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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中華民族復興社。三民主義力行社，又稱三民主義革命同志力行社，簡稱力行社，是中華民族復興社的核心組織，以其別稱「藍衣社」聞名一時[1]。最早由一些黃埔軍校學生組成，強調擁護蔣中正以建立其「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為目標，以蔣中正的「力行哲學」為基礎，仿效法西斯主義。自1932年正式成立；到1938年因「發展到過於龐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及對日抗戰的開始，該社於該年解散[2][3][4][1][5][6][7]
 | 此條目含有過多、重複或不必要的內部連結。 (2023年5月3日) |
蘆溝橋事變後，復興社與中央俱樂部被納入停戰協定中，日本要求撤除所列舉的反日團體[8][9]。
《世界法西斯百科全書》將中華復興社描述為具有「法西斯風格的」（英語：fascistic）極端民族主義團體，並寫道其並非「法西斯的」（英語：fascist）[1]:128團體。
簡稱「力行社」的「三民主義力行社」是中國國民黨內部組織，核心人物多畢業於黃埔軍校，強調「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去擁護蔣中正的個人崇拜，並建立蔣中正嫡系軍官，進而建立蔣中正「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為目標[2][3]。
1931年蔣中正把胡漢民、李濟深、居正、方振武等異端監禁在湯山監獄，激起黨內元老憤怒；4月底，中國國民黨粵方四位監察院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以蔣非法扣留胡漢民為由，通電提出彈劾案，並例舉蔣種種獨裁事實。汪精衛、孫科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入夏長江中下游與淮河發生特大洪水。九一八事變東北開始淪陷，各地大學生入京抗議示威不抵抗政策，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圍困蔣中正，逼迫其立即抗日。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第三次圍剿江西中央蘇區以失敗告終。1931年12月15日，蔣中正被迫下野。蔣中正深感這個國民黨指揮不動了，迫切需要一個可堪信任、聽話而有力的組織作為工具，來幫他控制國民黨、控制軍隊和國家。1931年夏季，從日本明治大學歸國的蕭贊育、滕傑擬定了一套計劃，建議無聲無息、極端秘密地以黃埔係為骨幹，建立一個堅強的組織。中央黨部軍人部主任秘書曾擴情看過這份計劃後，大為讚賞，約了十幾位精心挑選的黃埔生聚餐商討，相約每人發展一個黃埔同學。到第三次聚餐，已增至40多人，全是黃埔前六期同學。1932年1月獲得蔣中正同意，在南京籌組「力行社」，強調擁護蔣中正以建立其「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為目標。1932年2月蔣中正復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2年2月25日開始在陵園連續三個晚上召集會議，蔣中正聽取每個人的發言。2月28日早8時在南京市黃浦路勵志社的一個客廳里開會，投票選舉力行社主要幹部，蔣中正向與會者出了兩道題《論俾斯麥的鐵血政策》《論述合作社之意義》，要求回去後選擇一個題目寫一篇文章，次日交卷。3月1日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繼續開會[10]，蔣中正根據票選結果、會議發言內容、所寫文章以及平日表現，宣佈周復、賀衷寒、酆悌、滕傑、康澤、桂永清、潘佑強、鄭介民、邱開基共九人為中央幹事，侯志明、趙范生、戴笠三人為候補中央幹事。田載龍、蕭贊育、李秉中三人為中央監事，干國勛為候補中央監事，田載龍為常務監事。社長為蔣中正，滕傑任書記。另有五人為監察委員會成員，周復為監察委員會書記。
通常說的力行社（復興社）「十三太保」：賀衷寒、桂永清、蕭贊育、滕傑、康澤、戴笠、鄭介民、鄧文儀、潘佑強、胡宗南、酆悌、曾擴情、杜心如等十三人（另說應去掉曾擴情、酆悌、戴笠，增加葛武綮、梁乾喬、劉健群，以及周復），其中有八名是黃埔軍校一期。十三太保中有八名是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11][12]，近一半人是湖南人。
1930年代初，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在蔣中正倡導下，中國國民黨黨員成立的復興社、CC系（Central Club，即中央俱樂部）、中國文化學會和中國文化建設學會，打着民族主義的旗幟大量宣傳法西斯主義的代表人物、理論特徵，並以出版及學會活動，對德國、意大利的制度介紹，以做為拯救國家、完成統一、扺禦外侮的參考[5][4][6][7][13]。法西斯主義宣傳利用人們昐望統一的心態在中間階層及青年學生中，產生影響。這些宣揚法西斯主義的蔣中正派系亦為南京國民政府特務體系的籌建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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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的外圍組織有以黃埔軍校學員為主的「革命軍人同志會」以及以其他學校學員為主的「革命青年同志會」，[14][15]此二者為承上啓下的決策執行層。次外圍組織是「中華復興社」，爲領導群衆，直接執行決策的階層，在中華復興社之下，還設有一些外圍團體，譬如「民族運動委員會」、「中國童子軍勵進會」、「西南青年社」、「中國文化協會」和「忠義救國會」等。這些外圍團體實際構成了力行社的第四層。[16]
力行社總社幹事會下轄：
力行社在省級設分社、縣級設支社、區級設小組。復興社普通成員不知道有同志會。同志會普通成員不知有力行社。最多有成員50餘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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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間，劉健群為迎合蔣，寫了一本《改組國民黨的芻議》的小冊子，建議：「國民黨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褐衫黨的組織，一切惟領袖之命是從，其組成人員，以著藍衣為標誌」。1932年3月，蔣令賀衷寒、康澤等在南京成立力行社，劉的建議是起了促成作用的。非黃埔學生之被指定為核心幹部者，只劉健群一人。接着，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主持全國軍隊政工，並且受命在南京創辦一個「政治訓練班」。該班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學生1,000人左右受訓，以「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敵人」為訓練的綱領，畢業後等於黃埔學生身份，一律吸收為復興社社員，備作軍隊政工的幹部。劉健群自作主張把自己那本主張成立「藍衣社」的小冊子在班上印發。此前，蔣中正和復興社領導層看過他的小冊子後，都不置可否。復興社總社聽說劉健群擅自散發小冊子後，立即下令收回。但是，小冊子的影響卻在社會上擴散開來。
由於其曾經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的秘書，又為蔣中正賞識，而且又有充分的思想和人事的準備，1932年，蔣中正決定成立華北宣傳總隊，任命劉健群為總隊長，宣傳隊配屬到各軍師，宣傳蔣中正的主義。劉健群到北平後，又大量印發他的小冊子。華北方面本來就風聞南京成立了一個秘密組織，但不知究竟。看到這本小冊子後，紛傳秘密組織就是藍衣社，藍衣社的頭子就是劉健群。劉健群也樂得以此自我宣傳，不作解釋。南京復興社總社知道後，再次下令收回小冊子。但是，社會上的流言卻收不回去了。華北的日本駐軍風聞此事，認為藍衣社是個反日組織，正式向中國當局提出交涉。日本通訊社也大加渲染，使得藍衣社名聲更大，傳遍各地。後來有投靠日偽的軍統特務寫書以《藍衣社內幕》為名，只不過附會傳說，為了取悅讀者的標題黨行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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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從西安事變脫險後，鑑於力行社在非常時擅自調動軍隊，似乎立刻想到要解散力行社，首先下令停刊該社主要機關報《中國日報》[3]:574。接着很多位充任要職之力行社社員陸續被調職、監禁或派送出國[3]:574。甚至下令研究如何終止力行社社務[3]:574。該社終於在次年解散[3]:574。
蘆溝橋事變後，藍衣社與中央俱樂部被納入停戰協定中，日方要求撤除所列舉的反日團體[8][9]。1938年3月29日，力行社、復興社、青白社、陳誠的干誠社宣佈結束[2][3]，合組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3]:1，社員總數大約三百人左右[3]:13。1938年6月初，復興社在武昌開會宣佈正式結束。
1940年，江蘇省政府設在淮陰，主席韓德勤，兼任魯蘇戰區司令長官；下轄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該軍訓處主任李岐嗚，與秘書鄔玉田皆為昔日之復興社社員[3]:530-531。
1972年，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歷史系副教授易勞逸撰寫〈國民黨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藍衣社〉（"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發表於《中國季刊》春季號[17]；力行社創始人之一鄧文儀及干國勛讀完「非常生氣」，認為易勞逸「侮辱」國民革命運動，將力行社描述成法西斯組織是「莫須有的誤謬」[2]。
鄧元忠（鄧文儀之子，時任教於美國紐約馬里斯特學院）經鄧文儀勸說，撰寫有關力行社著作，採訪了五十六位力行社、復興社成員及知情者口述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檔案資料，於1970年代台灣政治氣氛下取得蔣中正默認才能順利進行。1984年，鄧元忠從美國回台任教授、出版《三民主義力行社史》；2000年，出版582頁的修訂版《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2]。
鄧元忠主張，力行社在民國史上的意義有三[2]：
- 力行社與蔣介石：力行社組成符合當時蔣中正統一國家的需要，以「一切策略應在公開與秘密的配合下進行」策略，強調擁護蔣中正成為「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當「發展到過於龐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於1938年被解散。
- 力行社與國民黨：1930年代，中國國民黨「組織鬆懈，革命精神渙散」，力行社「刺激了國民黨原來的組織，使其積極整頓，相互競爭」，故在蔣中正領導下，力行社「完成了有理想，有實力之護黨救國的工作」。
- 力行社與中國現代化過程：力行社負責並參與1930年代的重要運動，如安內攘外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國民軍訓運動和新生活運動等，有助增強當時青年的國民意識，對國家處境的認識取得諒解。
易勞逸專門撰文介紹鄧元忠的研究及出版為「台灣現已出版的有關國民黨統治時期史學研究最客觀的研究成果之一」，實為「30年代中國政治的非凡透視」；而台灣學界也認為該書為「五十年來有系統、據事實而撰寫的唯一的一本《力行社史》」[2]。
林語堂也曾替國民政府做過辯護，他認為政府對在重慶的外國記者所實施的新聞檢查，並不比美國政府對外國記者所實施的新聞檢查來得嚴重。因為現在是在戰爭當中，因恐這種批評美國的報導被敵國攔截而當作宣傳之用，有些事情是沒辦法的。林語堂還指出，國民政府是家長式的，而非法西斯主義的。國民政府急切於引導人民的思想與行動，但並沒有到對思想嚴格管制的程度，也不曾進行武力及恐怖統治。家長式政權統治底下人民的反應，是惱怒或者會心一笑；而極權統治下人民的反應，是耳語、暗自恐懼、驚嚇屈從，以及全民對政府歌功頌德。家長制政體還有救，極權政體則無藥可醫。想見真正的極權主義，則必須去延安。林語堂說，抗戰中若無強而有力的國民政府，而是如法國般較民主的鬆散政府，中國的作戰能力可能早已因國內分裂而瓦解。[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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