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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家、社学哲学家（1902－1994）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卡爾·雷蒙德·波普爾爵士，或稱卡爾·巴柏[1]CH，FRS，FBA（英語：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出生於奧地利，猶太人，獲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美國哲學家巴特利稱其哲學為「哲學史上第一個非證成批判主義哲學」（the first non justificational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在社會學亦有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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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爾最著名的理論，在於對經典的觀測-歸納法的批判，提出「從實驗中證偽的」的評判標準：區別「科學的」與「非科學的」。在政治上，他擁護民主和自由主義，並提出一系列社會批判法則，為「開放社會」奠定理論根基。
卡爾·波普爾出生於維也納（當時屬於奧匈帝國）的一個猶太裔中產階級家庭，畢業於維也納大學。1928年，他在導師卡爾·布勒和摩里茲·石里克的指導下獲得心理學哲學博士學位，1930年至1936年間在中學任教。1937年，納粹主義勢力抬頭，奧地利被德國吞併，波普爾因而移民至新西蘭。他在新西蘭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學任哲學講師。1946年遷居英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講解邏輯和科學方法論，1949年獲得教授職銜。1965年，他被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封為下級勳位爵士，1976年當選皇家科學院院士。1969年從教壇退休後，他仍活躍於知識界。1982年，波普爾獲頒榮譽侍從勳章。
波普爾的哲學體系，重點在於批判的理性主義，這即與經典的經驗主義及其觀測－歸納法涇渭分明。波普爾尤其反對觀測－歸納法，他認為科學理論不適用於普世，只能作間接評測。他也認為，科學理論和人類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識，都不過是推測和假想，人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摻入了想像力和創造性，好讓問題能在一定的歷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人們只能依靠僅有的數據來樹立這一科學理論，然而，此外又不可能有足夠多的實驗數據，能證明一條科學理論絕對無誤。例如，人們在檢測100萬頭綿羊後得出「綿羊是白色的」這一理論，然而檢測之外，只要有一隻黑色的綿羊存在，即可證明前面的理論錯誤。誰又能無窮無止地檢測綿羊，以證明「綿羊是白色的」理論的絕對無誤呢？這一「可錯性」原則所推演出的「真偽不對稱性」（真不能被證明，只有偽可以被證明），是波普爾哲學思想的核心。
波普爾高度評價了休謨對歸納法的批判，雖然他對休謨和歸納邏輯主義的批判是牽強的，但他對基礎論的批判是相當有力的。基礎論是指人們普遍相信，知識需要一個堅實的基礎，經驗科學的基礎是感覺基礎。這也正是歸納法的根源所在。他指出經驗基礎論將科學分為兩部分，一是觀察和實踐所得到的基礎。二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理論。而人們普遍忽略了，觀察和理論不是獨立的兩種理論，任何觀察都受理論傾向的影響。這裏可以發現測不準定理對他的啟發。波普爾認為尋求知識基礎是一種錯誤，但不是偶然的失誤。這是一種基於人本性中尋求安全感的需要。
波普爾常被認為是科學主義者，但他並不是一個「科學至上論」或「唯科學主義」的鼓吹者。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知識並不是人類唯一有意義的智性事業，科學理論都只是暫時的、尚未被證偽的假設、是具有階段性的，他在自傳《無盡的探索》中評價達爾文的進化論不是一種可檢驗的科學理論，而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行動綱領——可檢驗的科學理論的一種可能的框架；在《科學知識進化論》中說「我所想到的科學知識的增長並不是指觀察的積累，而是指不斷推翻一種科學理論，由另一種更好的或者更合乎要求的理論取而代之。」，否定將科學等同於真理。[3][4]
波普爾同意對偶然真理的界定，但他強調這樣的經驗科學應該服從一種證偽主義。證偽主義至少存在兩個優點。第一，科學理論的表達一般為全稱判斷，而經驗的對象是個別的。所以，經驗如果用來證實理論，那麼它將是無法窮盡一般的理論的。比如，再多的白羊也不能證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而只要一隻黑羊就能證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這個理論是錯誤的。所以，經驗的真正意義在於可以證偽科學理論。第二，證偽主義可以避免對錯誤理論的辯護和教條。如果堅持實證主義，那麼一旦出現與理論相悖的經驗，人們便會做出特例假設或特殊的限制以使得理論能滿足經驗。但實際上這樣的設定往往是極不科學的。證偽主義使人們相信所有的科學都只是一種猜測和假說，它們不會被最終證實，但卻會被隨時證偽。
證偽主義應採用試錯法。這是指人們應該大膽地提出假說和猜測，然後去尋找和這一假說不符合的事例。根據事例對假說進行修正，不斷重複這一過程，乃至將最初的假說全盤否定。試錯法對理論的修改和完善是沒有止境的，試錯法的結果只能是一個較好的假說，但不是最好的假說。最好的假說是終極真理的代名詞，和科學精神相悖。
波普爾同樣想整合唯理論和經驗論的衝突，但他同時批判唯理論和經驗論。唯理論和經驗論都承認，知識起源於一個不變的基礎。唯理論認為這個基礎是普遍必然的原則，而經驗論認為它是人的經驗感覺。波普爾的科學哲學核心在於，一切理論和原則都可以被證偽，而經驗雖然不是知識的來源和基礎，卻是檢驗知識的標準。他將這種觀點稱作批判理性主義。
於是科學和非科學的劃分在波普爾這裏得到了明確的界定：科學的表述在於其是可證偽的。與邏輯實證論和「休謨的叉子」不同，科學不是有無意義的判準，而是是否為客觀知識屬於世界三。於是數學和邏輯學便被劃分為非科學的，同樣，精神分析學說，占星說，骨相學，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也都是非科學的，因為它們都不可被證偽。數學和邏輯學之所以被劃分到了非科學的原因在於他們並不需要經驗去檢驗它們，他們被休謨稱為必然真理。數學和邏輯學基於其體系起始的公理，如果選擇不同的公理系統，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例如歐式幾何與非歐幾何。而公理本身是否為真往往是不可證偽的，因而也是非科學的。
波普爾用這樣一個模式來描述科學知識的積累。
P1->TS->EE->P2，對於問題1，人們提出假說嘗試解決（tentative solution）它。然後通過證偽來消除錯誤（error elimination），進而產生新的問題2。隨着問題的深入，對問題作嘗試解決的理論的正確性也就越來越高。科學知識的積累不僅僅是數量上的增長，而更應該是新理論代替舊理論的質變。
由於波普爾所處的時代，他的學說受到了達爾文主義和量子物理很大影響。他認為，在上面這個模式中，TS並不只有一個，對於一個時代的P1來說，同時存在着多個解釋方案，而最後能脫穎而出的只有一個。只有通過嚴格的檢驗，才能被保留在知識體系之中，而其它的方案都被淘汰。此外，他反對機械決定論。即通過足夠的知識，我們可以斷言下一時刻的每一個事件。他認為科學知識的增長模式既是開放性的，也是非決定論的。人們不能完全預測科學知識的未來狀況。最後，他還認為理論的革新和進化論中的突變一樣，存在某種非理性因素，雖然這些理論本身是理性的產物。
波普爾的主張其實是一種對於理性的批判。真正的理性在於它可以接受批判，不迷信，不盲從的批判和探索是理性真正的精髓所在。波普爾的理性態度是，我可能錯，你可能對，通過努力，我們可以更接近於真理。科學之所以科學在於它既可以被證偽又不服從任何權威。很顯然[來源請求]，這不是一種完全的理性主義，他不堅持理性能夠解釋包括理論自身在內的一切現象。在他看來，證明各個學科其固有的價值預設是沒有確定把握的，而且不免落入循環論證的圈套中去。如果一個人堅持理性主義，那麼他本身就是有非理性主義因素的。因為他存在這樣一種價值預設，那就是，理性主義比非理性主義更有優越性。波普爾也承認，非理性主義比理性主義在邏輯上更具有優越性，那是因為它不需要對自身的存在提供合理辯護。但同時波普爾否認徹底的非理性主義，他說，完全的理性主義只會給人帶來思維上的困惑，而完全的非理性主義卻會造成社會的禍害。所以，理性和非理性主義之爭，邏輯上不能提供答案。但在倫理道德關係上，在價值判斷的領域上，理性主義比非理性主義的優點多的多。所以，波普爾沒有過多地在科學哲學上突出兩者的對立，但在社會政治哲學中，他以理性批判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對立作為矛盾的焦點，猛烈抨擊了開放社會的敵人。
無論在認識論和社會歷史觀上，波普爾的立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批判權威主義。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與《歷史主義的貧困》中，波普爾抨擊歷史主義，捍衛「開放社會」，即自由與民主的社會。第二本書被譽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歷史學說作出的最徹底，最難對付的批評。歷史主義指稱：歷史的發展是無情的，歷史進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則的，最後也會推進到確定的終點。這種信仰轉化為一種對確定不移的歷史規律的探索，它們都排斥批判，反對變革，無可避免地走向極權和專制。所以在波普爾看來歷史主義不過是以權力主義和極權主義為根基的理論性假設，是自然科學中謬誤理論的產物。波普爾雖然強烈批判歷史主義，但他承認歷史主義的合理性。他認為人們接受某一種歷史主義的原因是人們出於對一種歸家的安全感的需求。處於一種權威主義下，我們可以部分擺脫死亡、人生、黑暗的恐懼。這意味着，人們以自由、平等和批判權利的代價來交換心靈上的平靜和安全感。波普爾的立場是針對馬克思對自由資本主義進行批評，但他個人也明白到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的禍害和馬克思的論證也是用了證錯法的科學方法。有人[誰？]指出，那是唯物主義的錯誤，而不是資本主義結構的不合理，人並非是純理性，純自私的生物。並且資本主義有缺陷，不意味着社會主義就能做得更好。
波普爾批判烏托邦工程，在他看來，這雖然是歷史主義者美好願望的產物，但它只能帶來災難和不幸。最終目標這樣的概念只能是錯誤的，因為目標只能是相對的，而最終目標的內容也無法是具體的，而只能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語。例如平等、自由、開放，就是最終目標通常打着的幌子，所以波普爾主張漸進式的社會工程。他認為社會工程應該服從以下兩個原則：一是以排除人民痛苦優先，而不是增加快樂。在所有的政治理想中，試圖讓人們快樂是最危險的一種。二是溫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這就要求社會改良政策需要具體的，有針對性的目標，而不是空談理想。他提出了政治哲學中的四個悖論。
波普爾批判了歷史上3個具影響力的歷史主義代表人物，他們是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描繪遭到波普爾的強烈批判。在波普爾看來，柏拉圖是第一個提出完備歷史主義理論的哲學家。而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充斥着極權主義、集體主義、否定個人自由的價值觀。
之後波普爾抨擊黑格爾，說黑格爾的哲學是邏輯混亂，武斷專橫的滿紙空言。黑格爾的哲學之所以能顯赫一時，那是因為普魯士國家的官方需求。黑格爾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對法西斯主義有着巨大影響。
波普爾重點駁斥的對象是馬克思，因為對於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波普爾認為它們無法證偽，所以是非科學的，還認為它們是偽科學的教條，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是最精緻，影響最廣泛，也是最危險的歷史主義。馬克思理論宣稱物質生產規律決定歷史進程，人類社會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蘊涵着毀滅其自身的因素，因為它造就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並發展到共產主義，這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參見馬克思主義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歷史唯物主義），所以它是一種徹底的歷史主義。馬克思不可避免的失敗原因在波普爾看來那完全是因為歷史主義所固有的局限性所致，因為通過歷史而預言未來，那是毫無根據的。
波普爾首先批判馬克思的以經濟主義為基礎的歷史主義，因為在波普爾看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從本質上來講是為他的政治學說服務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築。波普爾承認經濟的作用，但他認為將過分強調經濟的作用，甚至誇大為決定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徹底錯了。波普爾提出兩個理由：第一，如果經濟體系被摧毀，但技術知識仍然存在，那麼經濟體系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術知識被完全摧毀，那麼現存的經濟關係將隨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將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第二，對社會經濟條件的了解，離不開對科學、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過來，即便沒有經濟背景，人們仍然可以研究一個時期的科學思想。波普爾一再強調，思想和知識是進行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而經濟因素絕不是人們進行思想活動的必要條件。波普爾不同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他看來這麼說是完全顛倒了。政治權利應該是基本的，因為它能控制經濟權利。政治權利是經濟保護的關鍵，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統治者控制經濟權利的唯一手段。
波普爾不同意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在他看來一切流血衝突事件都應該被避免。他承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非正義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這只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初期不可避免的現象。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原則和自由市場經濟本身不是社會弊端的根源，問題在於對資本主義中那些盲目的和不加限制的經濟力量缺乏控制。任何不加限制的權力都是危險的，經濟權力並不比其它權力更危險，而同樣的，它也是可以被制約的。波普爾用經濟干預主義的事實來反駁馬克思對於上層建築是專制工具的說法，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正是限制資產階級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手段。而且沒有民主的制度，那麼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便是沒有制約力量了。
馬克思主義自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預測資本主義的命運。波普爾以「否証性原則」作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劃分準則，根本上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地位，批判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套意識形態，理論上既不能成立，經驗事實上亦遭否証，是一種「歷史定論主義」。從社會科學的觀點看，根本沒有馬克思所謂「歷史的鐵律」可言，其預言缺乏意義。波普爾指出：「馬克思教條中的預言成份，支配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心靈。預言將其他一切棄而不顧，放棄了冷靜、批評的判斷力量，從而摧毀了我們可能運用理性以改變世界的信念。馬克思教義如今所餘留的，不過是黑格爾式的神諭哲學，而這種哲學在馬克思主義的裝飾之下，卻成為阻礙我們為走向開放社會而奮鬥的威脅。」[5]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必然滅亡，社會主義一定勝利，波普爾將他稱為錯誤的預言。首先，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並不必然導致社會主義，而只是預示了經濟干預主義的必然性，而經濟干預主義不一定採取公有制的方式。工人階級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會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採用社會改良和民主的手段達到這一目的。其次，無產階級革命並非不可避免。波普爾對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傾向極為反感，波普爾認為他們有意地挑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以使革命爆發。最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並非不可調和的，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的後果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化。這些結果破壞社會生產力，激化社會矛盾，從而導致資本主義滅亡。事實上，隨着普選權、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這些問題都被現代資本主義解決了。馬克思用剩餘價值理論來說明資本主義的剝削性，這在波普爾看來是多餘的，因為剩餘價值理論首先就存在是否正確的問題。即便它是正確的，馬克思的預言也無法實現，因為隨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國家社會的干預限制了剝削的現象。資本主義初期所表現出的殘酷剝削現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波普爾對卡爾·馬克思本人是很尊重的，認為他是天才的哲學家。波普爾也把馬克思本人的理論同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相區別，認為後者總是預設了立場與動機甚至預設結論來判斷資本主義必將被共產主義取代，因而是不可證偽的偽科學的教條；而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修改的主要作用不是保護馬克思主義，不是抵禦證偽，而是指導現實，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作出新的不可證偽的預言。在波普爾看來，馬克思的願望是改進開放社會，他使用了試錯法來批判資本主義，但卻沒有成功。他認為，作為一名預言家，馬克思理論失敗的原因，完全在於歷史主義的貧乏，從而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下呈現出歷史局限性。[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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