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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馬思聰（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廣東海豐人，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1]。他於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被認為是中國20世紀的音樂經典之一。
馬思聰早年曾赴法國巴黎求學，並在後來考入了法國的巴黎音樂學院，主修小提琴。1932年初，馬思聰由法國回到中國，並在同一年與王慕理結婚。此後陸續創作了《搖籃曲》《綏遠組曲》《西藏音詩》《牧歌》等多部著名音樂作品。1949年12月，馬思聰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馬思聰遭到了批鬥。1967年1月15日晚，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佈，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紐約避難。同年5月，公安部成立的「馬思聰專案組」（又名「002號專案組」）開始對馬思聰出走的經過進行調查，株連馬家親屬數十人。1968年，經康生、謝富治批准，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1985年獲得平反。
1987年5月，馬思聰在美國接受心臟手術時手術失敗，於5月20日逝世於美國費城，享年75歲。
2007年，馬思聰及其夫人的骨灰在兒子馬如龍等四位親人的護送下抵達廣州。
1912年5月7日（夏曆壬子年三月二十一日），馬思聰出生於中國廣東省海豐縣海城鎮幼石街（今中山西路）25號。馬思聰的父親馬育航又名馬繼猶，是陳炯明的同學，曾參與過陳炯明組織的反清活動。武昌起義後，馬育航成為陳炯明左右，歷任廣州市財政局局長與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陳炯明失勢後又任天然資源委員會錫礦局廣州分局局長。馬思聰的母親黃楚良是海豐縣公平鎮圍雅村人，略識詩書，性格開朗。馬思聰出生時，馬育航與黃楚良已育有二子二女，分別為馬思齊、馬思武、馬思錦、馬思梅。馬思聰的小名「艾」含健美、聰穎、長壽之意。[2]
根據馬思聰在1935年所寫的《童年追想曲》一文，馬思聰的家庭原本並不愛好音樂，他對音樂的興趣來自於五歲時在外祖父家聽到的留聲唱片：「母親說我那時跟着唱片一起唱，唱得怪有趣的」。[3][1]1919年，7歲的馬思聰在堂兄馬時暉家學會了彈風琴；同年，馬家亦添置了一臺風琴。[4]1921年，馬思聰與父親一同前往廣州市，寄宿就讀於廣州培正學校。在廣州期間，馬思聰學會了說廣州話，學會了吹口琴與彈月琴[5]。1923年暑假，馬思聰回到了海豐。當時，馬思聰的大哥馬思齊從法國回國養病時，帶回來了一把小提琴。年幼的馬思聰對小提琴愛不釋手，於是決定隨大哥一同赴法學習小提琴[6]。
1923年冬，馬思聰與大哥一同抵達了巴黎。他們最初居住在巴黎南面的楓丹白露，並向一位女教師學習了兩個月的小提琴[6]。後來，馬思聰與大哥搬到了巴黎東面的一所家庭式公寓中，並向另一位女教師學習小提琴。半年之後，他們又住進了一位70多歲的法國人家中；在這裏，馬思聰從房東那裏學會了說法語，同時又學了法文，有一定的法文讀寫能力， 並換到了第三位提琴老師。他的第四位提琴老師畢業於巴黎音樂學院。[7]
在學習了半年的小提琴後，馬思聰已經能夠用小提琴奏出不少樂調。1925年下半年，馬思聰考入了巴黎音樂學院十大分院之一的南錫音樂學院。考入音樂院後，馬思聰住進了一位法國老婦人的家中，常與老婦人彈鋼琴的大女兒一起合奏樂曲[8]。在南錫音樂學院學習時期，馬思聰最喜歡的一位教師名叫羅特。在1926年夏天大考的時候，馬思聰演奏了帕格尼尼的《協奏曲》，獲得了最優第二獎。不過，由於小提琴的學習不盡理想，馬思聰結束了在南錫音樂學院的學習生活，於當年8月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後，經朋友介紹，馬思聰向巴黎國立歌劇院的小提琴獨奏家保羅·奧別多菲爾學習小提琴，同時亦開始向奧別多菲爾夫人學習鋼琴。但在半年後，當馬思聰打算報考巴黎音樂學院時，卻因為頸部罹患疾病而被醫生下令停止練琴。[9]1927年3月，經醫生建議，馬思聰前往法國北部的海濱城市貝爾克治病休養。在這段時期里，馬思聰專攻於鋼琴，並從鋼琴上認識了不少作曲家，特別是他十分推崇的法國作曲家德彪西。12月28日，馬思聰回到了巴黎，繼續進行奧別多菲爾的提琴課。[10]1928年暑假過後，馬思聰考入了巴黎音樂學院Boucherif領導的提琴班。據馬思聰在《憶冼星海》一文中所寫，他與冼星海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28年或1929年初夏的一個下午，次日馬思聰還介紹冼星海到奧別多菲爾處學習小提琴。[11]
1929年，主要由於經濟上的原因，馬思聰離開法國，並啟程回到中國。同年9月，馬思聰在香港和廣州舉辦了音樂會，當時便被上海《申報》譽為「中國音樂神童」。10月由香港赴上海、南京兩地演出後，相繼被上海《申報》、南京《首都日報》與《中央日報》報道，稱其演奏的小提琴「頓挫抑揚，令人神志飄揚」，「或引人其懷古之感，或導人入幽靜之境，或使人惆郁，或令人興奮」。在寧滬兩地駐留時，馬思聰先後在南京市政府、勵志社之國慶遊藝大會、中央播音台和上海市政廳等處演奏小提琴。10月下旬，馬思聰返回廣州舉辦音樂會，並受香港《電聞》與廣州《民國日報》報道。11月上旬，馬思聰再赴上海，在華光聯歡社舉辦的音樂大會上演奏。12月下旬，馬思聰在上海籌辦音樂會，並邀約了上海音樂界的諸位名士參與演出。12月29日，馬思聰與陳仙泉一道拜訪了魯迅。在這一年裏，馬思聰完成了《古詞七首》的創作。[12]1930年1月6日，馬思聰在上海市政廳舉行音樂會。1月中旬，馬思聰回到廣州，並在歐陽予倩創辦的「廣東戲劇研究所」樂隊中擔任指揮兼第一小提琴手的職位。[13]
1931年初，由廣東省政府資送，馬思聰得以第二次赴法留學。經奧別多菲爾介紹，馬思聰師從作曲家畢能蓬教授（Binembaum，今譯比內鮑姆）學習作曲。畢能蓬教授是一位猶太裔的保加利亞作曲家，曾先後在雷根斯堡、漢堡和柏林擔任歌劇院指揮這樣的職務。畢能蓬性情古怪，脾氣孤僻，而他的作品風格亦是十分獨特：馬思聰在後來評價他的作品時曾寫道：「不是憂鬱，是像古希臘悲劇的那種偉大的風格，像是猛烈的火的焚燒，他的音樂焚燒着一種不可遏制的熱烈」。[14]畢能蓬對馬思聰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只是我的和聲學作曲法的教師，他同時是我整個藝術修養的指導者」。畢能蓬與馬思聰相差整四十歲，但兩人卻成了忘年之交。後來在二戰爆發後，馬思聰與畢能蓬教授失去了聯繫，他還因此為之傷感：「此時（他）不曉得流落到哪一個國度去了，這是多麼悲痛的一件事！」[15]
1932年初，馬思聰從法國學成歸國，並在香港舉辦了個人獨奏音樂會。在這一年的春天，年僅19歲的馬思聰與陳洪一同創辦了私立廣州音樂學院，並自任校長。在音樂學院擔任教授期間，他認識了王慕理，並在教授鋼琴的過程中與她互生情愫。就在這一年，馬思聰與大他兩歲的王慕理結為連理。[16]
1933年，馬思聰把廣州音院的事務交給了陳洪，自己北上寧滬求職，但卻在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被拒絕。後來，他經人推薦，擔任上了南京中央大學教育學院的講師。不久後，馬思聰與王慕理夫妻倆便租下了徐悲鴻在南京玄武湖畔的一所房子[17]。在這一年，馬思聰在廣州舉辦了小提琴音樂會，並作成了《鋼琴三重奏（B大調）》。[18]1934年2月，馬思聰與猶太鋼琴家夏理柯（Harry Ore）合作，在廣州舉行了小提琴獨奏音樂會；5月，被教育部聘為音樂教育委員會委員；12月，在上海舉行小提琴獨奏音樂會。同年，還創作完成了《第一小提琴鋼琴奏鳴曲（G大調）》。[19]1935年2月11日，馬思聰與夏理柯再度合作，在香港舉行了小提琴獨奏音樂會，隨後相繼被香港《行政公報》和《南華早報》報道及評論。2月，上海《藝聲》上發表了馬思聰所作的插曲《你是我的生命線》，這是馬思聰首次公開發表音樂作品。在這一年夏天，馬思聰在廣州與冼星海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8月，馬思聰與夏理柯再次在香港舉辦個人獨奏音樂會，隨後受到香港《行政公報》《南華早報》《工商日報》等多家媒體的報道與評論。11月23日，馬思聰在上海舉行獨奏會。在這年，馬思聰完成了小提琴獨奏曲《搖籃曲》的創作，並在上海《良友》畫報上發表了《童年追想曲》[20]1936年年初，馬思聰為13歲的九弟馬思宏舉辦了一場小提琴獨奏音樂會，馬思宏後來的妻子董光光則為他鋼琴伴奏。5月，馬思聰攜夫人北上北平，先後在北平協和大禮堂與北平師範大學數理學院禮堂舉辦了獨奏音樂會。在北平期間，馬思聰結識了作家、翻譯家沉櫻夫婦。在這一年，馬思聰創作了《第二小提琴鋼琴奏鳴曲（b小調）》。[21]
1937年，馬思聰辭去了南京中央大學的職務，並受聘為廣州中山大學的教授。同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馬思聰參加了抗日合唱團並擔任指揮，並還前往電台播音、錄音。在這一年，馬思聰創作了大量的抗戰歌曲，如《自由的號聲》《前進》《游擊隊歌》《趕走強蠻的兔子》《保衛華南》《黃花崗》《不是死是永生》等。在這一年，馬思聰創作了《綏遠組曲》；而《綏遠組曲》的第二樂章，便是後來幾乎成為了馬思聰代名詞的《思鄉曲》。[22][23]1938年12月，馬思聰為東江流動歌劇團創作了《東江流動歌劇團團歌》。[24]1939年1月29日，馬父馬育航被暗殺於上海。兩天後（31日），馬思聰的長女馬碧雪出生於香港。同年夏天，舉家遷往雲南徵江（今澄江），繼續在徵江中山大學任教。在徵江期間，馬思聰完成了《第一鋼琴奏鳴曲》的創作。同年10月前往重慶，與李凌相識。[25]1940年6月，馬思聰出任中華交響樂團的指揮。在這一年裏，馬思聰與詩人、作家徐遲相識，並為電影《西藏巡禮》配樂。[26]1941年夏天，馬思聰由重慶前往香港；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離開香港返回故鄉海豐縣，[27]並於1942年春節前夕抵達。同時，馬思聰與堂弟馬思周一同為《思鄉曲》填上了歌詞。1942年2月15日上映的電影《塞上風雲》裏使用了馬思聰《內蒙組曲》中的音樂，首次被徐遲譽為「國寶」。4月，攜全家赴桂林，與作家端木蕻良相識。在桂林期間，馬思聰分別在5月與6月各舉辦了一次演奏會。秋天，隨中山大學赴廣東坪石任教。11月，馬思聰在《新音樂》上發表了《創作的經驗》一文。[28]1943年春，馬思聰前往柳州參加了華南五省音樂工作者年會。3月，在桂林舉辦一場音樂會後，回到了坪石。這一年的8月14日（夏曆6月25日），馬思聰的次女馬瑞雪出生在坪石縣。同年秋天，赴長沙舉辦演奏會，並隨中山大學遷往曲江。[29]1944年湘桂戰爭爆發後，舉家遷往廣西省梧州避難；9月23日梧州失守後，逃難到柳州；10月11日柳州失守後，又逃難到桂林；11月18日，桂林陷落，與家人逃難貴陽。23至24日，在昆明舉辦了小提琴獨奏音樂會。音樂會結束後返回貴陽，並在1944年底前往重慶。在這一年，馬思聰創作了《牧歌》與《秋收舞曲》。[30]1945年2月13日、14日和16日晚，馬思聰夫婦在重慶舉辦了三場演奏會。3月，在重慶《音樂藝術》上發表了歌曲《和平之光》；7月又發表了《劍舞》和《述異》。同年夏天，馬思聰在成都舉辦了音樂會。[31]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年初，馬思聰仍然在貴陽擔任藝術館長。在這段時期內，他與作家端木蕻良一同創作了《民主大合唱》。春天，馬思聰返回上海，並於4月25日被選為上海音樂協會的理事長。4月，在創刊號的《新音樂》雜誌上發表《憶星海》一文。7月初，馬思聰攜家人赴台灣。8月，兒子馬如龍出生。11月8日，在台中舉辦了兩場獨奏會；後返回上海，與受周恩來委託的喬冠華、龔澎會面，出席周恩來主持的上海各界人士座談會；11月末，馬思聰回赴廣州，出任廣東藝術專科學校音樂系主任。[32]1947年5月，馬思聰應李凌之邀出任香港中華音樂學院院長。7月，馬在香港舉行獨奏音樂會。10月，馬思聰被任為香港《星島日報·音樂周刊》的主編。在這一年裏，馬思聰與詩人金帆合作，創作並演出了《祖國大合唱》。[33]1948年年初，馬思聰因支持學生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要求民主，拒絕在支持內戰的宣言上簽名，而離開廣東前往香港。夏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邀請馬思聰全家赴美，遭馬思聰拒絕。10月，在上海舉辦個人作品音樂會。年底，馬思聰回到香港，在喬冠華、趙渢、李凌的策劃下準備北上。這一年，馬思聰創作了《春天大合唱》。[34]
1949年3月24日，馬思聰被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文代會）籌備會第一次會議聘為籌委會委員，其時馬思聰尚未抵達北平。4月，馬思聰一家人與金仲華、薩空了、歐陽予倩等一百多人從香港乘船北上，抵達北平。5月，馬思聰在中華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6月末第一次文代會開始後，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音樂組委員、演出委員會副主任；文代會閉幕時被被選為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7月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音協）成立後，馬思聰被選為全國委員和音協副主席。9月，馬思聰出席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1月上旬，馬思聰出任為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並隨周恩來總理一同出訪蘇聯。12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任命馬思聰為第一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自此直到1966年馬思聰出走美國之前，他一直都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院長。同年11月17日，中央音樂學院正式開始上課。在1949年，馬思聰創作了《工人組曲》與《歡喜組曲》。[35]
1950年，馬思聰全家遷入天津，住進了黃家花園附近潼關道64號的一幢小洋樓。6月17日，馬思聰出席了中央音樂學院的成立典禮。在這一年，馬思聰發表了樂曲《十月禮讚》《我們勇敢地奔向戰場》與《鴨綠江大合唱》。[36]1951年5月至6月，馬思聰率中國音樂家代表團赴捷克斯洛伐克參加了當年的「布拉格之春」國際音樂節。[37]1952年7月至9月，馬思聰帶隊中央音樂學院的幹部與教師前赴皖北參加治淮工程。[38]1953年9月，馬思聰在第二屆文代會上當選大會主席團成員與全國文聯第二屆委員會委員。9月26日，在中國音樂工作者協會改組為中國音樂家協會後，馬思聰先後被選舉為理事、常務理事與全國音協副主席。[39]1954年9月，馬思聰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出席了該屆大會。在這一年，馬思聰一家搬到了北京西城區馬勺胡同的一座四合院裏。[40]1955年2月14日，因應邀參加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並擔任評判員，馬思聰離京飛赴華沙。[41]1956年1月至3月，馬思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進行了大規模的旅行演奏活動，先後在廣州、武漢與東北進行了多場演出。[42]1957年年初，馬思聰在北京舉辦了四場小提琴獨奏音樂會。在這一年的反右派鬥爭中，馬思聰受周恩來的保護才未被劃為右派。[43][44]1958年3月18日至30日，馬思聰應邀參與了蘇聯柴科夫斯基鋼琴和小提琴比賽會，擔任小提琴比賽的評委。7月，馬在中央音樂學院的「拔白旗」運動中遭受到了作曲系師生的批判。10月13日，隨文藝界福建前線慰問團赴閩演出。在這一年，馬思聰先後在濟南、青島、西安等地舉辦了小提琴音樂會。[45]1959年2月，《人民音樂》第二期發表了董大勇所作的《評馬思聰先生的獨奏音樂會》，批判演奏外國著名作品的馬思聰是在「向聽眾誇耀他的技巧」：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長達五年之久的辯論。同年4月，馬思聰被選為河北省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馬思聰在這一年先後赴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南昌、廣州、海南島等地進行了兩個半月的巡迴演出。[46]
1961年7月，馬思聰參加了北京西苑飯店舉行的高等音樂學校管弦教材審定會。[47]1962年9月，在中央音樂學院學術委員會的改選上，馬思聰被選為主任委員。在這一年，馬思聰前往新疆的烏魯木齊、和田、阿克蘇等地演出。[48]1963年5月，馬思聰擔任了第四屆「上海之春」音樂會的小提琴比賽評委。[49]1964年12月，馬思聰被選為河北省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50]
1966年2月，馬思聰創作了在中國大陸時期的最後一首歌曲《焦裕祿悼歌》。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發，馬思聰被當成「反動學術權威」「大吸血鬼」遭到了造反派的批鬥。6月16日，馬思聰與趙渢、江定仙、喻宜萱等中央音樂學院的領導被文化部指派到社會主義學院參加文化部系統的「集訓班」。8月9日，中央音樂學院的「革籌會」造反派將馬思聰等人從「集訓班」揪回，在將他們關押隔離審查後，定為「一類勞改隊」，監督他們勞動、反省交待問題，不許回家，不准與外界聯繫接觸。8月14日晚間，學院的造反派到馬思聰家貼大字報；被嚇壞的王慕理於16日攜子女出逃。22日，馬思聰被批鬥；造反派還在8月末抄了馬思聰的家。
由於馬思聰被作為「反動派」批鬥，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與東南亞的廣播開始曲《思鄉曲》被改為《東方紅》。[51]
王慕理攜子女出逃後，先同馬瑞雪隱藏於住在南京的妹妹王志理家，當紅衛兵追往南京時，王慕理與馬瑞雪又逃到了廣東丹灶投奔王家的大嫂嫂娘。而當時馬思聰的兒子馬如龍則躲避在廣州。11月，馬思聰因肝病復發被准予返家，並於22日與悄然回京的馬瑞雪一道離開北京，前往丹灶。12月，馬思聰全家在丹灶、廣州、江門等地躲藏，並預備前往香港。[52]1967年1月15日晚，馬思聰隨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一起乘坐黃埔002號出走香港。[53]
1966年底開始，香港媒體開始報道馬思聰離開北京的消息。馬思聰的大姐馬思錦之女徐美芬，在香港見到出逃的馬思聰後，建議其『出國避一避』，並通過美國領事館的朋友，將馬思聰送上了去往美國的飛機[54]。
1967年4月12日，美聯社報道馬思聰出逃避難，馬思聰也開始在公開場合講述了自己和他的同事遭遇，揭露被紅衛兵批鬥的慘狀。1967年6月美國的《生活》雜誌以《殘酷和瘋狂使我成為流浪者》為標題刊出；同年7月蘇聯《文學報》又以《我為什麼離開中國》轉載[55]。
但馬思聰的出走以及公開報道，被視為「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國內親友幾十人受到牽連，他在上海的二哥跳樓自殺，他的岳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56][54]
1968年5月，根據康生和謝富治「徹底清查」的指示，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馬思聰專案組」[57]，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54]。
1971年7月，周恩來在與前往中國做出「破冰之旅」的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會談時講到：我平生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50多歲離鄉背井去美國，我很難過。基辛格從北京返回美國後「托人向馬思聰轉達了周恩來的問候，轉告了周恩來那段感人肺腑的話語」。
1984年12月31日，公安部作出《關於對於中央音樂學院黨委為馬思聰「叛國投敵」案平反意見的決定》；1985年2月6日，文化部發出《關於給馬思聰平反的通知》。2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書記等一起署名，向身在美國的馬思聰發出公函。
1987年5月20日在美國因心臟手術未成功而逝世。
2007年，在馬思聰逝世20周年，《馬思聰全集》即將出版時，馬思聰之子馬如龍致信溫家寶總理，表達父親生前未能『適時回國』的遺憾，希望能實現父母魂歸故里的遺願，溫家寶即批示「請文化部研辦」[55]。
2012年3月4日，於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Princeton Alliance Church舉辦「從東方到西方的音樂大師」馬思聰百年誕辰紀念音樂會。
2012年4月22日，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西切斯特的西切斯特大學Madeline Wing Adler Theatre舉辦「馬思聰百年誕辰紀念音樂會」，且該市市長定該日為「馬思聰日」。
馬思聰是中國重要的作曲家，他的創作，包羅交響樂、小提琴獨奏曲、小提琴協奏曲、鋼琴奏鳴曲等，其中以《思鄉曲》（選自《綏遠組曲》）、《搖藍曲》、《西藏音詩》、《塞外舞曲》為代表作。
馬思聰小提琴演奏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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