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
中共早期领导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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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發（1879年—1931年6月24日），字仲發，筆名忠發、科發、拜發、獨中、獨用、特生、之夫，化名許白英、楊特生、余達強，祖籍湖北漢陽府漢川縣[1]，出生於江蘇松江府上海縣[2][3]:5。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是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
向忠發早年參與、組織京漢鐵路大罷工，任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1928年，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會主席，是名義上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他也是中共早期為數不多真正出身於工人階層的黨員之一）。1931年6月，向忠發在上海被南京政府方面逮捕，隨即叛變，於兩天後被槍決。
向忠發出身貧寒家庭，幼年勉強讀了5年私塾，輟學後隨父母遷回湖北漢川。1894年14歲進入漢陽兵工廠（當時叫湖北槍炮廠，後又改名為湖北兵工廠）當第一批學徒。兩年後，他因與工頭頂撞而被工廠開除。在親友的介紹下，向忠發進入武昌製錢局（後來改名為武昌造幣廠）做工。1901年底，因原料價格上漲，武昌造幣廠虧損嚴重，被迫停止生產[4]。向忠發跟隨王端陽學過拳術，經王端陽介紹，向忠發到江西九江，給富豪王家全擔任僕人[5]。辛亥革命後，隨做淮鹽船代駕，兩年時間升為大副，掌管贛江商輪。因商船橫闖關卡、毆打官員、撞壞鹽道船隻[6]，江西官府通緝向忠發，之後他返回湖北家鄉[3]:16-19。三年後，由王家全介紹，在江漢造船廠工作，後進入漢冶萍公司，因較強的活動能力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冶萍工人俱樂部。1921年，擔任漢冶萍工人俱樂部副委員長。1922年，由許白昊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擔任漢陽鐵工廠工人俱樂部副委員長[7]。
1923年2月，他參加了京漢鐵路大罷工，隨後與在武漢地區領導工人運動的項英和林育南取得聯繫，以輪駁工的身份出面掩護幫助共產黨員和工人積極分子轉入地下。由於工作頗有成就，向忠發在武漢地區頗有聲望[8]。1923年3月，他被推選為中共武漢區委執委會委員。6月，作為武漢黨組織的代表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春，以武漢地區黨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9]。同年底，因國共合作需要，他加入國民黨。1926年，北伐戰爭中，向忠發與林育南、許白昊等組織工人罷工，支持北伐軍作戰。當時北伐軍兵臨武昌城下，向忠發等發動船工並組織用輪駁在長江中架起浮橋，使北伐軍通過浮橋順利過江[10]。隨後，他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11]。他出任漢口市國民黨部工人部長、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李立三、項英為副委員長[12]），還兼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13]。1927年，時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向忠發，給武漢臨時聯席會議（國民黨、國民政府在國民革命武漢時期臨時代行黨政最高職權的組織）主席徐謙，發了一封公函（檔案號：漢7134），要求為漢陽兵工廠幾千工人的待遇問題：兵工生活已苦不堪言收入極其微薄，勞動強度卻相當大，一般工作時間都在13小時以上，廠方還經常以各種藉口強迫工人加班；因病不能上班者，不僅按天扣發工資，甚至還被罰款；軍火生產有極大的危險性，但工廠沒有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起碼的保障，工傷死亡事故不斷發生。再加上當時湖北財政困難、物價飛漲，工人們只能進行大罷工，反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謀求自身權益。
四一二事件後，向忠發積極策劃反對中國國民黨。隨後在中共五大上，由於鄧培在廣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監察委員，蘇兆徵和向忠發取代鄧培和王荷波，進入中國共產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向忠發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之後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開始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14]。1927年7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指示，改組中共中央，成立臨時常務委員會，罷免陳獨秀，由瞿秋白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隨後中共召開八七會議中，共產國際出面要求中共加強中國領導層的工人成分；向忠發也因此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他從上海抵達莫斯科，經數月蘇聯及歐洲遊歷之後，在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大會[15]，並當選為大會副主席[16]。
當時蘇聯十月革命十周年慶，各國共產黨派代表團祝賀。而中共中央派出工農出身幹部領隊，按資歷當推蘇兆徵，而偏巧蘇正養病，於是改派向忠發。之後向忠發在蘇聯受到斯大林接見，並受到共產國際重視[17]。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共代表團出席，他擔任代表團秘書長，並參與起草《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並通過[18][19][20]。他還當選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出席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21]。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屆一中全會，他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他發表《關於職工運動及討論結論》[22]，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和斯大林紛紛表示贊同，並將向忠發區別於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葉挺、毛澤東等人。在共產國際支持下，向忠發平步青雲，瞿秋白則被免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7月19日，向忠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7月20日，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會主席，沿黨內習慣稱之為「總書記」[23]。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儘管向忠發擔任名義上的黨內領袖，但之後很多時間中，中共實際負責人是周恩來[24]。
1928年9月2日，向忠發返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而當時掌握中共領導實權的是蔡和森，但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來天，中共順直省委出現內亂與分裂[3]:203。由於順直問題牽涉到蔡和森，蔡和森為此向中央常委檢查錯誤[25]。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上李立三提議、向忠發贊成並獲會議通過：取消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及中央宣傳部長職務，待二中全會批准或追認；但由於共產國際代表反對，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並沒有批准這個決議[26]。此時蔡和森氣喘病發作，不得不辭職、離開中央機關養病[27]。1929年1月，蔡和森被調往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向忠發藉此開除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職位，並以李立三遞補[28]。因知識水準低，又缺乏領導與組織能力，以致向忠發大權旁落，一切方針由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及政治局常委兼軍事部長周恩來兩人代為決定。而1930年4月，周恩來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時，向忠發逐漸聽信時任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農委書記李立三的建議，開始匆忙組建中央行動委員會，領導各地進行暴動[29]。向忠發隨後向共產國際、蘇共請求支持建立蘇維埃政權。共產國際知情後，迅速派遣周恩來、瞿秋白回國，於1930年9月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的錯誤。10月， 李立三被撤銷政治局常委職務[30]。
1930年12月，共產國際派王明回國，以取代李立三職位。向忠發對此表示積極贊同，之後王明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常委，王明逐漸開始領導中共中央，而向忠發逐漸成為掛牌總書記。向忠發自知無力與王明比拼，遂與妓女楊秀貞姘居。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被國民政府逮捕，之後供出共產黨機密，包括向忠發左手一指半截的特徵[31]。5月中旬，中央機關恢復辦公，發出第二百二十三號通知。中央政治局成員大多派往各根據地，留在上海的只有向忠發、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四人，人數已不過半，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議改變工作方式，實行分工負責，縮小工作範圍[3]:284。向忠發決定重建中央特科，並於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安全保衛工作，通過了《中央審查特委工作小結》，決定特科成立三人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由中央常委領導和監督。特科設正副主任各一人，向忠發、王明、周恩來決定陳雲做特科主任、康生擔任副主任，潘漢年負責聯絡偵察工作[3]:285。同時向忠發化名李科發，對外中斷來往[3]:286。
向忠發對毛澤東有着非同尋常的大恩。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能夠東山再起，完全得益於向忠發在總書記任上做出了兩個對中共歷史有重大影響的決定：一是向忠發以張國燾與毛澤東關係不太融洽為由，反對共產國際遠東局讓剛從蘇聯回國的張國燾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將其派到鄂豫皖蘇區。結果是性格溫和的周恩來出任蘇區中央局局書記。二是向忠發提名被解除軍權的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項英和張國燾任副主席。這為毛澤東日後政治上的發展和登上高位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向忠發在一九三一年六月被捕叛變並被處死後。毛澤東感念其知遇之大恩，此後的幾十年間從未說過向忠發的一句壞話。即使在文革期間，毛澤東把所有前共產黨負責人和重要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博古、張聞天、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全都大批一通，唯獨對向忠發網開一面。
1931年5月底，中共特科接到消息稱，已經叛逃的顧順章調查向忠發的住處，並因此要求向忠發立即搬家。當晚中央常委在周恩來家開會，決定向忠發留在周恩來家。但當晚向忠發突然決定回家，並住進了德華旅館。6月22日上午9時，向忠發前往英國商人在法租界開辦的泰勒租車行，準備租汽車返回其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時，被陳立夫與顧順章佈局的國民黨特務人員和租界巡捕抓獲，後被押往嵩山路巡捕房，又被轉到盧家灣巡捕房政治部[3]:292。中午12點，周恩來、王明、博古在聶榮臻家開會，得知向已被捕。周恩來、陳賡等人商議營救被捕的向忠發，送給楊度五萬元銀行存摺，並求助杜月笙。但兩小時後，楊度退回五萬元存摺，杜月笙稱是南京直接派人來捕獲無法救回[32]。
6月23日，向忠發被國民政府方面引渡，押解到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3]:304。被捕後，隨即供出陳琮英（任弼時之妻）和楊秀貞的住址，兩人隨後被捕[3]:305。之後供出恆吉里1141號中共秘密機關，致使張紀恩、張越霞被捕[3]:305。而周恩來、瞿秋白則聞訊轉移[3]:305[33]。6月24日凌晨3點，向忠發被處決。當時向忠發被轉移到龍華後，警備司令熊式輝立即向南京蔣介石發電，但因蔣介石在廬山，又轉到廬山；蔣介石看後立即下令「就地槍決」[34]。向忠發供出中共等信息後，熊式輝再發第二個電報，蔣介石改下令暫緩處決，但第一個電報已經執行了[35]:286-287。而由於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根本性破壞，促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決定逐步向江西中央蘇區轉移[36]。
關於向忠發叛變，主流觀點（包括當事人鄧穎超[37]、周恩來、陳琮英）認為向忠發的確叛變了[38][39][35]:284，黃慕蘭最先向中共中央舉報了這一信息，使周恩來等及時的轉移[40]。向忠發在上午九時被捕，下午經受不了電刑[3]:305，就跪地求饒，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機關和許多領導人的秘密住所[41]。向忠發死後，周恩來派潘漢年調查抄錄向忠發在審判時的口供。中央特科通過打進淞滬警備司令部做法文翻譯的鮑文蔚和情報科歐陽新的關係，以及上海社會局長吳醒亞屬下吳漢祺去找錄事，許以重金，設法偷錄向忠發的口供。周恩來看過這份口供，開始曾經懷疑這些是國民黨偽造的。但經他研究後，認為很多機密只有中央少數人知道，卻都出現在口供中，因此肯定了向忠發確已叛變[42]。
曾在中統任職的徐恩曾認為向忠發是被人出賣而被捕的，被捕後曲膝跪地求情並說出四個共產黨的重要指揮機關的所在地，他沒有工作能力，他在共產黨內所擔任的職務實際上是李立三的傀儡[43]。向忠發被捕後立即屈膝投降，而其姘頭楊秀貞並未講陳琮英的共產黨員身份，看到同時關押在獄的關向應等，也未向敵人報告[35]:286-287。1972年6月，周恩來在一次內部講話中稱，「向忠發弄了一個妓女楊秀貞，吃喝玩樂」「敵人抓到妓女，她還不承認向忠發是黨員」「可是向忠發被抓到，立即承認自己是黨員，叛變了」「向忠發節操還不如個妓女」[35]:286-287。但有少數學者認為向忠發未曾叛變，經過刑訊逼供，死於電刑，《前共黨中委兼總書記向忠發的自供》很有可能為偽作[44]。另有說法認為向忠發是被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槍決的[43]。
1970年代末，隨着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共黨史資料徵集工作開始，關於向忠發是否叛變的問題，引發了新的爭議。1979年9月，上海歷史研究所的李華明、沈億琴採訪了時任中共中央機要處主任張紀恩，整理出《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段及其他》，張紀恩在文中提出四點，包括「被破獲機關在之前一天已感到會出問題，與向忠發叛變與否並無關係；向忠發知道之後被捕四人是中共黨員，但四人均未直接因向忠發工作關係而被牽連，之後也無人被牽連入獄；向忠發死後流傳千字供詞可能是假；監獄中被捕的關向應、余昌生並未暴露。」[3]:326-327之後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陳獨秀的前秘書黃玠然也在《黨的六大前後若干歷史情況》中提到相同的懷疑[45]。兩篇文章發佈後，引發巨大爭議，當事人之一的陳琮英表示她親眼看到向忠發卑躬屈膝出賣中共黨員；朱端綬、李沐英也認同向忠發叛變屬實[46]。但是爭議不斷擴大，1980年4月28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李維漢在湖南黨史工作者座談會上也提到此事，認為當時中共革命歷史複雜，值得把此事研究討論。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在看到黃玠然文章後，認為事實不符，約談後將情況溝通，黃玠然最終認同鄧穎超的觀點（即周恩來結論）[3]:330-332。1989年，鄧穎超寫《關於向忠發叛變問題》文到《中央黨史研究》[47]。鄧穎超在發表之前，交給陳雲審閱。陳雲是當時中央特科負責人，參與了向忠發事件的調查與事後處理。在閱讀完鄧穎超文章後，簽注表示贊同鄧穎超的意見[3]:328-332。
因為被定性為叛變，向忠發長期都被評價定位為「流氓無產者」、「大字不識幾個，連文件也看不了」、「利用職權大搞特殊化，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貪污了黨的很多經費，吃喝嫖賭什麼都干」……不過，現在權威著作中，說法有了一些改變。比如，「流氓無產者」的說法變成承認是個工人，至少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總書記的位子」；關於「大字不識幾個，連文件也看不了」換成了「理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備當領袖的才能」；關於「利用職權大搞特殊化，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貪污了黨的很多經費，吃喝嫖賭什麼都干」之類則被簡單概括為「追求生活安樂，跟妓女姘居」。[48]
向忠發曾娶湖南省湘潭劉秀英為妻，有一子。1928年底向忠發從蘇聯返回上海後，經黨組織周密安排，將其妻兒由武漢接到上海。但向忠發與妻子關係不佳、因此分居[49]，改以古董商人為掩護，與妓女楊秀貞一起，在法租界善鍾路附近樓房中姘居[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