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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派」重新導向至此。關於神話學說，請見「神話語言學派」。語言哲學是一門哲學的分支，對語言的用法、來源及本質作理性的研究。對於分析哲學來說，有四個主要關心的問題：意義的本質、語言用法、語言認知及語言與現實的關係。對分析哲學家來說，語言哲學是邏輯、歷史甚至政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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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紀初「語言學轉向」中誕生的分析哲學將語言哲學置於中心地位[1]。分析哲學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2]。而在傳統的歐陸哲學中，語言沒有被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研究。相反，它是許多其它領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現象學、結構符號學[3]、數學語言、解釋學、存在主義、解構主義和批判理論等。
在西方，對語言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系統描述語言的語法傳統大約於公元前5世紀在印度出現（見耶斯迦），於公元前3世紀在希臘出現（見赫里亞努斯）。而在印度和希臘，語言學推測（linguistic speculation）都比這種語法傳統更早出現。
在對話克拉底魯篇中，柏拉圖討論了事物的名稱是由約定俗成還是自然決定的問題。他批評約定主義（conventionalism），因為約定主義導致了一個奇怪的結論，即任何事物都可以約定俗成地以任何名稱命名。因此，它無法解釋名稱的正確或錯誤應用。他聲稱名稱有一種天然的正確性。為此，他指出複合詞和短語有一定的正確範圍。他還認為，原始名稱具有天然的正確性，因為每個音素都代表着基本思想或情感。例如，對於柏拉圖來說，字母 l 及其發音代表了柔軟的概念。然而，在克拉底魯篇的結尾，他承認名稱的決定也涉及一些社會習俗，並且音素具有單獨含義的想法存在錯誤[4]。柏拉圖通常被認支持極端實在論。
亞里士多德的興趣涉及邏輯、範疇學和意義創造等問題。他將所有事物分為種（species）和屬（genus）。他認為謂詞的意義是通過抽象化各種個體事物之間相似性而確立的。這種理論後來被稱為唯名論[5]。然而，由於亞里士多德將這些相似性視為由形式的實質共同點構成，因此他更常被認為支持溫和實在論。
斯多葛派哲學家在語法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將語言分為五個部分：名詞、動詞、稱謂（名稱或修飾詞）、連詞和冠詞。此外，他們還發展了一種複雜的 lektón 學說：lektón 是每個術語的意義，它與語言的每個符號相關聯，但與符號本身和它所指的事物有所不同。一個句子的完整 lektón 就是（如今所說的）它所表達的命題[6]。只有命題被認為是「真實性的載體」（即，它們可以被稱為真或假的），而句子只是它們的表達載體。除了命題之外，不同的 lektá 還可以表達命令、問題和感嘆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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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哲學家對語言的微妙之處及其用法非常感興趣。對於許多經院學者來說，這種興趣是由將希臘文本翻譯成拉丁文的必要性所激起的。中世紀湧現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語言哲學家。根據 Peter J. King 的說法（儘管這一點仍然存在爭議），Peter Abelard 預見了現代指稱理論[8]。此外，奧卡姆的威廉在《邏輯學大全》中第一次嚴肅地提出了編纂一種思維語言（mental language）的建議[9]。
中世紀盛期（11世紀到13世紀）的經院哲學家，例如奧卡姆和約翰·鄧斯·斯科特斯，認為邏輯是一門語言的科學（scientia sermocinalis）。他們對語言哲學概念的闡述的複雜性和微妙性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視。中世紀的思想家預見到了現代語言哲學中許多最有趣的問題。他們對模糊和歧義的現象進行了深入分析，導致人們對與使用諸如「與（and）」、「或（or）」、「非（not）」、「如果（if）」和「所有（every）」等附庸詞（syncategorematic words）相關的問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範疇詞（categorematic words）及其性質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發展[10]。經院哲學在這一領域的主要發展之一是指稱理論。 術語的指稱是其在特定上下文中的解釋。它可以是恰當的或不恰當的（如被用於隱喻、轉喻和其他修辭時）。當一個恰當的指稱指向非語言對象時（如「查爾斯是一個人」）是形式（formal）的，而指向作為語言實體的自身時（如「查爾斯有七個字母」 」）是實質（material）的。這種分類方案是現代區分使用和提及、語言和元語言的先驅[11]。
11 世紀到 13 世紀存在一種叫做思辨語法（speculative grammar）的傳統。其代表學者包括達契亞的馬丁和艾爾福特的托馬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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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的許多語言學家，如 Johannes Goropius Becanus、 Athanasius Kircher 和約翰·威爾金斯，受漢字和埃及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a ) 影響，開始對一種可以消除語言混亂的哲學語言產生濃厚的興趣。這種思想與一種可能存在的通用音樂語言的概念類似。
直到18世紀中葉，歐洲學術界才開始逐漸吸收印度語言傳統。這一進程由 Jean François Pons 和 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 世紀梵文語法學家）發起。
19 世紀初，丹麥哲學家索倫·奧貝·克爾凱郭爾堅信語言應該在西方哲學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認為目前哲學界沒有足夠地重視語言在認知中的作用，而未來的哲學應該有意識地關注這個方面。
「語言轉向」一詞被用於描述當代哲學家對語言的高度重視。
20世紀初，語言逐漸成為西方哲學的核心議題。德國哲學家戈特洛·布弗雷格是參與這一發展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在19世紀後期的工作對哲學邏輯和語言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包括20 世紀分析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的重要性變得如此普遍，以至於一段時間內，在分析哲學領域，哲學本身被理解為語言哲學的問題。
語言哲學中受到最多關注的話題就是意義的本質（nature），即解釋「意義」是什麼，以及我們談論意義時的意思。在這個領域內的問題包括：同義詞的本質、意義本身的起源、我們對意義的理解、組合（composition）的本質（有意義的語言單元如何由較小的有意義的部分組成，以及整體的意義是如何從其各部分的意義中派生出來的問題）。
關於語言學上的「意義」是什麼，存在幾種不同的解釋。每一種都與其自身的文獻體系有關。
- 觀念論，通常與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約翰·洛克聯繫在一起，認為意義是由符號引發的心理表徵[12]。雖然這種觀點從一開始就遭受了許多問題的困擾，但在一些當代理論家以語義內在主義的名義重新提出後，它又重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13]。
- 真值論，認為意義是使一個表達式可能為真或為假的條件。這一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弗雷格，並與以阿爾弗雷德·塔斯基和唐納德·戴維森等哲學家為首的許多現代作品相關聯[14][15]。（另見維特根斯坦的語言的圖像論。 )
- 功用論，通常與維特根斯坦晚期的哲學思想聯繫在一起，啟發了「意義即功用」的思想和社群主義的語言觀。維特根斯坦關注社群如何使用語言，以及它能夠推廣到什麼程度[16]。這個理論也與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勞森、約翰·瑟爾、羅伯特·布蘭頓等哲學家聯繫在一起[17]。
- 推論主義論，認為一個表達式的意義來源於它與其他表達式之間的推論關係。這個觀點被認為是「功用論」的延伸，其最著名的支持者包括威爾弗里德·塞拉斯和羅伯特·布蘭頓。
- 直接指稱論，認為一個詞或表達式的意義就是它在世界中所指的對象。儘管這種觀點在語言的一般使用方面遭受了廣泛的批評，但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曾為這種觀點的一種形式辯護，且索爾·克里普克和露絲·巴肯·馬庫斯都為直接指稱論在專有名詞上的應用辯護。
- 語義外在主義論，認為意義不是純粹的心理現象，因為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環境特徵決定。這種觀點大致分為兩種派別：社會派（social）和環境派（environmental）。第一種與泰勒·伯吉相關，第二種與希拉里·普特南、索爾·克里普克等人相關[18][19][20]。
- 驗證主義論，通常與 20 世紀初的邏輯實證主義運動有關。這種理論的傳統表述是：一個句子的意義是它的證實或證偽方法。在蒯因的《經驗主義的兩個教條》發表後，大多數哲學家接受了蒯因的整體主義確證論，放棄了該形式的驗證主義論[21]。然而，米高·達米特自 1970 年代以來就提倡一種經改進的驗證主義觀點。在這個版本中，句子的理解（以及意義）在於聽者識別（recognize）對句子真實性的證明（數學、經驗或其他）的能力[22]。
- 語用學意義理論，包括任何認為句子的意義（或理解）是由其應用的後果所決定的理論。鄧梅特將這種意義理論歸功於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和其他 20 世紀早期的美國實用主義者[22]。
- 心理學意義理論，側重於說話者的意圖（intention）在確定話語意義方面的作用。這種觀點的一位著名支持者是保羅·格萊斯，他的觀點同時適用於了非語言意義（即通過身體語言傳達的意義、作為後果的意義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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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語言如何與世界相互作用的理論被稱為指稱論。戈特洛布·弗雷格倡導間接指稱理論，他將每個表達式的語義內容分為兩個部分：涵義（sense）和指稱（reference）。句子的涵義即是它表達的思想。這樣的思想是抽象的、普遍的、客觀的。任何子句（sub-sentential）表達式的意義在於它對其嵌入句所表達的思想作出的貢獻。涵義決定指稱，也決定表達所指對象的呈現方式。所指是詞語從世界中挑選出來的對象。一般句子的所指是真值（真或假）。而對於嵌套在命題態度表述或其它晦暗語境（opaque context，將某一詞語替換為同指的詞語後可能導致真值改變）中的句子而言，它們的所指是它們的通常意義[24]。
伯特蘭·羅素在他後來的著作中，出於與他在認識論中的親知理論相關的原因，認為唯一直接指稱的表達是「邏輯專名（logically proper names）」。邏輯專名是諸如我、現在、此處和其它索引詞的術語[25][26]。他將上述類型的專名視為「限定摹狀詞的縮寫」（參見摹狀詞理論）。因此約瑟夫·R·拜登可能是「現任美國總統和吉爾·拜登的丈夫」的縮寫。限定摹狀詞是指稱短語（見「論指稱」）。羅素將限定摹狀詞分析為存在量化（即至少存在一個滿足描述的對象）的邏輯結構。然而，這些對象本身並不能被認為是有意義的，而只有在它們所屬的句子所表達的命題中才有意義。因此，對於羅素而言，它們並不像邏輯專名那樣是直接指稱的[27][28]。
根據弗雷格的說法，任何指稱語都具有涵義和所指。這種「間接指稱」的觀點較密爾的觀點具有一定的理論優勢。例如，共指的名稱，如魯迅和周樹人，會給直接指稱的觀點帶來問題：因為有人可能聽到「魯迅是周樹人」並感到驚訝，所以這兩個共指名稱的認知內容似乎並不相同。
儘管弗雷格和羅素的觀點存在差異，但他們通常被作為關於專名的描述主義者一併提起。這種描述主義在索爾·克里普克的《命名與必然性》中受到批評。
克里普克提出了後來被稱為「模態論證」的理論：考慮亞里士多德這個名字與「柏拉圖最偉大的學生」、「邏輯學的創始人」和「亞歷山大的老師」的描述。亞里士多德顯然滿足以上所有描述（以及我們通常與他聯繫在一起的許多其他描述），但「如果亞里士多德存在，那麼他滿足以上任意一個或所有描述」並不一定是真的。亞里士多德很可能沒有做過任何一件他為後人所知的事情。他可能已經存在但根本不為後人所知，或者他可能在嬰兒期就死了。假設瑪麗將亞里士多德與「古代最後一位偉大的哲學家」的描述聯繫在一起，而（實際的）亞里士多德在嬰兒期就去世了。那麼瑪麗的描述似乎指的是柏拉圖。但這是非常違反直覺的。因此，根據克里普克的說法，名稱是嚴格指示詞。也就是說，它們在該個體存在的每個可能世界中都指代同一個體。在同一著作中，克里普克亦闡明了其他幾個反對「弗雷格-羅素」描述主義的論點[29] （另請參見克里普克的因果指稱理論）。
人們很早就知道存在不同的詞類。常見句子的一個部分是實詞，它由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組成。該領域的一個主要問題——也許是對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思想家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句子的含義是如何產生自其各個組成部分的。
句法語言學領域涉及句子構成問題的許多方面。哲學語義學傾向專注於複合性原理，以解釋有意義的部分和整個句子之間的關係。複合性原理主張，可以基於句子各部分（即單詞、語素）的含義以及對其結構（即句法、邏輯）的理解來理解整個句子[32]。此外，句法命題被編入話語或敘事結構中，而這些結構也通過時間關係和代詞等語用學要素來編碼含義[33]。
函數的概念不僅可以用於描述詞彙含義的運作方式，還可以用於描述句子的含義。例如，在句子「這匹馬是紅色的」中，「這匹馬」可被視為一個命題函數的產物。命題函數是一種語言操作，它以實體（如本例中的「馬」）作為輸入，並輸出語義事實（即由「這匹馬是紅色的」表示的命題）。換句話說，命題函數就像一個算法。在這個例子中，「紅色」的含義是將實體「馬」轉變為命題「馬是紅色的」[34]。
語言學家已經開發出至少兩種理解語言串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及其組合方式的通用方法：句法樹和語義樹。句法樹在考慮句子語法的前提下運用句子的單詞，而語義樹則側重於單詞含義的作用以及這些含義如何彼此組合，從而深入分析語義事實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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