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事件，又稱濟南慘案、五三慘案，1928年北伐戰爭第二階段，國民革命軍於5月1日攻克山東濟南後，5月3日，第40軍第3師的賀耀祖部隊與濟南商埠的日本駐軍發生衝突，中國方面由蔣中正向日軍提出照會，而日軍師團長福田彥助在5月7日提出要求限中方12小時內答覆，5月8日談判破裂，南京國民政府的談判人員遭殺害，這次糾紛被稱為濟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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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要求蔣中正將濟南事件的指揮官賀耀組免職，蔣中正遂免除賀耀組的第3軍團總指揮兼南京衛戌司令的職務。[3][4][5]日軍藉口革命軍對城內的日本僑民進行搶劫、屠殺12人，而出動軍隊展開報復，殺害中國軍人與民眾六千餘人的事件。其中，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派遣濟南的外交處處長兼國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及署內職員17人被日軍殺害。慘案發生後，日方否認日軍屠殺中國軍民，並要南京國民政府道歉、賠償、懲凶，並於5月11日攻佔濟南[6]。直至次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濟案協定》之後，日軍才退出濟南。而酒井隆於1946年9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伏誅。
背景
濟南位處津浦鐵路與膠濟鐵路交會點，加上黃河、小清河水運暢通，在當時是座人口達約三十八萬的商業都市。1914年日本從德軍手中奪取膠澳地區（今屬青島市）後，1918年中日簽署《山東問題換文》，日本取得在濟南、青島駐軍的權利，膠濟鐵路由中日合營。1922年中日在美國的調停下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中國買回膠濟鐵路，日本歸還租借地並從青島、濟南撤軍[7]。1925年，奉系軍閥張宗昌控制山東[8]。
1928年是中國國民政府北伐的最後一年。自1926年蔣中正宣誓北伐後，北伐軍節節勝利，1927年3月進入南京，隨後發生了南京事件，導致英美反對。當時日本的態度是希望歐美列強不要出兵，否則容易「刺激其民族意識，從而導致不可收拾之局面」（當時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語），不利於日本保護其僑民[9]。1927年4月3日，中國士兵和暴亂者攻入漢口日租界，襲擊了日本領事館和住戶，標準石油公司決定關閉宜昌的業務，並撤出其在美國和英國船上的所有美國僱員 [10]。美國特使建議居住在北京的美國人離開北京[11]。12日國民黨分共，國共分裂。不久後汪精衛在武漢另組國民政府，寧漢分裂。
而在日本，4月20日，主張對中國實行積極政策的田中義一內閣成立。為應對北伐軍北上，日本於5月28日決定出兵山東，派兵二千到山東，從青島登陸並準備開赴濟南，是為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此舉遭到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同時抗議。有人認為此次出兵是為了援助張作霖，藉口保護日本僑民而阻止北伐軍。而此前蔣中正亦派人到東京謀求日方諒解，日方希望北伐軍止於徐州。8月，蔣中正主動下野，日本也跟隨英國的決定，從山東撤軍。10月蔣中正赴日後，於11月5日與田中義一會談，希望改善其對華政策，然而田中反勸蔣中正以統一長江流域為終止，停止北上[12]。蔣中正在日記中批評日方「毫無誠意」，勢要「妨礙我革命北伐之行動，以阻止中國之統一」[13]。
1928年1月，蔣介石重任北伐軍總司令。4月起，誓師繼續北伐。北伐軍分為三路，直指親日的奉系張作霖軍。北伐軍一路攻佔台兒莊、臨城、臨沂，勢如破竹，直逼濟南[14]。蔣中正特別知會日本駐上海領事，北伐軍將保護戰地的外國僑民[12]。
事件經過
1928年4月，眼見北伐軍直取濟南，日本陸相白川義則在17日的閣會上提議日本再次向山東派兵，並得到其他閣員的贊同[15]，內閣決議以山東軍撤退及北伐軍中斷膠濟鐵路為理由出兵，由橫須賀派陸戰隊赴青島[16]。4月18日，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聲稱山東局勢之巨變影響在濟南的日僑，出兵純屬自衛。4月19日，田中義一與參謀總長鈴木莊六奏請天皇出兵。同一日，日本內閣召開臨時會議，決定出兵，並加派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所部5000人從門司(下關)出發前往山東[16]。20日作出出兵聲明。為了搶先控制濟南，日軍駐天津3個步兵中隊於4月20日侵入濟南，在濟南城裏築起街壘。20日至21日間，南京政府、北洋政府、上海總商會紛紛對日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16][17]。23日，國民黨重要黨部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日本出兵問題，通過《為日本出兵山東事致全體黨員訓令》並任命蔡公時為戰地外交部主任，宣傳保護僑民政策[16]；24日，對外發表《告世界民眾書》、《告日本民眾書》呼籲世界人民援助中國，呼籲日本人民反對出兵[16]。同時，張宗昌退回濟南，並與孫傳芳以及奉張作霖命令來濟南的潘復、王古元共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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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日軍第六師團在青島登陸，26日，第十一旅團開抵濟南商埠，呈現出一副臨戰態勢[15]。同日，日軍勸降張宗昌。4月30日，國民革命軍顧祝同第九軍之第三師，已攻至濟南之南仲宮鎮大澗溝一帶，第三師師長塗思宗師長獲報，「濟南張宗昌仍在督署座鎮，並購軍衣，候日兵由膠濟路前來增援，以日兵穿彼軍服，以抗我軍，藉止北伐軍進濟南城」。塗遂與第十四師黃國樑師長，共同籌商對策，決議以砲兵向千佛寺山地北軍之掩護陣地砲擊，派陳又新率一團乘夜向千佛山搜索前進，張宗昌棄城北逃德州，該團遂佔領濟南城、分守四門，肅清城內殘敵，下達命令後，由第三師副師長韓德勤面報第九軍顧祝同軍長。5月1日，清晨由第九軍第三師塗思宗令第七團團長王敬久率部跑步入城，轉向東門外肅清城東之殘敵，並率鄭洞國團長整隊入城，到濟南南門外，日軍第十一旅團長齋藤瀏即乘三輪卡車率參謀來門前，塗思宗即下馬互相敬禮，並用名片交該師參謀長陳隱冀翻譯，說明我軍任務，並請日軍協助，握手而別。方振武所率的第四十一軍亦從百里外進入濟南，其餘革命軍部隊也隨後到達。這時日軍已在市內各馬路構築工事，敷設電網，步步為營[18][19]。經交涉後，日軍於5月2日（一說5月1日）拆除街面上的工事[20]。入城的北伐軍人與日本方面多有對立。據第六十五團團長李默庵回憶，第六十四團入城時有士兵扯下日本使館區的日本國旗，日方因而提出抗議。事件經團長洪士英調解後平息。[21]:59
5月1日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及外交部長黃郛也到達濟南[20]，蔣總司令於次日上午九時[17]，從泰山搭乘火車進入濟南城，並前往督署檢閱戰利品。5月2日，第六十五團中有士兵私下零星三兩人跑到日本使館區鳴槍，但並非有組織的行為[21]:59。5月3日，國軍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外交處主任、山東交涉員蔡公時與十八名隨員到濟南，於經四緯六路成立外交部特派員交涉公署[22]。
5月3日上午九時左右，中國軍隊第四十軍賀耀組部的一名士兵因患病被送往基督教醫院治療，日軍士兵阻止通行，由於語言不通，發生爭執。日軍士兵突然開槍，打死中國士兵一人，餘人避入醫院。大約同時，日軍在魏家莊向正在張貼標語的中國士兵開槍，造成數人死傷。此外，據賀耀組回憶，日軍在九時左右突然向駐紮在附近的第四十軍第三師第七團的兩個營展開攻擊。由於當時第七團的團長、營長正外出開會，兩個營傷亡慘重，其中第二營全軍覆沒[19]。十點半時，有一個日本人在隆昌洋行附近試圖通過第四十軍防地，遭到四十軍士兵阻止，雙方發生衝突。各處日軍士兵聽到槍聲後陸續開槍，對中國市民和軍人展開屠殺，十二時之後已經槍聲密集，導致屍體滿街[18]。十二時後交涉公署已無法聯繫，電話亦被割斷。此後，濟南城內各個革命軍師團向日軍展開反擊，日軍派聯絡參謀佐佐木到一中佐知會蔣介石，聲稱遭受革命軍的挑釁性攻擊，要求革命軍停火[19]。蔣介石知悉後當即命令城外的中國軍隊於下午五時之前離開濟南，並知會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請其約束部下。日軍趁亂（也有說是在5月6日）將當時駐紮於濟南市廣東會館的第四十軍第七團軍士共千餘人強行繳械並當場槍殺大量中國人，此後日軍將其餘人押送至日本領事館。第三十七軍第一團在其駐地小緯四路遭日軍包圍繳械，官兵大部被擄走。有日軍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黃郛辦公處開槍射擊。黃郛隨後赴日軍司令部交涉，遭到強行扣留，衛隊被繳械，日軍迫使他簽字承認衝突由中國士兵挑起，遭到他拒絕[23][18]。
下午二時，北伐軍大部退出濟南城，以避衝突，日軍佔領郵政局和電報局。晚上23時，蔣中正派熊式輝赴日軍司令部商討處理辦法，正在協商時，日軍用炮火炸毀中國軍用電台，守台士兵全體陣亡[22]。大約同一時間，日軍闖入山東交涉公署，殺害包括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在內的17名署內職員。
5月3日晚23時左右，日軍聲稱在山東交涉公署門前發現日軍屍體，破門而入後強行要搜檢交涉署人員的槍械，但並無所得[22]。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主任兼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及署內全體職員被日軍捆綁，並被刺刀割裂臉面耳鼻。蔡公時用日語抗議後，被割去耳鼻，繼而挖去舌頭和眼睛。日軍將署內職員剝光衣服後鞭打，然後拖至院子裏用機槍掃射。最後，蔡公時、張麟書等17人全部被殺死，署內職員僅有一人逃脫[23]（也有研究指當時署內共有23人，有6人逃脫）[24][25]。
蔡公時被殺後，蔣介石一方面防止事件擴大，先令各軍禁止衝突，然後令北伐軍退出濟南，繞道繼續北伐；另一方面則從外交交涉，分別向日軍司令，日本外務省抗議，並要求日軍即時撤出濟南，同時請求英國和美國協助調停。但日本並未停止行動，繼續從日本本土向山東增兵一萬餘。
據日本方面說法，5月3日，國民革命軍突然大舉襲擊日本人的商店，殺害日本人，店中財物被洗劫一空[26]。中村粲在《大東亞戰爭的起因》中描述，據當時日本駐南京武官佐佐木到一中校的手記與外務省的公電記載，「殘暴的中國官兵綑綁手無寸鐵的日本平民，用斧頭等利器砍劈，當場分屍」[27]。此外，婦女悉數被從陰道插入棍棒，男性的陰莖則全砍下來，小腸與內臟紛紛外露，甚至有的遭到剝皮的命運[28]。然而，日本歷史學家秦郁彥認為這是酒井隆陰謀誇大當時情況，以鼓動軍方出兵[29]。當時在北京公使館的岡田芳政少尉也在其回想錄中談到，當時曾經聽說被殺的日本僑民實際上是朝鮮的毒販，被當地人報復而殺害的[29]。
當時蔣介石的機要參謀張群在《我與日本七十年》中認為：「濟南事件時，被中國民眾殺害的日本人是十二名。他們是秘密出售鴉片的浪人，爲當地中國居民所痛恨，故在戰亂中被殺害，日本軍方之報告借題發揮，加以渲染，爲實情之廿三倍。」[29][30]
5月5日和6日的《朝日新聞》的報道中，死亡的日僑人數上升到「二百八十個日本人被虐殺」，和實際的數字有二十倍以上出入。中國士兵如此的暴行震撼日本內地，日本國民群情激憤要求政府「暴支膺懲」( 應該出兵支那（中國）、討回公道 )[29]
5月4日，情形稍有緩和，福田彥助着人通告革命軍，稱雙方將領如能彼此「瞭解」，可使風波不再擴大。當天上午沒有槍聲，晚上槍聲復作[18]。據國民政府當時記錄，當日國民革命軍派出熊式輝與日軍代表在交涉署附近開會時，日軍代表態度驕橫（據熊式輝日後追憶，「對方一種驕橫無人性的態度，並不是真心約來會商和解，似為故意對我加以激怒，求能擴大事態，阻礙我軍之渡河北進」[31]），聲稱「濟南已為日本佔領，你們已為俘虜，我們是日本大國民，你們是亡國奴」等，要求：濟南車站及商埠內外，不許中國兵通行；濟南二十里內，不許駐兵；要認此案是中國造成[32]。
5月5日，蔣中正離開濟南。此時，奉蔣中正命令，原先駐紮濟南的革命軍部隊已經基本退出，繞道繼續北上。尚有兩個團留在城內。與此同時，日軍從大連抽調的第二十八旅團和部份空軍到達濟南[18]。
5月7日午後三時三十分，日軍向北伐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十二小時之內做出交代。並提出五點要求：
- 中國方面必須將涉案的高級軍官處刑。
- 解除所有反抗日軍的軍隊的武裝。
- 駐守辛莊、張家莊的北伐軍隊必須在十二個小時內撤退
- 嚴禁一切排日的宣傳。
- 將軍隊隔離在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二十里之外。[33]
中方對事態的發展感到震驚，又因當時蔣中正不在，由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蔣作賓至日本總領事館回復，說明要求延長回答期限，然而日軍並沒有採納，認為可以自由行動。從5月8日凌晨四時起，由於認為沒有得到滿意答覆，決定貫徹軍方命令，開始炮轟濟南全境[29]。5月8日上午，革命軍的答覆到達日方，但日方並不滿意，繼續攻擊，佔據濟南周邊[26]。5月9日上午9時，日軍向濟南城發動進攻。下午，濟南守軍被迫退入城內，進行巷戰。日軍進城之後即開始大規模放火以及進行無差別屠殺。至5月10日，雙方進入僵持局面。10日夜晚，守軍接到蔣介石發出的「放棄濟南」命令，從東門退出。5月11日，日軍進入濟南城，佔領濟南全境。據事後濟南慘案外交後援會的初步調查，中國平民於事件中死亡3945人，傷1537人，而後濟南慘案被難家屬聯合會的調查結果為中國平民死亡6,123人，傷1,701人[1]。據日本方面的調查，此事件中中國一般市民的死亡人數為3,600人，傷者1,400人，日軍死亡26人，傷157人[29]。
後續
事件發生後，中國各地民眾紛紛表示憤慨。慘案消息傳到上海後，上海總商會通電南京政府外交部指出：「民情激昂，不可遏抑……務請鈞部繼續嚴重抗議……國勢雖弱，民氣猶存，當此國難已至，誓竭全力為政府後盾」[34]，又通電各埠總商會和日本民眾，並發表告各友邦宣言，還組成「對日委員會」進行抗議。通電奉系北京政府稱「此次濟南發生不幸重大事件，全國震駭，南北政府同時提出抗議，是對內政見雖或有歧異，對外仍然表示一致」，現在國難已臨，只有「停息內爭，集合全力，以御外侮」，況且 「南北當局，本像一家，頻年戰爭，徒苦吾民」，當「趁此時機，肆此干戈，表同情於黨國……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35]實際上，5月5日，上海商界已經宣佈對日經濟絕交、學生聯合會成立反日運動委員會、工人方面成立上海工界對日外交後援會[36]。
5月10日，南京政府批准伍朝樞立即由歐赴美尋求幫助的計劃。接着，南京政府也直接致電美國總統柯立芝和國際聯盟秘書長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時譯德蘭孟），要求美國和國際聯盟出面調停[39]；。5月15日， 美國眾議院作出了《調停濟案爭議決議案》，美國國務卿諾克在新聞發佈會上公開表示對日不滿。日本亦曾派出代表向美、英、法、意、德等國解釋出兵山東和對滿洲的政策，以求取得諒解，但均遭冷淡對待[40]。
5月28日，日本外務省向國際聯盟提交了關於濟南慘案的說明書，說明事件責任在於中方。與此同時，松井石根中將奉命來華協商。[41]
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繞過濟南進入北京。15日，南京政府宣佈「北伐告成」。王正廷在6月8日就任外交部長後發表聲明，言明「原則上日本需首先撤兵，然後正式開始交涉」[42]。7月10日，田中義一首相在內閣會議上提出《濟南事件的條件》[43]。7月13日，日本政府和南京政府重新展開談判，但只派駐滬商務領事矢田七太郎為代表，而且談判前提包括中國政府向日道歉，懲辦禍首，賠償損失及保證日本在華僑民今後安全。南京政府拒絕談判[40]。10月18日，矢田七太郎奉日本政府訓令，以全權代表的身份到南京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會談。南京政府提出的談判前提包括日本答應先撤兵等，日方無法接受，談判再次陷入僵局[40][42]。
1929年1月25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以全權代表身份，在南京與王正廷就濟案進行第三階段的談判。經過五輪談判後，雙方意見於2月4日，交換完畢，訂立四項原則：
- 在山東日軍無條件撤退；
- 濟案責任，由中日合組調查委員會於日軍撤退進行調查後，再行確定，並查明損失；
- 賠償以平等相同為原則；
- 蔡公時被害，日本不知其為外交官，允由日本政府另行道歉，不再提要求。
3月初，中日雙方恢復談判，由日本新任駐上海總領事重光葵與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周龍光、山東交涉員崔士傑秘密進行協商[40][42]。
1929年3月28日，中日雙方簽署了《中日濟案協定》，其主要內容如下：
- 自簽訂協定日起，兩個月內，日軍在山東的駐軍全部撤退。
- 雙方損害，共同組織調查委員會，另行調查。
- 濟南之不幸事件認為「已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益臻敦厚」。
協議簽署後，日軍退出濟南。其後兩年間，民國政府數次提請日方派定人員組織調查，然而日方沒有回應[44]:310。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起「九·一八事變」。中國外交官蔡公時和濟南民眾數千人（包括日本僑民數十人）的傷亡，以及雙方要求的賠償問題，實際以後也沒有被提起。
由於當時日本媒體比中國媒體發達的多，慘案發生之後，雙方的對外宣傳力度有天壤之別。5月3日起，日軍派出五名佐尉級軍官作為「宣傳要員」[45]。在5月3日時，日資的電報通訊社已經發佈事件起因為「中國方面，有暴徒圖搶」，東方通訊社也稱「以中國兵之搶掠為起因」。5月4日、5日，日資的《順天日報》在報道中指出是「南軍」（國民革命軍）蓄意掠奪，虐殺日僑。5月5日、6日，日本國內新聞也大幅報道日僑被害慘狀。消息一出，日本境內一片譁然。5月13日，東京召開「暴支膺懲」大會，要求報復中國。日本社會仇華氣氛四起，數千華工失業，數百人被拘捕，數十人被驅逐回國。在國際上，大多數國際媒體都採用日本的資料和觀點，「路透社為日人所用，日為日使館陳敘片面宣傳，送各西字報」（路透社被日本人利用，每天為日本使館陳述片面宣傳，送到各個外文報社）[46]。當時，雖然有《米勒評論報》、《英文導報》持中立態度，但大部分媒體均偏向日本，認為日本出兵正當，例如《泰晤士報》駐北京通信員稱「北京外僑皆歡迎日本對於中國之嚴厲的自衛手段」，《每日郵報》也主張對中國干涉[47]。5月28日，日本外務省向國際聯盟提交關於濟南慘案的說明書，其中說明「日軍絕不無故殺戮毫無抵抗之華人」，並稱「其中是否有蔡公時其人，則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中國媒體在國際上的宣傳大為落後[48]。另一方面，蔣介石採取的極力隱忍，以避衝突的方針，也使得南京國民政府的相應宣傳腳步遲緩，慢人一步[49]。直到5月8日，南京政府才發表對外聲明，「將日軍的暴行宣告全世界」[50]，此時已經失去輿論之先聲。南京政府遲緩的外交反應也受到當時國內媒體的詬病。5月8日之後，南京政府的對外宣傳正式開始。5月9日，伍朝樞致電張靜江、黃郛，要求「組織搜集日軍暴行的證據，以俾宣傳」。譚延闓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致電國際聯盟秘書長，要求召開理事會公斷濟案。12日，譚延闓致電美國總統，請求主持公道。胡漢民、孫科時在巴黎聯繫北京政府外交部長羅文干和北京政府駐國際聯盟代表陳籙，請他們將此案提交國聯[50]。5月13日，國民政府派出王寵惠赴英國，李石曾赴法國，伍朝樞赴美國，向各國訴說濟南慘案真相[49]。同時成立專門的國際宣傳委員會，以宣傳慘案真相。6月3日，駐日內瓦代表夏奇峰向國聯提出《關於濟南日兵暴行抗議書》，駁斥日本於5月28日所作的說明書。然而，總體看來，南京政府的對外宣傳首失先機，又沒有組織，加上時南京國民政府並未獲得國際承認，以及硬件設備匱乏，因而短期內影響有限。大部分國家輿論仍然偏靠日本。「法國的輿論差不多都是幫着日本說話的，……至多是不幫日本說話而已，但也絕不會替中國人說話的」[51]。
中國民間的反應則迅速得多。5月4日，濟南成立「五三慘案外交後援會」，調查慘案真相。5月6日，上海各大學學生召開聯合會，決定成立國際宣傳隊，致電美國大學委員會和日本大學教授，請求協助宣傳。5月7日，上海各界反對日軍暴行委員會（簡稱反日會）在上海成立。截止至1929年2月，中國各地成立的反日會已達到三百五十餘個。各界人士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的外僑和外國人民進行宣傳，竭力爭取國際輿論支持[52]。
隨着雙方宣傳繼續，國際輿論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國傾斜。美國國內輿論開始對日本嚴厲，希望政府出面干涉[53]。英國的態度轉為中立，認為「日本對華出兵之真意，大有可疑之點」[54]。德國新聞界也呼籲「不可對日本乘中國時局不安侵佔其軍事經濟的要地而袖手不問」[47]。
5月4日，國民黨濟南市黨部密邀濟南教職員聯合會、市學生聯合會、婦女協會等團體，成立「五三慘案外交後援會」，調查慘案真相[55]。1929年日軍退出濟南後，受害者家屬共同組織了「濟南慘案被難者家屬聯合會」，調查慘案過程事實。1930年3月將所整合資料集成《濟南慘史》一書，印發5000冊發送與當時編者與社會名流。1937年日軍佔領濟南後搜索並銷毀此書，至2011年已知僅剩2本[56]。
影響
濟南慘案是發生在國民黨北伐後期的中日衝突。日本為了維護其在華北和滿洲、蒙古的特殊利益而出兵山東： 一方面可能是希望妨礙北伐，另一方面則是要向快將統一中國的國民黨顯示力量[57]。中國的歷史學者認為「日本妨礙北伐、有計劃的挑釁行動」。不同於之後日本侵華戰爭，在1928年，日本國內尚有反對出兵的聲音，英美的行動亦是日本政府主要的考慮。中國方面，以國民革命、收回列強特權為己任的中國國民黨，首次正面面對「列強」的實力，北伐尚未成功的情況下，不欲正面對抗。除了在口號標語上抗日，紀念濟南事件及蔡公時以外，實際行動上亦只是「先安內，後攘外」。
濟南慘案的發生及其善後的處理，還有宣傳使得中國國內反日情緒更高漲，濟南慘案也使得中日雙方互信合作的希望破滅，中方最終放棄聯日外交，轉而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建立較為密切的關係[58]。
蔣介石的軍隊在中國北方擴大控制區域，同時日本皇軍不能掌控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59] 日本皇軍領導人擔心蔣介石及中國社會的以此激起的愛國主義激情反應，會威脅日本在東北南滿洲的利益。 滿洲的軍事首領張作霖一直在與蔣介石秘密談判聯合之事，導致6月4日，日本皇軍炸毀張作霖的專列，加速推動建立滿洲國的行動。
濟南慘案也對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蔣中正的心理產生重大衝擊，蔣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後蔣在日記中堅持每日寫上「雪恥」二字[60][61] 。
紀念
五三慘案後，新加坡華僑在陳嘉庚帶領下發起「山東慘禍籌賑會」，並聘德國雕塑名家鑄造蔡公時銅像，欲運往濟南，然而之後中國局勢動盪，銅像只能暫存於新加坡陳嘉庚的橡膠廠裏。1942年新加坡淪陷，人們將銅像深埋地下，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才取出[62]。
1950年前後陳嘉庚侄子陳共存曾就銅像運往中國一事聯絡中共政府，但被告知「沒有單位可以接收銅像」。從1965年起銅像被存放在孫中山南洋紀念館晚清園中。2002年，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陳共存後披露銅像來歷，濟南市民遂要求將銅像請回中國。2006年4月10日，銅像被移交至濟南市人民政府，之後被擺放在「五三慘案」紀念園[63]。
與五三慘案相關的紀念性建築包括「五三慘案」紀念亭（五三亭）、紀念碑（多處）以及紀念園。濟南「五三慘案」紀念園是為迎接蔡公時銅像於2006年開始修建。建成後包括了多個之前的紀念建築。
濟南市西門南側立有「五三慘案」紀念碑。1929年，山東省政府在泰安岱廟內立《濟南五三慘案紀念碑》，次年在遙參亭前立《濟南五三慘案紀念碑》[64]。1937年年底日軍佔領泰安，地方維持會將紀念碑拉倒掩埋，後於1983年6月恢復。[65]1995年濟南「五三慘案」紀念園建立，仿岱廟碑立五三紀念碑。
濟南市趵突泉公園內立有「五三慘案」紀念亭。五三亭最初位於小緯六路附近某小學的廣場上，是為1932年由濟南市民自發捐助建造，內有紀念蔡公時及慘案的輓聯。1937年12月濟南淪陷之前，為使亭柱不被日軍破壞，將其推倒掩埋，其址後為中山公園一部分。二十世紀90年代初中山公園擴建時挖出亭柱後，1998年於濟南護城河西岸重建五三亭。次年趵突泉公園擴建時將其圈入。
2007年濟南慘案紀念園在趵突泉公園北區建成，內有原有的「五三慘案」紀念亭與新建的紀念堂、入口牌坊以及警世鐘台。紀念堂內放置蔡公時先生銅像[66]。
位於濟南市市中區經四路370號的國民政府駐山東特派員辦事處舊址，於2006年成為山東省第三批重點歷史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濟南城市環境整治時將其中住戶遷出，修復後作為紀念館使用，陳列五三慘案的相關圖片、文字資料等[68]。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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