky）。 |
| 第15號弦樂四重奏 | op.144 | 1974年 | 只有此樂曲和《第1號弦樂四重奏》，並不是由貝多芬四重奏作首演（因為原大提琴手Sergei Shirinsky在首演前一個月突然離世），十五首當中最長的一首．兼且全部六個樂章都是以慢板（Adagio）去演奏。 |
衍生作品
- 《證言》（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y Shostakovich），沃爾科夫（Solomon Volkov）著，1979年
- 舞作《證言》，黎海寧作，2006年
沃爾科夫聲稱藉由1971年-1974年間所默錄的口述記錄而寫就了《證言》一書，並由作曲家簽名證實後，再整理出版。不過，其手稿卻從未公開過。多位蕭斯達高維契生前的作曲家好友、他的兩名子女，以及晚期形影不離的第三任妻子伊麗娜等，都質疑此書的可信性[註 4]。但亦有多位曾和他共事的親友，包括好友兼前蘇聯的音樂評論家利柏定斯基（Lev Lebedinsky）、女婿馬克列維諾夫（Maxim Litvinov）、大提琴家羅斯卓波維契（Mstislav Rostropovich）等人表態支持本書的真實性。1991年蘇聯解體後，蕭斯達高維契的兒子馬克森（Maxim Shostakovich）曾公開表示，《證言》的確是父親的親身口述。
由於當時政治環境的特殊，《證言》的內容與取向恰恰滿足了西方人士的期待，使得《證言》在西方風行一時。湯尼‧帕爾瑪在1987年曾將全書拍攝成電影作品[5]。
家庭
蕭斯達高維契經歷過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妮娜（Nina Varzar，1932年-1954年；其中於1935年曾離婚，後來因懷孕而恢復夫妻關係，1954年逝世。）為他誕下兩名子女：加麗娜（Galina）及馬克森（Maxim）；當中馬克森繼承了父親的音樂事業，現時為指揮及鋼琴家，並經常演奏及灌錄父親的作品。蕭斯達高維契的《F大調第2號鋼琴協奏曲》就是為兒子19歲生日時所寫及題獻的，馬克森亦在他於莫斯科音樂樂院的畢業考試時作首演。
第二任妻子是蘇聯共青團的活躍分子瑪嘉列塔·卡依諾娃（Margarita Kainova，1956年-1960年），兩人婚後的生活完全不美滿，最終令這段婚姻只維持了三年便結束，瑪嘉列塔沒有為蕭斯達高維契誕下任何子女。
第三任妻子是伊利娜（Irina Supinskaya，1962年-1975年），兩人年齡相距達29年，伊利娜一直陪伴蕭斯達高維契直至他離世。同樣亦沒有為他誕下任何子女。
註釋
參考資料
參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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