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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警察組織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國際刑警組織（英語：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通稱：INTERPOL，縮寫：ICPO）也稱國際刑事警察組織，[3]是一個促進全球警察合作和犯罪控制的國際組織。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警察組織。他們的總部位於法國里昂，在全球有七個地區局、196個成員國則各設有國家中央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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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刑警組織 | |
|---|---|
|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police criminelle（法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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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稱 | Interpol |
| 簡稱 | ICPO-INTERPOL |
| 格言 | 連接各國警察機關，達致更為安全的世界（Connecting police for a safe world） |
| 成立時間 | 1923年9月7日 |
| 駐地／總部 | 法國里昂 |
| 管理體系 | |
| 管理機構 | 大會 |
| 國際機構 | 196成員國 |
| 前身機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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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法規 | |
| 領導 | |
| 秘書長 | 尤爾根·史托克 |
| 主席 | 艾哈邁德·納賽爾·萊西 |
| 副主席 | 沙爾卡·哈夫蘭科娃，加爾巴·巴巴·奧馬爾，巴爾德西·烏爾基薩 |
| 人員裝備 | |
| 年度預算 | €1億4200萬 (2019) |
| 職員數 | 1,050 (2019) |
| 職員國籍 | 114 (2019) |
| 國家中心局 | 195 |
| 網站 | interp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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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轄區圖 | |
被稱為國際刑警組織的組織成立於1923年9月7日，當時在維也納舉行的為期五天的1923年國際警察大會結束，即國際刑事警察委員會；[5]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即採用了許多目前現行職責。1938年被納粹控制後，該機構的總部與蓋世太保在同一棟大樓里，[6]名存實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
國際刑警組織向世界各地的執法部門提供調查支持、專業知識和培訓，重點關注跨國罪案的三個主要領域：恐怖主義、網絡犯罪和有組織罪案。他們任務廣泛，包括危害人類罪、兒童色情製品、毒品販運和生產、政治腐敗、侵犯知識產權以及白領犯罪等等。該機構並通過犯罪數據庫和通信網絡促進國家執法機構之間的合作。與普遍的看法相反，國際刑警組織本身並不是一個執法機構。
國際刑警組織的年度預算為1.42億歐元，其中大部分來自181個國家的成員警察部隊的年度捐款。它由一個由所有成員國組成的大會管理，大會選舉執行委員會和主席（現任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艾哈邁德·納賽爾·萊西）監督和執行國際刑警組織的政策和行政管理。日常行動由總秘書處進行，由來自100多個國家的約1000名人員組成，其中包括警察和平民。秘書處由秘書長領導，現任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前副局長尤爾根·斯托克。
根據其章程，國際刑警組織在履行其任務時力求保持政治中立，因此被禁止進行政治、軍事、宗教或種族性質的干預或活動，也被禁止捲入此類事項的爭端。該機構以四種語言運作：阿拉伯語、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4][8]
直到19世紀，不同國家和政治管轄區的警察之間的合作主要是臨時組織的，重點是特定目標或犯罪活動。建立正式、永久的國際警察協調框架的最早嘗試是1851年成立的德意志國家警察聯盟，該聯盟旨在匯集德語國家的警察。其活動主要集中在持不同政見者和罪犯身上。1898年，意大利在羅馬舉行的反無政府主義會議上發起了一項類似的計劃，來自21個歐洲國家的代表參加了會議，為應對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建立了一個正式的結構。會議和1904年在聖彼得堡舉行的後續會議都沒有取得成果。
20世紀初，隨着越來越多的國際旅行和商業為跨國罪案企業和逃犯提供便利，又有幾項努力使國際警察合作正式化。[9] 最早的是1914年摩納哥主辦的國際刑事警察大會，來自20多個國家的外交官和法律官員參加了會議，討論在調查犯罪、共享調查技術和引渡程序方面的國際合作。摩納哥大會制定了12項原則和優先事項，這些原則和優先次序最終將成為國際刑警組織的基礎，包括在不同國家的警察之間提供直接聯繫；制定取證和數據收集的國際標準；以及促進引渡請求的有效處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國際警察組織的想法一直處於休眠狀態。1922年，美國試圖通過在紐約舉行的國際警察會議來領導類似的努力，但未能引起國際關注。[9]
一年後的1923年，在維也納舉行的另一次國際刑事警察大會上，由維也納警察局局長Johannes Schober發起了一項新的倡議。22名代表同意成立國際刑事警察委員會，該委員會是國際刑警組織的直接前身，總部設在維也納。創始成員包括來自奧地利、德國、比利時、波蘭、中國、埃及、法國、希臘、匈牙利、意大利、荷蘭、日本、羅馬尼亞、瑞典、瑞士和南斯拉夫的警察官員。[10]同年，ICPC的《國際公共安全雜誌》首次發佈了通緝令。英國於1928年加入。美國直到1938年才加入國際刑警組織，儘管一名美國警察非正式地參加了1923年的大會。 到1934年，ICPC的成員增加了一倍多，達到58個國家。[11]
1938年德奧合併後，這個總部位於維也納的組織落入納粹德國的控制之下；該委員會的總部最終於1942年遷至柏林。[12]在此期間，大多數成員國都撤回了支持。[10]1938年至1945年，ICPC的主席包括Otto Steinhäusl、Reinhard Heydrich、Arthur Nebe和Ernst Kaltenbrunner。所有人都是黨衛軍的將軍；卡爾滕布倫納是紐倫堡審判後被處決的最高級別黨衛軍軍官。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比利時、法國、斯堪的納維亞、美國和英國的官員將該組織恢復為國際刑事警察組織（ICPO）。其新總部成立於巴黎，1967年起在巴黎郊區聖克勞德成立。他們一直呆在那裏，直到1989年他們被轉移到里昂現在的位置。
直到20世紀80年代，國際刑警組織才根據其《憲章》第三條干預對納粹戰犯的起訴，該條禁止干預「政治」事務。[13]
2010年7月，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傑基·塞萊比因收受一名毒販價值15.6萬歐元的賄賂，被約翰內斯堡南非高等法院裁定犯有腐敗罪。[14]2008年1月受到指控後，塞萊比辭去了國際刑警組織主席的職務，並被南非國家警察局長延長休假。[15]接替他的是智利國家調查警察總監、前美洲區副總統Arturo Herrera Verdugo[es]，他在2008年10月任命Khoo Boon Hui之前一直擔任代理總統。[16]
2012年11月8日，第81屆大會閉幕，法國司法警察局中央副局長Mireille Ballestrazzi當選為該組織首位女主席。
2016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在第85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上當選為主席，並將以這一身份任職至2020年。[17]2018年9月底，孟在一次中國之行中被紀律部門「帶走」審問後，據報失蹤。中國警方後來證實，孟因涉嫌受賄被捕，並稱這是國家反腐運動的一部分。2018年10月7日，國際刑警組織宣佈，孟已辭去職務，立即生效，主席職位將由國際刑警組織高級副主席（亞洲）、韓國的金正陽臨時擔任。2018年11月21日，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在一場有爭議的選舉中選舉金填補孟的剩餘任期，指控另一位候選人、俄羅斯副總統亞歷山大·普羅科普丘克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知針對俄羅斯政府的批評者。2021年11月25日，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內政部監察長Ahmed Naser Al Raisi當選為總統。由於阿聯酋的人權記錄，此次選舉備受爭議，一些人權組織（如人權觀察）和一些歐洲議會議員對此表示擔憂。
2023年5月10日，「識別我」行動啟動。[18]
國際刑警組織的作用是由其章程的一般規定來界定的。[19]
第2條規定，其作用是：
確保並促進所有刑事警察當局在不同國家現行法律的範圍內，本着《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儘可能廣泛地相互協助。
建立和發展所有可能對預防和制止普通法犯罪作出有效貢獻的機構。
第3條規定：
嚴禁本組織進行任何政治、軍事、宗教或種族性質的干預或活動。
與大眾媒體頻繁報道的普遍觀點相反，國際刑警組織不是一個超國家執法機構，也沒有具有逮捕權的特工。相反，它是一個由不同國家的執法機構組成的國際組織。[20][21]因此，該組織主要通過其位於里昂的中央總部，作為成員國執法機構之間的行政聯絡人，提供通信和數據庫援助。[22]以及各成員國較小的地方局的協助。
國際刑警組織設在里昂總部的數據庫可以協助執法部門打擊國際犯罪。[23]雖然國家機構有自己廣泛的犯罪數據庫，但這些信息很少超出一個國家的邊界。國際刑警組織的數據庫可以追蹤世界各地的罪犯和犯罪趨勢，特別是通過授權收集指紋和面部照片、通緝犯名單、DNA樣本和旅行證件。僅國際刑警組織的遺失和被盜旅行證件數據庫就包含1200多萬條記錄。總部的官員還分析這些數據，並向成員國發佈犯罪趨勢信息。
基於加密互聯網的全球通信網絡使國際刑警組織特工和成員國能夠隨時聯繫。該網絡被稱為I-24/7，提供對國際刑警組織數據庫的持續訪問。雖然國家中央局是該網絡的主要接入點，但一些成員國已將其擴展到機場和邊境接入點等關鍵領域。成員國還可以通過I-24/7系統訪問彼此的犯罪數據庫。
國際刑警組織發佈了八種類型的國際刑警組織通知，其中七種是：紅色、藍色、綠色、黃色、黑色、橙色和紫色。第八項特別通知是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特別要求發出的。[24]截至2019年，目前有62448份有效的紅色和12234份黃色通知在流通。
在發生國際災難、恐怖襲擊或暗殺事件時，國際刑警組織可以派出事件響應小組（IRT）。IRT可以提供一系列專業知識和數據庫訪問，以協助識別受害者、嫌疑人，並向其他國家的執法機構傳播信息。此外，應地方當局的要求，他們可以作為中央指揮和後勤行動，協調參與案件的其他執法機構。這些小組在2013年部署了8次。國際刑警組織於2009年開始發放自己的旅行證件，希望各國取消因國際刑警組織業務旅行的個人簽證要求，從而縮短響應時間。[25]2017年9月，該組織投票接受巴勒斯坦和所羅門群島為成員。[26]
國際刑警組織包括全體大會、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和國家中心局，以全體大會為其最高層級的機關，由各成員國代表團組成；執行委員會由大會選出的13個成員國的代表組成，負責監督大會決議的執行情況、準備大會的工作日程、監督秘書長的管理情況等；秘書處由秘書長和該組織的技術、行政人員組成，負責執行大會和執委會的決議、編輯各種刊物、通緝作案逃犯等；國家中心局是該組織在各國的常設機構，主要負責各國警方同國際刑警組織各成員國之間的合作。
國際刑警組織總部建有一個存有150餘萬名國際刑事罪犯材料的資料檔案庫和一座用以鑒定貨幣及其它有價證券真偽的實驗室。國際刑警組織的電子郵件網絡系統每年可以處理100萬封阿拉伯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各種「通報」。出版物有《國際刑事警察評論》（每年10期）和《偽幣和偽造物》（技術期刊）。
截至目前，有3個聯合國會員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帕勞和圖瓦盧）及3個非聯合國會員國（中華民國、科索沃和西撒哈拉）不是國際刑警組織會員。
2019年，國際刑警組織的營業收入為1.42億歐元，其中41%是成員國的法定捐款，35%是自願現金捐款，24%是用於使用設備、服務和建築物的實物捐款。為了加強國際刑警組織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支持國際刑警組織的任務，國際刑警組織於2013年成立了一個更安全的世界基金會。儘管在法律上獨立於國際刑警組織，但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在2015年瑞士泄密事件指控後，滙豐銀行行政總裁離開了基金會董事會。[29]
2004年至2010年，國際刑警組織的外聘審計員是法國審計法院。[30][31]2010年11月，審計法院由挪威審計長辦公室取代，任期三年，可選擇再延長三年。[32]
除了設在里昂的總秘書處總部外，國際刑警組織還有七個區域局和三個特別代表處：[33]
國際刑警組織的指揮和協調中心為尋求緊急信息或面臨危機的國家警察部隊提供24小時聯絡點。第一個在里昂，第二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於2011年9月增加。第三家於2014年9月在新加坡開業。[35]
國際刑警組織於2004年在紐約市開設了駐聯合國特別代表處，[36]並於2009年在布魯塞爾開設了駐歐盟特別代表處。[37]
該組織在新加坡建造了國際刑警組織全球創新綜合體（IGCI），作為其研發設施和數字犯罪調查合作場所。它於2015年4月正式開放，但在此之前就已經很活躍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發佈會上透露的那樣，在開幕前幾周，IGCI的網絡融合中心協調並執行了SIMDA殭屍網絡基礎設施的全球拆除。
 約翰·紹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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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32 |
| 弗蘭茲·布蘭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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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934 |
| 尤金·塞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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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5 |
| 米高·斯庫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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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8 |
 奧托·施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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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40 |
| 萊茵哈德·海德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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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42 |
| 阿瑟·內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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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3 |
| 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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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1945 |
 弗洛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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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56 |
 阿戈斯蒂尼奧·盧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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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60 |
 理查德·傑克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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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3 |
 費賈拉爾·賈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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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964 |
| 費明·弗蘭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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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1968 |
 保羅·迪科普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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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972 |
 威廉·倫納德·希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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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976 |
 卡爾·佩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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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1980 |
 布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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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4 |
 約翰·辛普森(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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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988 |
 伊萬·巴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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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92 |
| 諾曼·因克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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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4 |
| 比約恩·埃里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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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6 |
 兼元俊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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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0 |
 熱蘇斯·埃斯皮加爾·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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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4 |
 傑基·塞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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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8 |
 阿圖羅·埃雷拉·韋杜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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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8[39] |
 邱文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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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2 |
| 米里爾·巴列斯特拉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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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6 |
 孟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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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
 金鍾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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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40] |
 艾哈邁德·納賽爾·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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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秘書長 [41]，從1923年組織成立時起算：
| 奧斯卡·德雷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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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1946 |
| 路易·杜魯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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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1951 |
| 馬塞爾·西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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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63 |
| 讓·內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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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978 |
| 安德烈·博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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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85 |
| 雷蒙德·肯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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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2000 |
| 諾朗奴·諾伯 |
2000－2014 |
| 尤爾根·史托克 |
2014－ |
國際刑警組織要犯通報分為7個分類[42][43][44][45]，用以表示不同的目的（而非等級劃分）。紅色通報表示需要逮捕和引渡，但國際刑警組織在紅色通報下加以標註「這些要犯在被司法宣判有罪之前，都視同無罪」[46][47]，表示被通緝的要犯需在審判後才能定罪。
| 通報等級分類 | 內容 |
|---|---|
| 紅色通報 (Red Notice) |
各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中心局接到紅色通報後可立即據此對通報人員實施拘捕並參照本國的相關法律進行國際引渡。 |
| 藍色通報 (Blue Notice) |
各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中心局接到藍色通報後可立即據此對通報人員進行定位，鑑識或取得與刑事調查相關的訊息。 |
| 綠色通報 (Green Notice) |
各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中心局接到綠色通報後可立即據此對通報人員警告被認為可能威脅公眾安全的犯罪活動。 |
| 黃色通報 (Yellow Notice) |
各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中心局接到黃色通報後可立即據此對通報人員進行搜尋，可能此通報人員為重要失蹤人口或無法自我辨識。 |
| 黑色通報 (Black Notice) |
各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中心局接到黑色通報後可立即據此對通報人員進行情報搜尋，此通報人員為已死亡人口。 |
| 橙色通報 (Orange Notice) |
各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中心局接到橙色通報後可立即據此對通報人員警告被認為可能威脅單一人士、物體人身或財產的犯罪活動。 |
| 紫色通報 (Purple Notice) |
各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中心局接到紫色通報後可立即據此要求提供有關此通報人員作案手法、程序、犯罪對象、設備或躲藏地點等訊息。 |
| 國際刑警組織—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特別通報 (Interpol-United Nations Special Notice) |
各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中心局接到國際刑警組織—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特別通報後，代表該通報人員或實體是受聯合國制裁的。 |
I-24/7[48]是經過加密的全球警察通訊系統，讓國際刑警組織的所有成員國或地區可以透過一系列的資料庫，分享情報和刑事資料[49]。
儘管該機構在政治上立場中立，但一些人批評該機構在逮捕行動中所起的作用，批評者認為這是出於政治動機。[50]歐安組織議會在奧斯陸（2010年）、摩納哥（2012年）、伊斯坦堡（2013年）、和巴庫（2014年）通過的宣言中，批評了一些歐安組織成員國濫用國際調查機制，並敦促它們支持國際刑警組織的改革，以避免出於政治動機的起訴。歐洲委員會議會2014年1月31日的決議批評了國際刑警組織檔案管制委員會的運作機制，特別是非對抗性程序和不公正的決定。[51]2014年，PACE通過了一項決定，徹底分析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問題，並就此事編寫一份特別報告。2015年5月，在編寫報告的框架內，PACE法律事務和人權委員會在葉里溫組織了一次聽證會，非政府組織和國際刑警組織的代表都有機會發言。根據Freedomhouse的數據，俄羅斯對國際刑警組織38%的紅色通緝令負有責任。[52]目前「大約有66370份有效的紅色通知，其中約7669份是公開的。」[53]
被列入國際刑警組織名單的難民在越境時可能會被逮捕。[54]2008年，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指出，應國際刑警組織的要求，因政治動機的指控而逮捕難民的問題。
2021年，土耳其、中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伊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被指控濫用國際刑警組織，利用國際刑警組織針對政治對手。[55]儘管國際刑警組織的政策禁止各國利用該組織追捕反對者，但獨裁者越來越多地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章程。中國利用國際刑警組織打擊維吾爾人，政府發佈了針對活動人士和其他居住在國外的少數民族成員的紅色通緝令。[56]自1997年以來，記錄了來自28個國家的1546起拘留和驅逐維吾爾人的案件。在土耳其的案件中，國際刑警組織不得不拒絕了800項請求，[57]其中包括一項針對NBA籃球運動員Enes Kanter Freedom的請求。[58]阿聯酋也被指控為試圖收買國際刑警組織影響力的國家之一。這個阿拉伯國家利用國際刑警組織建立更安全世界基金會捐贈了5400萬美元。該數額估計相當於其餘194名成員共同繳納的法定繳款。[59]據稱，阿聯酋對國際刑警組織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使其有機會在2018年和2020年主辦大會（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而推遲）。[56]
杜拜拘留所、開放對話基金會、[60]公平審判國際、[61]和平研究中心[62]和國際調查記者聯合會[63]等組織表示，非民主國家利用國際刑警組織騷擾反對派政客、記者、人權活動家和商人。被指控濫用該機構的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巴林、伊朗、土耳其、哈薩克、白俄羅斯、委內瑞拉和突尼西亞。[60][64]
開放對話基金會的報告分析了國際刑警組織系統處理的44起備受關注的政治案件。[60]一些在歐盟和美國獲得難民身份的人——包括俄羅斯商人安德烈·鮑羅丁、車臣人阿爾比·布加耶夫、哈薩克反對派政治家穆赫塔爾·阿布利亞佐夫及其助手阿圖爾·特羅菲莫夫、和斯里蘭卡記者昌迪瑪·威薩納——繼續留在國際刑警組織的公開名單上。一些難民仍然在名單上，即使法院拒絕將他們引渡到一個非民主國家（例如，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案的證人帕維爾·扎貝林和哈薩克反對派阿布利亞佐夫的前安全負責人亞歷山大·帕夫洛夫）。另一個案例是曼努埃爾·羅薩萊斯，他是一名反對烏戈·查韋斯的政治家，於2009年逃到秘魯，並因腐敗指控被置於紅色警戒狀態兩周。國際刑警組織立即刪除了起訴請求。國際刑警組織也因誤認黃色預警人員而受到批評。其中一個案例是Alondra Díaz Nuñez，她於2015年4月在墨西哥瓜納華托市被捕，被誤認為是另一位母親的女兒。國際刑警組織因幫助警察聯邦部長、墨西哥聯邦警察以及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館和領事館實施綁架而受到墨西哥新聞和媒體的嚴厲批評。[65]
歐安組織2013年《伊斯坦堡宣言》列舉了此類起訴的具體案例，包括俄羅斯活動家彼得·西拉耶夫、金融家威廉·布勞德、商人伊利亞·卡特斯尼爾森、白俄羅斯政治家Ales Michalevic和烏克蘭政治家Bohdan Danylyshyn。
2014年7月25日，儘管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禁止他們進行任何政治或軍事性質的干預或活動，[66]烏克蘭民族主義準軍事領導人德米特羅·亞羅什應俄羅斯當局的要求被列入國際刑警組織的國際通緝名單，[67]這使他成為2014年烏克蘭和俄羅斯衝突開始後唯一被國際通緝的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際刑警組織拒絕將烏克蘭前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列入烏克蘭新政府的通緝名單，因為他在「歐洲之夜」期間大規模殺害抗議者。[68][69]亞努科維奇最終於2015年1月12日被列入通緝名單。然而，在亞努科維奇聘請的英國律師事務所Joseph Hage Aaronson的干預下，2015年7月16日，對烏克蘭前總統的國際逮捕令被暫停，等待進一步審查。[70]2014年12月，烏克蘭安全局解散了一個由國際刑警組織烏克蘭局前特工領導的破壞和偵察小組，該小組在烏克蘭反情報機構也有家庭關係。[71]2014年，俄羅斯試圖將烏克蘭政治家Ihor Kolomoyskyi和烏克蘭公民活動家Pavel Ushevets列入國際刑警組織通緝名單，他們在莫斯科的親烏克蘭藝術表演後在俄羅斯受到刑事迫害。[72]
根據斯德哥爾摩自由中心2017年9月發佈的一份報告，土耳其已將國際刑警組織的機制武器化，以追捕合法的批評者和反對者，這違反了國際刑警組織自身的憲法。該報告列出了虐待案件，土耳其不僅使用逮捕令，還吊銷旅行證件和護照，作為迫害批評者和反對者的工具。騷擾活動也針對外國公司。敘利亞庫爾德人薩利赫穆斯林於2018年2月25日應土耳其要求在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被短暫拘留，[73]但兩天後獲釋，引起土耳其的憤怒抗議。[74]2018年3月17日，捷克當局駁回了土耳其的請求，認為其毫無根據。
阿聯酋政府高級官員Ahmed Naser Al Raisi就任總統後，國際刑警組織無視歐洲人權法院的禁令，與塞爾維亞當局合作引渡了一名巴林活動人士。Ahmed Jaafar Mohamed Ali乘坐阿聯酋私人航空公司Royal Jet的包機被引渡到巴林，該公司由阿布扎比王室成員領導。批評人士擔心，這只是萊西總統任期內「紅線將被跨越」的第一個例子。此外，有人警告說，在做出決定後，國際刑警組織將與阿里面臨的任何虐待行為串通一氣。[75]2021年，據報道，Ahmed Naser此前也曾在阿聯酋折磨過一些人。[76]
向國際刑警組織提出上訴的程序漫長而複雜。例如，委內瑞拉記者Patricia Poleo和哈薩克活動家Ablyazov的同事，以及獲得難民身份的Tatiana Paraskevich，分別在長達一年半和六個月的時間裏試圖推翻這一出於政治動機的請求。[77][78][79]
國際刑警組織此前承認，將一些人列入通緝名單的請求是出於政治動機，例如，印度尼西亞活動家本尼·文達、格魯吉亞政治家吉維·坦格馬澤、格魯吉亞前總統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80]馬拉開波前市長和2006年委內瑞拉總統選舉候選人曼努埃爾·羅薩萊斯以及洪都拉斯前總統曼努埃爾·塞拉亞·羅薩萊斯；[81]這些人隨後被移走。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國際刑警組織只有在獨裁國家結束刑事案件或宣佈大赦後才會撤銷針對難民的紅色通緝令（例如，俄羅斯活動家和政治難民Petr Silaev、Denis Solopov和Aleksey Makarov，以及土耳其社會學家和女權主義者Pinar Selek的案件）。[82][83][84][85]
2016年，台灣批評國際刑警組織拒絕了他們作為觀察員加入聯合國大會的申請。美國支持台灣的參與，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立法，指示國務卿制定一項戰略，以獲得台灣的觀察員地位。
中國公民孟宏偉當選為國際刑警組織歐洲事務副主席，俄羅斯人亞歷山大·普羅科普丘克當選為副主席，這引起了英語媒體的批評，並引發了人們對國際刑警組織接受中國和俄羅斯出於政治動機的請求的擔憂。[86][87][88]
2013年，國際刑警組織因與國際足協、菲利普·莫里斯和製藥行業等私營部門機構達成數百萬美元的交易而受到批評。批評主要是缺乏透明度和潛在的利益衝突。
2015年國際足協醜聞發生後，該組織與所有引發此類批評的私營部門機構斷絕了聯繫，並採用了一個新的透明融資框架。
孟宏偉失蹤後，四名美國參議員指責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普羅科普丘克濫用紅色通緝令，將他的當選比作「讓狐狸掌管雞舍」。[89]烏克蘭赫爾辛基人權聯盟發佈並由其他非政府組織簽署的一份聲明引發了人們對他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立場壓制俄羅斯批評者的能力的擔憂。[90]俄羅斯政界人士批評美國的指控是出於政治動機的干涉。[91]
2021年6月，包括多數黨和反對派在內的35名法國議員、議員和參議員敦促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反對阿聯酋將軍艾哈邁德·納賽爾·萊西的候選人資格，理由是對他的酷刑指控。這是羅納州副州長休伯特·朱利安·拉費里爾的第二次呼籲，他於2021年初首次寫信給馬克龍。他質疑，像Al Raisi這樣的人物，對政治對手Ahmed Mansoor和英國學者Matthew Hedges的酷刑負有責任，怎麼會成為一個最受尊敬的機構的主席。[92][93]
當阿聯酋安排Al Raisi前往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時，對這位阿聯酋候選人的反對情緒加劇。一些德國議員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表示「深切關注」，並拒絕Al Raisi競選國際刑警組織主任。[94][95]Matthew Hedges和Ali Ahmad的英國律師Rodney Dixon提交了一份申訴，並敦促瑞典當局在Al Raisi抵達瑞典後逮捕他。[96][97]這兩名英國人還向挪威警方提出了逮捕al-Raisi的類似請求。瑞典和挪威都適用管轄權，允許他們對犯罪展開調查，而不考慮一個人的國籍或犯罪的原籍國。[98]
2021年10月，Al Raisi不得不面臨進一步的反對，因為律師們向巴黎的法國檢察官提交了投訴。這些指控援引了Al-Raisi在非法拘留和折磨Ali Issa Ahmad和Matthew Hedges中的作用。根據普遍管轄權原則提出的申訴賦予法國官員調查和逮捕外國公民的權力。由於Raisi不是國家元首，法國當局有權在他進入法國領土時逮捕和審問他。[99]
隨着大會的臨近，反對聲音越來越大。2021年11月，土耳其律師Gulden Sonmez對Al Raisi在土耳其的提名提起刑事訴訟，投票將在土耳其進行。Sonmez表示，阿聯酋試圖掩蓋其人權記錄並清洗其聲譽。[100]此外，赫奇斯和艾哈邁德預計也將在聯合國大會之前在土耳其對Al-Raisi提起訴訟。[101]
2015年7月1日至3日，國際刑警組織組織組織了一次信息處理工作組會議，該工作組是專門為核實信息處理機制而成立的。工作組聽取了民間社會關於改革國際調查制度的建議，並承諾考慮到可能阻礙或拒絕在國內提交犯罪報告的情況，將予以考慮。[102]
人權組織公開對話基金會特別建議國際刑警組織：建立一個保護具有國際難民身份的人的權利的機制；啟動檔案管制委員會與人權非政府組織以及庇護和引渡問題專家的更密切合作；對違反國際刑警組織規則的行為實施制裁；加強與非政府組織、聯合國、歐安組織、PACE和歐洲議會的合作。[103]
公平審判國際提議為因不公平指控而被通緝的個人制定有效的補救措施；懲罰經常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系統的國家；以確保國際刑警組織的工作更加透明。[104]
和平研究中心還為國際刑警組織提出了建議，特別是刪除根據1951年原籍國頒佈的《難民公約》授予難民身份的人的紅色通緝令和擴散令，並設立一個獨立機構定期審查紅色通緝令。[62]
國際刑警組織目前的會徽於1950年採用，包括以下元素：[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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