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博都巴哈（阿拉伯語：عبد البهاء，本名阿巴斯·阿芬第，1844年5月23日—1921年11月28日），是巴哈伊信仰的創立者巴哈歐拉的長子[1]。在1892年，他父親在遺囑中任命他為自己的繼任者和巴哈伊信仰的領袖[2][3] 。
阿博都巴哈出生於伊朗德黑蘭的一個貴族家庭。在他八歲的時候，他的父親被捕入獄，家庭的財產也被收繳，這讓其處在貧窮的境地。在此之後，阿博都巴哈和他的父親一道被流放至巴格達。在那裏，他們生活了九年。
在19世紀60年代，他的家庭被驅逐至阿德里安堡，而最終的流放地是巴勒斯坦的阿卡，那一年，阿博都巴哈24歲。在阿博都巴哈的青年階段，他被他父親着意培養，並被認為是處在流放狀態的巴哈伊群體中的傑出人物。在他青少年時，他是他父親的助手，並時常被看到他與神學領域的博學人物進行辯論。
1892年，阿博都巴哈的父親過世，他被任命為巴哈伊信仰的領袖。對於這件事，有很多反對的聲音，反對者包括幾乎他的所有的家庭成員。儘管如此，但幾乎世界範圍內所有的巴哈伊社團都認可他的領導權。經過40年的監獄生涯，在阿博都巴哈64歲時被青年土耳其黨人釋放，而從此時起，他的家庭才開始生活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中。隨着阿博都巴哈赴西方世界傳教，和《神聖計劃書簡》這本書的傳播，巴哈伊的影響範圍不再局限於信仰的發源地中東。而阿博都巴哈遺囑建構了現在巴哈伊行政管理體系的基本結構。
阿博都巴哈的很多文字，祈禱文和信件都流傳了下來，而他在19世紀90年代末期和西方巴哈伊的談話，極大的促進了巴哈伊社團的成長。阿博都巴哈的本名是阿巴斯，但是他更喜歡「阿博都巴哈」（意為「榮耀的僕人」）這一稱號。在巴哈伊文獻的描述中，他被稱為「教長」。因為他用自己貯存的糧食救濟了一戰後產生的巴勒斯坦難民，他也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但他從未使用過這一稱號。
早年生活
阿博都巴哈於1844年的5月23日(伊斯蘭曆1260年，主馬達·敖外魯月的第5天)生於伊朗德黑蘭，[4]是巴哈歐拉和阿希耶·哈努姆的長子。他出生的那晚，正是巴孛向穆拉·侯賽因宣示的日子。[5] 依照他祖父，一位頗具名望的貴族米爾扎·阿巴斯·努里的意思，他被取名為阿巴斯。[6] 因為阿博都巴哈在孩童時代被父親着意培養，他早早成為了一名知名的巴比教徒。他回憶他見到巴比教的領袖塔荷蕾時的情形說，「她把我放在膝上，輕撫我，與我交談。我對她懷有深深的敬佩」。[7] 阿博都巴哈有一個快樂和無憂無慮的童年，他家族在德黑蘭的住所和在鄉村的房子都很舒適且都經細緻裝修。阿博都巴哈和妹妹的關係很好，他們很喜歡一起在花園裏嬉戲玩耍。[8] 除了他的胞妹巴希伊，阿博都巴哈的弟弟米赫迪也和他們一起居住。那時，他們的生活幸福且安逸。[6] 阿博都巴哈的父母在謝絕在部長法庭職位後所做了很多善行，如他把家庭的一部分改成病房給婦女和兒童使用，而這些，阿博都巴哈都看在眼裏，[9]。[8]
依當地風俗，貴族子女一般不被送去學校讀書，因此阿博都巴哈童年接受的教育並不十分系統。 當地有許多貴族子女都在只家裏被簡單教授讀經學、修辭學、書法和基礎數學，也有許多貴族子女只在家學習一些以備之後在皇家法庭工作的知識。 所以儘管阿博都巴哈曾在7歲的時候上過1年的傳統預備學校，[10] 但實際上他並未受到過正式教育。在他成長過程中，他母親和叔叔雖然教過他一些知識，[11] 但大部分的教育還是來自他父親的。[12] 在18世紀90年代晚期，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是這樣描述阿博都巴哈的：「他善於演講，辯才卓越，能清楚的解釋各種事實，並非常熟悉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各種經典……這樣卓越的人並不常見。」[13]
阿博都巴哈在7歲診斷被診斷出肺結核，並被認為將很快的死去。[14] 後來，雖然肺結核的病情有好轉，[15] 但在此後的一生中，依然被其引發的疼痛發作所折磨。[16]
對阿博都巴哈童年來說，8歲時父親被關入監獄的事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件事使他的家庭變得貧窮，連街道上的其他孩子也常常的對他的家庭搗亂。[5] 在談到和他的母親一起探望被關在臭名昭彰的黑牢裏的父親巴哈歐拉後，[6] 他說：「我來到一個黑暗、崎嶇的地方，進入一個又矮又窄的門，又往裏走了兩步，就黑的什麼都無法看到了。又往裏走了幾步，突然一個聲音傳來，『不要帶他到這來』，那是巴哈歐拉的聲音，之後我就被帶走了」。[17]
在巴格達的流放時期
巴哈歐拉最終被釋放了，但同時也被從德黑蘭驅逐。在1853年[17] 冬季（1月到4月）[18]，8歲的阿博都巴哈和父親一起踏上了去巴格達的路。在去巴格達的路上，阿博都巴哈被凍傷所折磨。在巴格達，巴哈歐拉和米爾扎·葉海亞爭鬥了一年後，選擇了隱居，並在1854年4月去往蘇萊曼尼亞秘密隱居起來，而當時正好是阿博都巴哈生日前的一個月。[18] 阿博都巴哈和他母親和妹妹對巴哈歐拉的離開感到十分傷心，但這促使他們的感情變得更加深厚，[19] 他的母親也因此在阿博都巴哈的撫養和教育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 在巴哈歐拉離開的兩年裏，阿博都巴哈擔起了處理更多家庭事務的擔子，[21] 而在當時的中東，一般認為14歲才有能力擔此責任。[22] 同時，阿博都巴哈也積極閱讀和抄寫巴孛的著作，[23] 在當時，抄寫副本是書籍流傳下來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阿博都巴哈也對馬術也很感興趣，隨着年齡的增長，他漸漸成為一名優秀的騎手。[24]
在1856年，一位知識淵博的人和當地的蘇菲派領導人對話的消息為當地人所傳頌，而那位知識淵博的人十分像巴哈歐拉。巴哈歐拉的家庭在聽到這個消息後，他的親戚朋友馬上開始了尋找工作。在3月，[18]巴哈歐拉終於被接回了巴格達。[25] 在見到父親的那一刻，阿博都巴哈仆倒在其膝下，哭着說「你為什麼要離開我們」，他母親和妹妹也這樣對巴哈歐拉說道。[24][26] 在那以後，阿博都巴哈很快的成為他父親的秘書和護衛者。[5] 在巴格達的這段時間，阿博都巴哈從一位男孩長成一名外貌十分出眾的青年，[24] 並以仁慈和敦厚為外人熟知。[5] 人們常常看到阿博都巴哈在清真寺與人討論宗教問題，常常看到青年阿博都巴哈的手稿。他也應他父親的要求，為當時蘇菲派的領導人`Alí Shawkat Páshá就穆斯林傳統「我是隱秘的瑰寶」，創作了一篇評論。[5][27] 當時阿博都巴哈只有十五、六歲，`Alí Shawkat Páshá認為，在這個年紀的阿博都巴哈寫的這篇11000餘字的文章，是十分卓越的。[5]1863年，在後來為眾人所知的里茲萬花園，巴哈歐拉向一些人宣佈，他就是巴孛所預言的上帝的顯示者，這一事實將得到印證。而很多人認為，巴哈歐拉首先向阿博都巴哈揭示了自己的身份。[28][29]
在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的流放時期
在1863年，巴哈歐拉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時值19歲的阿博都巴哈和巴哈歐拉的其他家人，陪同巴哈歐拉一起開始了他110天的旅程。[30] 這又是一次艱辛的旅程，[24] 阿博都巴哈在照顧被流放者方面做了很多事情。[6] 因為阿博都巴哈做了很多工作，以及巴哈歐拉對阿博都巴哈品德的稱讚，他在巴哈伊教徒中的聲望也越來越高。[31] 到達君士坦丁堡不久，巴哈歐拉的家庭再次被放逐到阿德里安堡，[3] 在去阿德里安堡的路上阿博都巴哈再次受到凍傷的困擾。[24]
到達阿德里安堡後，阿博都巴哈已經成為他的家庭必不可少的凝聚力量了。阿博都巴哈對母親的照顧上，更是花了很多心力。[24] 當時，阿博都巴哈以「教長（the Master）」的稱號為巴哈伊教徒所知，在非巴哈伊教徒則稱呼他阿巴斯·阿芬第（「阿芬第」意為「閣下」）。也是在阿德里安堡，巴哈歐拉授予阿博都巴哈「神之奧秘（the Mystery of God）」的稱號。[24] 巴哈伊教徒認為「神之奧秘（the Mystery of God）」這一稱號，意味着阿博都巴哈雖然不是上帝的顯示者，但超於普通人的品格、淵博的學識、完美的特質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融合。[32][33] 在當時，大家眼中的阿博都巴哈有着及肩的黑髮、藍色的眼睛、 白色的皮膚和羅馬式的鼻子。[34]巴哈歐拉授予了阿博都巴哈很多其他的稱號，如「至大聖支（the Most Mighty Branch）」、「（Branch of Holiness）」、「聖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Covenant)」和掌上明珠（the apple of his eye）。[3] 在流放途中，阿博都巴哈（「教長」）聽聞巴哈歐拉將與阿博都巴哈和他的家人分開流放的消息時，十分詫異，據巴哈伊的記錄，這一要求在經阿博都巴哈的辯駁後被撤回。[24]
在阿卡的流放時期
阿博都巴哈24歲時已經成為他父親巴哈歐拉的主要秘書，且在巴哈伊社群中受到充分肯定。[30]在1868年，巴哈歐拉和他的家人再次被驅逐至位於巴勒斯坦阿卡的刑事監獄。當時，大家都認為巴哈歐拉一家將渡不過這次劫難。[35]一到阿卡，他們面對的是嚴苛的環境，[3]周圍人懷有敵意的態度、父親和妹妹受到的重病折磨都考驗着他們。[5]當阿博都巴哈被告知女性坐在男性的肩膀上可以到達岸邊時，阿博都巴哈用椅子幫助一些女性到達了阿卡的岸邊。[24]這樣，阿博都巴哈才能夠得到一些麻醉用品來為他們進行醫治。[24]因為巴哈伊信徒囚禁在有着糞便和各種污垢的糟糕條件下，[5]所以不久後，阿博都巴哈自己也因痢疾而陷入重病狀態，[5]幸好，一個有同情心的護衛允許醫生為他醫治。但是，他們面對的不僅僅是這些，其他居民的躲閃、守衛對他們的不管不顧都使他們的生活變得艱難。此外，伊斯法罕人氏賽義德 .穆罕默德（一位阿札爾派人士）也沒有給他們提供什麼幫助，[6][30]阿博都巴哈最年輕的弟弟-米爾扎·米赫迪的死更是對家庭的重大打擊。[24]米爾扎·米赫迪死的時候只有22歲,他的父母因為這件事陷入極度的悲痛狀態中，而阿博都巴哈為他弟弟進行了守夜。[6][24]
隨着時間的推移，阿博都巴哈漸漸的擔負起溝通被流放的巴哈伊群體和外部世界的責任。根據巴哈伊信徒的記錄，通過阿博都巴哈的解釋和溝通，阿卡居民漸漸明白那些被流放的巴哈伊是無辜的，也因為這樣，關押巴哈伊的條件不像以前那麼嚴峻。[36]在米赫迪去世後的四個月，巴哈歐拉一家從監獄搬到了House of `Abbúd。[36]阿卡的居民也開始尊敬巴哈伊團體了，而他們對阿博都巴哈格外信任敬重。阿博都巴哈為他的家庭租住了一個住宅，不久之後，大約在1879年，因為一次流行病使得居民驟減，阿博都巴哈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後來為人所知的巴基大廈。
漸漸的，阿博都巴哈在當地變得越來越受歡迎。Myron Phelps是一位富有的美國律師，他評價阿博都巴哈的時候說，「阿博都巴哈是人們的摯友、是敘利亞人、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亞人……的摯友」，[37]所有人都在期待和阿博都巴哈交談，所以人都願意向他求教。[38]在1886年，阿博都巴哈創作了旅行者記(Makála-i-Shakhsí Sayyáh),在這本書中他回顧了巴比教的歷史。[39]這段書後來被翻譯成英文，並通過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的代理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愛德華·格蘭維爾·布朗是這樣評價阿博都巴哈的：
很少有人的容貌給我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他有着強壯的身體、筆直的身軀、白色的裝飾，及肩黑髮。飽滿的前額喻示着極大的智慧和堅定的信念，銳利的目光如雄鷹，稜角鮮明但面露和善。這就是「教長」--阿巴斯·阿芬第。[40]
由於當時阿博都巴哈正值適婚年齡，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阿博都巴哈婚期將近，甚至婚姻對象都已被鎖定在幾個女孩當中，[5][41]但阿博都巴哈本人似乎並不急着結婚。[5]因為他父親的催促，[6][42]28歲的阿博都巴哈在1873年10月與伊斯法罕人Fátimih Nahrí結婚。[43]Fátimih Nahrí的父親，伊斯法罕人Mírzá Muhammad `Alí Nahrí是一位當地知名的巴哈伊和頗具名望的貴族。[5]在巴哈歐拉和他的夫人Navváb對Fátimih與阿博都巴哈間的婚姻表現出對極大興趣後，[5][43][44]她被從波斯被帶到以色列的阿卡。經過一段從伊斯法罕到阿卡的艱辛旅途，Fátimih Nahrí和同行的兄弟於1872年到達目的地。[5][44]阿博都巴哈和Fátimih Nahrí在婚禮正式舉辦前5個月訂立了婚約，在這5個月中，Fátimih居住在阿博都巴哈叔叔Mírzá Músá的家。Fátimih在後來回憶第一次看到阿博都巴哈時表示:當阿博都巴哈的目光落在她身上的那一刻，她愛上了他。而阿博都巴哈在見到Fátimih之前，也並不知道自己婚期將近。[44]Fátimih後來被巴哈歐拉授予「Munírih」的稱號，[6]Munírih的意思是「發光的」。[45]
阿博都巴哈夫婦共育有9個孩子，第一個出生的孩子Mihdí Effendi在3歲左右去世，在他之後依次育有為Ḍiyá'iyyih Khánum、Fu’ádíyyih Khánum（出生不久後去世）、Rúhangíz Khánum（1893年去世）、Túbá Khánum、Husayn Effendi（1887年去世，時值5歲）、Túbá Khánum、Rúhá Khánum和Munnavar Khánum。子女的去世使阿博都巴哈極度悲痛-特別是他的孩子Husayn Effendi去世時正值他的母親和叔叔去世。[46]活着的孩子（全部是女兒）包括Ḍiyá'iyyih Khánum（守基·阿芬第的母親）(1951年去世)、Túbá Khánum (1880–1959)、Rúḥá Khánum和Munavvar Khánum(1971年去世)。巴哈歐拉希望巴哈伊信徒以阿博都巴哈為榜樣，逐漸改變一夫多妻的習慣。阿博都巴哈因他父親的建議和他自己的意願，踐行着一夫一妻的原則，[44]而在當時，一夫多妻是一種常態。[44][45]
傳教的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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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歐拉於1892年5月29日逝世後，他在遺囑中指定阿博都巴哈為聖約中心，巴哈歐拉的繼任者和他著作的解釋人。[2] 在遺囑中，提到了阿博都巴哈同父異母的弟弟穆罕默德·阿里的名字，指定他應輔佐阿博都巴哈。穆罕默德·阿里隨後對他的哥哥起了嫉妒之心，試圖借他的兄弟巴迪歐拉和迪亞歐拉的支持，建立自己的權威，成為另一個領導。[4]他起初秘密地和伊朗的巴哈伊通信，使他們對阿博都巴哈產生疑慮。[47] 大多數巴哈伊是追隨阿博都巴哈的，但一小部分人跟隨了穆罕默德·阿里，包括米爾扎·賈瓦德和 Ibrahim Khayru'llah，一位的著名去美國傳教的巴哈伊。[48]
後來，穆罕默德·阿里和米爾扎·賈瓦德開始公開指控阿博都巴哈攛掇了過多的權威，他們聲稱阿博都巴哈把自己放在和巴哈歐拉同等的上帝的顯示者的地位上了。[49]而與此同時，為了表明加諸其身上這一指控的繆誤，阿博都巴哈在Tablets to the West中清楚釋明了自己不是上帝的顯示者，而是被大家所熟知的稱號「阿博都巴哈」這一阿拉伯短語所蘊含的意思一樣，只是「巴哈之仆」。[50][51]阿博都巴哈也留下了有關建立巴哈伊行政管理體系的遺囑，在這一體系中，世界正義院與聖護同時是巴哈伊的最高機構，而他任命守基·阿芬第為首任聖護。[2]
在1898年結束的時候，西方的朝聖者開始到阿卡拜訪阿博都巴哈。這批朝聖者是第一批在西方生長的並面見阿博都巴哈的巴哈伊信徒，Phoebe Hearst是他們中的一位。[52] 在1898年末到1899年初，偶有西方的巴哈伊來拜訪。這期間來拜訪阿博都巴哈的巴哈伊信徒主要是20多歲的女士，他們大多來自美國的上層社會。[53]這批西方的朝聖者引起了當局的警覺，因此他們收緊了對阿博都巴哈的限制。[54]在接下來的十年裏，阿博都巴哈和全球的巴哈伊一直保持的聯繫，幫助着他們傳播這一信仰。受到阿博都巴哈幫助的有巴黎的May Ellis Bolles，有英國人Thomas Breakwell，有美國人Herbert Hopper,有法國人Hippolyte Dreyfus、Susan Moody、Lua Getsinger和美國人勞拉·克利福·巴尼。[55]而勞拉·克利福·巴尼在這幾年中向阿博都巴哈與的求教與她幾次訪問海法的經歷，後來經整理形成了《已答之問》這本書。[56]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理論上依舊是一位受管制囚犯的阿博都巴哈籌劃了把巴孛的遺體從伊朗遷移至巴勒斯坦的行動。之後，他又安排購買了卡梅爾山上的一塊土地作為巴孛的陵寢所在地並組織興建了巴孛陵寢，而巴孛葬於此是巴哈歐拉曾經指示的。建造這一過程陵寢前後花了大約十年時間。[57]隨着來朝拜阿博都巴哈的信徒越來越多，穆罕默德·阿里在1901年8月試圖說服奧斯曼帝國當局加強對阿博都巴哈的限制。[2][58]然而1902年，因為阿卡市長的支持，對阿博都巴哈活動的限制反而被大量的去除了，朝聖者又一次可以面見阿博都巴哈，不過阿博都巴哈的活動範圍依然被限制在阿卡城內。[58]在1903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的部分追隨者們與他關係破裂，這些追隨者包括巴迪歐拉和Siyyid `Aliy-i-Afnan。 他們並且撰寫了書籍和信件，透露了穆罕默德·阿里的一些密謀並解釋了有關阿博都巴哈的一些謠言是如何傳播開來的。[59][60]
從1902年到1904年，除了興建為了巴孛陵寢這一工作之外，阿博都巴哈親自推進的還有以下兩個項目：位於伊朗設拉子的巴孛寓所的恢復工作、位於土庫曼斯坦阿什哈巴德的首座巴哈伊靈曦堂的修建。[61]為了使巴孛寓所能在巴孛於1844年向穆拉·侯賽因宣示的地方恢復，阿博都巴哈請求Aqa Mirza與他共同推進此項目；[61]而靈曦堂的修建計劃，阿博都巴哈則交託給了Vakil-u'd-Dawlih。[62]
也是在1904年，穆罕默德·阿里繼續着對阿博都巴哈的指控, 這也使奧斯曼帝國當局傳喚阿博都巴哈,要求他對被指控的事實進行解釋。然而，這一行動，這反而讓當局明白了阿博都巴哈的是無罪的。[63][64]所以在接下來在阿卡的幾年裏，加之於阿博都巴哈身上的壓力又相對的減輕了，來朝拜阿博都巴哈的信徒的障礙也漸漸消失了。到了1909年，巴孛陵寢順利建造完成。[62]
去西方傳教
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革命後，奧斯曼帝國當局關押的所有政治犯得到了釋放。也因為此，阿博都巴哈被結束監禁，重新獲得了自由。他得到自由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訪問位於巴吉的巴哈歐拉陵寢。[65]阿博都巴哈在阿卡繼續居住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後，阿博都巴哈把他的住所搬至位於海法的巴孛陵寢旁邊。[65]1910年，當獲得了離境許可後，阿博都巴哈馬上開始了他的三年傳教之旅，目的地包括埃及、歐洲、北美。[2]
1911年的8月到12月間，阿博都巴哈訪問了很多的歐洲城市，包括倫敦、布里斯托和巴黎。他的訪問促進了西方世界的巴哈伊社群的發展，也更廣泛的傳播了他父親的教義。[66]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阿博都巴哈把傳教重心放在了美國和加拿大。啟程之前，阿博都巴哈獲得了乘坐鐵達尼號的資格。但他放棄乘坐此船，而選擇乘坐相對便宜但速度較慢的塞德里克號。阿博都巴哈把省下來的錢捐出，並在1912年4月11日到達了紐約，據阿博都巴哈本人說，他享受長時間的海上之旅。在到達紐約之後，阿博都巴哈安排了一次私人會面，而他想見的人，是鐵達尼號身上發生的不幸事件的倖存者。[67]倖存者中，有人問阿博都巴哈，是否他預見到了鐵達尼號的不幸命運。阿博都巴哈回復道：「上帝賦予我們直覺」。除了在紐約的大部分時間，阿博都巴哈還訪問了芝加哥、克利夫蘭、匹茲堡、華盛頓、波士頓和費城。從同年的8月開始，他又密集訪問了新罕布什爾州、緬因州的Green Acre學校，蒙特利爾（他訪問的唯一一個加拿大城市），接下來又去了明尼阿波利斯、聖弗朗西斯科、斯坦福、洛杉磯。 同年10月底，阿博都巴哈啟程返回歐洲，並於12月5號到達。[66]
阿博都巴哈在北美時訪問了許多團體與教堂，拜訪了許多巴哈伊家庭，並與幾百位人士進行了私人會面。[68]在這些活動中，阿博都巴哈較為清晰的闡述了巴哈伊認同的幾項原則，包括「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類一體」、「性別平等」、「世界和平」與「經濟正義」等。[68]在會面的過程中，阿博都巴哈並未因膚色不同而對人區別對待。[68]
阿博都巴哈的訪問和談話被數百家報紙所討論。[68]在波士頓，媒體在訪問阿博都巴哈時問及他來美國的原因。阿博都巴哈回應說他是來參加關於和平的集會，而之前的書面口信，並不足以表達他的急迫的心情。[69]而阿博都巴哈到訪蒙特利爾，則成為當地知名報紙的頭條。晚間，蒙特利爾每日星報的記者採訪了他，同行的媒體還包括蒙特利爾憲報、蒙特利爾標準、Le Devoir和La Presseon。[70][71]有關阿博都巴哈的報道的標題包括「波斯師長傳播和平」、「東方的哲人：種族主義是錯的，種族和民族偏見導致戰爭與衝突」，「和平的佈道者與社會主義者會面，阿博都巴哈有關貧富差距問題的新穎方案」。[71]發行範圍遍及整個加拿大的報紙蒙特利爾標準因對阿博都巴哈的訪問有巨大的興趣，故在其首次刊行有關文章一周後對其再次出版。蒙特利爾憲報就其訪問有關新聞寫了6篇相關報道，而蒙特利爾的最大法語報紙刊登了2篇有關文章。[70]阿博都巴哈在1912年對蒙特利爾的訪問，也吸引了知名的幽默大師，斯蒂芬·李柯克在其出版於1914年的暢銷書，《閒散闊佬桃源歷險記》中對他進行模仿。[72]在芝加哥，一份報紙的頭條為「聖座訪問我市…哦？不是庇護十世，而是阿巴哈」。[71]而阿博都巴哈在加里福利亞的訪問則被Palo Altan報道。[73]
回到歐洲後，他再次訪問了倫敦和巴黎，並在巴黎停留了兩周。之後還訪問了斯圖加特、布達佩斯和維也納。在1913年6月，他返回埃及，並在那裏停留了六個月之後最終回到海法。[66]
最後幾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阿博都巴哈一直在巴勒斯坦居住。期間盟軍的轟炸與土耳其軍官威脅，都使其處於危險之中。直到戰爭結束，英國對巴勒斯坦的託管的開始，阿博都巴哈才處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狀態下。在這幾年中，越來越多的朝拜者來海法面見阿博都巴哈。[74]
在1920年的4月27日，阿博都巴哈被英國在巴勒斯坦的託管當局授予騎士稱號，以表彰他在戰爭中的人道主義行為。[2] 1921年11月28日（伊斯蘭曆1340年，賴比爾·敖外魯月的第27天），阿博都巴哈去世。[4]在他的葬禮上，埃斯蒙特說道：
- 『…我們從未見過在海法，甚至在全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一位人士的逝去…使如此多不同宗教、不同膚色、不同口音的人匯聚一地，慟切如斯』[75]
阿博都巴哈被安葬在位於卡梅爾山的巴孛陵寢的前方區域，而此處計劃興建阿博都巴哈陵寢。在他的遺囑里，阿博都巴哈任命他的外孫守基·阿芬第為巴哈伊信仰的『聖護』。[2]
著作
阿博都巴哈共創作大約27,000篇書簡，而這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翻譯成中文。他的著作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他的直接創作，第二類是他人對阿博都巴哈的演講和談話的記錄。[2]
第一類包括：1875年以前創作的《神聖文明的隱密》，1886年創作的《旅者札記》,1893年創作的Resāla-ye sīāsīya, (Sermon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此外還有《忠信群英傳》和大量寫給不同人的書簡。[2] 值得一提的是，阿博都巴哈所著的《神聖文明的隱密》和《the Sermon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曾經長期匿名流通。
第二類包括：《已答之問》，這是阿博都巴哈和勞拉·巴尼的談話記錄；《巴黎談話》、《阿博都-巴哈在倫敦》及《弘揚世界和平》則分別為阿博都巴哈分別在巴黎、倫敦和美國的演講。[2]
下面是部分阿博都巴哈的著作、書簡和談話記錄：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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