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爾賽體系（英語：Versailles system）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基於以《凡爾賽條約》為代表的一系列條約與協定形成的國際關係體系。[1]
這一體系最初建構於協約國與同盟國在巴黎和會上簽訂的一系列和約的基礎之上。其中的一些理念，如民族自決原則及組建國際聯盟等，則源自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此前於1917年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這些條約重新劃定了歐洲及近東地區的國界，對德國戰前擁有的殖民地重新進行分配，並對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及土耳其等戰敗國進行了包括裁軍、賠款及懲治戰爭罪行在內的一系列處置。此外，在戰間期對於維繫體系有重大影響的國際聯盟也是基於這些條約建立的。後來這一體系經由《洛桑條約》及華盛頓會議上與會國家所簽訂的一系列協定與條約得到進一步完善，近東地區及遠東地區的局勢由此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較為穩定。這些條約與協定共同安排了戰後世界的秩序，而戰間期國際政治事件也大多與它們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2]:1。
戰後初期，歐洲各國間仍是存在大量的矛盾與衝突，尤以德法兩國間的鬥爭為甚。佔領魯爾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到了20年代中期，歐洲大陸的秩序開始得到重建，歐洲國家也由此進入繁榮時期。道斯計劃與《羅加諾公約》是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兩項外交成就。國際聯盟也在這時迎來了黃金時代。而後各國又在尋求實現持久和平方面進一步做出努力並取得一定進展，其中包括西方大國於1928年簽訂的《非戰公約》以及1930年通過的楊格計劃。
但到了30年代初，凡爾賽體系開始受到經濟與政治兩方面的衝擊。1929年10月自美國興起的大蕭條，一方面重創了各國經濟，打破各國此前在賠款及戰債問題上所做出的安排，另一方面加速了納粹黨的崛起。1931年，陷於經濟危機之中的日本在中國東北引起了九一八事變。雖然國聯試圖通過調解的方式處理這場危機，但調解最終仍是以失敗收場。九一八事變一方面瓦解了華盛頓會議對於遠東秩序的安排，另一方面使國聯的威信受到了重創。而1932年開始的世界裁軍大會最終也以失敗收場。協約國沒有執行其在《凡爾賽條約》中所許諾的裁軍。德國也由此得到了重整軍備的藉口。
納粹黨的掌權導致歐洲大陸的外交格局發生劇變。德國在希特拉上台後衝破《凡爾賽條約》的限制重整軍備，並違背《羅加諾公約》中萊茵蘭重軍事化的規定。意大利也在此時侵佔了阿比西尼亞。這幾個事件給凡爾賽體系帶來了較大的傷害。而此時，世界其他地區的時局也在發生變化。特別是遠東，中日之間的戰爭於1937年全面爆發。而歐洲此時也在一步步走向戰爭。1937年，由德日意三國組成的軸心國集團初步形成。德國也在1938年完成了德奧合併，並佔領了處在德捷邊境附近的蘇台德區。儘管英法等國試圖通過綏靖政策來阻止全面戰爭的爆發，但這並沒有使德國停下侵略的腳步。1939年，德國在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不久，發起了對波蘭的進攻，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凡爾賽體系至此徹底終結。
建立
1917年4月，美國在德國宣佈實行無限制潛艇戰後不久對德宣戰。當時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認為這場戰爭的目的不應只是維護美國在海上的利益，更應實現的是「公正而有保障的和平局面」，而不是「新的勢力均衡」。[3]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威爾遜召集了150餘位地理學、歷史學以及政治學方面的專家研究美國與其盟國應實行何種政策。[4]:470十四點和平原則正是基於這個專家團所製作的2000餘份研究報告以及1200餘份地圖制定的。[5]
翌年1月8日，威爾遜在向國會致辭時正式闡述了旨在實現持久和平的十四點和平原則。[5]其內容可大致分為以下三個方面[2]:225－227：
- 外交上：各國確保和平條約的締結及其他外交活動必須公開進行，保障平時與戰時的公海自由航行，裁減軍備，儘可能消除貿易壁壘，對於殖民地在考慮到相關居民利益基礎上重新進行公正的分配（第一點至第五點）；
- 領土問題上：同盟國從俄國及比利時撤軍，德國將亞爾薩斯-洛林等佔領地歸還法國，基於民族自決原則重新劃定意大利、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帝國的領土，保證達達尼爾海峽的永久自由通行，確保巴爾幹諸國以及波蘭的獨立（第六點至第十三點）；
- 建立保障大小國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的國際聯盟（第十四點）。
十四點和平原則後來成為協約國與同盟國和談及《凡爾賽條約》的基礎。[3][5][6]:16–20法國與意大利於1918年11月1日接受了這十四點原則。英國隨後接受了除自由通航外的所有原則，並建議附加賠償條款。[6]:16–20[7]:384這十四點原則同時也譯為多種語言，通過協約國的宣傳機器傳送至前線陣地，促使同盟國儘早停戰並接受以十四點原則為基礎進行和談。[4]:471[5]1918年11月11日，協約國接受了德國的要求簽訂停戰協定。持續了四年零三個多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隨即告終。[2]:1
1919年1月18日，來自27個國家的代表齊聚巴黎召開巴黎和會。各個國家的代表在會議中權力依在戰爭中的角色各有不同，其中美英法意「四巨頭」是此次會議的主導力量。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對於戰敗國（特別是德國）的處置以及籌建國際聯盟。巴黎和會最終於1920年1月21日閉幕。[8]:363[9]
本次會議中擬定的和約，雖然戰敗國能對其提出書面意見，但整體而言是由戰勝國強加於戰敗國的，並不是平等談判而得，其所達成的是所謂「強制的和平」。最終簽訂的一系列條約也與十四點和平原則多有出入，比如《聖日耳曼條約》中禁止德奧合併這一條款即違背了民族自決原則。而《凡爾賽條約》中將德國在山東特權轉交給日本的條款，侵犯了戰勝國中國的利益，導致中國代表沒有在該條約上簽字。對於土耳其過於嚴苛的《色佛爾條約》最終也並沒有帶來近東地區的和平。以上述兩點為代表的不合理條款導致這些條約產生了遺留問題。[2]:2－3, 14[10]:919
1919年6月28日，協約國一方大多數國家[a]與德國簽訂了《凡爾賽條約》。[2]:1[13]:23條約正文共分為10部分440條，主要內容包括國際聯盟的盟約以及對於德國的處置。[14]國際聯盟盟約將在下文另行敘述。條約中對於德國的處置可主要分為以下五個方面[b]：
首先是領土的變化。德國向法國、波蘭、丹麥、比利時及捷克斯洛伐克等鄰國讓出亞爾薩斯-洛林、波茲南省及西普魯士省大部、什列斯威-荷爾斯泰因省北部及部分的上西里西亞等等地區。此外，將薩爾地區以及但澤地區交由之後成立的國際聯盟管轄。其中薩爾區由國際聯盟管轄15年，之後歸屬由全民公投結果決定。而但澤則成為與波蘭有條約關係的自由城市。德國在歐洲總共喪失了2.5萬餘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700餘萬人口。[2]:3－6
其次，德國戰前在海外所擁有的殖民地悉數交由國際聯盟託管。這些國際聯盟託管地視開化程度不同分為兩類。第一類（即第二等託管地）主要指德國在西非及中非等地擁有的殖民地。受委任統治國在保證當地宗教自由及維護社會秩序前提下對當地負行政之責，且需保證國聯會員國在當地的貿易自由。第二類（即第三等託管地）則指德國所擁有的西南非及在太平洋上擁有的島嶼屬地。受委任統治國可在這些地區全面管制。此外，德國戰前在中國的膠澳租借地及在山東其他特權則轉交給日本。[2]:13－14, 232－233
然後是對於戰爭罪責的認定。依條約的第231條，德國須對戰爭及戰爭所造成的損失負責[14]:Article 231。依條約的第227條，德皇威廉二世對國際道義及條約神聖性的破壞負最高責任，協約國將向其當時所在地荷蘭提出引渡要求，對其進行審判[14]:Article 227。此外，依條約的第228條至第230條，德國需承認協約國對「從事違反戰爭法及慣例行為的個人」有起訴的權利，應向協約國移交涉事的所有人員並承諾提供所有文件及各種信息，而相關人員可以指定自己的律師[14]:Article 228－230。[2]:36－38
之後是對德國裁軍及非軍事化的要求，將德國陸軍兵力限制在10萬人之內，海軍只能擁有戰列艦、巡洋艦及驅逐艦各6艘，並不得擁有潛水艇、軍用飛機及重炮，不得修建防禦工事，而且戰爭物資的生產也受到嚴格的控制。同時，萊茵蘭地區將永久非軍事化。德國雖仍擁有對該地區的民政的管理權，但協約國軍隊將佔領該地15年，且可以「為確保給養、安全和必需品供應等需要」發佈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告。[2]:38－39
最後是有關賠償的問題。雖然條約的第231條規定德國須對戰爭及戰爭所造成的損失負責，但條約本身並沒有給定具體的賠款數額。具體數額將由協約國委任的賠款委員會於1921年5月1日前決定[14]:Article 233。在此之前，德國「為使協約國能夠立即進行工業及經濟重建」需以任何形式（包括黃金、大宗貨品、船隻以及證券等形式）先行賠付等價於200億馬克的款項[14]:Article 235。[2]:41-42
《凡爾賽條約》以其對於德國要求之苛刻，在德國稱為「強制的和平」。這不僅指條約本身嚴苛的條款，還包括其擬定及簽訂過程並沒有遵守正常的社交禮節。首先除了遞交草案及簽訂條約這兩個場合，德國代表與協約國代表並沒有進行面對面的談判。其次，協約國雖允許德國對條約草案提交書面意見，但在收到修改後的條約正文後，協約國即出口威脅：如果在五天之內不簽訂條約就將重啟戰事。而在簽訂過程中，未允許德國代表與協約國代表一樣坐在桌邊，而是如同戰犯一般押送到被告席簽字畫押。同時，條約條款並沒有完全按照十四點和平原則制定，比如協約國完全剝奪了德國海外殖民地，以及在中國代表提出反對的情況下，將膠澳租借地轉交於日本。[2]:2-3, 14[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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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約國對奧地利、保加利亞、匈牙利以及鄂圖曼帝國的和約則分別於1919年9月10日、1919年11月27日、1920年6月2日以及1920年8月10日簽訂[c]。[2]:1[17]:320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解體。內萊塔尼亞中的波希米亞、摩拉維亞以及斯洛文尼亞等地在《聖日耳曼條約》簽訂時均已事實獨立。《聖日耳曼條約》對於這些既成事實進行了確認。條約還要求奧地利將的里亞斯特及南蒂羅爾等地讓予意大利。除了領土方面的要求外，《聖日耳曼條約》還禁止奧地利與德國合併，並且對奧地利提出了裁軍以及追究戰爭罪責等要求，而且還設立了賠款委員會。不過由於奧地利當時瀕於崩潰的經濟的經濟狀況，以及防止當時奧地利國內與德國合併運動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協約國並沒有認真執行條約中除領土變化以外的條款。[18]:536–540[2]:6－7[19]
奧匈帝國的另一個主體匈牙利則在帝國解體後發生了一系列動亂，而後又恢復了君主政體[20]:3。《特里亞農條約》同樣包含領土變化、裁軍、制裁戰爭罪行等要求。在簽訂了《特里亞農條約》後，匈牙利失去了斯洛伐克、克羅地亞以及特蘭西瓦尼亞等大片領土。[2]:7[21]
1913年，保加利亞曾於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結束後與巴爾幹半島上其他國家簽訂了《布加勒斯特條約》。《納伊條約》再度確認了上述條約的內容，並且向保加利亞提出給羅馬尼亞與希臘再讓出部分領土以及裁軍等要求。在簽訂《納伊條約》後，保加利亞失去了到愛琴海的出海口。而之後，原本從屬於保加利亞的馬其頓人在希臘以及南斯拉夫等國境內所發起的襲擊則導致保加利亞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嚴重惡化。[2]:7－9[22]
在簽訂《色佛爾條約》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已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其在阿拉伯地區龐大的領土此時已為英法等國佔領，而小亞細亞半島上的士麥那等地此時則在希臘等國的控制之下。《色佛爾條約》首先將土耳其在阿拉伯地區的諸行省化為國際聯盟的「第一等託管地」，要求委任統治者向這些地區「提供行政指導和幫助，直到其足以自立」，而後又對土耳其在小亞細亞半島上的領土進行了瓜分，同時還對土耳其提出了裁軍以及恢復治外法權等要求。在《色佛爾條約》擬定及最後簽訂的過程中，土耳其各地的民族主義者即已起義，而後又發展為土耳其獨立戰爭。這最終導致《色佛爾條約》由後來相對平等的《洛桑條約》取代。[2]:9－14, 2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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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條約除對同盟國的處置之外，還有另一重要部分，即有關組建國際聯盟的《國際聯盟盟約》[14]:Part I[19]:Part I[21]:Part I[22]:Part I[23]:Part I。國際聯盟的設立源於威爾遜所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d]。這一聯盟旨在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對其成員國提出了裁減軍備、尊重並維持各會員國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集體應對某一成員國所面臨的戰爭威脅及維護國際和平所依賴的良好諒解的氛圍等要求，並設立了仲裁成員國間爭端的機制，此外對於不顧盟約要求從事戰爭行為的成員國還有斷絕各種商業及財政往來等處理措施。除了上述內容外，國際聯盟盟約還劃定了上文提及的三個等級的託管地並規定了對應委任統治國的權利及義務。[2]:3, 228－229而國際勞工組織的設立也源於上述條約[2]:3。這些條約還對保障工人權益方面做出了規定。[14]:Part XIII[19]:Part XIII[21]:Part XIII[22]:Part XII[23]:Part XII
上述條約所遺留下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沒有為近東地區帶來和平。如前所述，在《色佛爾條約》簽訂時，土耳其各地的民族主義者即已發起反抗運動，進而引起了土耳其獨立戰爭。這導致《色佛爾條約》中的條款未能真正執行。而希臘國王亞歷山大一世的意外身亡則徹底地消除了強制執行條約的可能性。親德的康斯坦丁一世的復位令協約國紛紛終止對於希臘的支持，而土耳其則在戰場上屢屢獲得勝利。這一切令協議國一方重啟了與土耳其的和平談判，並最終於1923年產生了相對平等的《洛桑條約》。該條約正式確立了土耳其新政府的合法地位，劃定了現代土耳其的領土，並廢除了《色佛爾條約》中有關懲罰、賠償以及裁軍等方面的條款[24]。次年，土耳其正式廢除了哈里發制度，鄂圖曼帝國至此徹底終結。[2]:9－12[25]:5–6
而上述條約遺留下來的另一問題就是山東問題。該問題可追溯至德國政府與清政府於1898年訂立的《膠澳租借條約》。德國藉此設立了膠澳租借地，並獲取了在山東省的一系列特權。[26]:112[27]1914年，日本在其盟國英國要求下加入對德作戰，並於同年11月7日攻克青島，而後又於11月11日向中國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對於德國在山東特權的繼承，並提出了租借旅順、大連等更進一步的特權要求。中國國內拒不接受「二十一條」，而由於其同時影響到其他列強在華特權，美英等國對其也表示反對，特別是其中有關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顧問、與日合辦部分地區警察、採辦日本軍械的第五號。而後中日兩國進行了一系列交涉，並在日本提出最後通牒後於1915年5月25日簽訂《日華條約》、《關於膠州灣租借地的換文》以及《關於福建省的換文》[28]:1216－1237。其中撤銷了「二十一條」中有爭議的第五號內容。在巴黎和會上，日本再次重申了對於繼承德國在山東特權以及獲取戰時所佔領的原屬德國的北太平洋上群島的要求。美英法等國在日本表明強硬立場後接受了其要求，並將其寫入《凡爾賽條約》。這一點導致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在條約上簽字，從而產生了山東問題。[2]:14－16[29]:500－509
由於英法等國在戰後實力衰退，同時俄德兩國在遠東地區的海軍也在一戰中遭到毀滅，日本在遠東的勢力相較戰前進一步擴大。這一點引起了美國國內的不安。同時日英盟約也於1921年7月12日到期。美國政府遂於1921年下半年向英日法意等大國，中荷葡等在太平洋上有領土利益的國家以及比利時發出邀請，「參加一個關於限制軍備的會議」，並討論「與此有關的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由上述九國參與的華盛頓會議於1921年11月12日召開。[2]:14－16[29]:500－509
本次會議通過的一個重要條約是由美英日法四國於1921年12月13日簽訂的《關於太平洋區域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條約》，即《四國協定》。該條約要求籤約國尊重彼此在太平洋上島嶼屬地的權利，並以共同磋商的形式解決四國在相關問題上的爭論。這一條約標誌着日英同盟正式解體。[2]:14－16[29]:500－509
第二個重要條約是美英日法意五國於1922年2月6日簽訂的《華盛頓海軍條約》。該條約將美英日法意五國的主力艦噸位比例規定為5:5:3:1.67:1.67，並要求籤約國維持各國在太平洋上指定區域中防禦工事和海軍基地現狀。[2]:14－16[29]:500－509
第三個重要條約是與會所有國家於1922年2月6日所簽署的《九國公約》。該條約要求簽約國維持中國獨立與完整，「不得因中國現狀，乘機謀取特別權利，損害友邦國民權利」，維持各國在中國獲取商業、工業權益的機會均等。此外，中日兩國於同年2月4日簽署了《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其附約。其要求日本將膠澳租借地及相關公產歸還中國，並撤回在該地駐軍。[2]:14－16[29]:500－509
華盛頓會議所簽訂的一系列條約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戰前太平洋上的勢力均衡，暫時限制了日本對於中國的完整以及太平洋上其他國家海軍勢力的威脅，雖然激化了美日兩國此時已存在的矛盾，但在之後的近十年內維持了遠東地區的穩定局勢。[2]:14－16[29]:500－509
維繫
法國自17世紀至18世紀是歐洲軍事強國之一，直至拿破崙戰爭之後依然如此。這使法國人一直對於自身力量具有一定的自信。而普法戰爭後，隨着德國完成統一，其資源、工業實力以及軍事能力已超越法國。這使得法國直至一戰後對德國的力量仍有忌憚。在一戰結束後不久，法國曾一度希望獲得萊茵河左岸及河上橋樑的控制權作為其「天然屏障」。其盟國拒絕了其要求，但作為交換條件，法國得到以下補償：一是萊茵蘭地區由協約國軍隊佔領15年且永久非軍事化，二是英美保證當德國對法國進行挑釁以至侵略時，兩國會立即對法國進行援助。但由於美國國會未批准《凡爾賽條約》，第二條承諾近乎成為了一紙空文。之後，英國雖再次向法國提出援助保證，但由於法國尋求籤訂一個正式軍事協定，而英國並沒有太大的意願去實現這一承諾，此事只得再度作罷。因此，法國不得不在尋求安全保障方面另覓他途。[2]:19－21, 23
法國所做的第一項努力就是尋求加強《國際聯盟盟約》中有關尊重並維持各成員國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以及對進行侵略的的成員國採取制裁的條款，即盟約中的第十條與第十六條，的效力。法國曾提議建立一支國際軍隊，但遭到英美兩國的拒絕，而美國對於盟約的否決也造成其中有關財政經濟封鎖的條款的效力大大削減。在1920年12月召開的首屆國聯大會上，盟約的第十條與第十六條受到了質疑。而在之後於1923年提出的決議中，第十條的實際執行條件也受到了嚴格限制。[2]:21－23
法國所做的另一項努力是構建包圍德國的聯盟體系。在西部，法國與比利時於1920年9月簽訂盟約。而在東部，法國則與當時新近重建的波蘭及由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組成的「小協約國」簽訂盟約，支持各自的利益訴求，以維繫凡爾賽體系對於歐洲的安排。[2]:23, 33－34
波蘭在18世紀前曾是歐洲強國之一，而隨着18世紀後半期俄普奧三分波蘭，其於18世紀90年代淪亡。隨着一戰結束，曾分屬三國的部分再度統一成為獨立的波蘭。由於分屬不同國家已長達一個多世紀，波蘭內部存在一定的分歧。比如內部族群紛爭導致的東加利西亞問題[2]:26。與此同時，波蘭與其四周的鄰國也都存在領土爭議。[2]:23－24
在西南部，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對於原屬西里西亞的一小塊地區存在爭端。兩國曾因這塊地區引發戰爭，但在英法兩國調解下，戰事並未擴大。而後兩國最終在法國施壓下達成妥協，但爭議並未就此完全停息。在東部，波蘭則與蘇俄存在領土爭議。1920年初，波蘭領導人約瑟夫·畢蘇斯基元帥率軍入侵烏克蘭。在戰事幾經反覆後，兩軍最終在協約國劃定的寇松線以東150英里停戰。在1921年簽訂的《里加和約》中，波蘇兩國以此前的停火線作為邊界，波蘭得到部分的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在北部，波蘭則與立陶宛就維爾紐斯歸屬存在爭端。1918年，立陶宛復國時宣佈維爾紐斯為其首都。波蘇戰爭期間，波蘭採取突襲的方式佔領了維爾紐斯。隨後兩國在國際聯盟的指導下就該地歸屬進行了長期談判。隨着立陶宛佔領了當時由協約國所佔據的梅梅爾，協約國一方的立場轉向波蘭，正式承認維爾紐斯歸其所有。此外，波蘭與德國因波蘭境內德意志人的待遇、波蘭走廊及但澤問題也存在摩擦。[2]:24－28
波蘭此時內部存在的矛盾以及與鄰國的不睦使其在東歐處於較為孤立的地位。其與法國於1921年2月所訂立的同盟條約以及軍事協定令其多少擺脫了這一困境。雖然兩國此時互有嫌隙，但在堅固的共同利益基礎上，兩國在重大的國際事務中都採取相同的立場。而法國也向波蘭提供大量戰略物資裝備波蘭軍隊。[2]:28－30
小協約國是指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在戰後形成的軍事同盟。它們或獨立自奧匈帝國，或自其中得到領土等利益。[2]:30
捷克斯洛伐克是捷克與斯洛伐克這兩個民族歷史不完全相同的國家在戰後聯合而成的國家。其中捷克人受到德意志很大影響，較斯洛伐克人而言教育程度較高也較為富裕。這導致這個國家的軍官、公務員和教師多為捷克人。這一點引發了兩個族群間的矛盾。而在與德國交界地區仍住着300餘萬德意志人。儘管昔日奧匈帝國大部分工業力量都聚集於這個地區，捷克斯洛伐克也擁有強大的軍事工業，但危險的地緣形勢以及內部複雜的民族關係導致這個國家在面對德國與匈牙利時仍顯得相對脆弱。[2]:30－31
羅馬尼亞在戰後自匈牙利獲得了大部分的特蘭西瓦尼亞，並從俄國獲得了比薩拉比亞，領土面積與人口較戰前增長了一倍左右。雖然羅馬尼亞內部的民族問題並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尖銳，並且其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和豐厚的小麥產量，但羅馬尼亞當時的腐敗的政府與較為脆弱的軍隊仍令其難以面對來自匈牙利的威脅。[2]:31－32
南斯拉夫所面臨的問題相較上述兩國而言更為複雜。首先是內部族群的問題。儘管塞爾維亞人在這個國家佔據主導地位，但其政治和文化程度不及曾處於奧地利與匈牙利統治下的斯洛文尼亞人與克羅地亞人。由此導致的摩擦給這個新建國家的運作製造了許多阻礙。其次南斯拉夫雖然當時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但經濟仍主要依靠農業。再者，儘管南斯拉夫所面對的來自匈牙利的威脅不及另外兩國，但其仍需面對來自意大利的敵視。[2]:32－33
這樣三個面對着內憂外患的國家在1920年至1921年間兩兩達成聯盟條約，形成了「小協約國」。法國則在這個集團形成之初就與其達成一系列軍事協定，對其提供戰爭物資，而後又與其簽訂了政治條約。小協約國在國際事務上與法國站在同一陣線，而法國則支持小協約國整體防範匈牙利等對這三個國家存在威脅的國家，以維繫凡爾賽體系對於歐洲的安排。[2]:33－34
隨着德國在一戰末期敗局已定，1918年10月底基爾港和威廉港發生水兵譁變，而後引起了德國十一月革命。同年11月9日上午，當時的帝國宰相馬克西米連·馮·巴登宣佈德皇遜位並把權力移交給社會民主黨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同日下午，艾伯特的同僚宣佈共和國成立。次年2月，立憲會議在威瑪召開。新共和國的憲法也在那裏通過。[13]:19－22[30]:296－309這個誕生於亂世的共和國一方面要面對的戰後德國的貧窮與無秩序，另一方面則要面對《凡爾賽條約》中嚴苛的條款。這一條約不僅給德國的內政帶來災難，造成德國人民的心理陰影，還深切影響到德國戰後初期的外交。[2]:35－36[31]:40－44
雖然威廉二世因荷蘭拒絕引渡而未受審訊，而原先由協約國擬定的戰犯名單中只有6人定罪，但條約中將戰爭罪責全歸於德國及其盟國的條款仍是引起了德國人的憤怒。而雖然英美與法國對於佔領萊茵蘭的態度有所不同，但還是在戰後最初幾年給這個地區帶來一些變亂。賠償條款給德國帶來的影響則更大。[2]:36－41
在賠款委員會正式決定賠款總額前，由於德國與協約國之間分歧太大，因而雙方未能就賠款總額達成協定。1921年3月，協約國以德國未能付清《凡爾賽條約》中要求預先賠付的金額以及未能執行某些裁軍條款為由佔領了萊茵河右岸的三座城市。同年4月27日，賠款委員會確定德國賠款總額為1320億馬克。而由於協約國一方認識到德國此時沒有能力支付這一龐大的金額，因而將德國的債務分為「A」、「B」及「C」三類。其中「C」類債務總額為800億馬克可以直到德國有能力後再做兌現。同時協約國擬定了一張支付時間表，要求德國每年償付20億馬克，並上交當年出口總額的25%。協約國在將這份時間表交予德國時，同時下達了最後通牒：如果德國5月12日仍不接受，協約國則將佔領德國冶金業重鎮魯爾區。5月11日，德國政府接受了協約國一方的賠款要求。[2]:43
同年8月，德國按照時間表支付了10億馬克。但此時，德國通貨危機愈演愈烈。僅1920年，馬克對英鎊的匯率就由20:1跌至250:1，到了1921年的夏天又下跌至1000:1，而後在1922年，馬克的幣值又進一步發生災難性的下跌。而德國此時已無力購買其他貨幣來完成賠款任務。英國此時要求各國給予德國兩年的緩衝期。但法國拒絕接受這一提議。1922年12月，德國未能完成以實物抵償該年應付的賠款金額。儘管差額很小，賠款委員會仍是宣佈德國違約。次年1月11日，法國、比利時兩國軍隊開入魯爾區。德國政府此時決定採取消極抵抗政策，禁止德國人與入侵者合作，並終止償付賠款。但法國仍是努力地從佔領區獲取利益。[2]:43－45
法比兩國佔領魯爾區使德國經濟完全陷入停頓，馬克幣值進一步極具下跌。到1923年年底，馬克對英鎊的匯率由該年年初的35,000:1跌至50,000,000:1。而此時馬克幣值暴跌的主因也由戰爭以及內亂導致的秩序混亂轉變至德國政府主動實行的通貨膨脹。他們期望通過無限制的印刷鈔票來終止協約國對於賠款要求。惡性的通貨膨脹直接導致了德國的中產階級的破產，造成德意志人對猶太人仇恨日益加深，並引起他們對於民主的厭惡，為日後納粹黨的崛起埋下禍根。[2]:46[13]:27
德國的消極抵抗直到1923年9月施特雷澤曼內閣掌權後才告一段落。該年年底，美英法比意五國政府成立了一個專家委員會以考察如何使用經濟手段令德國的財政系統復歸正常。查爾斯·道斯任該委員會主席。由於佔領魯爾並沒有令法國擺脫財政危機的威脅，並且導致英法兩國關係走向破裂，一貫對德強硬的普恩加萊內閣於1924年5月倒台。[2]:46－47[13]:27－29
與對德國的嚴苛的態度相比，協約國對於奧地利的態度則溫和許多。這從一定程度上是為了使這個尚未有民族意識且內部發展相當不均衡的新生國家放棄與德國合併。鑑於奧地利糟糕的財政情況，協約國邀請中立國合作組建「國際救濟委員會」，奧地利的「賠款委員會」也放棄對於奧地利的所有資產和國家收入的管理權，使以上述資產作為擔保的「救濟債券」的發行成為可能。僅1919年至1921年間，奧地利政府即以「救濟債券」的形式得到相當於2500萬英鎊的現金。而在協約國提供這筆貸款之後，國際聯盟的財政委員會制定了包含重建該國財政、穩定貨幣以及國際信貸救助等內容的計劃。1922年10月，奧地利政府接受了該計劃。依照該計劃，奧地利僅需遵守《聖日耳曼條約》不與德國或其他國家合併。翌年春天，奧地利得到了相當於3000萬英鎊的國際貸款。這項貸款也為國聯後來為其他歐洲國家提供貸款資助開創先例。[2]:48－50
匈牙利雖然在一戰後損失了一半左右的領土及人口，但卻同時也沒有同時期其他中東歐國家所面臨的民族問題，財政狀況也比奧地利好了許多。同時匈牙利也得到了類似於奧地利的財政援助。但卡爾一世幾次復位的嘗試以及匈牙利對於《特里亞農條約》條約的不滿仍是引起了鄰國的恐慌，並導致針對匈牙利的小協約國的形成。[2]:50－52
儘管是戰勝國，意大利對於凡爾賽體系對歐洲的安排也存在不滿，主要原因是協約國一方其他國家未能完全兌現其於1915年在《倫敦條約》中對意大利許諾的利益。而意大利所索取的一些利益有些也有違民族自決原則。這一點最終釀成意大利在戰後與鄰國間及戰時盟國間的衝突。[2]:52－54
首先是與南斯拉夫的衝突。意大利在《倫敦條約》中索取當時主要由德意志人居住的南蒂羅爾、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以及達爾馬提亞海岸。由於這一要求違背民族自決原則，威爾遜拒絕接受意大利這一要求。而後在巴黎和會上經過長時間的爭吵。最終威爾遜在南蒂羅爾問題上讓步，但仍然拒絕意大利對於其他地區的要求。而在和會仍在進行時，加布里埃爾·鄧南遮率領了一支非正規軍在意大利政府默許下於1919年9月佔領了位於的里雅斯特腹地的阜姆。1920年初，協約國其他國家將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之間的衝突交由當事國自行解決。而在長時間的談判後，兩國於1924年達成協定，意大利正式得到了阜姆，而有關達爾馬提亞海岸，意大利只得到了其中的扎拉港，除此之外的領土全部交給南斯拉夫。此外，兩國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也存在衝突。1913年，阿爾巴尼亞曾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在戰時陷入混亂。依據《倫敦條約》，意大利將得到其中的夫羅勒港並負責領導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在戰爭結束後，意大利幾乎佔領了阿爾巴尼亞全境。但阿爾巴尼亞人及南斯拉夫人都對意大利人的佔領表示不滿。意大利軍隊最終於1920年撤退，阿爾巴尼亞也復歸獨立。但是協約國仍承認意大利在阿爾巴尼亞的特權。這一點引起了南斯拉夫的憤怒與擔憂。[2]:54－55
協約國對前德屬殖民地的分配也引起了意大利的不滿。依據《倫敦條約》，當英法等國得到德國在非洲殖民地時，意大利也將獲得相應補償。1924年，英意兩國達成協定，將原屬肯雅的朱巴蘭讓予意屬索馬里。但意法兩國卻並沒有達成類似協定。兩國關係曾因法國在南斯拉夫問題上選擇支持南斯拉夫而發生惡化，而這更是雪上加霜。[2]:55－56
而在貝尼托·墨索里尼推翻意大利民主政權後，意大利開始採取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在法西斯黨掌權後不久，意大利即與希臘發生衝突。1923年8月，希臘暴徒打死了希臘-阿爾巴尼亞邊界委員會中的意大利代表。意大利隨即炮轟科孚島，打死幾名平民，並佔領該島。隨後意大利又向希臘索取賠償。希臘由於此時已經得不到協約國其他國家的支持，因而將這一問題訴諸國際聯盟解決。最終的仲裁結果傾向於意大利。[2]:56－57
在十月革命後最初幾年，蘇俄[e]與西方一直互相敵視，一方面是由於協約國在俄國內戰期間對其進行的武裝干涉，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俄國革命者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外進行的革命輸出。蘇俄在戰後一方面通過共產國際資助各地革命者推翻當地的資本主義政府，一方面試圖與西方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2]:57－58
蘇俄首先在鄰國尋求突破。1920年，蘇俄與脫離俄國的芬蘭及波羅的海三國簽署了和約，後又與土耳其、波斯及阿富汗等國於1921年初簽訂友好條約。西方國家此時儘管仍然拒絕與蘇俄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也開始探尋與之進行貿易的可能性。1921年，英蘇兩國簽訂貿易協定，而後意大利也進行了效法。翌年，蘇俄受邀出席熱那亞會議。英國曾試圖利用這一機會讓蘇俄與其他國家也能簽訂協定，但由於法比兩國堅持以俄國戰前債務作為談判條件而只得作罷。[2]:58－59
而蘇俄與西方國家外交的第一個突破是在熱那亞會議不久後與德國簽訂的《拉巴洛條約》。蘇俄由此首次得到大國的承認，而德國也試圖藉此突破凡爾賽體系對其的包圍。兩國藉由此條約確立的友好關係持續了近10年。英蘇關係此後由於英國國內政治局勢變換而幾經反覆。但到了1924年底，蘇聯已經基本得到除美國外等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承認。而在列寧逝世後，經過一系列政治鬥爭，蘇聯正式放棄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開始執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政策。蘇聯雖然仍未完全放棄「世界革命」，但也不再允許其干擾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正常交往。而這也為蘇聯重回國際社會掃清了一定的障礙。[2]:59－61
1924年4月，道斯委員會向賠款委員會提交了報告書，在其中提出了德國賠款問題的解決方針，即道斯計劃[35]。
首先解決的問題是德國的通貨問題。1923年底，德國政府為遏制惡性的通貨膨脹發行了新貨幣，地租馬克。其與英鎊的匯率為舊時的20:1。但這種貨幣由於沒有黃金儲備等作為支持，幣值仍存在不穩定因素。道斯委員會提出由獨立於政府的銀行發行一種幣值與地租馬克相等的新貨幣，國家馬克。以新貨幣作為基礎，道斯委員會提出先行削減之後五年內德國賠付的金額：德國第一年需賠付10億馬克，而後逐年增加，到第五年開始每年賠付25億馬克。賠款以德國的國家鐵路債券、工業投資債券、關稅以及針對酒、糖及煙草的稅收作為抵押。為確保計劃能夠順利實施，賠款委員會將向貨幣發行銀行董事會及鐵路等相關稅收的管理部門派去專員，同時設置賠款支付事務總管負責協調進行整個計劃。此外，為使德國經濟恢復活力，法比兩國軍隊需撤出魯爾區，而外國則向德國提供總值近8億馬克的啟動性貸款作為其貨幣儲備金並助其付清第一年應付款項。[2]:65－66[13]:28[35]
1924年8月，在倫敦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各國正式接受了道斯計劃。此時，法比兩國軍隊也撤出魯爾區[36]。同年10月，向德國提供的貸款正式發行，美國認購了其中一半以上的份額，英國則認購其中四分之一以上。[2]:67
道斯計劃令德國短期內重獲支付賠款的能力，令債權國得到一定的保障，同時撇清賠款問題中政治因素，使其轉化為單純的經濟問題。但另一方面，由於沒有設定明確的還款持續時間，在賠款總額上也沒有再做聲明，道斯計劃並沒有使德國真正得到增加財政收入的動力，同時令德國經濟過度依賴對外發行的公債及貸款，為後來大蕭條中德國的崩潰埋下禍根。[2]:67－68
協約國間債務是德國賠款問題以外另一個困擾歐洲秩序重建的問題。戰時，英國借給包括俄國在內的歐洲大陸盟國大筆款項，同時其又欠了美國相當於其借出款項一半以上的債務。戰後，美國是純債權國，歐洲大陸上的協約國成員則大多是純債務國，英國則既是債權國又是債務國。1922年，美國開始催逼歐洲國家還債。法國以其不能忍受在戰敗的德國支付賠款前還款為由拒絕償債。而英國則於同年8月向歐洲各國發出照會，宣佈將這些國家的債務削減至與英國對美國的欠債相等。同年，美國國會籌建美國戰爭債務委員會以協調還款事宜。[35][2]:68－69
英國與美國於1922年12月達成協議，英國的債務將在之後的62年內連本帶息付清。英國每年將償付約3300萬英鎊。歐洲大陸國家則直到1926年簽訂債務協議。依照最終達成的協議，英美間債務削減了30%，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則削減了60%以上，意大利的債務更是削減了80%。[2]:69－70
而在這之後，在國聯主持下，希臘、保加利亞、愛沙尼亞等國發行了公債。這些公債主要由英美認購。歐洲大陸的賠款及債務問題在信貸基礎上得到暫時的解決，歐洲也由此進入繁榮時期，這也進一步為歐洲大國間政治和解營造了良好的氛圍。[2]:70
1922年，德國政府藉由美國向法國政府提出談判建議，簽訂一份締約國包含法德美英比在內的公約，保證在一代人時間裏締約國各方不再以武力去反對他國。由於在提出此建議時，法國正以佔領魯爾要挾德國償付賠款，因而此時這一方案對德國較為有利，法國也就斷然拒絕了這一建議。而在之後的兩年中，德國一直堅持不懈地向法國提出這一建議，最終仍是未果。[2]:75
1924年，英法兩國曾向國聯大會提交一份協議草案，即《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議定書》，通稱《日內瓦議定書》。這份草案試圖在國聯盟約基礎上對於各國採用武力解決爭端再做限制，對於爭端進行強制仲裁。不過由於該草案同時規定有關各國國內司法權限的爭端可提交國際聯盟進行解決，因而遭到英國自治領的反對。而英國國內也對強制仲裁存在反對之聲。這份草案最終只得不了了之。[2]:72－74
在道斯計劃通過後，英國認為與德國達成政治和解的時機已經成熟，開始積極斡旋德法兩國進行和平談判，其將作為保證國去保證德-法邊界且兩國互不侵犯。[2]:75
相關談判首先通過外交途徑於1925夏開始。德國所提出的方案得到進一步的細化。德國與比利時之間的邊境問題此時也納入談判進程中。兩國邊境將與德法邊境一樣得到保證。同時，德國也將保證不在非軍事區設置軍隊及修築工事。在相關條約簽字後，德國也將加入國聯並作為國聯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意大利後來也作為保證國參與談判。[2]:75
但此時談判仍面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的邊境問題。儘管德國此時已經接受《凡爾賽條約》劃定的西部邊界線，但卻並沒有承認對邊界線的其他規定。而英國也不願在這些問題中做保證人。這一問題後來通過德國與波蘭及捷克斯洛伐克分別簽署仲裁條約，而法國與兩國簽訂保證條約解決。第二個問題則來自德國與蘇聯簽訂的《拉巴洛條約》。德國此時擔心會因國聯盟約第16條而涉入西方國家對蘇可能進行的軍事制裁中。參與談判的其他國家向德國發出照會對這一問題進行解釋，雖國際聯盟成員國有義務參與相關制裁，但只有在「符合本國軍備情況以及照顧本國地理形勢的範圍內」才需要參與。也就是說對於此時已解除武裝的德國也就不必考慮參與對蘇聯的軍事制裁。[2]:75－76[13]:29
1925年10月，參與談判國家的政府首腦齊聚瑞士羅加諾就上述問題擬定並草簽了協議。相關協議包括：
- 德-法及德-比邊界的保證條約
- 德國作為一方，法、比、捷、波作為另一方的雙邊仲裁條約
- 法國作為一方，捷克斯洛伐克與波蘭作為另一方的互相保證條約
同年12月1日，相關國家在倫敦正式簽署上述協議。而為安撫蘇聯，德國又於1926年與蘇聯簽訂《柏林條約》，重申《拉巴洛條約》的有效性。[2]:76[13]:29
《羅加諾公約》使德法兩國的安全需要在戰後首次得到平衡，其與道斯計劃一道令德國重回西方大國的行列中。但另一方面，相關協議只對德國自願承認的邊界做出保證以及英國對於邊界問題區別對待這兩點卻又隱含着：《凡爾賽條約》中非德國自願接受條款缺乏相應的約束力，各國政府也有可能並不會去保衛與其直接利益無關的邊界。正是由於存在這兩點引申，《羅加諾公約》為十年後的歐洲留下了隱患。[2]:77[13]:29
1924年，當時的英國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與法國總理愛德華·赫里歐出席了該年的國聯大會。在此之前，國聯大會中的代表都不是其所屬國負責外交政策的政府官員。此後，英國、法國以及後來的德國的外交部長都會出席每屆大會中的某些會議以及各次理事會會議。其他歐洲國家也都進行效法。非歐洲國家則會派遣常駐歐洲各國的外交官或專職代表出席會議。這使國際聯盟自20年代中後期至30年代初具有較高的威信。[2]:78
1926年3月，國聯召開特別大會，同時國聯理事會召開常規會議，準備正式批准接納德國為國聯成員國以及國聯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但整個過程並不順利。在德國提出申請後，波蘭及此時的非常任理事國西班牙和巴西也提出申請成為常任理事國。英法基於各自利益分別支持西班牙與波蘭。由於德國基於《羅加諾公約》反對再增設常任理事國席位使這一權力貶值，而西班牙與巴西的支持對其又至關重要。由於存在上述爭議，德國的申請只得暫時擱置。1926年夏，經過進一步的談判，國聯理事會給出一個折衷方案，即將非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由六個增至九個。其中三個國家如果在國聯大會投票中得到2/3以上的支持，則可以在任期期滿後連任，即成為「半常任理事國」。波蘭與德國接受了這一方案。西班牙與巴西則拒絕接受，由於避免因阻礙德國申請通過而遭其憎恨，她們更進一步退出了國聯。1926年9月，德國正式加入國聯並成為國聯理事會常任理事國。[2]:78－82[13]:29[38]
德國的加入使國聯擺脫了主要維護一戰戰勝國利益的不平衡狀態，也進一步鞏固了其力量。除蘇聯外，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是國聯成員國[f]。亞洲的日本、中國、暹羅、波斯及印度，非洲的南非聯邦以及澳洲與新西蘭也都參與了國聯。但此時一些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國家仍是缺席國聯，如美洲的美國、阿根廷及巴西以及近東的土耳其。蘇聯官方對國聯的態度則較為輕蔑。但隨着蘇聯與法國、意大利以及德國等國家關係的改善，其也開始仿效美國與國聯在經濟、人道主義以及裁軍活動中進行合作。[2]:78－82[38]
調解國家間矛盾是國聯的主要工作。但國聯即使在其全盛期也會遭遇掣肘。1926年，尼加拉瓜向國聯申訴墨西哥干涉其內政，向其境內反對派提供支持。美國此時向該國派去艦隊以保護美國在該地的利益。由於美國在美洲相關事務上長期遵循門羅主義，而國聯在美洲的力量相對薄弱，國聯也就沒有干涉其中。由於英國在埃及獨立後仍長期在該地擁有特權，而埃及直到30年代後期才加入國聯，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里，國聯並不把英埃兩國間矛盾當作國際爭端來進行處理。此外，國聯也沒有插手處理西方列強與中國間有關其在華特權的爭端。儘管存在上述情況，國聯仍是在其全盛期依靠其道義上的權威調解相當多爭端，其中的一些更是可能引發戰爭。[2]:82－86, 223－224
首先是土耳其與當時由英國委任統治的伊拉克之間就摩蘇爾歸屬的爭端。1924年秋，儘管當時仍不是國聯成員，土耳其仍是出席該次國聯理事會會議。該次會議組建了邊界委員會以解決之前在《洛桑條約》中沒有解決的土耳其與伊拉克的邊界問題。這一問題中尤以摩蘇爾的歸屬的問題最為尖銳。庫爾德人、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在這塊地區上混居。戰後，這塊地區一直由英國佔領。正在邊界委員會工作時，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人發動了叛亂。在土耳其人鎮壓叛亂後，大量庫爾德人逃到了摩蘇爾地區，並在該地區引起了較為嚴重的衝突。隨着形勢有走向戰爭的趨勢，1925年初，國聯理事會另派委員會調查這一地區的動亂。該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否定了土耳其的統治在。這份報告促使國聯理事會決定將摩蘇爾地區劃給伊拉克。此時，土耳其撤出其在行政院的代表，並將這一事務提交常設國際法院解決。常設國際法院最終裁定國聯理事會所做的決定具有約束性。土耳其政府最終接受了由邊界委員會劃定的邊界，並於1926年6月與英國及伊拉克簽訂條約確認該邊界。[2]:83－84
其次是希臘與保加利亞因原屬保加利亞馬其頓人在希臘境內發動襲擊而挑起的爭端。1925年10月，希臘邊境哨所的一名指揮官與一名士兵被殺。這一事件令兩國間的緊張局勢推向高潮。為實施報復，希臘軍隊侵入保加利亞境內。保加利亞隨即依據國聯盟約第11條將此事件訴諸國聯。國聯理事會立即召開會議，勸告希臘撤出軍隊，並要求英法意三國向該地派出軍事觀察團穩定當地局勢。國聯理事會最終裁定要求希臘自保加利亞撤軍，並給予保加利亞一定的賠償。希臘接受了這一裁決。不過由於這一事件與此前意大利與希臘之間發生的科孚島事件類似，而裁決結果大相逕庭，這一裁決的公正受到了一定質疑。[2]:84
再次就是對於波蘭與立陶宛之間關係的調和。在協約國承認波蘭擁有維爾紐斯後，立陶宛斷絕了與波蘭的外交關係，並宣佈兩國處於戰爭狀態。兩國之間的邊界衝突不斷。1927年秋，立陶宛以波蘭驅逐維爾紐斯中的立陶宛人為由依國聯盟約第11條向國聯提出申訴。同年12月10日，國聯理事會召開會議。波蘭與立陶宛的領導人出席了這次會議。最終立陶宛終止了與波蘭的戰爭狀態，並恢復了與其外交以及經貿往來。雖然國聯沒有促成兩國最終和解，但還是使兩國間長期較為緊張的關係相當程度上緩和下來。[2]:84－85
在政治領域，除了調解國際爭端之外，國聯還會參與協調委任統治地與其委任統治國的關係。國聯還在1920年至1935年間通過管理委員會成功管理薩爾區，並指導當地於1935年1月有關其歸屬而進行的公投。此外，國聯還向但澤派出專員來保證該市憲法的權威，並參與協調解決但澤與波蘭之間的糾紛。[2]:87
國聯下屬的有來自多個國家的專家組成的財政和經濟委員會促進了國際社會在經濟領域的合作。由國聯發行的各種公債也是在這個委員會的監督之下。此外，1920年於布魯塞爾進行的有關戰後財政金融重建的會議以及1927年在日內瓦進行的有關降低貿易壁壘的會議都是在國聯的聯繫下召開的。[2]:87－88
此外國聯還參與協調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即已開始的國際人道主義工作。為改善勞工條件而設立的國際勞工組織以及對國際爭端進行裁決的常設國際法院的活動經費也是依靠國聯預算。[2]:88－89
在法德等國簽訂《羅加諾公約》後，各國仍在進一步尋求實現對於和平的保證。而在《日內瓦議定書》胎死腹中後，仍有國家試圖在國聯框架內實現這一目標。1926年，芬蘭代表團在該年的國聯大會上提出建議，設立對受侵略成員國的援助機制。次年，隨着裁軍問題形勢日益嚴峻，1927年，國聯大會上又有重啟《日內瓦議定書》的呼聲。荷蘭代表團更進一步建議國聯大會研究如何在盟約中體現裁軍、安全和仲裁的原則。為此國聯大會請求設立仲裁和安全委員會以使各國接受國際裁軍條約削減軍備，同時令她們得到安全保證。[2]:90－91
在國聯大會1927年至1928年的休會期間，仲裁和安全委員會制定了十幾種「模範條約」。與《日內瓦議定書》這樣的全面協定不同，這些條約只適用於願意通過仲裁解決糾紛的國家。而1928年的國聯大會又在這些條約中挑選出三個最有希望的草案形成《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總議定書》。儘管該議定書相對於1924年的《日內瓦議定書》而言靈活程度更高，但最後接受它的國家仍是寥寥無幾。[2]:91－92
而此時在國聯框架外，又有其他力量試圖實現對於戰爭的廢止。1927年4月，當時的法國總理白里安在美國民間團體的鼓動下，向美國提出建議，簽訂條約以廢止把戰爭作為兩國間的政策工具。時任美國國務卿弗蘭克·B·凱洛格向白里安提出反建議，即邀請其他國家也簽定這個條約。1928年8月27日，美英法德意日比波捷等九國以及英國自治領的代表在巴黎簽訂了這個公約。同時當時其他獨立國家也都獲邀簽訂這一公約。[2]:93－94
這一條約是第一個幾乎在全球範圍內都接受的政治協定，先後有65個國家簽訂了這一公約，比當時國聯成員國還要多7個。不過由於不同國家對「廢止把戰爭作為政策工具」有不同的解讀，這一條約的普遍性並不是那麼高。此外，戰爭也由此公約成為了非法行為。不過當時並沒有懲罰侵略行為的權威機構，而日意兩國也在簽訂公約後不久即實施了侵略行為。不過公約還是把「戰爭非法」這一觀念培植入國際政治的土壤中。[2]:94－95
與國聯的相容性則是《非戰公約》所面臨的另一個問題。《非戰公約》是譴責一切戰爭行為的道義宣言，而國聯盟約則更像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其對於戰爭的限制並不像《非戰公約》限制得那樣嚴格。因而雖然把得到許多國家認可的《非戰公約》寫入國聯盟約在當時看來並非難事，但由於會造成國聯盟約不自洽，這一過程實際進行得並不是那麼順利。在1929年的國聯大會上，英國代表團提議擴大國聯盟約第16條的執行範圍以使二者相容。但此前同樣試圖擴大盟約該條款執行範圍的《日內瓦議定書》的中途擱淺導致對該草案的討論一直擱置。並且直到大蕭條爆發蔓延後，相關討論仍懸而不決。[2]:95－97
在簽訂《羅加諾公約》後，德法兩國外長又在1926年國聯大會期間於日內瓦附近的圖瓦伊進行了會談以尋求兩國的進一步和解。這次會談主要議題是賠款問題與萊茵蘭撤軍問題。道斯計劃雖然暫時使德國賠款問題看起來並不那麼緊迫，但它並沒有最終最終確認德國所背負的相關的債務總額，另外依其設立的對於德國財政的監督機制也給德國帶來不少困擾。依據《凡爾賽條約》，萊茵蘭地區劃為三區，分別由協約國軍隊在條約生效後佔領5年、10年以及15年。1925年底，協約國的軍隊基本如期從第一區撤退。德國此時則希望協約國一方能儘早從其他兩區撤軍並歸還薩爾。在這一問題上，英法兩國的民眾也希望能儘早結束對於萊茵蘭成本頗高的佔領。德國與五個賠款接受國的代表在1928年的國聯大會上達成協定，開始談判萊茵蘭撤軍問題，並任命財政專家委員會徹底解決賠款問題。這一委員會由簽署協定的國家以及美國所派出的兩名代表組成。主席由美國人歐文·楊格擔任。[2]:98－100
財政專家委員會於1929年2月正式開始了工作，並在4個月後向各國提交了楊格計劃。楊格計劃對於德國償付賠款方式進行了調整。德國在開始執行該計劃的前37年裏每年需要償付的金額由道斯計劃所設定的25億馬克進一步下調至20億馬克，而在之後的22年裏，其所償付的金額還將進一步下調。其所賠付的金額只需令相關國家足以償付對美國的戰債即可。此外，為應對德國可能出現資金緊張，依據楊格計劃，每年賠款中只有1/3是必須支付的。如果德國遭遇財政緊張的話，其餘的部分則可延期2年償還。楊格計劃還取消了道斯計劃所設定的對德國財政的監督機制，並設立了國際清算銀行，以解決賠款的接受與分配，並在無條件年金的擔保情況下發行國際信貸。[2]:100[35]
1929年8月，相關國家的代表在海牙召開會議，討論萊茵蘭撤軍的細節。在經過一系列討論後，相關國家最終達成協定：如果楊格計劃得以實施，協約國軍隊在1930年6月30日前全部撤出。1930年1月，相關國家又在海牙召開第二次會議解決餘下的問題，並就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賠款協議達成協議。同年5月17日，楊格計劃開始生效。6個星期後，協約國自萊茵蘭撤出所有軍隊。[2]:100－102
在財政專家委員會提交楊格計劃後不久，華爾街即爆發了股災。由於歐洲國家在賠款以及戰債問題上相當依賴於美國的投資者，經濟危機的陰雲開始向大西洋另一岸襲來。同年10月，在歐洲政治和解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施特雷澤曼去世。此時，阿道夫·希特拉所領導的納粹黨正悄然崛起。他們在1930年的議會選舉中得到了100餘個席位。經濟與政治上的危機正開始衝擊凡爾賽體系。[2]:102－103
危機
在1929年華爾街股災爆發後，美國即停止了對於歐洲的貸款。不過在最初的幾個月里，歐洲方面似乎並沒有受到影響。雖然購買力與商品價格在這之後不久即出現災變的跡象，不過1930年時，人們相信這場危機仍是可以控制的，並且不會引起經濟結構的徹底混亂。然而隨着1931年的到來，災難也開始一個個襲來。[2]:102, 107, 111－112
首先是國際支付機制的崩潰。這一機制在1931年春即已開始失靈。同年5月，奧地利的聯合信貸銀行破產。這引起了國際金融界的恐慌，其影響迅速波及到了中東歐的其他國家。外國的債權人開始加緊回收短期貸款。德意志國家銀行在短短的三個星期內即損失了近10億馬克的資產。而匈牙利、希臘以及保加利亞這些依靠國際資助的國家迅速面臨拖欠的外債的局面。[2]:112
其次是黃金支付機制的崩潰。1929年底，澳洲與阿根廷由於農產品價格的暴跌導致兩國被迫暫停黃金支付。巴西由於咖啡市場的崩潰也在第二年中止了黃金支付。這給在三國有龐大經濟利益的英國以沉重的打擊。英格蘭銀行的黃金開始加速外流。外流的主要目的地是法國。到1931年6月，資本主義世界近六成的黃金儲備都集中於美法兩國。這導致黃金支付機制基本終止。[2]:112－113
為了提振歐洲市場的信心，時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提出他國政府所欠美國政府的債務可延期一年支付，不過相應地，對應國家政府也該相應地進行緩債。不過這一建議遭到了對於賠款相當依賴的法國的掣肘。這導致胡佛的努力幾乎化為泡影。市場的悲觀情緒進一步加深。[2]:113－114
而英國此時也遭遇了財政危機。在英國1925年重建金本位制時，其他國家也相繼效法，不過她們減少了貨幣中的金含量。這導致這些國家的貨幣兌英鎊的匯率大幅下降，進一步導致英國的工業產品相對於這些國家的產品而言不再具有價格優勢。而英國在20年代中後期提出的一系列有關降低關稅及消除貿易壁壘的建議也一再遭遇障礙。所有這些導致依賴貿易的英國並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享受到20年代繁榮時期所帶來的福利。而在大蕭條到來後，世界貿易的崩潰對於英國的衝擊尤為明顯。1931年夏，英國財政出現了巨額赤字，黃金儲備也開始加速外流。1931年9月21日，英國正式宣佈放棄金本位制。英鎊幣值隨之迅速下跌25%。作為國際主要貨幣之一的英鎊的貶值給世界貿易又帶來了進一步的衝擊。英國放棄金本位制也標誌着大蕭條正一步步走向頂點。[2]:114－116
德國在危機爆發前儘管是最大的債務國，不過在道斯計劃帶來的大量的外國貸款的支持下，其財政並沒有受到債務的拖累。在道斯計劃開始後的5年中，德國總共支付了100億馬克的賠款，不過其同時得到了約180億的貸款。由於財政上的虧空可以由貸款來彌補，此時的德國並沒有執行較為謹慎的財政政策。德國也沒能重建在1923年通脹災難中摧毀的儲備金。對於外來貸款的過度依賴導致德國在大蕭條面前顯得尤為脆弱。在大蕭條爆發後，德國工業失去了外來貸款的刺激，而國際市場的衰退以及已有的關稅壁壘令其喪失了外國市場。德國1932年的出口總值由1929年的126億馬克跌至56億馬克，而進口總值則由134億馬克跌至46億馬克。德國的失業人口在1932年3月超過600萬。[2]:108－109
經濟危機給德國的國內政治也形成了衝擊。威瑪共和國最後一個依靠議會支持的內閣在經濟危機爆發不久後由於未能處理大量失業人口的救濟金問題而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受興登堡總統控制的布呂寧內閣。海因里希·布呂寧為達到解除賠款負擔等外交目標而執行的一系列政策，如嚴厲的通縮，犧牲了大量德國民眾的利益，為反猶反凡爾賽條約的納粹黨提供了大量反政府宣傳材料，也使這個已初具規模的政黨得到進一步成長的土壤。德國的民主此時正走向崩潰。[2]:109[13]:44－46
而德國此時又在外交遭遇失敗。德國與奧地利曾計劃建立關稅同盟以消除兩國間的貿易壁壘，並於1931年3月21日簽訂條約為該同盟做準備。而由於擔心該同盟會最終導致德奧合併，法國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對其表示反對。1931年5月，國聯理事會決定將德奧之間的關稅同盟是否違反已有的和約及協定的問題提交常設國際法院裁決。法國在此期間向處於財政危機中的奧地利提供援助，以期其能放棄德奧關稅同盟。在得到德國同意後，奧地利最終放棄了該計劃。而常設國際法院在9月5日判定德奧之間的關稅同盟確實違反了已有的和約及協定。德奧關稅同盟計劃的失敗導致威瑪民主最終走向崩潰。繼承施特雷澤曼外交政策的尤利烏斯·柯蒂斯不久後辭職。而布呂寧也在政治上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後於次年的6月初辭職。納粹黨則在1932年7月進行的議會選舉中贏得了37.8%的選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2]:109－111[13]:48－49
隨着經濟危機的發展，賠款與戰債問題又重新回到國際舞台前。面對德國的債務問題，不同國家對其解決的輕重緩急取捨各有不同。法國堅持讓德國先償還賠款，而英國則要求德國先行處理商業債務。但在國內壓力下，布洛寧於1932年1月宣佈德國不能也不會再賠款。為了解決賠款問題，相關國家於該年6月在洛桑舉行會議。最終相關國家同意取消對德的一切賠款要求。作為回報，德國以年息為5%的債券的形式向相關國家一次性支付30億馬克。而相關國家之間也取消彼此的債務。不過此時的問題就是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國的態度。1932年秋，經濟危機在美國漸漸達到頂點。胡佛總統也由於緩債令沒有給此時危機重重的美國帶來利益而在1932年大選敗給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面對着近4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美國政府斷然拒絕了歐洲國家修改債務的要求。面對着這一形勢，英國於1932年12月全額支付了該期債務，並於次年的6月及12月象徵性地支付了200萬英鎊。而其他國家則選擇終止償還債務。雖然美國不久後立法杜絕這一現象，不過戰債問題最終仍是這樣混亂收場。[2]:117－119[35]
1933年初，美國的經濟危機正式達到頂點，失業人數達到1500萬，而財政體制也處於崩潰的邊緣。1933年4月，羅斯福上任後不久，美國放棄金本位制。美元幣值隨即貶值了近30%。面對着仍然相當糟糕的形勢，1933年6月，64個國家的代表在倫敦召開世界經濟會議。這次的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普遍性的降低關稅。法國堅持以貨幣穩定作為相關談判的前提，而美國由於此時已經體驗到彈性貨幣的好處，而拒絕了這一條件。到7月底，各方也只達成了一些較為次要的協定。會議也就此無限期休止了。[2]:119－120
儘管世界經濟會議並沒有帶來較大的成果，不過整體的經濟形勢此時在各國政策調控下出現了轉機。最先出現復甦跡象的是美英日這樣放棄金本位的國家。而英國此時也開始與其他國家簽署降低關稅及保證購買的雙邊協定，以改善貿易形勢。美國隨後也進行了效法。囿於糟糕的經濟形勢，以法國為代表的一系列堅持金本位的國家於30年代中期相繼放棄了金本位。儘管世界經濟正在恢復，但政治上的危機此時已經開始衝擊凡爾賽體系。[2]:120－122
日本由於本土資源不足而對外進行的擴張在華盛頓會議後暫時得以遏制。而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以及英國1925年起對新加坡武裝的加強也多少延緩了其擴張的步伐。儘管仍然覬覦亞洲大陸，不過日本直到1931年才開始對中國執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2]:123
在華盛頓會議後幾個月，中國的中部及北部即陷入混戰之中。而南方的廣州政府則在一十年代末即已脫離北洋政府的管轄。而在聯俄容共的政策以及蘇聯代表鮑羅廷的聯繫下，廣州政府的實力在二十年代中前期不斷增強。[2]:124, 127[40]:594－809
此時清廷所遺留下來的列強在華特權成為影響中國與西方國家外交一重要問題。首先相關協定將中國的進出口關稅限制在5%內。其次西方列強在華享有治外法權。此外，這些國家在中國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城市還擁有自治的租界。雖然西方國家在華盛頓會議期間曾作出減少在華特權的諾言。不過在會議後，這些國家並沒有履行諾言。中國此時的內亂成為她們進行拖延的藉口。而在20年代中期，特別是孫中山逝世後，中國各地開始興起針對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的反抗運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運動包括五卅運動及省港大罷工。[2]:124－127[40]:594－809
而在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後，中國國內局勢開始迅速發生變化。同時，西方國家鑑於時勢的變化，在特權問題上也開始做出讓步。1926年12月，英國公使在漢口與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會面。這也是英國承認國民政府作為中國政府的信號。同時駐北京的英國公使館發出備忘錄，表示將修改條約，並建議各國在關稅問題上讓步。翌年1月，廣州政府遷往漢口。當月，中國的示威民眾沖入漢口英租界。同年2月，英國政府與國民政府達成協定，交還漢口英租界。[2]:127－128[40]:594－809
而隨着戰爭的繼續。國民政府一方內部發生了變化。1927年4月至7月，原本即互有齟齬的國共兩黨發生決裂。鮑羅廷等蘇聯代表隨後返回莫斯科。國民政府與蘇聯關係隨後迅速惡化。而隨着北伐軍進軍華北，日本也開始重新介入中國事務。1928年4月，北伐軍開始圍攻濟南。隨後日本決定向山東出兵。5月初，在北伐軍攻入濟南後不久，日軍即向中國軍民發起攻擊。而在6月初奉系軍閥領袖張作霖對國民政府妥協，準備撤回中國東北時，日本又在瀋陽附近佈置炸彈將其炸死。以這兩個事件為代表的衝突導致中日關係迅速惡化。[2]:128－129[40]:594－809[29]:527－528
日本選擇在1931年對中國東北發動軍事行動的一個主要動因是當時日本國內的「昭和恐慌」。由於濱口內閣對這場經濟危機的處理存在失當之處，日本經濟到1931年並沒有出現非常大的好轉。此時的日本內部已經存在一批受到法西斯主義思想影響的軍官。他們此前已經在「滿蒙問題」上形成了一定的理論以及行動計劃。1931年5月至7月，石原莞爾，這批軍官的代表人物之一，再提「滿蒙領有論」以實現「國運轉回」。而關東軍此時也得到了一批設備，並開始作軍事行動的準備。儘管此時日本上層對於軍事行動仍存在疑慮，關東軍方面還是於9月18日以「柳條湖事件」為由對瀋陽北大營發起攻擊。早有準備的關東軍在隨後幾日內佔領了瀋陽周邊地區及長春、吉林等地。[2]:130－131[29]:530－535[41]:571
雖然此時日本政府內部對此事件仍存在批評之聲，但日本內閣還是在9月23日同意了陸軍的出兵請求並向其劃撥經費。而中國則立即依據國聯盟約第11條將此事件訴諸國聯。日本此時則以該事件為「警察行動」而非「軍事行動」為由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國聯理事會於9月30日通過決議，要求日本立即將其軍隊撤退至鐵路區域。由於擔心日本此時會進一步改寫太平洋地區的局勢，美國開始積極介入此事。儘管日本以不合國聯盟約第17條為由表示反對，美國代表還是出席了國聯理事會於10月16日舉行的會議。10月24日，國聯理事會就要求日本於11月16日之前撤軍的決議進行表決。但國聯此事並沒有執行盟約的第15條，即否決當事國投票。該決議最終也因日本否決未予通過。國聯的調解由此陷入僵局。[2]:131－133[29]:536－537
在這一形勢下，國聯理事會於該年的12月10日決定派出以李頓勳爵為主席的調查團徹查相關事件。關東軍在國聯試圖進行調解過程中仍在繼續其軍事行動，並於1932年初佔領東北全境。而在李頓調查團3月初抵達中國前，日本又以「日僧事件」為由在上海發起一·二八事變，並開始積極籌建「滿洲國」。李頓調查團於該年的11月向國聯理事會提交報告。這份報告對於中日關系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詳盡的描述。它否定了日本對於自身侵略行為的辯護，並將「滿洲國獨立」視為日本單方面的行為。不過其還是反對中國的部分反日行為。最後報告建議在東北地區建立自治制度以調停中日兩國此時的爭端。隨後國聯理事會、國聯大會及其下轄的一個委員會審議了該報告。該委員會後又草擬另一份報告。該報告緊密遵循李頓報告的方針，同時提議國聯其他成員國不承認「滿洲國」。[2]:133－136[29]:539, 542－545
1933年2月24日，國聯就該報告進行表決。表決結果為42同意，1棄權（暹羅），1反對（日本），報告通過。以松岡洋右為首的日本代表團在得知該結果後即全體離開會場。一個月後的3月22日，日本樞密院通過退出國聯的決議，27日，日本致函國聯，正式宣佈退出國聯。[2]:136[29]:546－547
國聯此後又另行成立委員會，以解決對遠東的武器出口以及沒有得到日本以外其他國家承認的「滿洲國」的對外交往的問題。除此之外，國聯已經對該地區無能為力。1933年5月31日，在日佔領熱河後不久，中日兩國達成《塘沽協定》，暫時平息了兩國的戰事。這一系列事件標誌着華盛頓會議所確立的遠東國際秩序的瓦解。儘管國聯此後在一系列事務中開始得到美國的合作，但其權威仍是受其在東北事務的失敗的影響而大大受損。[2]:136－139[29]:547
裁軍問題是一個自《凡爾賽條約》生效以來一直困擾戰間期國際關係的問題。協約國在《凡爾賽條約》中將對德國的軍事限制描述為「啟動各國普遍限制軍備」的先決條件[14]:Part V，同時國聯盟約第8條又要求其成員國「承允為維護和平起見，必須將本國軍備減至最少之限度，以足以保衛國家之安全及共同實行國際義務為限」。因而，裁軍是協約國在《凡爾賽條約》中對德國的許諾，必須進行。但各國安全保障問題作為執行裁軍的前提之一，卻令裁軍過程執行得並不是那麼順遂。[2]:140－141, 229
國際社會在裁軍問題上所取得第一項成就是華盛頓會議上美英日法意五國簽訂的規定各國主力艦噸位比例的《華盛頓海軍條約》。這一條約為後來國聯限制陸軍提供了一個可行方案。1922年，英國在由國聯理事會於1920年成立的「臨時混合委員會」的代表提出以三萬人為一個單位對各國陸軍進行重新分配。不過由於單位陸軍的裝備並不像已知噸位的艦艇那樣具有一定的衡量標準，因此歐洲各國並沒有接受這個方案。[2]:141
由於歐洲國家之後將主要精力放在秩序重建方面，各國將裁軍問題暫時擱置了三年。1925年，在德法等國簽訂《羅加諾公約》 後，裁軍進程重啟。國聯理事會於該年的12月任命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並邀請美德蘇三國參加這個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926年5月召開了第一次會議。[2]:142
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所做的第一項實質性工作是審議英法兩國代表團於1927年3月提交的裁軍公約草案。這份草案給出了裁軍方案框架，對於限制內容以及限制方式進行了說明。不過這份草案也暴露了各國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分歧。首先是對於服役人員數量的限制。法國希望只對現役人員進行限制，而英美德三國則希望將預備役人員也納入限制範圍內。其次在軍備限制問題上，德國希望對於各國軍備像《凡爾賽條約》對德國各類軍備都有具體限制那樣進行限制，法國則希望通過限制軍備預算來實現對於軍備的間接限制，而英美兩國則認為對於軍事物資的限制並不實際。而在海軍問題上，法意兩國希望只限制海軍艦隻的總噸位，而英美兩國則希望對於各艦種分別進行限制。在預算方面，法國希望各國的軍費開支都受到限制，英意兩國希望以各國都同意的形式詳細公開各國軍費開支，美德兩國則不希望裁軍公約在開支方面有任何規定。在記錄了這些分歧之後，籌備委員會休會。[2]:142－143
此時，美國邀請《華盛頓海軍條約》其他簽字國討論主力艦以外的軍艦的限制問題。英日接受了美國的邀請，法意兩國則因為相關討論可能使其在之後的裁軍談判處於不利地位拒絕了美國的邀請。美英日三國的海軍會議1927年6月在日內瓦召開。美國提出的方案是將《華盛頓海軍條約》對三國主力艦噸位比例的規定進一步推廣到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由於需要大量的巡洋艦來維繫大英帝國之間的交通線，英國提出只對大型巡洋艦進行限制，小型巡洋艦則不在限制之列。美國認為英國的這一要求違反了對等的原則，因而拒絕了這一要求。雖然日本在兩國間努力調和，但由於兩國在巡洋艦問題上的分歧已不可調和，會議最終不歡而散。這也是裁軍進程中首個較大的挫折。[2]:143－144
儘管首次出席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會議的蘇聯代表給會議帶來了一絲生機，但裁軍進程還是在日內瓦海軍會議以及年初形成的僵局的陰影下再度停滯了兩年。1929年，英美兩國新政府上台為兩者矛盾的解決帶來了轉機。該年的秋天，時任英國首相麥克唐納訪問了美國，並與美方決定於1930年1月在倫敦再召開一次海軍會議。法意日三國也接受了邀請出席了該次會議。英國此時就巡洋艦問題做出了一定的讓步。法國此時卻在巡洋艦問題上並不讓步，並且反對英美將對主力艦的規定推及其他艦隻的建議，同時其還反對 意大利提出的在相應比例上與其對等的要求。日本此時也表達了對於在《華盛頓海軍條約》中所受的不公待遇的不滿。不過英美兩國最終還是說服了日本接受將主力艦噸位比例（日本噸位為英美兩國主力艦噸位的60%）推及重型巡洋艦，同時將小型巡洋艦及驅逐艦的噸位比率提高至70%，而潛水艇的噸位則可與英美對等。三國最終於該年的4月簽署《倫敦海軍條約》。同時與會五國同意將《華盛頓海軍條約》續期五年。[2]:144－145[29]:530
海軍方面的進展促使國聯加快裁軍相關工作。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於1930年秋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這次會議並沒有解決各方此前存在的分歧。但大多數國家還是在此次會議上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公約草案。這份草案也將反對者的意見記錄在案。籌備委員會的工作至此也告一段落。各國決定於1932年2月召開世界裁軍大會。[2]:145－146
1932年2月2日，世界裁軍會議正式在日內瓦拉開序幕。61個國家的代表團出席了此次會議。會議主席由阿瑟·亨德森擔任。不過一些不利因素一定程度上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此次會議進行得並不會那麼順利。亨德森在前一年接受任命時是英國的外交大臣，但當會議正式開幕後，其所在的工黨政府早已辭職，而他本人也在大選中失去了議員席位。會議主席的失勢多少會令會議的進程受到影響，特別是在面臨各方猶豫不決的局面的時候。而會議中較為重要的英法兩國也沒有派出部長級的代表團，並且在會議中也常了優柔寡斷。這也給會議進程增添阻礙。此時在會議中同樣重要的德國的內政正發生劇變。納粹黨此時已經在逐步把持德國權柄。而日本也已在遠東發起了戰事。世界經濟此時仍深陷於經濟危機的泥淖之中。[2]:146
儘管與會各方接受籌備委員會所通過的裁軍公約草案作為其工作所基於的基本框架，但會議的實際進程卻與之背道而馳。會議一開始，法國即提交了組建國聯下轄的警察部隊的建議，並建議各國將重炮、主力艦以及大型潛艇等武器交由這支部隊處置。儘管這一建議得到了歐洲小國的支持，但英美對其極力反對。而德國更是將之視為法國為躲避裁軍而使用的伎倆。在這些大國表示反對後，法國只得收回這一建議。而英國此後又提議各國進行「質量裁軍」，即廢棄具有攻擊性的武器。不過由於各方對於「進攻性武器」與「防禦性武器」有不同的界定標準，這一提議也沒有帶來實質性的進展。[2]:147－148
會議直到6月也沒有取得太多實質性進展，而由於國際社會此時更為關心有關賠款及戰債問題的洛桑會議，會議進程再遭延宕。7月中旬，會議就一些較小的共識進行表決，最終以多數通過。而德國此時也表明了態度，協約國必須「清楚而明確地承認各國（在軍備問題上）擁有平等的權利」，即協約國必須依照《凡爾賽條約》標準進行裁軍或是承認德國有重整軍備的權利，德國才會繼續在裁軍問題上繼續合作。[2]:148
由於休會期間的談判也沒有帶來任何結果，德國於是選擇不再出席10月復會後的會議。而會議也在復會後的兩個月里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如何挽回德國成為會議此時的關注的重點。12月11日，英法意正式承認德國「在一個為所有國家提供安全的體系中擁有平的權利」。德國因此同意重返裁軍會議。[2]:149
但會議在翌年1月復會後，法德之間在裁軍與安全上的矛盾卻並沒有因為之前的妥協而消減，會議再度陷入僵局。儘管英國首相麥克唐納3月中旬向會議提交了一份較為具體的公約草案，但由於在基本問題上的分歧此時仍未解決，各國此時基本都已認為達成裁軍公約的可能性非常之小。會議就在這一局面之下於6月中旬再度休會。[2]:149
隨着希特拉於1933年1月初上台，納粹黨的地位更為穩定，裁軍問題顯得更加緊迫。但1933年夏季休會期間，相關進程仍然進展緩慢。儘管法國在此期間提出分階段執行裁軍的計劃，並且英意兩國同意該計劃。但這並沒有挽留住德國。10月14日，德國宣佈退出裁軍會議，同時退出國聯。[2]:149－150
德國的退出給裁軍會議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大會隨即再次休會。不過包括德國在內的大國此時仍在以外交方式交換意見。而在艾登出訪柏林時，希特拉向其提出只要法國、意大利以及波蘭受到同樣的限制，德國願意接受對於陸軍的限制，同時願意接受空軍方面的限制。不過由於認為該提議會使德國名正言順地重整軍備，特別是德國此時已經在較為隱秘地重整軍備，法國於4月17日正式拒絕了該建議。儘管並沒有像世界經濟會議那樣宣佈無限期休會，但裁軍會議此時實際上已經終結。[2]:150[13]:58
裁軍會議的失敗是對於凡爾賽體系的另一打擊。協約國未能履行其所保證的裁軍。德國由此得到了重整軍備的藉口。而意大利在裁軍問題相關談判仍在進行時，向英國提交了一份公約草案。這份公約由意英德法四國簽署。隨着意大利與德國自1929年以來關係越發密切，意大利意欲使德國恢復與其他大國平等的地位，同時其還想要削弱法國在中東歐的盟國，波蘭及小協約國，的勢力。這些需求清楚地反映在這份公約的草案中。草案文本之後在法方建議之下剔除了明確會損害各方利益的內容，四國於1933年6月7日在羅馬草簽了這個條約。儘管文本已經經過細緻的修改，公約也因法德兩國未予批准而沒有生效，不過它還是削弱了法國與波蘭和小協約國之間的同盟關係，並為之後的國際關係重組鋪平道路。大蕭條、遠東危機以及裁軍會議等等這些發生於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前期的國際事件拉開了凡爾賽體系全面瓦解的序幕。[2]:151－153
終結
1933年1月30日，希特拉就任德國總理。儘管在前一年的選舉中，納粹黨已經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不過此時其仍想在這一年3月進行的選舉中取得議會簡單多數席位。納粹黨人借2月27日發生的「國會縱火案」通過《國會縱火法令》，終止了大多數公民自由權，並逮捕大批共產黨及社民黨的黨員。在這一高壓態勢之下，納粹黨仍是沒有在3月5日的選舉中得到簡單多數席位。不過徹底摧毀民主的《授權法》仍是在該月的23日得以通過。德國國內的其他黨派也在該年年中相繼解散。7月14日所通過的《禁止組織新黨法》使德國就此成為了一黨制國家。而希特拉也在第二年興登堡去世後成為了「德國元首」。[2]:157[13]:54－57
儘管納粹黨在掌權後曾對外表示將保證歐洲的和平並放棄以武力修改《凡爾賽條約》的安排的企圖。不過希特拉此前在《我的奮鬥》中的種種觀點，納粹黨在掌權後對於猶太人、社民黨人以及共產黨人的迫害以及較為隱秘的重整軍備還是引起了其他西方國家不同程度的擔憂。其中英美儘管對於納粹黨的行為相當憤怒，但並沒有調整她們對於德國的政策，而意大利與蘇聯對德的態度則出現了反轉。歐洲大陸的關係格局也因納粹黨的崛起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2]:157－158, 168－169
德國與波蘭在一戰之後的關係一直緊張，一方面是由於將德國本土與東普魯士分隔開的「波蘭走廊」以及但澤這樣的領土爭議，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波蘭境內德意志人的待遇問題。而在納粹黨掌權後不久，但澤地區又發生了一次較為嚴重的衝突。不過德波兩國還是在1934年1月，希特拉上台一年之際，達成和解，簽訂了《德波互不侵犯條約》。[2]:159
兩方之所以能達成和解，一方面是因為德國在希特拉上台後與西歐國家及蘇聯關係迅速惡化，處於較為孤立的地位，而希特拉此時的擴張目標是南方的奧地利，因而此時與其東方的鄰居，波蘭，的和解就顯得尤為重要。另一方面，在法國簽訂《四國公約》後，法波兩國漸漸離心離德。波蘭此時有必要與德國達成和解。《德波互不侵犯條約》所能提供的十年緩衝期對於此時的波蘭來說有一定的吸引力。[2]:159－160
由於希特拉上台後對於共產黨的迫害，蘇聯開始轉向西方國家示好。實際上，到30年代初，蘇聯基本已經與美國以外的西方大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蘇聯更是在1932年與法意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在希特拉上台以及日本打破遠東秩序後，蘇聯加快了這一進程。1933年夏，蘇聯和法國正式確立了友好關係。同年11月，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出訪美國，向美國保證蘇聯將禁止在美國境內宣傳革命，並確保蘇聯境內美國僑民的信仰自由。美國政府由此正式承認蘇聯。[2]:159－161
而法國之後又在蘇聯加入國聯的過程中提供協助。1934年9月，國聯大會正式批准蘇聯成為國聯成員國。而在這之後蘇聯政府有敦促法國簽訂雙邊協定。為了避免遭到其他國家反對，在原本的草案中，法蘇兩國還邀請德國加入其中。德國拒絕了這一邀請。不過法蘇兩國還是在1935年5月簽訂條約，承諾當一方遭受他國侵略時，另一方將提供援助。[2]:161－162
希特拉上台後首先將矛頭指向奧地利。儘管絕大多數奧地利民眾此前希望德奧合併，不過由於此時納粹黨在德國國內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支持合併的民眾已經不像之前那樣多了。一方面社民黨當時仍是奧地利議會的第一大黨，而猶太人在奧地利的影響仍然較大，納粹黨在德國對於社民黨以及猶太人的迫害必然引起奧地利境內這些人的反感。而納粹黨在德國國內對於天主教所採取的壓迫措施也引起了在奧地利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天主教會的敵視。此外，納粹黨對於德國民眾權利的限制也與奧地利較為自由的社會氛圍不符。[2]:162－163[13]:65
1933年初，奧地利出現政局不穩。3月，時任總理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中斷了議會的運行。此時，納粹黨開始了對奧地利政府的攻勢，一方面其通過廣播以及飛機散發傳單的方式攻訐奧地利政府並傳播納粹主義，另一方面其還向奧地利境內的納粹分子輸送錢款及武器。該年的6月，奧地利政府對於境內的納粹分子進行了鎮壓。[2]:163
此時的奧地利一方面依靠「保國軍」等民間軍事組織，另一方面依靠英法意等國的支持來維繫她的獨立。其中尤以意大利此時對於奧地利的影響最大。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在納粹黨掌權後出現了一些轉變。由於德國吞併奧地利可能造成意大利在北部遭遇嚴重的威脅，因而意大利在1933年至1934年間開始秘密資助「保國軍」等組織。不過，墨索里尼同時要求奧地利政府取締此時仍有一定勢力的社民黨並建立法西斯政權。這些要求在1934年2月得到了滿足，所引起的反抗規模並不太大。數百名社民黨要人在此期間逮捕入獄，奧地利境內所有社會主義組織都遭到取締。奧地利的內政外交此後都在意大利的控制之下。[2]:164
奧地利的這些行動導致西方國家對其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而納粹分子也藉此機會再次嘗試發起政變。1934年7月25日，納粹人士佔領聯邦總理府，陶爾斐斯在事件中遇害身亡。不過這次政變仍是以失敗收場。希特拉在此次失敗後開始轉變策略，在之後的兩年裏不再干涉奧地利內政，這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觸怒意大利。由於意大利的勢力在其侵略阿比西尼亞後受到了削弱，同時德意兩國的關係此時已經改善，德國得以再次插手奧地利事務。1936年7月，奧地利與德國簽訂和解條約，而「保國軍」也在之後不久由於失去意大利的資助而解散。奧地利由此進入的德意共管時期。[2]:165[13]:72
法意兩國曾因南斯拉夫問題、非洲殖民地問題以及海軍問題長時間交惡。不過隨着希特拉的崛起並插手奧地利事務，兩國關係在1934年出現了轉機。1934年9月，雙方開始就解決兩國間矛盾進行討論。不過兩國此時在中歐的利益糾結成為了兩國關係改善的障礙之一。法國長期支持小協約國，意大利則長期支持小協約國共同的敵人，匈牙利。意大利更是在1934年3月與奧地利及匈牙利簽署了一份半政治半經濟的協定《羅馬議定書》。因而此時兩國就需要在放棄在中歐的利益，與調解小協約國及奧匈之間抉擇。[2]:166
而此時小協約國與法國的關係以及她們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小協約國對於法國簽訂《四國公約》一事相當失望，另一方面小協約國之間的關係也由於奧地利問題出現了裂痕。由於德國吞併奧地利後會遭到包圍，捷克斯洛伐克對於此事反應相當強烈。同時如果意大利掌控了奧地利，其也將構成對於南斯拉夫的包圍。這是南斯拉夫所不願看到的。由於距離較遠，羅馬尼亞對於這個問題並不太關心。此後，三國關係的裂痕因為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比如對蘇聯的態度，而不斷加深。[2]:166－169
此時又發生了改變整個進程的事件——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在出訪法國時遇刺。法意兩國在事件發生後利用自己在中歐的勢力將此事件平息。這一事件使南斯拉夫與法國進一步冷淡，對於意大利的懷疑則進一步加深。南斯拉夫後來與土耳其、希臘以及羅馬尼亞另行簽訂了實現互保的《巴爾幹協約》以避免意大利進一步干涉巴爾幹事務。不過亞歷山大一世遇刺事件還是促進了法意兩國的和解。[2]:167－170
1935年1月，法國外長皮埃爾·賴伐爾出訪羅馬，並與意大利就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如果德國開始重整軍備，兩國將「協調她們採取的態度」。兩國還將敦促奧地利與其鄰國簽訂條約，互不干涉內政。法國還在非洲殖民地問題上對意大利做出了讓步。法意兩國之間的長期不和至此告結。[2]:168
1935年1月，薩爾區依照《凡爾賽條約》如期進行了全民公投。最終90%的居民選擇回歸德國。同年3月，薩爾區重歸德國管轄。德國的毀約也自此正式拉開序幕。[2]:171－172[13]:72
1935年2月，英法兩國向德國提出建議，邀請她加入法國與蘇聯及意大利簽訂的有關維持東歐及中歐秩序的條約，同時還邀請她參與涉及英法比德四國飛行安全的公約的談判。德國方面表示歡迎飛行安全公約，並表示會研究其他建議，同時還邀請英國方面進行會晤。不過在訪問成行之前，英國政府在向議會發出的一份解釋其重整軍備計劃中，強調了德國所存在的威脅。這一點引起了德國方面的一方不滿，並取消了雙方的會晤。而法國國內此時也在討論擴大陸軍的規模。這引起了希特拉的強烈反彈。1935年3月16日，他宣佈德國將不再受《凡爾賽條約》在軍事上的限制，將德國和平時期的陸軍增至36個師約55萬人。[2]:173[13]:72
希特拉的這一聲明引起了全歐的擔憂，儘管他後來再度向英國方面再次發出邀請，並在會晤中對其進行了一些安撫，但收效甚微。法國此時要求國聯理事會在1935年4月召開特別會議來商討如何應對德國的行動。在這次會議前，英法意三國先進行了會面，共同擬訂了一份譴責德國違背《凡爾賽條約》的決議案。這份決議案後來在國聯理事會會議上通過。這份最終只是留於紙面的決議案再次引起德國方面的憤怒。而之後英國方面更是接受了德國在兩國會晤時所提出的有關海軍的要求，即允許德國海軍的所有類型艦隻總噸位可以達到英國相應艦隻的35%，其中包括《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建造的潛艇。兩國於6月簽訂了這份明顯違反《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海軍限制的海軍協定。英國政府的這種既譴責德國違反《凡爾賽條約》，又承認德國有重整軍備權利的看來自相矛盾的行為，是向當時英國國內要求維持歐洲均勢的輿論妥協的結果。這一行為既引起了法國及其盟國的懷疑，還使德國期待英國方面會進一步妥協。[2]:174－175[13]:72
法蘇雙方於1935年5月簽訂的互保協定引起了德國的強烈抗議。希特拉在法國議會1936年初批准該協定後決定進行反擊。1936年3月7日，德國政府通告英法比三國政府法國與蘇聯簽訂雙邊協定的行為違背了《羅加諾公約》，該公約已經不再具有實際意義，德國將不再受其約束。德國軍隊於當天進駐萊茵蘭。德國還同時向三國建議：有關各國在邊界兩邊同等縱深的區域重新劃定非軍事區，並根據《羅加諾公約》原則另訂新約，不過要刪去萊茵蘭相關條款。德國則會與其東方鄰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重回國聯。[2]:181－182[13]:72
法國儘管就此事向國際社會發出警告，但並沒有提出進行制裁或軍事報復。而英國公眾儘管對德國的行為相當震驚，但還是希望能與德國進行協商，因而並沒有譴責這一行為。3月，英法比三國政府就此事進行了會談。國聯理事會此時也在倫敦召開會議，宣佈德國重新武裝萊茵蘭的行為違反了《凡爾賽條約》。英國向法比提出進行英法比三國總參謀部會談，以討論三國應如何應對德國入侵法比兩國的情況。5月初，英國在與法國協商後向德國發出一份問題清單，要求德國就其建議做出解釋。這份清單引起了希特拉的不悅，因而將其擱置。由於國際社會在之後的幾個月里一直關注阿比西尼亞問題，因而相關談判直到9月才重新開始。德國此時提出將與西方另訂新約，但並不準備與蘇聯簽署協定。這遭到了法國的拒絕。比利時在此時意識到與法國的聯盟關係將使其捲入法德之間的戰爭，因而於10月14日宣佈執行嚴格的中立外交政策。11月，英國相繼向比法兩國保證將在其受到侵略時提供援助。法國不久後向英比兩國做出同樣保證。《羅加諾公約》至此終結。[2]:182－183[13]:72
意大利對於殖民地的要求並沒有因英法在非洲殖民地方面讓步後得到滿足。由於對法國的顧忌，意大利此前未進行任何行動。不過在法意關係修好，特別是得到了法方的默許後，意大利開始準備針對阿比西尼亞的軍事行動。[2]:176[13]:72
阿比西尼亞位於意屬索馬里與意大利的另一塊殖民地，厄立特里亞，之間，擁有豐富礦產資源。1908年，英法意三國曾達成協定，保證阿比西尼亞的獨立與領土完整。1923年，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加入國聯過程中提供了協助。1928年，意阿兩國更是簽訂了友好條約。不過這一局面還是因意阿兩國1934年12月在阿國境內的瓦爾瓦爾爆發的武裝衝突而打破。[2]:176－177
阿比西尼亞立即將此事訴諸國聯。儘管此時意大利表示願意通過仲裁解決這一爭端，不過在此後的3個月內，意大利方面一直在拖延相關進程，並開始積極備戰。而從1935年3月英法意三國為德國重整軍備進行的會議的最後宣言英方的措辭中，意大利認為英國此時由於專注於歐洲事務，會像法國那樣默許意大利的行為。國聯方面的仲裁者最終於9月3日通過決議，爭端雙方都不必為此時間負責。儘管英法等國此前在6月至8月間仍然試圖通過協商方式解決爭端並且給予意大利特別利益，而國聯也試圖在國聯框架內解決該問題，不過這一切都沒能阻止戰爭的爆發。10月2日，意大利出兵阿比西尼亞。[2]:177－179
國聯理事會隨後立即開始展開行動。10月7日，國聯理事會下轄的一個委員會擬定了一份報告，宣佈意大利的行為違背了國聯盟約。兩天後，國聯大會向其成員國建議依據盟約第16條成立協調各國行動的委員會。10月19日，協調委員會要求國聯成員國停止對於意大利的資金支持，對意大利實施武器、戰爭物資禁運，中止自意大利進口商品。儘管法國這些意大利的盟國對於制裁感到不悅，不過首次依據國聯盟約進行的經濟制裁還是在11月18日開始。[2]:179－180
意大利的軍事行動在戰爭開始後的前三個月並不順利。而英法等國此時也在擔心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不順會導致歐洲局勢不穩，開始嘗試通過談判的方式，給予意大利特別利益，以使其放棄戰爭。不過由於消息泄露並引起公憤，該計劃只得無果而終。意大利的軍事行動則在1936年3月後加速推進。5月1日，阿比西尼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遠走他國。意大利也在幾天後佔領了阿比西尼亞的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並於5月9日宣佈意大利國王成為阿比西尼亞皇帝。意大利至此完成對於阿比西尼亞的吞併。[2]:180－181
意大利的勝利是對於國聯的又一重大打擊。國聯的制裁儘管使意大利遭遇經濟窘境，但卻沒有阻止其戰爭行為。而英國在7月的國聯大會特別會議上提出撤銷制裁的建議。該建議得到一致通過。同時該屆大會還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國聯各成員國在下屆國聯大會上提出有關改進國聯原則運作的看法。[2]:181
1919年後，作為前鄂圖曼帝國行省的各個國家大多在英法委任統治之下。民族主義運動成為這一地區在戰間期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方面，儘管英國採取了一些安撫措施，但英法對這一地區所採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還是使一些冀圖實現這一地區統一的阿拉伯領導人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一些民族主義運動也引起了阿拉伯人與這一地區少數族裔以及英法的衝突。[2]:186
擁有豐富石油資源且地理位置相當重要的伊拉克儘管可以為英國帶來利益，但英國公眾反對英國長時間統治這個准內陸國家。於是英國與伊拉克於1932年簽訂同盟條約。伊拉克就此成為獨立國家。不過，留在伊拉克政府中的英國顧問對於解決影響這個國家的穩定的庫爾德人與亞述人問題仍有較大的作用。[2]:186－187
巴勒斯坦是英國的另一塊託管地。位於約旦河東岸的外約旦所存在的國際爭端較少。但約旦河的西岸卻面臨着由於猶太人遷入而引起的嚴重的族裔爭端。在這一地區絕大多數居民仍是阿拉伯人時，兩個族裔間基本相安無事。不過隨着經濟危機以及納粹黨的崛起，遷入的猶太人不斷增多。而隨着猶太人城市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教育水平以及財力均不能和猶太人抗衡的阿拉伯人開始在這一地區製造騷亂。英國提出的分而治之的方案起初並沒有得到阿拉伯人接受。而在英國強制執行這一方案，限制猶太人每年遷入人數，並實施了軍事管制後，這一地區的秩序得到了恢復。[2]:187－189
法屬敘利亞託管地不僅包含今日的敘利亞，還包含位於地中海東岸一塊狹長地帶的黎巴嫩。黎巴嫩由於居民大多是馬龍派基督徒因而並沒有捲入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並且其對於法國的委任統治基本滿意。而敘利亞則由於法國對其內部主要由非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區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而騷亂不止。不過法國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維持住了該地區的秩序。[2]:189－190
埃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即已由英國實際控制。不過英國由於戰後當地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放棄了保護國的地位，並於1922年承認了埃及獨立。不過英國仍然把持着埃及的國防、外交事務，與埃及一同統治蘇丹，並擁有治外法權。由此引起的騷亂給雙方都帶了困擾。而英國也在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後開始積極尋求與埃及改善關係。1936年8月，雙方簽訂條約，英國將在一定條件下撤出除蘇彝士運河附近區域以外的駐軍，廢除治外法權，並支持埃及成為國聯成員。在1937年5月舉行的蒙特勒會議上，有關治外法權的條款正式執行。埃及也在之後不久成為國聯成員。1938年，英埃兩國就蘇彝士運河駐軍問題正式達成協議。[2]:191－192
沙地阿拉伯統一是中東這一時期的另一重要事件。沙地阿拉伯雖然沒有加入國聯，不過還是通過與伊拉克、外約旦以及埃及簽訂的條約確立了其國際地位。意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的侵佔也促使阿拉伯國家更加團結。[2]:190－191
遠東地區的緊張局勢並沒有因中日達成的《塘沽協定》徹底終止。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稱日本「在東亞負有特殊責任」，並要求其他國家不要干涉中國事務。同時，日本還試圖以「協和外交」暫時緩解中日之間緊張的關係。而中國此時也在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政策。不過日本軍方此時又發起了針對華北的一系列軍事以及政治行動。這導致中日之間此時已無和解之可能。[2]:192－193[29]:548－551
日本的行動也使正在內戰的國共雙方逐漸將力量指向日本，特別是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正式形成。此時的日本政局也在發生變化。1936年5月18日，天皇頒佈敕令，提高了陸軍大臣在政府中的地位。外交上，日本也開始了與德國的合作。日本正逐漸形成發動戰爭的政治與軍事態勢。[2]:193－194[29]:554－556
1937年7月7日，中日雙方在北平附近發生衝突，進而在未經宣戰的情況下發展為雙方的全面戰爭[43]:304-315。8月13日，日本又從海上發起了對於上海的襲擊。到該年年底，日本攻陷了首都南京，並在當地進行了屠殺。國聯在中國向其遞交的日本侵略的證據的基礎上，譴責了日本的無理行動。儘管中國軍民進行了頑強抵抗，日本還是在第二年基本攻下了中國所有重要的沿海港口。中國此時只能依靠陸路得到外來的援助。而在日本切斷滇越鐵路以及蘇聯逐步停止對華援助後，中國只得依靠1938年底才建成的滇緬公路來獲取外援。[2]:194－195[29]:554－568
蘇聯此時一方面為避免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而從中國東北的利益抽身，另一方面則加強其在新疆以及外蒙古地區的影響。1936年3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署條約，在當地建立前哨基地。儘管日蘇雙方曾在東北與外蒙交界處爆發過武裝衝突，但沒有演變為戰爭。[2]:195[44]
由於經濟在大蕭條中受到重創，美國在1933年後將主要精力放在國內事務上，特別是對於經濟政策的調整，而將外交工作放於較為次要的地位。儘管美國曾在九一八事變後表示願意與其他國家合作應對突發情況，但裁軍會議的失敗還是令其在政治問題上迅速轉向孤立主義。1935年後，美國又進一步採取了一些措施來避免捲入戰爭。這一年，美國決定開始從菲律賓撤軍，並承諾會在10年後令其完全獨立。此外，美國還通過了中立法案，對於交戰國實施武器及軍事物資禁運，並禁止其公民乘坐交戰國船隻旅行。美國也在30年代後開始終止對於中南美洲事務的干涉，轉為執行更為真實的睦鄰政策。[2]:196－199
不過美國並沒有在所有領域都採取孤立政策。美國與歐洲方面的經濟合作仍在繼續。此外，美國也在中日戰爭爆發後，以中日未正式宣戰為由，沒有執行中立法，並繼續實施對華援助，並在1939年7月宣佈《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在1940年1月到期後不再續約。此後美國也以對日本實施進口禁運以及歧視性關稅作為對日的威懾。[2]:199－200[29]:568
1919年後，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聯邦以及印度這些擁有獨立的外交權的英國自治領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國聯盟約的第一條允許她們成為國聯成員。在1926年帝國會議通過的貝爾福宣言中，這些自治領與聯合王國成為「在英帝國範圍內，地位平等、互不干涉彼此內政外交、因共同效忠英王而聯合、自由結成的英聯邦的成員國」。這項原則後來經由1931年西敏法令成為法律，為英國以及各個自治領所接受。不過這條法令是否適用於國聯盟約以及國聯成員間簽署的國際協定則一直存在爭議。同時，英聯邦的各個成員在一些問題的利益取向上所存在的不同也在一系列國際事件中越來越明顯。英國也逐漸喪失了對於英聯邦的絕對領導權，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之後。[2]:200－203[45]
1930年，西班牙王國的獨裁統治者米戈爾·普里莫·德里維拉遭到推翻。第二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建立。不過這個共和國中的左翼共產主義勢力與右翼保皇黨勢力一直處於恐怖的平衡。1936年7月，西班牙駐摩洛哥的軍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發起叛亂，西班牙內戰就此爆發。叛軍一度進展迅速，並於11月中旬攻打至馬德里附近。政府也在此時撤到華倫西亞。不過此時政府軍的抵抗增強，戰爭隨後進入相持階段。[2]:205
不過此時意大利介入改變了戰爭的走向。意大利選擇介入這場戰爭一方面是為了增強其在西地中海地區的勢力，另一方面則是仿效蘇聯，進一步向外輸出法西斯主義。意大利對於佛朗哥的協助使歐洲陷入對立的局面：一方面意大利、德國與葡萄牙選擇支持叛軍，另一方面蘇聯則站在西班牙政府一邊。英國則於8月15日宣佈保持中立，並開始對西班牙執行禁運。法國隨後進行了仿效。兩國後來邀請所有歐洲國家簽署不干涉戰爭的協定。儘管葡萄牙的不合作導致相關進程產生了拖延，不過這一協定最終還是得以訂立。儘管這一協定在短時間內起到作用，不過西班牙政府方面以及蘇聯政府不久後即開始指責意德葡三國破壞協定，而蘇聯也在不久後受到相應的指責。德意兩國在10月後開始公開向叛軍一方提供武器，而蘇聯則向政府軍方面提供武器。此時，還有大量的意大利和德國軍隊直接加入叛軍一方參與戰鬥。同時還有由蘇聯人、反法西斯主義的意德兩國人以及其他國家的志願者組成的國際縱隊加入政府軍一方。11月，意德兩國在叛軍圍攻馬德里之際承認了佛朗哥政府。由於各方勢力的深度介入，西班牙內戰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各大國之間的角力。這場戰爭也同時促成了「羅馬-柏林軸心」。[2]:205－207[13]:73
1936年11月25日，德日兩國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儘管德國政府內部仍然存在親華派反對這一協定，並且協定也沒有使日德兩國成為正式的軍事同盟，但這一事件還是進一步促進了大國對抗局面成型：一面是不滿於凡爾賽體系對於世界安排的德意日三國，另一面則是努力維持相關安排的法蘇等國。英國儘管此前仍在嚴守中立，不過由於擔心西班牙將西屬摩洛哥轉讓予德國（雖然兩國後來都予以否認），因而也漸漸偏離中立的立場。不過英國此後仍在西班牙內戰問題上嚴格執行不干涉的原則，以避免其演變為全歐的戰爭，直至佛朗哥一方於1939年攻陷巴塞羅那，並最終拿下馬德里為止。而法國也在這一問題上仿效英國的做法。在佛朗哥一方取得西班牙內戰的勝利後，英法承認佛朗哥政府。[2]:207－209[29]:555
大國對抗的局勢仍在升級。1937年7月，日本在未正式宣戰情況下即展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而意大利也在該年的11月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並於同年12月11日宣佈退出國聯。隨後意德兩國領導人進行了互訪，進一步堅實了兩國的合作關係。一些不久後影響國際關係的問題也在此時浮出水面，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問題。[2]:209[29]:557－560
另一方面，面對着意大利日漸咄咄逼人的宣傳，儘管英國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整軍備以進行應對，不過隨着內維爾·張伯倫就任首相，英國開始對意大利執行綏靖政策。此外，一批蘇聯優秀將領在大清洗中受到牽連。法蘇同盟受此影響，軍事價值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2]:209－211
1937年末至1938年2月，希特拉對於德國政府及軍方高層對其有意見的官員及將領進行了清洗，並指派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取代康斯坦丁·馮·紐賴特成為德國的外交部長。隨後德國開始了對外的擴張行動。1938年2月11日，希特拉傳召了奧地利總理庫爾特·許士尼格，並要求他在一份預先擬定好的協定簽字。這份協定要求奧地利政府赦免此前其所懲處的納粹分子，不再對奧地利納粹分子政治活動施加限制，並任命奧地利納粹首領阿圖爾·賽斯-英夸特為其內政保安部部長。在許士尼格簽訂該協定後不久，奧地利即陷入內亂之中。許士尼格曾試圖以全民公投來挽救危局，不過公投隨後在德國下達最後通牒後終止。賽斯-英夸特在這之後不久取代許士尼格成為奧地利總理。3月12日，賽斯-英夸特簽署法令宣佈奧地利成為德國的一部分。德軍也在同日進入維也納。奧地利的德意志人並沒有抵抗德國的佔領，甚至對於德軍的到來表示十分歡迎。德國就這樣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德奧合併。[30]:355－356[2]:211－212[13]:74－75
雖然英法等國曾對奧地利獨立問題表示關切，但德奧合併並沒有在國際上引起太大反響。捷克斯洛伐克卻在此時陷入三面夾擊的境地。儘管捷克斯洛伐克在與德國交界地帶已經佈置了防禦工事，但德奧合併再度令其直接暴露於德軍面前。在其東北部，捷波兩國有關切申附近的領土問題仍未徹底解決。而在其東南部聚居的100萬馬扎爾人也在發起分離主義運動。不過捷克斯洛伐克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是蘇台德區問題。近350萬德意志人居住在這塊臨近捷德邊境地區（捷克斯洛伐克當時的總人口仍不到1500萬），並且此前已經開始了分離主義運動。[2]:209, 211－212
德國在兼併奧地利後開始將刀鋒轉向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夏，德國以軍事演習的名義在德捷邊境集結重兵，並在蘇台德區引起騷動。面對這一形勢，捷國一方面開始了戰爭動員，另一方面也在維持國內秩序，努力與蘇台德人達成協定。儘管英國此時仍忙於處理西班牙內戰的問題，不過仍是派出朗西曼勳爵前往布拉格進行調停。不過此時情勢卻愈演愈烈。儘管捷國政府此時提出了新的妥協方案，但蘇台德人脫離捷克斯洛伐克的態度越來越堅決。希特拉則在9月12日於紐倫堡舉行的一次大會上向蘇台德人保證會以武力支持他們的訴求。而法蘇此時則向捷國做出出兵保證。戰爭至此一觸即發。[2]:212－213[13]:75
面對着這一危急的狀況，9月14日，英國首相張伯倫親赴德國面見希特拉，表示他個人接受德國對於蘇台德區的要求，並於次日返英。9月18日，他在倫敦會見了法國總理愛德華·達拉第及外長。英法此時決定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放棄蘇台德區。捷國在英法兩國的壓力下接受了這一計劃。不久張伯倫再次飛赴德國，向希特拉表明英法的態度。不過希特拉此時又提出對蘇台德鄰近地區的要求，並以武力威脅在10月1日前徹底解決該問題。英國此時一方面進行了海軍動員，並緊急部署了倫敦的防空措施；另一方面則積極籌備會議。9月29日，在捷蘇兩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英法德意四國領袖達成有關捷國軍隊自蘇台德區撤退的協定。捷國政府在接受該協定後不久即辭職。張伯倫則在返英後向民眾展示《慕尼黑協定》，並稱：「我相信，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而德國此時則宣稱不會再對捷國提出任何領土要求。[2]:213－214[30]:357－358[13]:75－76
而捷克斯洛伐克此時則陷入內憂外患之中：一方面波蘭與匈牙利重啟對捷國的領土索求，另一方面斯洛伐克則在德國扶持下開始了分離運動。而德國也在英法德意四國取得德捷新邊界的共識前，強行佔領了蘇台德鄰近地區。而波匈也採用了軍事佔領得到了她們索要的地區。《慕尼黑協定》此時除了使蘇台德地區以及捷克重要的軍工企業斯柯達兵工廠歸屬德國外，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英法此時承認了這一外交失敗，並開始積極備戰。而德國則在翌年3月15日使用武力成功脅迫當時的捷克領導人將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同日，德國軍隊進入捷克境內。斯洛伐克此時則得到了名義上的獨立。[2]:214－216[13]:76[30]:358
在拿下捷克斯洛伐克後，德國又向立陶宛發出最後通牒，索取梅梅爾地區。幾乎與此同時，里賓特洛甫又向波蘭大使提出要求，索取但澤及波蘭走廊中連結東普魯士及德國本土的一長條領土。波蘭拒絕了這一要求。為了避免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劇重演，英法此時表明了態度，將盡全力保障波蘭的獨立。[2]:216[30]:359
而此時巴爾幹半島的局勢也發生了變化。4月，意大利侵佔阿爾巴尼亞。此時英法又向羅馬尼亞及希臘提出了援助保證。同時又與土耳其簽訂了互保條約。[2]:217[30]:359
4月20日，英國通過法案，該國所有適齡的男子將接受軍事訓練。英國迅速完成了軍事動員。4月27日，德國以英國這一行動表明其「把發動戰爭視為首要國策」為由廢除了英德海軍協定，並指責英方違背了慕尼黑協定。[2]:217－218
而有關英法與蘇聯採取聯合行動的談判自該年的4月即已開始。不過由於雙方互不信任，該談判最終以失敗告終。而波蘭方面也拒絕蘇軍進入其領土。8月23日，蘇德兩國外長在莫斯科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德兩國在該條約所附的秘密議定書中，對於波蘭、波羅的海地區以及比薩拉比亞的兩國勢力範圍進行了劃定。[2]:218－219[30]:360 [13]:76
在該條約通過後，英國再次向德國方面發出警告，以期能再次阻止戰爭。不過在波蘭最終拒絕了德國的要求後，9月1日，德國向波蘭發起了軍事行動。兩天之後，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2]:219[30]:361[13]: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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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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