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恐怖主義（英語：Communist terrorism）又稱紅色恐怖主義。該兩詞具有強烈的政治立場和色彩。該詞來源之一是1919年在德國出版的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作者考茨基）。該詞是指信仰共產主義的實施者對非武裝人員的有組織暴力行為，以期推進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目標。其中一些是針對非武裝人員的直接恐怖襲擊，例如德國的紅軍派；另外一些則是共產主義國家發動的，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國家恐怖主義，比如北韓針對南韓發動的一系列襲擊。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士傾向於將中國的政治動盪，以及其他一些自稱具有毛澤東思想的政治組織（例如秘魯共產黨 (光輝道路)、新人民軍、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印度共產黨（毛主義）及尼泊爾聯合共產黨）的政治行為認定為「共產黨恐怖主義」。[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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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歷史事件
1970年3月31日，九名日本赤軍成員登上由東京飛往福岡的JL351號班機，途中將飛機劫持，聲稱要流亡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被劫的波音727先後在福岡機場和韓國金浦國際機場停靠。其後於4月3日抵達朝鮮美林機場。日本運輸業大臣山村新治郎自願代替其餘人質，機上乘客在福岡和漢城被分別釋放，但機組人員只得隨飛機一同從朝鮮返回日本。在兩天後，山村副大臣和其餘機組人員被釋放。[1][2]
1972年2月19日至2月28日，五名聯合赤軍成員挾持淺間山莊管理人的妻子作人質長達10天。2月28日，警察攻入淺間山莊內拯救人質，死者3人（2名機動隊員，1名民眾），傷者27人（26名隊員、1名報導關系者），5名赤軍被捕，人質全數獲釋。電視直播警察攻入山莊時的情況，當天是有收視率調查以來錄得家庭收視率最高的一天：在人質被救出的一刻，民間放送各台及NHK合共的收視率接近90%。[3]
1972年5月30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和3名日本赤軍成員在盧德國際機場（現改名為本-古里安國際機場）內的等候區，以Vz.58突擊步槍向機場地勤人員和旅客進行掃射，造成28人罹難與80人受傷（包括恐怖份子）。[4][5][6][7][8]
1973年7月20日，日本赤軍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四名成員在史基浦機場登上了飛往東京的日航班機。這架編號為JA8109的波音747-246B起飛後不久即遭劫持，其後在飛機上層的頭等艙休息室內，劫機者攜帶的一枚手榴彈突然爆炸，一名女性劫機者當場被炸身亡，乘務長受傷。隨後，劫機犯欲將飛機劫持至黎巴嫩貝魯特或敘利亞大馬士革，要求以色列政府釋放盧德國際機場掃射事件的主犯岡本公三，但黎、敘兩國都拒絕了這一請求，飛機只好迫降在杜拜國際機場。當時以色列政府拒絕釋放岡本公三，飛機在杜拜機場停靠了三天之後又飛往大馬士革，補充燃料後飛往利比亞班加西。飛機被劫89小時後，機上的144人被釋放，飛機被劫機者炸毀。[9]
1974年1月31日，日本赤軍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四名恐怖分子襲擊了位於新加坡毛廣島的殼牌煉油廠，隨即劫持了拉裕號駁船及五名人質。之後，恐怖分子開始與海警談判，當天夜間兩名人質跳船而逃。數日後，劫船者以派「保證人」與四人一同乘機赴科威特為條件同意釋放人質，這引發了日本駐科威特大使館佔領事件。[10]
波爾布特率領赤柬黨人一度推翻了曾經發動政變篡奪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國之朗諾政權，而波爾布特也是毛思想的忠實奉行者，強制金邊民眾上山下鄉接受改造，並屠殺僧侶、知識分子等被視為「反革命份子」或「通敵者」的赤柬敵人。其中最慘絕人寰的就是S-21集中營，如同斯大林時期的古拉格一樣屠殺許多被赤柬當局視為國家敵人的囚犯。最後赤柬政權在柬越戰爭中遭入侵的越南軍隊推翻，西哈努克在中國的幫助下才得以回國重建柬埔寨王國；而赤柬領袖如波爾布特、農謝、宋先、英薩利等人遭到國際法庭以反人類罪名審判。
1977年4月7日，西德聯邦總檢察長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在卡爾斯魯厄遭槍擊。左翼極端組織紅軍派隨即表示，布巴克遭槍擊是該組織所為。而這起血案只是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的開始。從那以後，前紅軍派令西德膽戰心驚長達數月之久，使西德陷入截至那時最嚴重的恐懼危機之中。其後這段日子被以「德意志之秋」載入史冊。
1977年9月28日，472號班機從巴黎起飛，目的地是東京羽田機場。班機在印度孟買暫時停靠，接着從孟買起飛不久後，5名隸屬於日本赤軍的恐怖份子劫持了班機，並下令機師將班機飛往孟加拉人民共和國的首都達卡。到了達卡，5名恐怖份子宣佈機上的旅客和機組人員成為人質，並要求600萬美元的贖金、釋放其他被監禁的日本赤軍成員。同年10月1日，時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代表日本政府宣佈同意劫機客的要求，並強調「人的生命大於地球」這個原則。不久後，有6名在之前因故而被監禁的日本赤軍成員獲釋，贖金也及時交出。 10月2日，日本航空的人員帶着贖金和6名被釋放的赤軍成員至達卡與劫機客交涉，不久後劫機客釋放了118名乘客和機組人員。 10月3日，該班機飛往科威特市和大馬士革，在兩處共釋放了11名人質。最後，班機飛至阿爾及利亞，並在當局的戒護下，剩餘人質全部獲釋。[11]
馬來西亞航空653號班機，是一架波音737-2H6，在1977年12月4日遭到日本赤軍劫機，並於馬來西亞柔佛州丹絨古邦墜毀。這是馬來西亞航空首宗導致人員傷亡的事件，機上93名乘客和7名機員無一倖免。馬來西亞航空653號班機到達巡航高度後不久就被劫持，劫持原因和墜毀的過程到現在仍是未解開的謎團。[12]
1983年南韓總統全斗煥執政期間，曾出訪緬甸前首都仰光為漢城奧運會造勢，但北韓特工已經得知此情報並對全斗煥與隨行南韓高官和隨扈發動炸彈攻擊，部分南韓高幹和隨扈在此事件中死亡，而全斗煥雖有受傷但倖免於難。
1987年11月29日14時05分，大韓航空858號班機在安達曼海上空突然發生爆炸，機上104名乘客和11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13]根據抓獲的嫌疑犯，一名年僅26歲的女性金賢姬供述，她和她的搭檔，在被逮捕時自殺身亡的70歲的金勝一將一顆定時炸彈放置於這架飛機的行李架內，爆炸時間定為九小時後。隨後兩嫌疑人在中途下了飛機。她還供述，她與她的搭檔都是北韓的特工，他們進行這次行動的目的在於阻止南韓舉辦1988年漢城奧運會。[14]
2010年5月17日發生於印度恰蒂斯加爾邦，巴士在距丹德瓦達50公里遠的地方觸發地雷。報道的死亡人數從31至44，其中包括幾名特別警務人員和平民。這是針對民用公交車的第一次納薩爾派襲擊。襲擊事件發生在丹德瓦達見證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對中央後備警察部隊的屠殺一個月後，當時有76人在2010年4月的丹德瓦達襲擊中死亡。[15]
具相當爭議性的共產黨恐怖主義事件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紅色恐怖」一般特指文化大革命時期，從1966年夏天的「紅八月」開始，紅衛兵普遍盛行暴力武鬥（批鬥、抄家、打人）時為武鬥合理性辯護、叫好的口號[16]。北京市6中後院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區分隊（簡稱「西糾」）私設「勞改所」的刑訊室曾書寫過用人血塗抹的「紅色恐怖萬歲」標語。[17][18][19][20]雖然這種情況貌似個別存在，卻典型地反映出紅衛兵文化的特徵，也呼應了把人劃分為革命與反革命、人民與牛鬼蛇神的階級鬥爭官方意識形態，使其獲得極端化表達。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與紅衛兵宋彬彬「要武嘛」的著名對話（1966年8月18日）強烈暗示了暴力的革命性、合法性。同時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就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被譜寫成「毛主席語錄歌」廣為傳唱。既從感性上慫恿人們崇尚暴力，更為暴力的施行提供了歷史和理論的闡述，毛澤東8月22日批准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更讓全國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容忍默許。
與此對應的現實是，打人從校園裏的打老師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並學術界推廣到各行各業的權威）的戴高帽掛黑牌，到與破四舊偕行的抄家打人，批鬥走資派。據旅美學者丁抒的估計，文革初期被打死的約在10萬左右（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1700餘人），因不能忍受屈辱、毒打而自殺的有20萬。其時紅袖章、紅旗、紅寶書、紅海洋盛行，紅色作為革命象徵已經被泛化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連打人這樣的野蠻行為也被冠以「紅色恐怖萬歲」[21]的名稱，給予正義性、詩意化的豪邁修飾。在革命的名義下，生命的尊嚴、價值被肆意貶低、輕蔑，乃至徹底否定。
更加極端的例子是北京市大興縣「大興事件」（1966年）、湖南零陵地區道縣「道縣事件」（1967年）對黑五類滅門的事件。大興事件中，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最突出的大辛莊公社殺了近100人）、48個大隊（最突出的黎明大隊殺了60多人）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22]。湖南道縣在60多天裏動用了武裝部和公安、基幹民兵等組織力量，甚至成立了派性組織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殺死4193人（零陵地區全境殺死7696人），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10天。其手段有從刀槍、棒打、繩勒到沉水、火燒、活埋等10種。1968年7、8月廣西賓陽縣由縣革委到區、公社逐級動員安排，使全縣的23種人（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三青團骨幹、保長、鎮長、警長、憲兵、反動會道門、勞改釋放人員、勞動教養釋放人員、勞改就業人員、勞教就業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有3951人被打死或被逼致死，總之文革期間發生了各種無政府主義的野蠻暴行和混亂中以剝奪他人人權滿足自己欲望的行徑。
相對說來，發生於1966年的西糾和大興縣事件對貫穿文革全過程的暴力行為更具有普遍性（日常性），而發生於武鬥高潮的湖南道縣、廣西賓陽縣事件階段性特徵（派性衝突）較突出。
六四事件指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至北京市的天安門廣場，並在附近和試圖阻攔部隊的民眾發生流血衝突。廣義的六四事件則指自1989年4月開始，由高校學生在北京市天安門廣場發起、為期2個月的學生運動；之後獲得民眾廣泛的支持，並擴張成為全國性示威活動。不過以保守派為首的黨政高層最後決定實行戒嚴，並派遣軍隊予以清場。在造成許多民眾死傷和部分軍人傷亡後，示威活動宣告結束。
中共通常稱以「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中共承認發生流血事件，但認為六四運動是對社會暴亂的軍事化處理[23]。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前夕，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時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場風波和動亂，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和平息了這場動亂，是正確決定，正因此才能保持國內穩定。中國在之後三十年間，在共產黨領導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4]。
許多人士（尤其在中國大陸以外）對中國政府的官方解釋持相當的懷疑態度。現時，對於六四時間的死亡人數、社會影響等存在各種不同的說法，信息雜冗、真假莫辨。對死亡數字的估計從上百人至數千人不等，對天安門廣場是否發生流血事件亦眾說紛紜。流亡學生運動領袖如柴玲、吾爾開希、法輪功人士，以及其他對中國抱有不良觀感的人士，傾向於認同更大的死亡數字和更加嚴重的社會不良影響。中國大陸的一般民眾則傾向於認為六四事件是政府出於維持政權穩定的武裝鎮壓，一般對此持中性態度，或由於消息封鎖而處於不知情的狀態[25]。
香港1967年發生六七暴動，香港親共人士在當時社會引發暴亂，社會出現暴亂情況及恐怖主義的恐慌，最終遭到港英政府的鎮壓。
香港親共人士受到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極端思想和澳門親共人士在1966年發動一二·三事件的鼓舞，發動了反對港英政府的暴動，除了散發傳單煽動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及勞工罷工外，更攻擊了英國官署和警察機關；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員殉職幾十名工人死難在內的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員在內的802人受傷。最終1,936人被檢控，涉及1,167個炸彈，當中包括後來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曾德成，就是有份參與的學運成員。
1968年北韓武裝特工潛入漢城（今稱首爾）的韓國總統官邸青瓦台，欲刺殺當時的韓國總統朴正熙；北韓特工雖然換上了青瓦台警衛的服裝得以滲透到青瓦台外部防線，但最後仍因為其的鞋子與青瓦台警衛有所不同而遭到識破，北韓特工因此跟青瓦台警衛爆發了衝突，最後北韓的暗殺行動失敗收場。特工最終全部被處決。6年後，1974年8月15日，朴正熙總統夫人陸英修同樣遭北韓特工刺殺身亡。
馬來亞共產黨是一個位於馬來西亞的毛派武裝團體，曾在1950至1960年代發動了反抗英國殖民當局及獨立後的馬來西亞當局的武裝恐怖活動，馬共在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皆有活動，在197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和馬來西亞及泰國建立外交關係後，宣佈不再輸出革命，1982年遭泰國政府全面鎮壓，禁止活動。1989年，在六四事件後及東歐劇變的大環境下，馬共在泰國政府的見證下與大馬政府達成和平協議，放下武器和平解散。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建設新疆再教育營。人權觀察人士及專家指控新疆再教育營中存在語言及文化清洗，報道稱再教育營破壞了維吾爾族等民族的伊斯蘭信仰，強迫他們唱紅歌、吃豬肉、喝酒，拒絕照做的人會被罰禁食、坐老虎凳以及不讓睡覺等。據報道，再教育營內還發生了強制分離孩童父母等行為，一些婦女表示曾被迫接受絕育手術、否則就會被送到集中營，有學者形容其為「人口滅絕」或「種族滅絕」。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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