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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是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9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的戰略方針[1]。這一方針的含義就是將江南的孤立部隊撤退至江北，以避免在內戰爆發時被江南優勢國軍全殲；同時大力向華北和東北發展力量，建立根據地，從而使得中國共產黨以中國北方為基地，建立牢固的基礎。
這一方針使得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的總體進展軸向是由北往南的方向，首先中共軍隊集中於毗鄰蘇聯的東北和華北，通過在該地區的決定性勝利而向南發展；最終發動渡江戰役，佔領江南地區，進而佔領整個中國大陸。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開始爭奪地盤。原滿洲國日偽政權控制區的中國東北有日本留下的重工業基地，在此還可以更加便捷地獲得蘇聯紅軍的援助，並且毗鄰蘇聯和北朝鮮，可進可退，是中共擴張勢力的最佳位置。而東北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如果國民黨佔領這一地區，那就能夠利用東北雄厚的工業基礎，同華東、華中相配合，南北夾擊中國共產黨佔據的地盤。反之，如果中國共產黨控制東北，就可以依靠那裏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建立鞏固的戰略基地。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張學良為首的地方實力派保存實力，將所屬東北軍完全撤出東北；抗戰勝利時，國軍精銳主力遠在西南、西北大後方。相反，名義上由中共領導實際上由蘇聯直接扶持並指揮的的抗日武裝在東北進行了長時間的游擊戰，有着較為堅實的群眾基礎。同時，共產黨領導的華北、華中根據地在地理上臨近東北。這些都為共產黨進軍東北，佔據東北的提供了有利條件。
中共實施這一戰略方針的核心是控制東北。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大」的講話中指出：「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9月19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代表黨中央起草了給各中央局的指示電《目前的任務和戰略部署》，正式提出了「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2]。朱德在發言中說：「『南面定天下』，古來如此，我們將來也會如此。但是我們現在要爭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鞏固甚至丟失一些地方也是必要的。……」此時毛澤東在重慶回電錶示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的決定。
為此，中共一方面把江南的部隊撤到江北，總計北移人數達7萬餘人，這一批部隊大部分繼續隨新四軍軍部遷往山東；在湖南的八路軍南下支隊王震部也北撤，與湖北軍區李先念部和河南軍區王樹聲部在中原鄂豫皖邊地區集結。兩廣縱隊也於1946年6月北撤完畢。另一方面，為了確保在北方的發展，中共以發動了上黨戰役、平綏戰役、津浦戰役等交通戰，控制了華北鐵路沿線的重要據點，阻止國民黨向華北進軍。同時，大力向東北發展，中共為此抽調了華北10萬大軍，10名中央委員，在蘇聯紅軍的默許或幫助下進入東北。這些正確的步驟，為以後奪權打下堅實的基礎。
國共談判桌上，鑑於中共需大量抽調幹部前往東北，周恩來主動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十五日向國民政府提出把中共在南方的部隊駐地縮編。這樣「既可鞏固北方的解放區，又可使這些部隊在內戰一發生後，不致孤懸敵後，被敵人吃掉，同時對談判也有好處」[3]。
在組織上，中共中央決定組建由各地中央局為核心的領導機關，按地域將各地分為東北局（書記彭真）、晉察冀中央局（書記聶榮臻）、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鄧小平）、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中原局（書記鄭位三）、西北局（書記彭德懷）。各中央局對各地軍區、野戰軍以及政權機關實行一元化領導，以確保令行禁止，統一力量。
國民黨失敗後認為[4]，該方針是中共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最為成功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使得中共終於可以毗鄰蘇聯，直接獲得蘇聯援助；從而蠱惑群眾，壯大武裝；這一方針同時也奠定了中共在華北立足的基礎，為未來中共定都北京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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