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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经济学家、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阿馬蒂亞·庫馬爾·森，CH（印地語：अमर्त्य कुमार सेन，英語：Amartya Sen，又譯為沈恩，1933年11月3日—）以對福利經濟學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年），後獲得印度政府頒發印度國寶勳章（1999年）。阿馬蒂亞·森出生在英屬印度西孟加拉邦桑蒂尼蓋登，其家庭來自東孟加拉邦（今孟加拉國）。1959年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並於四年以後回到印度，曾在加爾各答、德里任教。1971年他再次回到英國，並於牛津執教。1988年森應聘於哈佛大學擔任經濟學與哲學教授[4]。1998年，他回到劍橋大學任三一學院院長。
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 CH | |
|---|---|
諾貝爾獎官方影像 | |
| 出生 | 1933年11月3日 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桑蒂尼蓋登 （今印度西孟加拉邦） |
| 居住地 |  美國 |
| 國籍 |  印度 |
| 信仰 | 印度無神論 |
| 配偶 | Nabaneeta Dev Sen （1958年結婚—1976年結束） |
| 研究機構 | |
| 研究領域 | 福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倫理學 |
| 學派 | Capability Approach |
| 母校 | 加爾各答總統學院 （B.A.） 劍橋三一學院（B.A., M.A., Ph.D.） |
| 受影響於 |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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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於 |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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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獻 | Human development theory |
| 獎項 | 諾貝爾經濟學獎（1998年） 印度國寶勳章（1999年）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2012年）[3] |
| IDEAS/RePEc上的資訊 | |
阿馬蒂亞·森的突出貢獻表現在五個領域內，分別是
不僅如此，由於對社會底層人民與道德的關切，他被譽為「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
森的貢獻在於兩方面，一是多數原則問題，二是對效用不可比的批評。森認識到，對於多數原則來說，重要的不是對所有可能的社會結果進行完備的排序，而是找到一個多數人認為最好的結果，在這個基礎上，森找到了使多數原則運作的充分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個人效用不可比是西方個人主義思潮下天經地義的事，也是阿羅不可能定理的基礎。
帕累托最優是經濟學家衡量社會效率最常用的方法。但這一原則對個人自由保持沉默，事實上，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說，個人和企業基於個人效用和利潤最大化的選擇結果一定是帕累托最優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則說，當社會初始資源進行再分配時，任何一個帕累托最優狀態都可以由市場中個人的最大化行為達到。因此，帕累托最優與個人自由是完全相容的。森試圖證明的是，假設個人對偏好不受任何限制，個人自由與帕累托最優是不相容的，帕累托原則剝奪了存在私人空間的可能性。森定義的自由原則是，對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來說，如果他認為X比Y好，社會也應該認為X比Y好，反之亦然。比如，張三想趴着而不是躺着睡覺，社會應該認可他的選擇。森證明，在個人偏好不受任何限制的條件下，這種個人自由與帕累托最優使得社會選擇無法得出最優的結果，只能得到一個循環。森在這個問題上受到的挑戰最多，他的自由原則不是我們所公認的自由原則。我們通常所說的個人自由是指在一定範圍內個人有選擇自己的思想或行動，而不受社會阻撓的自由，這並不意味着社會一定要贊同個人的思想或行動。如果採用這一定義，則個人自由與帕累托最優不再衝突。
道德是貧困指數的研究。一般，人們用處於貧困指數線以下的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來徇一國的貧困程度。但是，這個簡單的貧困指數忽略了很多問題，比如，貧困人口的收入距貧困線的距離，由窮人向富人的收入轉移，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中的分配等等。森設計了一個唯一能反映上述情況的簡單的貧困指數，將貧困人口的數量、收入及收入分佈結合在一起，全面反映一國的貧困程度。用公式表示為：
森對一個國家的福利也給出了相似的指數。他參加了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編制，這已經成為指導國際機構的一個重要文獻。
森考察了近代幾次大饑荒，提出饑荒並不完全是由於食品短缺造成，而更可能是由於權利分配不均造成。這些權利包括四個方面：
前三個是基於市場的權利，可統稱為交換性權利。森強調交換性權利突然減少對社會底層人民的打擊。
森在1982年發表的文章提出一個著名觀點：人類饑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饑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5]饑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者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專制統治或一黨專制的新興獨立國家。但是，在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沒有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6][7]
但是Plümper 與 Neumayer 教授研究此觀點，比較不同國家資料後指出，民主政府也可能饑荒餓死人，其比例比威權政體要低。[5]
也許是由於森出生在印度這樣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度和他幼年時經歷的大饑荒，森對於道德、倫理的關懷始終貫穿他的學術生涯。森指出，倫理與經濟學並不矛盾，道德在每個人的行為里都起了很大作用，每個人都不可能脫離社會的約束來進行自己的選擇。森以囚徒困境為例進行了深入的闡述。兩個囚徒在互不信任的情況，分別採取不合作的策略，其結果比合作要差得多。囚徒困境被用來解釋很多現象，比如過度放牧問題，但它解釋不了為什麼社會中會出現合作。經濟學家通過無限次重複博弈找到了囚徒博弈中產生合作的條件。森卻指出了一個更直接的條件，即博弈雙方互相信任，從而得到一個合作的結果。達到這種信任的一個機制就是倫理教化，倫理常常意味着個人做出一定的犧牲，以保全社會整體的利益。
阿馬蒂亞·森用這樣一個笑話抨擊公眾選擇理論的荒謬：外地人問「請問到火車站怎麼走？」「當然」，本地人一邊說一邊指向相反的方向，郵局正好在那裏。「您能順路幫我發封信嗎？」「當然」，外地人一邊回答，一邊想着打開信封，看看裏面有沒有值得偷的東西。（－Linda McQuaig，All You Can Eat）
英國廣播公司（BBC）對他獲得諾貝爾獎的報導的標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對貧困和飢餓的研究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在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新聞稿中這樣說：「森在這方面最聞名的著作是他1981年發表的《貧困和飢餓：論權力和剝奪》。這裏他批評了普遍認為貧困是由於食品短缺的觀點。」 （新聞稿:1998年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銀行經濟學獎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森以印度為例，中印比較之下，印度的窮人更缺乏生活保障，那是因為印度民主運作失靈，只有中上階層的少數人參與政治，這些人只關心自身階層的利益，而窮人參政不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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