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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香港電影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給十九歲的我》（英語：To My Nineteen Year Old Self）是一齣於2022年上映的香港紀錄片，由導演張婉婷執導及旁白、黃慧監製，以六位千禧年代出生的英華女學校學生為追訪對象，紀錄英華女學校重建下，她們的成長故事及經歷的變遷的紀錄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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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片製作歷時十年，時間上橫跨2012年「反國教」示威、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送中」運動等多場社會運動，側面記錄香港的時代巨變。團隊耗時三年剪接，把30萬小時的影片素材編輯成136分鐘的電影版。惟此片因其拍攝手法及不當手段，包括有違人物紀錄片製作操守，而備受抨擊及極大爭議。事件更上升至社會公共事件，港府官方機構包括私隱專員公署和教育局均介入。[2][3]
影片在第46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行世界首映[4]，並入選台北金馬影展2022「華語影像」系列電影[5]、第18屆布拉格亞洲電影節（Filmasia）「當代電影」系列[6]及第7屆倫敦東亞電影節（London East Asia Film Festival）「紀錄片競賽」項目[7]。本片亦獲頒第29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8] 及2022年度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大獎最佳電影[9]。
本片於2022年9月30日起進行優先場上映，並於2023年2月2日正式上映。然而在正式上映不久後，便有受訪學生向《明報周刊》指出學校和製作方漠視其不願將此片公開上映的要求，部份片段更以偷拍手段拍攝。相關報導於2023年2月5日刊出後，引起公眾嘩然。而在電影中出現的香港著名單車運動員李慧詩，亦於同日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自己對於電影使用自己被受訪的片段毫不知情，並表示不鼓勵市民觀看此電影。[10] 在諸多爭議之下，導演張婉婷於2月5日在電影謝票活動中宣佈本影片自2月6日起暫停公映。[11]
本電影獲得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3項提名，包括最佳電影。雖然英華女學校之後宣佈退出最佳電影遴選，但因金像獎不設退選機制，故仍合資格參加遴選[12]，影片最終獲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最佳電影，引起網民洗版表達不滿。
英華女學校校友張婉婷受時任校長李石玉如女士所託，為學校在2012年從半山區舊校舍重建，再臨時遷往深水埗青山道校舍，之後再搬回重建新校的過程拍攝紀錄片。
紀錄片採訪於2011年入讀英華女學校的六名女生。按石校長的想法，她們的中學一年級於羅便臣道舊校舍就讀，中二至中五遷至深水埗臨時校舍，中六就可以返回重建後羅便臣道校舍畢業。但由於校舍重建工程延誤，六名女生畢業時都是於臨時校舍就讀。而紀錄片一直採訪至她們畢業後就讀大學。整部紀錄片從籌備拍攝到影片完成歷時十年（2011－2021年）[13]。
| 受訪者 | 角色／暱稱 | 紀錄片內容 |
|---|---|---|
| 主角 | ||
| 倫凱頤 | 阿雀 | 中一時曾在學校經營小生意，後「生意失敗」。在英華115周年音樂劇《夜鶯》扮演雀仔。 |
| 佘麗薇 | 阿佘 | 中國舞成員，其後退團。曾中途休學，獲張婉婷介紹她及男友拍廣告，畢業後經副學士途徑考進香港大學護理學系。 |
| 羅曉淳 | Madam | 從小立志成為警察，最後因朋輩壓力而放棄。Deputy Head Prefect。 |
| 馬燕茹 | 香港單車運動員，片中表示不滿港隊只集中資源於舊人，因而退出港隊。 | |
| 王卓聆 | 阿聆 | 班代表，英華女學校學生會Canvas會長。 |
| 江冰瀅 | 香港小姐 | 因家庭關係，後往美國升學。 |
| 其他人士 | ||
| 陳可兒 | Shirley | Head Prefect，阿佘之好友。中文大學音樂系畢業。 |
| 簡明慧 | Ken | 乒球健將。中一留長髪，喜歡Justin Bieber，被同學視為女神。中二改留短髪，被同學視為男神。 |
| 陳嘉葆 | Angel | 阿雀、男神同班同學。據張婉婷表示及羅曉淳確認，她是其中一位表示想退出紀錄片公映版本的女生，獲刪剪大部份片段。 |
| 李石玉如 | 英華女學校前校長（2015年退休），提出拍攝重建校舍和搬遷過程的紀錄片。 | |
| 周小鳳 | 英華女校副校長，提及「要用上帝的愛浸死他們」。[14] | |
| 關翰章 | 英華女學校校長（2015年接任）。 | |
| 黃蓉詩 | 英華女學校舞蹈組老師。 | |
| 張婉婷 | 旁白。 | |
| 李慧詩 | 香港單車隊運動員。在日本「亞洲單車錦標賽」接受張婉婷訪問。[15] | |
| 袁國勇 | 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給英華同學簡介醫生工作及港大醫學院。 | |
| 湯玉英 | 英華女學校首位任女督察畢業生，以校友身份與學生對談社會事件的看法。 | |
2023年2月5日，《明報週刊》刊登了紀錄片的其中一位參與的學生王卓聆（阿聆）的自白，王卓聆表示學校在中一開始拍攝時，沒有提及過會將本片公開放映，對外包場放映（private screening）及參展電影節等用途，只作校內播放及製作DVD以作籌款用途，但學校在事後突然反口稱會作公開放映。王卓聆表示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任何形式公開放映，認為有侵犯學生私隱之嫌，兼認為校方以及拍攝團隊沒有權利公開放映。王卓聆曾努力反映予校方和張婉婷，但校方以及拍攝團隊以諸多理由堅持公開放映。[72][73]
王卓聆指在校內首映前她和片中其他同學皆沒有看過完整的電影，當她在學校首映首次觀看電影後，便感到恐懼，之後即時向校方提供的心理醫生（原文如此）求助。心理醫生診斷後也表示以她的狀態，電影不適合公映。王卓聆曾要求導演將她的片段剪走，但張婉婷以已通過電檢為由拒絕。之後校方草擬了一份同意書，希望各學生重新授權，即使王卓聆一直拒絕簽署，但導演和監製以她父母在她12歲（2012年）時簽署過同意拍攝的「通告」為「法律基礎」，視為她同意公映，校方、導演及監製更稱已尋求法律意見，並指如果王卓聆「仍要繼續阻止的話，有機會有法律責任」。王卓聆又指學校聲稱她成年後仍然繼續拍攝，是默示同意（silent consent），但她表示由始至終沒有同意過電影公開放映。
王卓聆又質疑電影的處理手法。她指雖然張婉婷曾經以她的家庭為藍本創作微電影《深藍》（2013年），但不覺得私隱受到侵犯，因為那一齣是劇情片。然而，她認為由張婉婷以導演身份擔任旁白主導故事走向，製作團隊又對受訪者認識有限，加上篇幅有限，質疑這齣紀錄片如何能將拍攝對象的故事忠實呈現。
王卓聆引述張婉婷在採訪中提及有同學以粗口責罵拍攝隊，質疑其拍攝隊缺乏自省能力，才導致同學的怨氣日積月累，以極端方法阻止拍攝。王卓聆又提到張婉婷稱「如果不想拍，只要跟她說一聲」，但事實並非如此，多年來只有一名學生能退出拍攝計劃，稱「她由中一哭到中五，哭到全級都知道她根本不願拍攝」，最後才能在中五時退出拍攝。王卓聆指自己對校方完全失去信任，本來以為校方和拍攝團隊會盡量低調處理紀錄片，但結果鋪天蓋地宣傳他們的「教育理念」，「我不停自問他們為何能高舉如此高尚的理念，但背後卻如此不尊重學生意願。」[74]
另一位有份參與的學生佘麗薇（阿佘）接受《明報週刊》採訪表示，在拍攝過程期間感到不適。她不滿導演不肯讓演出者在電影過檢前先看最終剪接版本，之後便以「影片已過檢」為理由不肯作出任何刪改。她指出，自己在電影中的部份片段，是被人偷偷地在遠處以長焦距鏡頭偷拍而得，感到不被尊重。她指若自己在活動上出現時，向她訪問拍攝或影到她也很正常，但是她已離開了拍攝相關的活動後，實在不希望被「狗仔隊」跟蹤偷拍。佘麗薇亦不同意導演稱學生中三、四時不想拍攝是出於反叛，她認爲即使是成年人，日日被拍攝必定感到不舒服，不應以「青少年反叛期」作藉口怪責不想拍攝的學生。她亦認爲部分旁白有欠客觀，例如如在片中批評阿聆「收兵」，主觀想法令事情變得更難堪。[72][74][73][75]
佘麗薇更表示，張婉婷及拍攝團隊多次表示「一蚊都無收，幫我們拍了好久」，若果參演的學生不讓電影公開上演「就會浪費了一番心思」，用這類說話施壓，使到參演的學生感到被「情緒勒索」。[75]
參與的學生江冰瀅（片中稱為「香港小姐」）在社交平台表示，影片公映前曾獲通知要先簽署公映同意書。由於她已移民離開香港，不清楚該影片在香港的情況，製作團隊亦未有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稱除了她以外，所有參與學生都已經簽了名（與王卓聆的說法有別），所以她在未仔細考慮的情況下簽署同意書。江冰瀅並表示，雖然她本人願意將自己的過去公開，但非常理解王卓聆和佘麗薇反對公映的原因，因為影片牽涉了她們很多私隱。江冰瀅指既然王卓聆反對電影上映，並受到電影極大影響，導演及學校便不應該公映，因為不應該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76][51]
2023年1月19日，張婉婷接受商業電台《一圈圈》節目訪問時，親述拍攝團隊為了拍攝片中主角之一馬燕茹的比賽片段，假裝已申請許可證的樣子般進入比賽場館拍攝。該比賽是2016年1月在日本伊豆舉行的場地單車亞洲錦標賽，當她被工作人員截查時，張婉婷便對截查人員說謊指有人正把許可證拿過來，更訛稱馬燕茹是他們一分子。其後場地工作人員便一直以為紀錄片拍攝團隊是記者，他們便順勢繼續冒充記者，並把攝影機擺在賽道旁邊最近起點及終點的位置，將自己變成國際首席攝影師和記者般。張並強調必須「偷雞」，表示「呢啲唔得唔做，唔通唔拍咩？咁梗要諗橋啦嘛」。在該電台節目訪問中，張婉婷不斷大笑，對拍攝團隊不道德的欺詐行為並未表示絲毫羞愧或內疚，更笑說以前在美國拍攝電影時更曾經偽造文書假冒市長簽名。[41][42][77][78]
2023年2月5日，香港單車運動員李慧詩於Facebook與Instagram以「氣在心頭」為標題撰文，指在《給十九歲的我》中出現自己的受訪片段一事，她亦是至電影公映後才從觀眾口中得知。該片段來源是2016年1月在日本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時，接受張婉婷的訪問。李慧詩指出，張婉婷發問的內容很古怪，跟比賽完全沒有關係，由於張並非以前訪問過她的記者，當時她以為只是張經驗不足所致。李慧詩記憶中，並未有同意將訪問用於商業電影中公映，否則她會先化妝及問准體院同事才進行拍攝。李慧詩表示，曾諮詢體院，由於香港沒有肖像權，張婉婷將影片放上螢幕，雖然沒有犯法，但是質疑沒有取得當事人同意，甚至沒有知會當事人以示尊重。對於這部電影，李慧詩表示「我不會看，亦不鼓勵你看」。[79][10]
2023年2月6日，香港體育記者協會發出聲明，對於張婉婷在訪問中提及於《給十九歲的我》的拍攝期間，在未持有採訪批准而進入單車場館採訪李慧詩一事，感到遺憾。協會表示，一直以來不論國際賽事或本地賽事，傳媒都需要向相關主辦單位申辦採訪證。因為大型體育賽事如世界盃及奧運會，採訪人數眾多，主辦單位會為各國家及地區設定配額，控制場內採訪人數。協會並表示本地媒體一直恪守大會及主辦單位的採訪安排，批評張的行為，或影響本地媒體形象，以及令本地媒體在將來申請海外採訪時，可能因此出現更多限制。[80][52]
2023年2月7日，對於張婉婷解釋指2016年時是經單車總會的「名譽董事」協助進入場館訪問李慧詩及戲中主角馬燕茹一事，中國香港單車總會回應傳媒，指該會根本沒「名譽董事」一職。該總會指出，2016年曾派出香港單車代表隊參加日本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賽事時，當時只有體院教練及工作人員隨隊，中國香港單車總會並沒有派出任何人員在場協助。[53] [81]
2023年2月8日，本片監製黃慧致函香港體育記者協會，發出聲明表示當日攝影隊獲發主辦單位發出「Press Pass」入場，並指攝影隊透過時任港隊領隊兼單車聯會名譽秘書長陳仲雨，邀請單車手李慧詩受訪。黃慧指出2016年到日本伊豆拍攝片中主角之一馬燕茹參賽是由英華女學校校長事前向主辦單位申請並獲批，攝影隊到埗後並獲發「Press Pass」及特許背心，容許於記者區及比賽場地內拍攝。[82]但根據李慧詩所言，當時是「日本組委會」問她會否接受香港傳媒訪問，這與黃慧所稱透過陳仲雨安排不同。[56]黃慧的聲明亦明顯與張婉婷於2023年1月19日接受商業電台節目訪問時所說不同，張婉婷親述團隊是在沒有申請許可證之情況下，以欺騙場館人員的手法進入比賽場館拍攝。[41]
2023年2月5日，張婉婷前PA（Production Assistant，即助理編導）的Billy Ngan發文，指出《給十九歲的我》影片開始時的確沒有說過會公映，質疑英華女校與張婉婷導演未有做好保障學生權益的本分，覺得片中的女同學是被人欺騙，並表示：「對不起，當年沒有做好一個成年人應有的責任去保護妳們。」2月7日，Billy 再發文爆辛酸史，他稱張婉婷邀請他參與《給十九歲的我》的製作，當時他到英華女學校討論細節時，只說拍一影片記錄學校暫別原本半山校園的幾年，未想到結果情況會這樣瘋狂。以「沒有固定工時，24小時隨傳隨到」的方式工作參與《給十九歲的我》及另一項目半年後，他才收到只有5,000元的薪金。在工作期間他曾墊支了6,000元，李保樟副導演拖延超過一年仍不肯還款，最後他直接聯絡羅啟銳才討回欠款。[83][84][85][86][87]
2023年2月13日，BBC News 中文記者李澄欣發表專題報導，分別從五個角度探討此事件：
文章結論引述台灣學者郭力昕意見，認為台灣紀錄片產業比香港成熟得多，商業院線都會放映很小眾的紀錄片，這次《給十九歲的我》引發的爭議在香港形成公共討論是好的開始。「素養的建立要從觀看開始，什麼都要看，不是說有爭議就避開，大家多討論、辯論，才會提升社會對紀錄片的識讀能力與文化水平。」[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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