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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倫·奧比·祁克果（丹麥語：Søren Aabye Kierkegaard，丹麥語發音：[ˈsɶːɐn ˈɔˀˌpyˀ ˈkʰiɐ̯kəˌkɒˀ] （ⓘ）；又譯基爾克果、克爾凱郭爾、齊克果、祈克果、吉爾凱高爾[5]等；1813年5月5日—1855年11月11日[6]）是丹麥神學家、哲學家、詩人、社會批評家及宗教作家，一般被視為存在主義的創立者。[7][8]他創作了許多關於制度性宗教、基督教、道德、倫理、心理學、宗教哲學的批評文章，這些文章常充斥着隱喻、諷刺和寓言。他的哲學作品主要關注人如何成為「單一的個體」，注重人類現實而非抽象思考，並強調個人選擇和實踐的重要性。[9]他反對當時唯心主義知識分子和哲學家的文學批評，並認為那些所謂的「學者」還未能完全理解史威登堡[10][11]、 黑格爾[12]、費希特、謝林、施勒格爾、安徒生等人的思想。[13]

Quick Facts 索倫·奧比·祁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出生 ...
索倫·奧比·祁克果
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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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克果未完成畫像，其兄尼爾斯·克里斯蒂安·祁克果作，約1840年
出生(1813-05-05)1813年5月5日
 丹麥哥本哈根
逝世1855年11月11日(1855歲—11—11)（42歲）
 丹麥哥本哈根
教育程度哥本哈根大學（M.A.，1841）
時代19世紀哲學
地區西方哲學
學派
主要領域
著名思想
受影響於
影響於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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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克果的神學作品關注基督教倫理（英語：Christian ethics），宗教團體，基督教客觀證據間的差異，人神之間性質上的無限差異（英語：Infinite qualitative distinction），個體與神人耶穌基督[14]之間源於信仰的主觀關係。[15][16]他的許多作品都與基督教之愛相關。祁克果是基督教政教合一制度（例如彼時的丹麥國教會）的強烈批評者。他的心理學作品探究個體面對抉擇時的情緒與感覺。[2]

祁克果的早期作品常以假名發表，籍此在複雜對話展示交錯觀點。[17]不同的假名用以表達不同觀點，從不同角度探究複雜問題。作品《十八訓導書（英語：Eighteen Upbuilding Discourses）》以真名發表，他將此書獻給期望發現其作品意義的「單一個體」。他寫道：「科學教導人們以客觀行事，而基督教教導人們以主觀行事，並成為主體。」[18][19]科學家主張應當以觀察理解世界，但祁克果認為單憑觀察並不足以揭示出精神世界的構造。[20]

祁克果的主要學說包括「主觀真理與客觀真理（英語：Philosophy_of_Søren_Kierkegaard）」的概念、信仰騎士、回憶和重複的二分（英語：Repetition (Kierkegaard book)）、畏的概念、性質上的無限差異（英語：Infinite qualitative distinction）、作為激情的信仰（英語：Theology of Søren Kierkegaard）以及人生道路的三個階段（英語：Philosophy_of_Søren_Kierkegaard）。祁克果的作品以丹麥語寫成，因此最初影響範圍局限於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不過到了二十世紀初，他的作品相繼被翻譯為了法語、德語和其它主要歐洲語言。至20世紀中葉，他的思想對哲學[21]、神學[22]和整個西方文化都造成了巨大影響。[23]

時代背景

18世紀時，基督教受到啟蒙主義哲學與科學的挑戰，逐漸產生了自由派神學。然而，另外一個極端是堅持傳統更正教正統神學的「基要主義」，他們長期沉浸於更正教經院哲學的正統思潮裏，着重字義解經，將歷史上的某些教義作為神學立場正確與否的絕對標準。因此，在這兩種神學思潮的影響下，基督教會逐漸淡忘了基督教的本質，甚至連如何成為一個基督徒也無法清晰的定義。

在祁克果生活的時代，丹麥把基督教定為國教，只要是在丹麥出生的人，國家教會就將他視為是基督徒。為嬰兒舉辦洗禮的作法非常普遍，人們在自身信仰尚未成型時就成了教會的一份子。因此，在祁克果看來，在他的周圍，盡是一些掛名的基督徒。丹麥思想界在18、19世紀深受國外的影響。當時一位有名的神學家馬登遜（英語：Hans Lassen Martensen），他將黑格爾的矛盾綜合及人文主義融合於基督教中。[24]「個人」的意識全淹沒在了對世界歷史的思索與群體觀念中，當時的社會病態表現不是過於追求情慾或唯物主義，而是以泛神論作為對個人存在的輕視。[24]

早年（1813-1836）

1813年5月5日，索倫·奧比·祁克果生於哥本哈根的一個富裕家庭。他的母親名為埃內·索倫斯達特·隆德·祁克果（Ane Sørensdatter Lund Kierkegaard），在與其父親米高·佩德森·祁克果（Michael Pedersen Kierkegaard）結婚前曾是家中女傭，他們共有七個孩子。祁克果的母親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性格謙遜、安靜。她的孫女亨麗埃特·隆德（Henriette Lund）後來評論說，埃內「愉悅的揮舞着權杖，向母雞保護小雞一般保護着索倫和彼得」。[25]母親對這些孩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祁克果的兄弟彼得曾評論說，他兄弟的作品中保留了許多母親曾經說過的話語。[26]父親米高·祁克果是來自日德蘭半島的羊毛富商。[26]他是一個「十分嚴厲的人，外表平淡無奇，但在他『質樸斗篷』下卻藏着其無法被高齡消磨的想像力。」[27]他對哲學懷有興趣，常邀請知識分子到家中聚會。[28]米高最感興趣的哲學家是克里斯蒂安·沃爾夫[29]，他後來為閱讀沃爾夫的著作而捨棄了部分工作。[30]兒時的祁克果受父親感染，在沃爾夫的理性主義薰陶下成長，他亦喜愛路維·郝爾拜的喜劇[31]，以及約翰·格奧爾格·哈曼[32]、戈特霍爾德·埃弗拉伊姆·萊辛[33]、愛德華·楊（英語：Edward Young）[34]、柏拉圖的作品。柏拉圖作品中蘇格拉底的形象對祁克果的後續寫作有重要影響，祁克果從中領會了反諷的樂趣，並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應用間接溝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技巧。

祁克果喜好在哥本哈根城內蜿蜒小道中散步，馬車很少去到這些地方。他在1848年寫道，「在思考下述言論時我常感到一種基督教式的滿足：在哥本哈根，即使沒有別人，也仍有一人，窮苦者可以自由地找他交談傾訴；即使沒有別人，也仍有一人，不論他常拜訪哪些社會階層，也仍不會斷了與窮人的聯繫，他向認識的每位女傭、每位男僕、每位普通勞工獻上祝福。」[35]聖母教堂位於哥本哈根城一端，在那裏明斯特主教（英語：Jacob Peter Mynster）向眾人宣講福音。而丹麥皇家劇院位於城市另一端，在那裏正上演海伯格夫人（英語：Johanne Luise Heiberg）的劇作。[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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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米高·祁克果於1838年8月9日去世時，他七位兒女中的五位已先於他死去，僅剩的兩個為索倫和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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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到右：沃爾夫、郝爾拜、哈曼、萊辛、柏拉圖和蘇格拉底

基於對祁克果未出版日記中軼事，尤其是其中一篇題為「大地震」的故事草稿的推測[37]，研究者認為祁克果的父親曾相信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懲罰，自己的孩子都將在自己之前死去。他認為罪孽的根源或許是因為自己在年輕時曾輕率的詛咒上帝[28]，或是其妻子埃內的婚前懷孕。他七個孩子中有五個相繼早逝，但索倫和彼得（英語：Peter Kierkegaard）仍活的比他長久。[38]彼得比索倫年長七歲，後來成為了奧爾堡市的主教。[38]朱莉婭·沃特金（Julia Watkin）認為米高早年對於摩拉維亞弟兄會的興趣或許加深了他對罪孽的擔憂。[39]

出於上述原因，祁克果希望當一個人的罪惡受到寬恕之後，他就完全擺脫了這些罪孽。並且任何真正相信自身罪孽已經得到寬恕的人，亦不應在後續人生沉溺於負罪之中。[40]在此，祁克果以古羅馬政治家小加圖為例，小加圖在凱撒有機會寬恕他之前選擇了自殺，這種對無法尋得寬恕的恐懼無疑是致命的。[41][42]美國學者埃德娜·洪（英語：Edna Hong）在1981年作品《寬恕是實踐，也是恩典》（Forgiveness is a Work As Well As a Grace）中引用了祁克果在1847年寫下的有關寬恕的言論。[43][44][45]1954年，音樂家塞繆爾·巴伯為祁克果的禱詞（英語：Prayers of Kierkegaard）譜曲：「天父啊！求您不要把罪惡置於我們之上，但請扶持我們抵禦罪惡。當我們的靈魂記起您時，願它提醒我們您的寬恕，而非我們所犯的罪孽；願它提醒我們您拯救我們的義舉，而非我們的迷途！」[46]

1821至1830年，祁克果就讀於哥本哈根東區市民美德學校（Østre Borgerdyd Gymnasium），在此學習拉丁文和歷史。這個時期的祁克果被描述為一個「十分保守」的人，他「擁護國王，喜愛教會，尊敬警察」。[47]他常與同學爭吵，並與師長發生矛盾。[47]高中畢業後，祁克果前往哥本哈根大學修習神學。在大學裏，他發現自己無法提起對歷史作品的興趣，而哲學也無法使他感到滿足，他不認為自己可「獻身於那些學說」。[48]祁克果表示，「我真正需要做的是弄清『我應該做什麼』，而不是我需要知道什麼。」他期望「過一種完全的人性化生活，而不僅僅是追求知識。」[49]他不希望自己成為傳統的，或黑格爾意義上的哲學家[50]，同時他也不願傳授一種虛假的基督教。[51]「但他也從自己的父親那裏獲知，一個人可做其所期望之事，而他父親的人生經歷也未否定這個觀點。」[52]

最早關於祁克果外貌的描寫來自一位訪客漢斯布·羅赫納（Hans Brøchner），他出席了祁克果兄長彼得於1836年舉行的婚禮，他記錄道：「我發覺（他的外貌）非常滑稽，他當時二十三歲，他整個人都有些奇特，並搭配有古怪的髮型。他的頭髮高出前額有6寸，形成一個凌亂的發冠，非常無拘束的造型。」[53]另一個描寫來自祁克果的侄子亨里克·隆德（Henrik Lund）。當祁克果還是男孩時，他的外形「瘦削精緻，穿着一件紫紅色的小外套四處跑動。因為他自幼時起就發展出的諷刺言辭風格，他的父親有時稱他為『叉子』。儘管祁克果家中總是瀰漫着嚴肅的氛圍，但在我印象里，這也是個充滿年輕活力的地方，雖然相較於現今人們習慣的方式更為克制。這座房子是個『老派的處所』，而祁克果也被描述為『衣着古怪、身材纖瘦』的人。」[54][47]

據孫輩描述，祁克果的母親埃內「是個和善的小個子女人，有平和愉快的性情」。祁克果從未在作品中提及自己的母親。她於1834年7月31日去世，終年66歲，死因可能是斑疹傷寒。[55]祁克果的父親死於1838年8月8日。祁克果在8月11日寫道，「我的父親在周三凌晨2點死去，我多麼希望他再多活幾年……現在我感覺只剩下一人（E. Boesen）可以與我談論這件事情。他是個『忠實的朋友』。」[56]他的侄子特羅爾斯·弗雷德里克·隆德（英語：Troels Frederik Lund）為傳記作者提供了大量關於祁克果的信息。隆德是丹麥評論家喬治·布蘭德斯（英語：Georg Brandes）和藝術史學家朱利葉斯·朗格（英語：Julius Lange (art historian)）的好友。[57]以下是祁克果日記中關於其父親的一段逸聞：

午餐時我不小心打翻了一罐鹽，父親十分生氣。他高聲斥責我，說我是個敗家子。我反駁說，先前我的姐姐尼科琳不小心打翻一件非常貴重的碗時，父親可沒有像今天這樣生氣，而是一言不發，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父親回答說，那件碗價值太昂貴了，尼科琳就算沒有被斥責，也知道自己犯了錯誤。但今天這個小事情需要通過斥責來提醒我。——Journals X3A78

日記

祁克果留下了大量日記，這些日記是後人研究其哲學思想的重要材料。[58]這些日記的總頁數超過7,000頁，記錄了他對自己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觀察和思考。[59]這些日記的丹麥語版本共分為13卷，包括索引在內共計25本。[60]後世學者評價這些日記「兼具文學性與詩意」。[61]

祁克果希望自己的未婚妻維珍妮·奧遜成為他的知己，但他深知這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尋求「我的讀者們，獨立的個體」作為他的知己。他質疑一個人是否能夠真正擁有靈魂知己。在《非科學的結語》中，他寫道：「就真理而言，精神與精神之間的直接聯繫是難以想像的。如果有人聲稱這種關係存在，那也就意味着這兩個人之間存在着超越精神層面的關係。」[62]

他的日記也是許多哲學格言的出處。以下這段摘自1835年8月1日的日記，也許是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同時也是他存在主義思想的核心論述[63][64]：

我自己真正需要搞清楚的是，我要做什麼，而不是我要知道什麼，除非知識必須先於行動。這事關對我的命運的理解，我要看上帝真正意願我做什麼；問題的關鍵在於尋找一種為我而在的真理，尋找一種我將為之生、為之死的觀念。

他在同一篇日記中以類似方式談論了間接溝通[63][64]：

一個人首先要理解他自己，然後再去理解其他事物。只有當他從內心理解自己，才能看到自己可選擇的路，獲得平和與意義的人生道路。只有在那時他才能擺脫這令人厭煩的人生旅伴——從知識領域表現出的生活的諷刺性。這種諷刺性邀請他以無知為起點開始真正的真理探尋，正如上帝從虛無中創造整個世界。但在道德的水域，在這裏仍停留着未搭乘德行之風的人。人們在此受諷刺折磨，他們時而以為自己行進在正確路途上而歡欣鼓舞，轉眼卻被帶入絕望的海灣。經常人們以如下想法麻痹入眠，「畢竟，發生的事情總是沒法改變的，」但又突然被喚醒，面臨自我的嚴苛審訊。過去的時間似乎總是隔着遺忘的薄幕，日常生活的細微瑣事卻如光芒刺眼。當人們欣喜於克服了誘惑，掙扎着順着正確道路前行，卻總是在同一時間，就在那完滿的勝利離開後一步，那些微不足道的外部狀況就再次將他擊倒。就像是西西弗斯，巨石再一次地從峭壁落回山谷。當一個人專心於某件事的時候，小小的外部狀況便會出現，然後摧毀一切。（就像一個厭倦生活的人，當他打算跳入泰晤士河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卻被一隻蚊子的叮咬擾亂了這關鍵時刻。）有時人們反而會在病的最嚴重的時候感覺最好，就像我們在結核病中看到的。他徒勞地抵禦這一切，卻沒有足夠的力量。儘管他在過去曾完成一樣的事情，這無濟於事。以這種方式獲得的實踐在這裏並不適用。

儘管這些日記顯示出祁克果工作與生活的諸多方面，但他也有意不揭露過多信息。他常在日記中使用突然地思想轉折、重複性寫作手法，以及不同尋常的措辭，由此造成後世對這些日記的不同解讀。事實上，祁克果意識到他的日記會在將來引起人們的關注。1849年12月，祁克果寫道，「如果我現在死去，我的人生是精彩的。所有我無意間記錄在日記里的事情都將留下十足的影響。直到那時，人們將會與我達成和解，並賦予我過去和現在應得的權利。」[65]

雷吉娜·奧爾森（1837-1841）

主條目：雷吉娜·奧爾森｜Regine Olsen（英語：雷吉娜·奥尔森｜Regine O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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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克果曾經和雷吉娜·奧爾森訂婚卻又悔婚，並在後續人生保持對她的愛戀。

1837年5月8日，祁克果與雷吉娜·奧爾森（英語：Regine Olsen）相遇。起初兩人互有好感，但在隨後的1838年8月11日左右，祁克果開始感到迷惘。他在日記中寫下了對奧遜的愛。[66]

1840年9月8日，祁克果正式向奧爾森求婚，但很快他便感到後悔。儘管兩人仍彼此相愛，但他於1841年8月11日退婚。祁克果在日記中表示，自己「憂鬱」的性格不適合婚姻，但關於他真正的退婚原因仍未有定論。[67][68][69][70][71]他後來將他的寫作才華歸功於「一位老人和我欠情最多的一位年輕姑娘」。[72][73]其中「老人」被認為是指他的父親，而「年輕姑娘」則是指代奧爾森。[28]哲學家馬丁·布伯後來評論，「祁克果對婚姻的拒絕是對整個十九世紀的蔑視。」[74]

而後，祁克果把自己的專注力轉向了學業考試。在1839年5月13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我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他希望我準備我的考試。這比我進行研究更符合他的旨意，上帝更樂於我順從他的意願，而不是獻上公羊的脂肪。」[a][75]此外，祁克果父親和朋友保羅·馬丁·穆勒（英語：Poul Martin Møller）的去世也是這個決定的部分原因。

1841年9月29日，祁克果完成了學位論文《論反諷概念：以蘇格拉底為主線（英語：On the Concept of Irony with Continual Reference to Socrates）》。哥本哈根大學肯定了這篇論文的價值，但認為其作為嚴肅的學術論文而言過於隨意詼諧了。[76]文章探討了反諷的概念，以及謝林於1841年的一次講座，祁克果曾和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巴枯寧、雅各·布克哈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同旁聽這次講座。[77]1841年10月20日，祁克果畢業並獲得文學碩士。他獲得的家族遺產有31,000丹麥達勒（英語：Danish rigsdaler）[78]，足夠支持他的後續工作與生活花銷。

作家生涯（1843-1846）

祁克果的部分作品以假名出版，其中《恐懼與顫慄（英語：Fear and Trembling）》和《非此即彼》這兩部宗教相關的假名作品被廣泛認為是其代表作。在19世紀早期，假名常被作為表達不同視角觀點的方法，祁克果亦在其作品中應用了間接溝通技巧。他的不同作品可能表達對立觀點，因此也有批評指出他過於隨意的在各視角之間切換，而從未着重強調某一特定觀點。反對者指責他身為作家卻沒有確定的觀念，但他回應自己的所有作品都源自同一主題，即為基督教而作。[79]1841年，祁克果在丹麥哲學家弗雷德里克·克里斯蒂安·西伯恩（丹麥語：Frederik Christian Sibbern）指導下完成了學位論文《論反諷概念：以蘇格拉底為主線（英語：On the Concept of Irony with Continual Reference to Socrates）》[80]，而後以假名「約翰·克利馬科斯」（來自6-7世紀基督教修士約翰·克利馬科斯（英語：John Climacus））創作了首部書籍《論懷疑者（英語：De omnibus dubitandum est）》，此書未在他生前出版。[81]

祁克果最出名的作品《非此即彼》出版於1843年2月20日，此書大部分內容是祁克果居住在柏林時寫成，當時他參考了謝林的啟示哲學（Philosophy of Revelation）。《非此即彼》包含數篇音樂、文學批評，以及大量浪漫主義風格警句，由此組成了貫穿其作品的宏大主題——對信仰的反思與哲學理解。[82][83]作品的編輯者是假名「維克多•艾萊米塔」，書中文章來自A和B兩個不同作者。艾萊米塔聲稱從自己購得的二手文書寫字柜子中發現了這些文稿。[84]他表示，難以將A的作品按序整理，因為這些作品的主題並非直接瞭然，因此只得按照它們被發現時的順序排列；而與此同時，B的作品卻具有邏輯連貫性，因此很容易就排好順序。[85][86]兩個作者分別從審美的和倫理的角度探討了有關「最初的愛」的問題，整本書的主題是關於信仰、婚姻的爭論，以及末尾關於應當停止這場爭論的論述。祁克果認為，正如「如何」成為基督教徒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如何」閱讀他的作品，即閱讀的方式，要比閱讀獲得的內容更重要。[87]

祁克果的下一部作品《兩篇訓導書（英語：Two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3）》於《非此即彼》兩個月後出版，並且在後續又以假名出版了更多論述文章，這些作品如今被集結為《十八訓導書（英語：Eighteen Upbuilding Discourses）》發表。20世紀40年代，大衛·F·斯文森（David F. Swenson）首先將這些文章題為《啟發性談話》（Edifying Discourses）出版，但90年代聖奧拉夫學院（英語：St. Olaf College）的霍華德·V.（Howard V.）和埃德娜·H·洪（Edna H. Hong）將其改譯為《訓導談話》（即訓導書 Upbuilding Discourses）。相比之下，「訓導」一詞更符合1846年後祁克果的思想主題，在此期間他創作了有關《愛之工》的基督教議事（英語：Deliberation）。[88][89]啟發性或訓導談話與基督教佈道有所不同，佈道是指向着眾人宣講，而談話則可以表示向有限的幾個人，或甚至只向自己本人講演。而訓導（upbuilding）則是強調建設他人，而非將之拆毀重建。祁克果寫道，「儘管這本小書的標題（談話而非佈道）希望保持它本來的樣子，而多餘的渴望，只被留在隱蔽之處。」[90]

1843年10月16日，祁克果同時出版了三本有關愛與信仰的書籍和文章。其中《恐懼與顫慄（英語：Fear and Trembling）》以假名「靜默者約翰尼斯」（Johannes de Silentio）發表。作品《重複（英語：Repetition (Kierkegaard book)）》以假名「康斯坦丁·康斯坦提烏斯」發表，講述了一個年輕人（祁克果）因不得不將自己所愛之人（維珍妮·奧遜）給上帝而感到焦慮和抑鬱，因此他嘗試尋求當時新興科學心理學的幫助，以求理解自身。此外，還有一本《三篇訓導書，1843（英語：Three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3）》以祁克果本名發表，主要探討了愛如何幫助從自身與他人眼中潛藏事物。[91]這三本書於同一時間發表，展示了祁克果所推崇的間接溝通技巧。

在上述幾部作品中，祁克果質疑個人能否獲知某個事物是否是源於神的恩典，他總結道，「因此，這不總是取決於一個人看到了什麼，因為他看到的內容取決於他去看的方式；觀察不僅僅是接收或發現，同時也是呈現，就這點而言，觀察者本人的特質也是決定性的。」[92]神的愛間接傳達，正如我們的愛有時也是間接地傳達。[93]

1844年，祁克果陸續發表了兩篇（英語：Two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4）、三篇（英語：Three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4）、四篇（英語：Four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3）訓導書，但與上一年的主題不同，在這幾本書中他談論了個體何以理解上帝。彼時神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對上的的存在爭論不休，這種爭論是祁克果所認為的直接交流。他認為直接交流對上述角色或許有所幫助，但對於期望成為基督徒的「單一個體」而言，這完全不是合適的方法。祁克果時常在作品中表示，「只有那些我懷有喜悅與感激的單一個體，他們才是我的讀者」[94]；他認為個人必須運用其所理解的東西，否則就無可避免的失去這些東西。僅有反思是不足夠的，因為隨之而來的想像會改變思考的內容。愛是透過運用而獲得的，正如信仰與耐心也是如此。

在同一年，祁克果還出版了幾部假名作品：《哲學片段（英語：Philosophical Fragments）》、《前言（英語：Prefaces）》、《焦慮的概念（英語：The Concept of Anxiety）》。他在《哲學片段》中使用了間接溝通技巧，在其他幾篇則使用直接溝通。他不認為上帝是否存在是一種群體觀點，也不認為這個問題取決於證據的多少。他表示，只有單一個體才有能力取得聖靈的果實，因為歸根到底，愛與喜悅只是一種可能性。祁克果反對基督教世界對於定義上帝的嘗試。他與維珍妮的愛情以失敗告終，但從他的觀點看來，這段經歷對自己有益。[95]

克爾凱郭提出，「每一代人都有屬於這一代的任務，他們不應過分困擾於前代遺留的事務，也不必為後代過度操心。」[96]他在早期作品中寫道，「準確而言，每代人和每一個體都是徹底地重頭開始自己的生活。」[97]在另一部作品中寫道，「沒有任何世代從另一世代中學會愛，也沒有任何世代能從高於起點的位置開始生活」，「一代人並不需要從前一代身上學到作為人的本質」。[98]1850年，祁克果寫道，「每一代真正的基督徒，先前世代基督徒的所作所為與他們沒有任何關係，他們每一代人都過着與耶穌基督同時代的生活，因此與當前世代的基督有更密切的關係。基督的生活伴隨世間的每一時代，那麼每一時代的生活就組成了一部神聖的歷史……」[99]他在1848年表示，「整個時代及其中的個體，他們是信仰體驗的參與者。」[100]

祁克果反對黑格爾的「中介（Mediation）」思想[101][102]，認為它往單一個體和欲求對象之外增加了另一「第三要素」。[103]他在1844年寫道，「假如人所受的上帝蒙福是直接源自上帝，而不必經過某種中介或闡釋，那麼這種恩典對其而言才是一切事物中最美好的。」[104]他反對中介的概念，認為選擇本身就是是上帝恩典的滿足或不滿足。選擇是在「暫時與永恆」、「疑慮與信任，欺騙與真理」[105]、「主觀與客觀」[106]之間的可能性。有些選擇的意義重大，祁克果常在作品中描述選擇與對選擇的思考，反對簡單的比較。[107]以下是康德和祁克果對此問題的不同看法：

為自己思考是在自身中尋找真理（即，在理性中尋找），隨時為自己而思考便是啟蒙。但這不僅僅意味着知識等同於啟蒙，或者相反，這需要個人認知的消極原則。如果一個人富有知識，那麼也正如此，他不會知道如何準確的運用這些知識。運用個人的理性，意味着對自己所假設的一切，提出質疑、審視自我。——伊曼努爾·康德《在思考中面向自身的意義》

對世界的憂慮常以比較的形式進入個人不安的心靈，讓其脫離簡單平靜的思維。穿上衣服，也即成為人類——那也就意味着必須穿着得體。世界的憂慮就體現在對這些衣服的差異的關注。難道向百合花學習的告誡不應適用於每一個人嗎？[b]唉，那些偉大、振奮、簡單的思想，那些最初的思想，它們正被遺忘，在日常的、普遍的比較之下被遺忘。個人與他人比較，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比較，因此人就被淹沒在無處不在的比較之中。因為這種底層的無謂比較，時代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花費一生奴性工作的人。就像是終日位於地下的礦工，這些不幸的人重未有機會看見陽光：簡單、振奮的思想，那些教導我們作為人類即是恩典的思想。而在更高的比較層面，虛偽的笑容操縱着惡毒的遊戲，欺騙幸福者，將他們阻隔於那些簡單的最初思想。——祁克果《各精神訓導書》

基督的內在性

祁克果認為上帝以神秘形式介入個體生活。1945年4月29日，他以真名發表了《三個想像出的場合講演》，並在4月30日以假名Hilarius Bookbinder發表了《人生道路諸階段》。克爾凱郭人認為《人生道路諸階段》以及《非此即彼》都未得到公眾的足夠關注，他表示這幾部作品「有三分之二的讀者會因為感到無聊而半途而廢」。因此雖然他知曉是自己在創作作品，但卻不確定是誰在閱讀他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銷量微薄，純粹依靠祁克果自己完成編輯出版工作。對此他表示自己是在黑暗中創作，而大多數讀者亦是在黑暗中閱讀他的作品——他們難以理解祁克果寫下這些文字的動機。對此，祁克果在其日記中解釋說，「我所理解的作家生活已經結束了。這是一種連續的思想，是貫穿《非此即彼》到《致死的疾病》的對宗教的反思。這項任務耗費了我所有精力，因為它從宗教意義上佔據着我。我將作家生涯的完滿視為自己的職責。」他建議讀者以緩慢的方式閱讀自己的作品，並將之大聲朗讀出來，因為這可能有助於對文本內容的理解。

他在作品中應用間接溝通技巧敘述宗教概念，例如將信徒描述為「內在的騎士」，因為他認為這些信徒雖然在外表上與他人無異，但根本上是不同的，一切事物都內在的隱藏在其內部。祁克果在1847年寫道，「你可能與你希望模仿的人無異，那些以良好信念做出抉擇的人——他們的衣着類似，以真理束在腰間，穿着正義的鎧甲，頭戴拯救之盔！」祁克果覺察到隱藏在每個個體之內的深度，並且個體都有掩蓋這類內在性的傾向。

去世（1855）

沒有人從死者那裏返回，沒有人不是哭着進入世界的；在你想要進入的時候，沒有人問你，在你想要出去的時候，沒有人問你。
「
」
《非此即彼》間奏曲[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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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克果之墓

在其期刊《當下》（The Moment）第十期出版前，祁克果被發現暈倒在街道上。他被送往醫院，並在醫院裏呆了一個多月。[109]當時的祁克果視牧師為政府職員，僅是社會中的一個特定職業，而非神的代表，因此他拒絕在臨終時接受丹麥國家教會的聖餐。他告訴朋友埃米爾·博森，他的一生經歷了巨大的痛苦，儘管在別人看來這或許只是一種對自我的誇大，但他自己並不這麼認為。[110][111]

1855年11月11日，祁克果在弗雷德里克斯醫院去世。他身體衰弱的原因可能是源自兒時從樹上的跌落。[112]不過也有人指出祁克果的死因可能是波特氏病，一種結核病。[113]他被安葬於哥本哈根北關廂的協助公墓（英語：Assistens Cemetery (Copenhagen)）。在葬禮上，他的侄子亨里克·隆德反對由官方教會負責祁克果的喪葬事宜。隆德認為這違背了祁克果生前的意願，因為他早已與教會決裂並對其進行譴責。最終，隆德因干擾葬禮而受到罰款。[38]

哲學思想

祁克果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其哲學的中心思想基本上可以說是「如何去做一個基督徒」。他對當時社會上的小信風氣深惡痛絕，多番撰文攻擊。

他認為人們並不能透過客觀性獲得真理，而真理只能透過主觀性呈現，所以他反對傳統哲學將真理當成客觀知識那樣地追求。他亦反對教條主義（包括反對基督教的教條主義），故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寫成哲學理論，而是以文學作品的形式表達，並以多個不同筆名出版作品。

存在的層次

祁克果將人的存在描述成三種不同層次：「感性」、「理性」和「宗教性」（或稱「審美」，「倫理」，「宗教」） 。感性的人或是享樂主義者、或是熱衷於生活體驗的人，他們主觀而具創造力，對世界沒承擔、沒責任，覺得人世間充滿可能。理性的人則是現實的，對世界充滿承擔和責任，清楚明白人世間的道德、倫理規條。因此，有別於感性的人，理性的人知道這世界處處設限，充滿著不可能或疑問。面對不可能和疑問，理性的人就只有放棄或否認，並永遠為失去的東西而悲傷。這個時候，人只有靠着「信仰之躍」進入宗教性，用信念的力量戰勝疑問和理性上通常認為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信仰，才能使人重獲「凡事俱有可能」的希望。

在《恐懼與戰慄》中，祁克果思考舊約中「信仰之父」亞伯拉罕聽從神的指示殺子獻作燔祭的故事。他認為如果亞伯拉罕不在乎自己的兒子生死、沒有道德倫理以至親情的心理掙扎，或者認為聽命於神而殺子是一種道德規條，他的所作所為就毫無意義。亞伯拉罕的行動的價值在於他從理性躍進宗教性，信仰神的大能、相信凡事可能、奇蹟會出現（結果神在最後關頭遣天使阻止亞伯拉罕殺死兒子）。祁克果認為，不通過理性的話，是不會有信仰的。

絕望階段

祁克果於其著作《致死的疾病》中，認為絕望是不接受自己不想要的自我或固執於現狀的自我、最終「失去自我」，認為這也就是基督教所講的原罪。絕望的人不一定知道自己絕望、也不一定感到痛苦。最低層次的絕望在無知的人，一心只知世俗物事；這類人沒有自我意識，不認識自我的永恆性，更不知道自己陷於絕望。另一些人意識到自己為渴望得到某些世俗物事而絕望，但仍沒有自我永恆性的意識。另一些人開始意識到自我、永恆性，也意識到自己為世俗物事而絕望的軟弱，為此他們也就不願接受這個自己，結果陷入另一種絕望。再進一步，一些人決定接受軟弱，聽天由命，承認自己的永恆性。進而，他們要願意接受當前的這個自己。他們可能選擇靠着「信仰之躍」重獲希望，脫離絕望；可是他們也可能選擇視絕望為最終真理，將自己置於永恆的絕望中。

於是，人在不同存在層次也就有不同的絕望。感性的人為世俗物事而絕望，理性的人也就為拒絕自我或選擇視絕望為最終真理而絕望。信仰是脫離絕望的唯一方式，選擇信仰也就是實現自我的唯一法門。

祁克果與存在主義

雖然祁克果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寫成哲學理論，但後人仍視他為存在主義的鼻祖，其所影響的時代並不在他所在的十九世紀，而是在二十世紀。他把存在主義哲學和對敬虔派與奮興運動的神學批判相結合，並以此為基礎提出一種新的神學。他的批判主義與馬克思、尼采的批判主義並列。

祁克果並不算是一位建構體系的神學家，在他的神學或宗教著作中只能找到很少的內容，僅有「矛盾」這個詞不斷重複出現，另外他的「信仰之躍」學說只是表示矛盾的另一個說法，因為它無法合於邏輯地推演出來，是非理性的和令人驚異的。[114]

祁克果的影響有三方面：一個是在宗教方面，一個是在辯證學方面，一個是對黑格爾引起靈感的影響。[115]祁克果認為自己的哲學思想與正統的基督教是一致的；但是後來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卻發展出世俗，甚至是無神論的存在主義。[116]

祁克果批判黑格爾的臨在論（神臨在於文化的歷史演進）與以此為基礎的文化基督教，可說是開了新正統神學的先河。[117]而這新正統神學則是對傳統更正教正統神學與自由派神學徹底失望，同時強烈反對基要派對聖經的看法，所興起的一個神學，他們單純的希望重拾「神話語的神學」。

神學思想

實存主義，或稱存在主義，是祁克果所主張的神學裏，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實存主義屬於人文主義的一派，強調人本主義，所謂真正的「實在」是存在於人生。宇宙萬物，都是為了人而存在，都是為了我而設立的，萬有都是本於人，也歸於人。祁克果憂鬱的個性與孤獨的個人經驗，是他發展出存在主義思想的原因之一。

他認為每個人對所處環境都有巨大的責任，雖然世界不斷在演進卻仍不能把人解放出來。而所謂「本真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是指有自由意志的個人，會向善或向惡作決定。而在決定的時候，因為人是有限的，所以焦慮和失望的產生是可預期的。然而我們必須清楚分辨懼怕和焦慮是兩種不同的狀態，懼怕這個詞有突然存在某物的含義，但祁克果用這個詞是為要描寫人的本體論狀況，他的兩本著作《懼怕的概念》和《致死的疾病》，就曾對焦慮和失望的兩種狀態進行描寫。

《懼怕的概念》這本書是從理論的層面來談到關於焦慮的基本著作。祁克果把焦慮分成兩類來談。第一種與他的墮落學說（theory of the fall）有相聯繫。他用有關亞當與夏娃吃禁果的事件作為墮落這個符號的說明，並在這事件中發現深刻的心理透視。

這一類的焦慮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無法實現」的焦慮，因為受到限制，而有不能實現自己的焦慮。另一方面，是想要實現自己和害怕實現自己的雙重焦慮。而這裏所談論的亞當不是指原來歷史上的亞當，而是指存在我們每個人中的亞當。

在「本真的存在」裏，人需要親身地切實地決定和參與，不能只同意停留在頭腦中的抽象真理。他認為單單談信仰正統是不夠的，必須有個人的決志。所作出的決定是為了實現一個人的自己，這是與墮落同時發生的問題。墮落之後有另一種焦慮，會產生內疚，內疚帶來焦慮，焦慮的極限就是失望。這種失望在祁克果的《致死的疾病》中也有談到。當人的精神與物質相衝突時，由於人的精神有限，人體驗到在他自己之中的衝突，於是有那種想要擺脫自己的想法，可是卻又有不能藉由自殺來擺脫自己的想法。[118]

信仰之躍

祁克果自認是反文化基督教的先知，他極其厭惡黑格爾的思想，認為黑格爾把聖經和先知的正宗基督教，扭曲為文化性的基督教。這種文化基督教在他來看根本不是正宗的基督教。在他晚期的著作《討伐基督教國度》中論到，這種每個人都是「基督徒」的社會，真正的基督教顯然已經消失了。[119]

祁克果的信心的跳躍是談到當人面臨抉擇的時候會引發焦慮，而這種決定是一種跳躍的動作，它無法用邏輯方法來推演。祁克果認為人的墮落也是一種非理性的跳躍。然而另有一種跳躍，就是信仰之躍，同樣不能從處境中推演出來。當人面臨致死的疾病或是無法克服的焦慮，信仰卻能幫助人克服。

在祁克果的理論中，信心的跳躍有三個階段，但是這些階段不是時間上的那種階段，而是包含美學的、倫理的和宗教的，這三階段彼此間相互聯繫[120]，無法清楚分開，例如在最後的宗教階段裏，仍不免存在倫理思想和美感。尤其是他認為倫理宗教是具有主觀性的，是源於他獨特的審美觀，而美感卻不能用邏輯來推理。而上帝是所有行為與思想的終極前提，因此更無法用推理與邏輯證明上帝的存在。[121]。

有關美學階段是他很值得一提的事。美學階段的特徵是與人的生存扭在一起，他在這裏所談到的美學不是指美學這門課程本身或藝術，而是一種衡量的標準。標準是按照每個人和每件事是否能夠滿足自己的美學，也就是聖經中描述猶太人對於好的事情或正確的事情，就稱這事為善、為美的「美」，這就是屬於美學的階段。因此他曾批評羅馬教宗曾醉心於異教風俗與道德敗壞的希臘羅馬藝術。

在倫理階段，祁克果提出「魔性的」（demonic）這一個概念，是「自我隔離」(self- seclusion) 的意思，也就是沒有走出自己。跟這種自我隔離的情況相反的是愛，愛可以引導人走出自我隔離的處境，也就克服了「魔性的」。這種愛的特徵可以引導到愛的關係。也就是說在倫理階段中，愛克服了孤立進而產生責任心，而透過責任心就可以達到倫理的階段。宗教階段超越了美學的和倫理的階段，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宗教A」和「宗教B」，其代表性人物分別為「蘇格拉底」和「耶穌」，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對神的看法上都是存在主義者。

宗教A或蘇格拉底的宗教認為真理可以在人的存在中找到，也就是說基本真理存在於人自身之中。蘇格拉底想要用辯證法和存在主義把真理從人中召喚出來，他使用兩種方式，一種是反諷，這意味透過徹底的追問來探尋真理。另一種方式是反詰法。教師不是單單地直接教導真理，要幫助人們發現存在他們之中的真理，而使本來存在人之中的知識誕生出來。

有論者提出，蘇格拉底可被視為人道主義的創立者，這可以被視為準宗教之一，但是蘇格拉底並沒有轉變別人之存在的總體狀態，因為這種轉變只能在宗教B中才能做到。宗教B認為真理無法在人之中找到，因此，上帝必須從人的外面進入，並對人進行教導，於是上帝以基督的形式進入到人之中。這是另一次的跳躍，上帝藉着基督道成肉身產生跨越時間的跳躍。

因為神與人之間有「素質上的無限差異」（infinite qualitative difference），而人類不僅有限，更是有罪的；所以追根究柢，人必須藉着決心，也就是「信仰之躍」，以內心的熱情擁抱真理。[122]沒有信仰之躍就會變成只有理性的宗教，但是這絕對不是正宗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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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道成肉身的絕對弔詭性與非理性

祁克果主張「主觀的真理」，為新正統神學奠定了哲學根基，重新尋找神話語的神學，將信仰置於崇高的地位，只把理性當作是理解神話語的工具而已。就是因為神話語中的基本真理具有弔詭性，使得邏輯學的無矛盾律¬(A ∧ ¬A)在基督教神學也不管用，因為神的意念（思想）高過人的意念（思想），神的道路（方法）超過人的道路（方法）。

祁克果在這一點上開啟了新正統神學的先聲，所以辯證神學家以他為盟友。祁克果對於真理的定義，特別是關乎神與人類存在的真理，是指「一個客觀不明物，人透過內心最深的熱情去攫取，並且將它緊抱不放。」[123]但是，「當主觀、內在是真理，客觀定義的真理就成為弔詭。」[124]道成肉身就是一個「絕對的弔詭」，所以只能憑着信仰披露與理解。

黑格爾企圖將弔詭當做邏輯觀念，置於普遍、和諧、理性的真理系統，有違弔詭的真義，並且把它變成抽象哲學觀念的象徵代表。對祁克果來說，耶穌確實就是神，也確實是人，但集中於一身的真理，是邏輯上的矛盾，因此他駁斥黑格爾，認為這是啟示的全新真理，要我們決定是要接受或棄絕耶穌基督為主。[125]一個人要與上帝建立關係，必須是個人的決定，而不是抽象的推理。

批判世情

對教會

那時的丹麥是一個信義宗基督教國家，但是當時基督教採納現代主義精神，沉迷在一股追求希臘時代的智慧，卻失去基督教應有的內涵。祁克果以一個基督徒的身份為文，批評那些掛名的基督徒。在教堂中一群沒有經歷過基督生命的傳道人，每個禮拜所講的道理，與衣冠楚楚做禮拜的教友都不相稱，教友們形成了假冒為善的雙重性格，教會如同主耶穌所責備的法利賽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無法接受他竟會是這種教會的信徒。因此他坦白地向當時的教會說出內心的話，勇敢地揭發這些嚴重的問題。[126]

祁克果除了批判當時教牧人員的心態，與一般的雇員沒什麼兩樣以外，他也批評神學有同樣的情形存在。基督教神學原本想從生存狀態的矛盾中形成一個有嚴謹規則的客觀化體系。但現在，神學家的處境竟然也表現出不當的性質來。因此祁克果檢討教會是否真的需要神學。[127]

祁克果不論是在存在主義、信心的跳躍或是真理的弔詭性等理論，都對當時的教會提出更新的思想，令教會重新思考真正的信仰與存在。

主要著作

關於完整的作品列表，請見「索倫·祁克果作品列表（英語：Søren Kierkegaard bibliography）」。
參見：索倫·祁克果相關作品列表（英語：List of works about Søren Kierkegaard）

以下是祁克果的主要作品：

More information 作品原名, 中文譯名 ...
作品原名 中文譯名 創作時間 備註
Om Begrebet Ironi med stadigt Hensyn til Socrates 論反諷概念：以蘇格拉底為主線（英語：On the Concept of Irony with Continual Reference to Socrates） 1841 學位論文
Enten-Eller. Et Livs-Fragment 非此即彼：一段生命的殘片 1843 假名發表：Victor Eremita
To opbyggelige Taler 兩篇訓導書，1843（英語：Two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3） 1843
Frygt og Bæven 恐懼與顫慄（英語：Fear and Trembling） 1843 假名：Johannes de Silentio
Tre opbyggelige Taler 三篇訓導書，1843（英語：Three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3） 1843
Gjentagelsen 重複（英語：Repetition (Kierkegaard book)） 1843 假名：Constantin Constantius
Fire opbyggelige Taler 四篇訓導書，1843（英語：Four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3） 1843
To opbyggelige Taler 兩篇訓導書，1844（英語：Two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4） 1844
Tre opbyggelige Taler 三篇訓導書，1844（英語：Three Upbuilding Discourses, 1844） 1844
Philosophiske Smuler 哲學片段 1844 假名：Johannes Climacus
Begrebet Angest 焦慮的概念（英語：The Concept of Anxiety） 1844 假名：Vigilius Haufniensis
Fire opbyggelige Taler 四篇訓導書，1844 1844
Tre Taler ved tænkte Leiligheder 關於想像場景的三篇論述 1845
Stadier paa Livets Vei 人生道路諸階段（英語：Stages on Life's Way） 1845 假名：Hilarius Bookbinder
Afsluttende uvidenskabelig Efterskrift 最後的、非科學性的附言（英語：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1846 假名：Johannes Climacus
En literair Anmeldelse af S. Kierkegaard 兩個時代：一篇文學評論 1846
Opbyggelige Taler i forskjellig Aand 在不同的精神中詮釋話語 1847
Kjerlighedens Gjerninger 愛之工 1847
Christelige Taler 基督教談話 1848
Synspunktet for min Forfatter-Virksomhed 一個作者的觀點 1848
Sygdommen til Døden 致死的疾病 1849 假名：Anti-Climacus
"Ypperstepræsten" – "Tolderen" – "Synderinden", tre Taler ved Altergangen om Fredagen 周五聖餐中的三場講道 1849
Indøvelse i Christendom 基督教的訓練 1850 假名：Anti-Clima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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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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