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玉源太郎（日語：児玉 源太郎／こだま げんたろう Kodama Gentarō，1852年4月14日—1906年7月23日），幼名百合若，日本山陽道周防國都濃郡德山村（今山口縣周南市兒玉町）人，陸軍大臣、內務大臣、臺灣總督。
台灣日治時期第4任總督（1898-1906）。兒玉的總督任內也在中央身兼數職（日本內閣陸軍大臣、內務大臣兼文部大臣等職位），更領兵參與日俄戰爭，因此在台灣的時間很短。實際在台灣負責政務的人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被稱為「兒玉、後藤時代」。
1903年（明治36年），兒玉源太郎中將接替田村怡與造為陸軍參謀本部次長（參謀總長為大山巖）；1904年日俄戰爭中，兒玉源太郎升為大將，且再兼任滿州軍總參謀長，並於203高地爭奪戰中支援乃木希典大將為戰場總指揮。
1906年（明治39年），兒玉源太郎奉調回國，升任參謀本部總長，隨後亦兼任「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創立委員長」。上任之後，兒玉源太郎制定了在滿洲吸引移民50萬的開發計劃，以日本化東三省來回應俄羅斯帝國對此地的競爭企圖。但他才剛接手南滿鐵道僅10天後，即在家因腦溢血逝世。
生平
1852年4月14日，兒玉源太郎出生於日本周防國德山藩（今山口縣），是武士兒玉半九郎長子，幼名百合若，後稱健。9歲時，父親為藩內守舊派暗殺，姐夫繼承了家業，後來他在革新派的支持下才繼承家名。
1868年，兒玉源太郎初次上陣，是參加戊辰戰爭，後任兵部省禦雇。大阪兵學寮（陸士前身）畢業。
1871年4月15日，初任陸軍准少尉，佐賀之亂時他作為大阪鎮台大尉副官從軍，在戰場上負傷，神風連之亂時，他是熊本鎮台的副參謀長，以手腕高超著稱。
1877年，適逢西南戰爭，西鄉隆盛帶了三萬五千人包圍了熊本城，兒玉源太郎鎮守熊本城，眼看着就守不住城了，守軍中有人想起來當年從法國買了兩門炮，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時候架起炮來照着說明書開了一炮。炮彈雖然不知道打到什麼地方去了，但攻城的敵兵真正被嚇跑了，不管指揮官怎麼命令，再也不肯近城一步。兒玉高興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哈哈，馬鹿野郎地跑了。」
兒玉源太郎在西南戰爭一戰成名後，歷任近衛參謀副長、步兵第2聯隊長兼佐倉營所司令官、參謀本部管東局長。在他曾陪同陸軍大臣大山巖到歐洲進行軍事視察後，日本陸軍的學習對象由法國改為德國，被任命為陸軍次官、參謀本部第一局長兼陸軍大學校幹事、監軍部參謀長兼陸軍大學校校長，協助德國教官梅克爾少校訓練軍隊。
1889年8月24日，兒玉源太郎晉升陸軍少將，任監軍部參謀長。改任陸軍次官兼軍務局長兼陸軍省法官部長。
甲午戰爭開始後，任大本營留守參謀長兼臨時檢疫部長，被稱為「日清戰爭的蕭何」。日軍攻陷平壤和黃海海戰後，由於掌握制海權後，立即組編陸軍第二軍。由於陸軍大臣大山巖出任第二軍司令官，他於是成為實際上的陸軍大臣，從兵力部署到物資輜重，無一不躬行實踐。1895年8月20日，日本明治天皇賜其金鵄勳章及旭日重光章，並授予男爵爵位。後擢任第3師團長、陸軍大臣、內務大臣兼文部大臣、參謀本部次長。1898年2月26日至1906年4月11日，擔任台灣總督，直至佐久間左馬太接任。隨後他轉任參謀本部總長。
1906年7月23日，腦溢血病逝，享年55歲。兒玉源太郎病逝後葬於東京都府中市的多磨靈園。
擔任臺灣總督期間
甲午戰爭後，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及澎湖列島被割讓於日本。當時日本為了迅速平定臺灣，採取了剿撫並用的手法。但前三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都沒能控制住臺灣；在乃木看來，臺灣對日本而言是得不償失，軍費開支每年高達700萬日元，日本還得從中國的賠款中拿出1200萬對臺灣進行軍費補助。龐大的經費開支使日本不但沒有從臺灣割讓中得到實際利益，反而成了日本的沉重包袱，乃木希典萌生出賣臺灣的構想，他的比喻是，「日本就像乞丐，臺灣就像馬。乞丐乞討到一匹馬，要騎沒辦法，還會被馬踹一腳。」並說動了當時的首相松方正義。經過一系列幕後活動，初步決定以1500萬法郎（一說一億日元）把臺灣賣給法國。
1898年，伊藤博文重新成為日本首相，乃木希典正式在軍政會議上提出了《臺灣賣卻論》，要把臺灣賣給法國甚至清帝國，獲得日本外務省的支持。兒玉源太郎起立發言反對說：「我認為，臺灣係日本南部的屏障，軍事價值甚大，不能賣給法國。當初為了得到臺灣，我們費了那麼大的力，死了那麼多的人。若將臺灣賣給他國，長遠看來並不划算。至於乃木總督提到臺灣不好治理的問題，我覺得不是臺灣不好治理，而是我們管理臺灣的官員無能，如果首相覺得政府中找不到能治理臺灣的總督，我願前往。」反諷了乃木希典，伊藤當下決定由兒玉源太郎接任臺灣總督。
到任之後的兒玉致力於振肅官紀、刷新吏風，在他的行政整理下淘汰大量官吏，當時上自敕任官、下至判任官或特約人員，共達1080被淘汰。[1]
- 1897年11月上旬，陳少白在日屬臺灣臺北創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員有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期、容祺年、莊某等五、六人，並逐漸打開局面。陳少白並多次至臺灣指導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務，並先後獲取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的支持與援助。[2]1900年，孫中山計劃惠州起義，時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贊同孫中山的計劃，計劃支援興中會發動惠州起義，命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協助在臺北的孫中山，兒玉提供武器、日本政府名下台灣銀行在廈門分行的金庫的三百萬兩銀子，讓孫中山做起義的經費，等孫中山一攻惠州，兒玉就攻打廈門，日孫一起，上下夾擊。[3]後因日本內閣改組，新內閣不願意援助中國革命，首相伊藤博文怕驚動英美而叫停，惠州起義遂告失敗，鄭士良逃亡，日本人山田良政與多位興中會會員慘遭清軍殺害。孫中山於11月10日化名「吳仲」，與後藤新平同行乘「橫濱丸」自基隆航往日本。[4][5]
- 清末革命人士容閎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中有他於1901年與兒玉總督的對話，兒玉總督說「...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極惡之消息報君...」容閎聞而大異，急欲知所謂惡消息者究為何事。兒玉曰：「中國閩浙總督方有公文來，囑予留意，謂君設來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閎答稱：「予今在閣下完全治權之下，故無論何時，閣下可以從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願為中國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兒玉總督聞言莊重對曰：「容先生幸勿以予為中國之警吏，君今請安居於此，慎無過慮，與絕不能聽君往中國就戮也。」並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臺灣在予治權之下，予必極力保護，當派兵為君防衛，不致有意外之變。」隔日果有護兵四人，夜間在容閎寓所四圍巡邏，日間逢其外出無論何時，此四兵必隨行，二居前，二居後，加意防護。容閎自述「予居臺灣數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閎認為此次與日本臺灣總督之談話，實為他一生中最值得紀念之事。[6]
家族
次子兒玉友雄為陸軍中將、滿鐵總裁中村雄次郎之女婿，兒玉友雄曾任台灣軍司令官[8]。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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