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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英語：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一般是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最高級別的聯邦法院，為美國三權繼總統、國會後最為重要的一環。根據1789年《美國憲法第三條》的規定，最高法院對所有聯邦法院、州法院和涉及聯邦法律問題的訴訟案件具有最終（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斟酌決定權的）上訴管轄權，以及對小範圍案件具有初審管轄權。在美國的法律制度中，最高法院通常是包括《美國憲法》在內的聯邦法律的最終解釋者，但僅在具有管轄權的案件範圍內；例如最高法院並不享有判定政治問題的權力，關於政治問題的執法機關是行政機關，而不是司法部門。
| 美國最高法院 | |
|---|---|
|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 |
 | |
| 設立 | 1789年 |
| 所在地 |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
| 所在國 |  美國 |
| 經緯度 | 38°53′26.55″N 77°00′15.64″W |
| 法官選任方式 | 美國總統提名並經參議院多數通過任命 |
| 設立法源 | 美國憲法 |
| 法官任期 | 終身制 |
| 法官人數 | 9 |
| 網址 | www |
| 首席大法官 | |
| 現任 | 約翰·格洛佛·羅伯茨 |
| 首長上任時間 | 2005年9月29日 |
最高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法官均由美國總統提名，在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後方可任命。一旦獲參議院確認任命，法官享有終身任期，他們就無需再服從其原先的政黨、總統、參議院的意志來審判。法官保留他們的職位直到去世、辭職、退休或彈劾（不過至今未出現法官被罷免的情況）。[1]在現代話語中，法官通常分為傾向保守派、溫和派或自由派的法律哲學和司法解釋。每位法官都有一票投票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近期有很多案件得到全票通過，但最受人矚目的裁定不過一票之差（五比四），因為這些判決透露了法官的政治思想信仰及背後的哲學或政治類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最高法院大樓辦公。
最高法院有時會俗稱為SCOTUS（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字母縮寫），類似於POTUS（美國總統）這樣的首字母縮略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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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憲法》，最高法院於1789年批准成立。最高法院的權力在《美國憲法》第三條中有詳細規定。最高法院是唯一根據《美國憲法》專門設立的法院，而其他法院則由國會設立。國會可把最高法院法官頭銜稱呼作「大法官」（Justice），與下級法院法官（Judge）作區別。[6]
最高法院於1790年2月2日首次召開會議，[7]並在會議上確定了六位法官職位中的五位法官人選。據歷史學家弗格斯·博爾德維奇，在最高法院的第一次會議上：「最高法院首次會議在布朗街皇家交易大樓舉行，該大樓距離聯邦大廳只有幾步之遙。這個象徵性的時刻孕育了共和國的承諾以及見證了這個新國家機構的誕生，其未來的權力誠然只存在於一些遠見卓識的美國人的想像中。首席大法官傑伊和三名大法官，來自麻省的威廉·庫欣賓夕凡尼亞州的占士·韋爾遜和維珍尼亞州的小約翰·貝理雅頭戴假髮，身着官服威嚴地坐在一大批觀眾面前並等待着有些事情發生。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因為無案可審。閒着一周，他們休庭到九月，然後各回各家了」[8]。
第六名成員占士·伊雷德爾直到1790年5月12日才得以確認。由於全席法院只有6名大法官，因此所有判決都是經過多數也就是三分之二的表決（四對二的投票表決）而做出決定。[9]然而，從1789年法定的四名法官人數開始，國會一直准許法院少於正式成員做出表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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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席法官傑伊、拉特利奇和埃爾斯沃斯時期，上審訊案件不多；第一個判決的是維斯特訴巴恩斯案（1791）涉及的程序性問題案件。[11]最高法院沒有自己的辦公大樓且聲望不大，這樣的境況並未因審訊那個時代最受矚目的案件而得到改善，[12]卻由奇澤姆訴佐治亞州案（1793）在兩年內通過的《第十一條修正案》得以推翻。[13]
在馬紹爾法院（1801-35）期間，最高法院的權力和聲望得到大大提升。[14]在馬紹爾的領導下，最高法院確立了對國會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權力，[15] 包括將最高法院定為《憲法》最終的解釋者（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6][17]並作出了若干重要的憲法判決以賦予聯邦政府和各個州之間權力平衡的形式和實質。（特別是，馬田訴亨特之承租人案、麥卡洛克訴馬利蘭州案和吉本斯訴奧格登案）。[18][19][20][21]
馬紹爾法庭也終結了仿照英國法院，每個法官在每起案件中依次撰寫司法意見的做法，[22]而是由一人撰寫多數意見書。[23]在馬紹爾任期內，1804至1805年期間，森姆·蔡斯大法官的彈劾和無罪判決有助於鞏固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儘管此事脫離了最高法院的控制。[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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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尼法庭（1836-1864）作出了若干重要判決，例如謝爾頓訴西爾案，認為儘管國會不能限制最高法院的聽審，但可限制聯邦下級法院的管轄權，以防止他們涉及某些範疇的審理案件。[26]然而這主要是史葛訴桑福德案的判決引起內戰而為人銘記。[27][28]在重建時期，蔡斯、韋特和富勒法院（1864-1910）將新的內戰修正案解釋為《憲法》，[21]並制定了實質性正當程序的理論（勞克萊與紐約州案；[29]阿黛爾訴合眾國案）。[30]
在懷特和塔虎脫首席大法官（1910-1930）的領導下，最高法院認為《第十四修正案》保證了《人權法案》對包括州政府在內的各級地方政府都有效（基特洛訴紐約州案），[31]其中涉及新的反托拉斯法（標準石油公司訴合眾國案），維護軍事徵兵的合憲性（選擇性法律草案案件），[32]並將實質性正當程序原則上升至至其最高點（艾德金斯訴兒童醫院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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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斯、斯通和文森首席大法官（1930 - 1953年）法院期間，最高法院在1935年獲得了獨立的辦公大樓，[34]並變更了對《憲法》的解釋，對聯邦政府的權力進行了更寬廣的解讀，以促進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的推行（最突出的是西岸賓館訴帕里什案、維卡德訴費爾本案、合眾國訴達比案和美利堅合眾國訴巴特勒案）。[35][36][37]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高法院繼續支持政府公權力，認定日公民的拘留（是松訴合眾國案）和強制宣誓（邁納斯維爾學區訴戈比蒂斯案）合憲。然而，戈比蒂斯案很快被推翻（西維珍尼亞教育局訴巴尼特案），鋼鐵公司佔領案制約了最高法院親政府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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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14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華倫為首的華倫法院（1953－1969年）是美國歷史上最為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期間大幅擴大了憲法公民自由的力量。[38]認為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反了平等保障（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博林訴夏普案和格林訴新根德縣縣教育董事會案），[39]傳統的劃分選區違反了選舉權（雷納德訴西蒙斯案）。此外，還承認了私隱權（格里斯沃爾德訴康涅狄格州案），[40]限制了宗教在公立學校（最著名的是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和阿賓頓學區訴維權案）中的作用，[41][42]保證了《人權法案》對包括州政府在內的各級地方政府都有效---最突出的是馬普訴俄亥俄州案（證據排除法則）和吉迪恩訴溫賴特案（指定律師的權利）[43][44]---並要求被疑人有權知道自己的所有權（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45]與此同時，法院則要求公眾人物在指控媒體報道涉嫌誹謗時必須遵循的原則（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為政府提供獲得反壟斷勝利的完整運作。[46]
伯格法院（1969-1986）標誌着保守派的崛起。[47]雖然其間還擴大了格里斯沃爾德的私隱權，以七比二通過墮胎合法化（羅訴韋德案），[48]但在肯定性行動上（加利福尼亞大學訴巴克案）和競選財政法規（巴克利訴法奧里奧案）產生了嚴重分歧，[49][50]以及關於死刑制度的猶豫不決，首先裁定大多數申請是有缺陷的程序（弗曼訴佐治亞州案），[51]然後裁定死刑本身並不違憲（葛瑞格訴佐治案）。[5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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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恩奎斯特法院（1986 - 2005）使最高法院正式由保守派控制，復興聯邦制的司法解釋而著稱，[54]強調憲法授予國會權力的限制（合眾國訴盧比斯案）和對這些權力限制的效力（塞米諾爾部落訴佛羅里達州案、伯爾尼市訴弗洛雷斯案）。[55][56][57][58][59]法院也判定僅招生單性別學員的學院違反平等保護（合眾國訴維珍尼亞州案），反雞姦法是違反實質性正當程序的法律（羅倫士訴德薩斯州案），[60]以及分項否決權（克林頓訴紐約市案） ，但維持了學券制（澤爾曼訴西蒙．夏里斯案），並重申了羅伊對墮胎法的限制（計劃生育組織訴嘉菲案）。[61]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最高法院對布殊訴戈爾案中決定重新點算選票結束了選舉，這是有爭議的。[62][63]
羅拔斯法院（2005年至今）被一些人認為是比芮恩奎斯特法院更為傾向保守派。[64][65]其中一些主要判決涉及聯邦法律優先適用（惠氏公司訴萊文案），民事訴訟程序，墮胎（岡薩雷斯訴卡哈特案），[66]氣候變化（麻塞諸塞州控告美國環保署），同性婚姻（合眾國訴溫莎案和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和《權利法案》，特別是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第一修正案），[67]海勒案和麥當勞案（第二修正案）[68]和巴澤訴里斯案（第八修正案）。[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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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第三條並沒有制定大法官人數。1789年的《司法法案》要求任命6名大法官，隨着國界的增加，國會增加了大法官人數以應對日益增長的司法訴訟：於1807年增加到7人，在1837年增加到9人，而在1863年增加到了10人。
1866年，根據首席大法官查斯的要求，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接下來的三名退休大法官的空缺不會填補，使大法官人數維持7人。因此，在1866年，大法官的總人數降到了9人，在1867年又降到了8人。然而在1869年，《巡迴法官法》重新將大法官人數規定至9人，[71]這一數字也一直保持至今。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1937年試圖擴大最高法院的規模。他建議總統可以提名另一名法官取代任何超過70歲6個月但還沒有退休的聯邦法官，並可以藉此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數增加到15名。這項提議表面上是為了減輕老年法官的負擔，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理由是是為了向法院填塞支持羅斯福新政的法官。[72]這個常被稱為「最高法院填塞」的計劃沒有在國會通過。[73]然而，威利斯·范·德文特大法官退休，大法官席位由參議員雨果·布萊克替換後，最高法院的平衡開始轉移。到1941年底，羅斯福已經任命了七名大法官，並將哈倫·菲斯克·斯通升任為首席大法官。[74]
前排左起：大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 大法官艾蕾娜·卡根，後排左起：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大法官尼爾·戈薩奇、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大法官凱坦吉·布朗·傑克遜
美國《憲法》規定，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75]雖然大法官的判定最終可能與總統的期望相違背，大多數提名總統候選人都會宣揚其意識形態觀點。美國《憲法》未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職資格作任何規定，總統可提名任何人擔任這一職務，但須經參議院批准。
近代，參議院批准的過程引起了新聞界和宣傳組的高度重視，遊說參議員批准或拒絕提名候選人取決於其檔案是否符合黨派觀點。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就提名是否應以正、負或中立報告提交參議院全體議員提出聽證和投票。委員會親自面試候選人是較新的做法。在1925年，哈倫·菲斯克·斯通是第一位提名候選人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出現的提名候選人。斯通試圖消除關於他與華爾街關聯的擔憂，而近代的質疑做法在1955年出現始於約翰·馬紹爾·哈蘭二世。[76]一旦委員會將提名法案提交全院會議並附審查報告，參議院全體議員將進行審查。反對相對來說是不常見的；參議院已明確地反對了十二名最高法院的提名人，最近一次的反對提名是在1987年的羅拔·博克。
儘管參議院的明文規定並不一定認可在司法委員會中投反對票來阻止提名，但在2017年之前，一旦參議院全體議員的辯論開始，阻撓議事的議員將可能阻撓提名。林登·詹森總統提名擔任大法官的亞伯拉罕·亞伯·方特斯於1968年接任厄爾·華倫為首席大法官，這是阻撓最高法院提名的第一個成功案例。這包括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參議員所關注的方特斯的倫理觀。當勞·特朗普總統提名尼爾·戈薩奇填補安東寧·斯卡利亞的空缺席位，這是第二個經阻撓成功提名的案例。然而，與福塔斯的阻撓者不同，只有民主黨參議員投票反對戈薩奇的提名，因為他們對戈薩奇保守的司法哲學表示懷疑。此前共和黨多數派曾反對接受奧巴馬總統提名的梅域·加蘭填補空缺。[77][78][79]這導致共和黨多數派取消規定以消除對最高法院提名的阻撓。[80]
並非每個最高法院的被提名人都可獲得參議院投票。總統可以在任命投票發生之前撤回提名，撤回通常是因為參議院明確反對提名人；最近撤回提名的是在2006年的哈里特·米爾斯。參議院也可能無法按提名行事，屆時將在會議結束時終止。例如，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4年11月第一次提名約翰·馬紹爾·哈蘭二世時，沒有參議員採取行動；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5年1月重新提名哈蘭，參議院在2個月後批准了其提名。最近，如前所述，參議院未對在2016年3月提名梅域·加蘭的提名有任何動作；該提名於2017年1月份到期，而該空缺後來由特朗普總統任命的尼爾·戈薩奇填補。[81]
一旦參議院確認大法官提名，總統必須在新法官任職前簽署一份帶有司法部印章的委任狀。[82]大法官的資歷是基於任命日期而不是確認或宣誓日期。[83]
1981年以前，大法官的審批程序通常很快。從杜魯門到尼克遜政府，大法官的任命通常在一個月內得到批准。[84]然而，從列根政府到現在，這個過程需要更長的時間。一些人認為這是因為國會認為法官比過去更具政治色彩的作用。根據國會研究機構統計，自1975年以來提名至參議院投票的平均天數為67天（2.2個月），而其中值為71天（或2.3個月）。[85][86]
當參議院休會時，總統可以臨時任命填補空缺。休會期間的被任命者只有在下一屆參議院會議結束（少於兩年）前任職。參議院必須確認被提名人是否能夠繼續任職；在休會期間任命的兩名首席大法官和十一名大法官中，只有首席大法官約翰·拉特利奇隨後並未得到參議院的確認。[87]
自懷特·艾森豪威爾後，再沒有總統在參議院休會期間任命大法官。這種做法即使是在低級的聯邦法庭也是非常罕見和具有爭議的。[88]1960年，在艾森豪威爾作出三次這樣的任命之後，參議院通過了「參議院意見」的決議，在休會期間的任命只能在「異常情況」下作出。[89]這些決議並沒有法律約束力，而是表達了國會的意見以指導行政命令。[89][90]
2014年最高法院在國民勞工關係委員會訴諾埃爾坎寧案中限制總統休會期間任命（包括最高法院的任命）的權力，表示參議院自行決定參議院會議何時舉行（或休會）。大法官布雷耶判決書指出：「我們認為，關於休會期間的任命，參議院可根據需要在自己的規則下舉行會議，並保留參議院事務的能力。」[91]這項判決允許參議院通過預案會議來防止休會任命。[92]
《美國憲法》規定，所有大法官一經上任，「如行為端正」則可終身任職（除非是在參議院休會期間的任命）。「行為端正」一詞意味着大法官除非被國會彈劾並被定罪、辭職或退休，就可以終身任職。[93]僅有一名大法官被眾議院（森姆·查斯，1804年3月）彈劾，但參議院於1805年3月判決他無罪。[94]在最近發生的現任大法官彈劾包括威廉·道格拉斯在1953年和1970年兩次聽證會審查； 亞伯拉罕·亞伯·方特斯在1969年5月辭職，1969年曾組織聽證會，然而沒有在眾議院投票表決。沒有制度解釋可以換掉大法官，即使其由於疾病或傷害而永久喪失工作能力，都不能（或不願意）辭職。[95]
因為大法官的任期是終身的，其空缺時間是不可預知的。有時，空缺很快出現，很多時候和政治形勢有關。就像1960至70年代大法官更換頻繁，路易斯·鮑爾和威廉·倫奎斯特提名填補雨果·布萊克和約翰·馬紹爾·哈倫二世空缺，他們都在一個星期內退休或辭職。有時候，提名之間有很長一段時間，例如1994年史提芬·布雷耶獲得提名接任哈利·布萊克蒙，到約翰·羅伯茨於2005年的提名替補桑德拉·戴·奧康納的席位相隔了11年（儘管羅拔斯的提名被撤回並在芮恩奎斯特去世後重新提名為首席大法官）。
儘管可變，除了四位總統以外，其他總統都能夠至少任命一名大法官。威廉·亨利·夏里遜上任後一個月去世，然而他的繼任者約翰·泰勒在總統任期內任命了大法官。同樣，扎卡里·泰勒上任十六個月後去世，但他的繼任者米勒德·菲爾莫爾也在該任期結束之前提出了最高法院的提名。在亞伯拉罕·林肯遭到暗殺後成為總統的安德魯·詹森由於最高法院席位的減少，而不能任命大法官。自富蘭克林·羅斯福後，除占美·卡特外，所有總統均有參與大法官的提名和任命。卡特是唯一一個在總統任期內沒有機會任命大法官的。同理，占士·門羅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和喬治·W·布殊總統都沒有機會在第一任期內任命大法官，但在第二任期期間任命了大法官。任職滿一個任期的總統都至少有一次機會任命大法官。比爾·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均在第一個任期內提名了兩位大法官，其中奧巴馬在2016年提名了第三名大法官，但受共和黨阻攔而無法上任。而當勞·特朗普則在一個任期內任命三名大法官，僅次於佐治·華盛頓單個任期所任命大法官人數。
以下是美國最高法院當前[update]的9名大法官，表中「確認票數」指參議院確認總統提名時的票數。在現任法官中，克拉倫斯·托馬斯是任期最長的法官，截至2024年12月23日，其任期為12,115天（33年61天）；最近加入法院的法官是凱坦吉·布朗·傑克遜，其任期始於2022年6月30日。
| 大法官 / 出生日期和地點 |
任命總統 | 確認票數 | 年齡 | 開始日期 服務時間 |
學歷 | 意識形態[97] | 最近履歷 | 接替 | ||
|---|---|---|---|---|---|---|---|---|---|---|
| 開始 | 目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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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大法官） 約翰·格洛佛·羅伯茨 1955年1月27日 水牛城 |
佐治·沃克·布殊 | 78–22 | 50 | 69 | 2005年9月29日 19年85天 |
哈佛大學 (法律博士) | 保守派 |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2003–2005) | 芮恩奎斯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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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倫斯·托馬斯 1948年6月23日 平波因特 |
佐治·夏拔·沃克·布殊 | 52–48 | 43 | 76 | 1991年10月23日 33年61天 |
耶魯大學 (法律博士) | 保守派 |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1990–1991) | 馬紹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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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繆爾·阿利托 1950年4月1日 特倫頓 |
佐治·沃克·布殊 | 58–42 | 55 | 74 | 2006年1月31日 18年327天 |
耶魯大學 (法律博士) | 保守派 | 美國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1990–2006) | 奧康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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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婭·索托馬約爾 1954年6月25日 紐約 |
巴拉克·奧巴馬 | 68–31 | 55 | 70 | 2009年8月8日 15年137天 |
耶魯大學 (法律博士) | 自由派 | 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1998–2009) | 蘇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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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蕾娜·卡根 1960年4月28日 紐約 |
巴拉克·奧巴馬 | 63–37 | 50 | 64 | 2010年8月7日 14年138天 |
哈佛大學 (法律博士) | 自由派 | 美國訟務次長 (2009–2010) | 史蒂文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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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戈薩奇 1967年8月29日 丹佛 |
當勞·特朗普 | 54–45 | 49 | 57 | 2017年4月10日 7年257天 |
哈佛大學 (法律博士) | 保守派 | 美國聯邦第十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2006–2017) | 斯卡利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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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特·卡瓦諾 1965年2月12日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
當勞·特朗普 | 50-48 | 53 | 59 | 2018年10月6日 6年78天 |
耶魯大學 (法律博士) | 保守派 |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2006–2018) | 甘迺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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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康尼·巴雷特 1972年1月28日 紐奧良, 路易斯安那州 |
當勞·特朗普 | 52-48 | 48 | 52 | 2020年10月27日 4年57天 |
聖母大學 (法律博士) | 保守派 | 美國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2017–2020) | 堅士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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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坦吉·布朗·傑克遜 1970年9月14日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
祖·拜登 | 53–47 | 51 | 54 | 2022年6月30日 2年176天 |
哈佛大學 (法律博士) | 自由派 |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2021–2022) | 布雷耶 |
最高法院目前有5名男性大法官和4名女性大法官。在九名大法官當中，有兩名非裔美國人（湯馬士大法官和積森大法官）和一名西班牙裔美國人（索托馬約爾大法官）。有一名大法官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移民：阿利托大法官的父親出生於意大利。[98][99]
至少六名大法官是羅馬天主教徒，兩名是猶太教；其中目前尚不清楚尼爾·戈薩奇是天主教徒還是美國聖公會教徒。[100]從歷史上看，大多數大法官都是基督教新教徒，其中包括36名美國聖公會教徒，19名長老會教徒，10名自然神論者，5名衛理公會派教徒和3名浸信會教徒。[101][102]第一位天主教大法官是1836年任命的羅渣·B·坦尼，[103]第一位猶太大法官是1916年任命的路易斯·布蘭迪斯。[104]近年來情況已經扭轉。現時最高法院均由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組成。
3名大法官來自紐約州，2名大法官來自華盛頓特區，新澤西州、佐治亞州、科羅拉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各1名。8位大法官擁有常春藤聯盟法學院的教育背景：尼爾·戈薩奇、凱坦吉·布朗·傑克遜、艾蕾娜·卡根、約翰·羅伯茨來自哈佛；塞繆爾·阿利托、布雷特·卡瓦諾、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和克拉倫斯·托馬斯來自耶魯。只有艾米·康尼·巴雷特在聖母大學獲得了她的法律學位。。[105]
在最高法院的大部分歷史裏，每個大法官都具有歐洲血統（通常是西北歐），而且幾乎是新教徒。多樣性主要是在地理上的，代表了該國的所有地區，而不是宗教，種族或性別的多樣性。[106]種族和性別的多樣性在二十世紀末期開始不斷增大。瑟古德·馬紹爾於1967年成為第一個非裔美國人大法官。[104]桑德拉·戴·奧康納於1981年成為第一位女性大法官。[104]非裔美國人克拉倫斯·湯馬士於1991年繼任了馬紹爾的席位。[107]奧康納之後，魯思·巴德·堅士堡於1993年成為了第二位女性大法官。[108]奧康納退休後，接着索尼婭·索托馬約，第一個拉丁裔女性大法官於2009年加入最高法院，[104]以及在2010年任命的艾蕾娜·卡根。[108]2022年6月30日，凱坦吉·布朗·傑克遜成為最高法院首位非洲裔美國女性大法官。[109]
最高法院歷史上有六名在外國出生的大法官：占士·韋爾遜（1789-1798），出生於蘇格蘭的卡斯卡地區；占士·艾德爾（1790-1799），出生於英國雷威斯；路易斯·威廉·帕特森（1793-1806），出生於愛爾蘭安特里姆郡；大衛·布魯爾（1889-1910），出生於奧斯曼帝國士麥那（今土耳其士麥那）；佐治·薩瑟蘭（1922-1939），出生於英國白金漢郡以及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1939-1962），出生於奧匈帝國維也納（現屬於奧地利）。[104]
目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共有三位退休大法官：大衛·蘇特、安東尼·甘迺迪和史提芬·布雷耶。退休大法官不會再參與聯邦最高法院的審判工作，但可能被臨時指派到下級聯邦法院辦公，其中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為主。這類指派乃係基於下級法院院長請求，經退休法官同意後，由首席大法官指派。近幾年來，奧康納大法官便曾在數個聯邦上訴法院中辦事，另外，蘇特大法官也經常在其擔任大法官前任職的第一巡迴上訴法院中參與審判。
法院的許多內部運作是由基於法官的資歷進行的；不論其服務時間長短，美國首席大法官被認為資歷最深的法官。而大法官乃是依據任命的次序論資排輩的。
在法庭會議期間，大法官根據資歷排座，首席大法官坐在法庭中央，大法官則坐在候補席上。最資深的大法官坐在首席大法官右側，而最資淺者坐在離大法官最遠的左側。
在大法官們的閉門會議上，目前的做法是由首席大法官首先發言，接着由最資淺者開始依序發表意見，資歷最深的大法官最後發言。這些會議中最資淺的大法官在單獨召開會議時可能需要做任何微不足道的任務，例如假如有人敲會議室的門，將由最資淺的大法官來應門，以及將最高法院的命令傳達給最高法院的書記員。[114]大法官約瑟夫·斯多利任職資淺大法官最久，任期從1812年2月3日至1823年9月1日，共4,228天。緊隨其後是大法官史提芬·布雷耶，為4199天，1994年至在2006年1月31日。森姆·阿利托也在同一天加入最高法院。[115]
截至2021年，首席大法官的年薪為280,500 美元，其他大法官則為268,300美元。[116]根據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一節規定，禁止國會降低現任大法官的薪資。一旦大法官符合退休年齡和退休任職的規定，其可申請退休。大法官的退休金是基於聯邦政府的僱員使用的相同公式計算的，但與其他聯邦法院的法官一樣，大法官退休金將不會低於退休時的薪資。
雖然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的，但大法官也不代表或接受政黨的官方認可，而立法和行政部門也普遍接受了這種做法。然而，大法官在法律和政治界被非正式地分為司法保守派、溫和派或自由派。這種傾向通常是指法律前景而不是政治或立法方面。大法官的提名需由在立法機構的政治人士贊同，他們以投票通過或不贊成大法官的提名。
繼凱坦吉·布朗·傑克遜的任命確認後，最高法院由6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和3名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組成。現在普遍接受的是，首席大法官羅拔斯和大法官湯馬士、阿利托、戈薩奇、卡瓦諾、巴雷特（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組成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索托馬約爾、卡根和積森（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組成了最高法院的自由派。根據戈薩奇在第10巡迴上訴法院的記錄看來，他是屬於很保守派的大法官。[117]卡瓦諾在被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之前，被認為是華盛頓特區巡迴法院中比較保守的法官之一。[118][119]同樣的，巴雷特在第七巡迴法院的簡短記錄也是保守的。[120]在堅士堡大法官去世之前，首席大法官羅拔斯被認為是法院的中位數大法官（處於意識形態光譜的中間，有四位大法官比他更自由，四位大法官比他更保守），使他成為法院的意識形態中心。[121][122]
湯·戈德斯坦2010年在SCOTUS博客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大眾對最高法院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大幅劃分，每一方在每一輪都推動一個議程如漫畫旨在「在很大程度上適應某些先入為主的偏見」。[123]他指出，在2009年的任期，近一半的案件是全體一致決定的，只有約20%由5票對4票決定的。只有十分之一的案件涉及狹義的自由派/保守派的劃分（如果不包括索托馬約爾的案件，則更少）。他還指出，幾個案例反駁了最高法院的派別劃分的普遍觀念。[124]戈德斯坦進一步指出，大量的先前的刑事被告人撤回訴訟（通常是法官判定下級法院明顯錯誤應用先例並在沒有通報或論證的情況下扭轉這種情況）就是表明，保守派的大法官沒有積極的意識形態。同樣地，戈德斯坦也表示，自由派的大法官更有可能作廢國會的法令，顯示出對政治進程的不尊重，並且不尊重先例，也缺乏優點：湯馬士是最經常呼籲推翻先例的（即使長期以來）他曾經錯誤地做出判定，在2009年任期間，斯卡里亞和湯馬士是投最多反對票，判定國會立法無效。
根據SCOTUS博客的統計數字，2000年至2011年的12個任期中，平均19個主要問題（22%）的判定是由5-4票決定，平均70%的分歧意見由最高法院以傳統意識形態派別判定的（約佔所發表陳述的15%）。在那段時期里，保守派集團在62%以意識形態為主的判決的時候佔多數，佔所有5-4票判決的44%。[125]
2010年10月任期，最高法院判決了86起案件，其中包括75件已簽署的多數意見和5份判決撤銷（最高法院駁回下級法院，不提出異議，不對案件發表陳述）。[126][127]4起案例以未簽名陳述判定，2起案例需最高法院做出確認，還有2起案例的案件作出判定，另有2起案件駁回不予受理。由於大法官卡根曾任美國訟務次長，她迴避了26起案件。在80起案例中，有38例（約為48%，自2005年10月任期以來最高的比例）是全體一致（9-0或8-0）的判定，16例是以5-4票判定的（約20%，而在2009年10月任期是18%，在2008年10月任期為29%）。[128]然而，在16例的5-4票判決中的14例中，最高法院以傳統的思想路線劃分（屬於自由派的是堅士堡、布雷耶、索托馬約爾和卡根），保守派包括羅拔斯、斯卡里亞、湯馬士、阿利托以及甘迺迪大法官的「關鍵票」）。占這16例中的87%，是過去10年來最高的比例。在甘迺迪大法官加入後，保守派集團在5-4票判決中佔63%。[126][129][130][131][132]
2011年10月任期，法院判定了75起案件。其中，33例（44%）全體一致判定，15例（20%，與前一任期相同的比例）由5-4票判定。後15年，最高法院根據意識形態線劃分了10次，甘迺迪大法官與保守派的大法官（羅拔斯、斯卡里亞、湯馬士和阿利托）站隊5次，與自由派的大法官（堅士堡、布雷耶、索托馬約爾和卡根）站隊5次。[125][133][134]
2012年10月，最高法院判決了78起案件。其中五起是以未簽名陳述判決的。78項判決中有38項（占判定的49%）是全體一致的判決，而24項判定是完全一致的（即所有參與的大法官有同一個陳述）。自2002年10月的任期以來，這是最高法院十年來全體一致判決的最大比例（51%的判決是全體一致作出的）。最高法院在23個案件中分立為5-4判決（佔總數的29%）；其中有16個案件是以傳統意識形態劃分，首席大法官法官羅拔斯、大法官斯卡里亞、湯馬士和阿利托是站在同一個陣營，堅士堡、布雷耶、索托馬約爾以及卡根則站在另一個陣營，而甘迺迪大法官則具有決定權。在這16起案件中，甘迺迪法官大法官有10例是站在保守派陣營，有6例是站在自由派陣營。其中在3起案件的判決中，大法官陣營劃分非常有趣，首席大法官羅拔斯加入甘迺迪、湯馬士、布雷耶和阿利托大法官為多數派，而大法官斯卡里亞、堅士堡、索托馬約爾和卡根則為少數派。大法官之間意見一致最多的是堅士堡和卡根，在他們投票的75個案件中，72件意見一致；意見最不一致的是大法官金堅士堡和阿利托，他們投票的77件案件中，45件意見一致。根據他作為最高法院「關鍵票」的立場，甘迺迪大法官在24起案例中的20起及任期內78起案例中的71起站在5-4票判定的多數方。[135][136]
最高法院於首次會議於1790年2月1日在紐約市皇家交易所大樓舉行。當費城成為首都時，最高法院在1791年至1800年在舊市政廳辦公前，曾在獨立廳舉行了短暫的會議。政府搬到華盛頓特區後，最高法院在美國國會大廈的多個地方辦公，直到1935年，最高法院終於有了專屬的辦公大樓。四層樓高的最高法院大樓是由卡斯·吉爾伯特（Cass Gilbert）設計，其古典風格配上大理石外牆與國會大廈和國會圖書館周圍的建築物相當。該大樓包括法庭，大法官大廳，擁有廣泛法律書籍的圖書館，各種會議場所和配套設施如健身房。最高法院的建築物是屬於國會大廈建築的範圍，但其警察部隊獨立於國會警察局。[137]
位於One First Street NE和馬利蘭大街，[138][139]即美國國會大廈的街對面，美國最高法院大樓周一至周五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向公眾開放，周末和假期不開放。[138] 參觀者不得自己參觀法庭。建築內有一個自助餐廳，一個禮品店，展品以及時長半小時的宣傳片。[137]最高法院休庭期間的上午9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每小時都舉行有關法庭的講座，無需預約。[137]當法院在十月至四月每隔兩周的周一、二、三的早上（有時候是下午）舉行庭審期間，公眾可以旁聽口頭辯論，至十二月至二月暫停。旁聽坐席先到先得，一場公開的庭審大概有250個旁聽席位。[140]開放旁聽席位的數量隨着不同案件的情況而不同；對於重要的案件，一些訪客會在前一天到達並等待一整夜。從五月中旬至六月底，最高法院從上午十時開始發佈判決或司法意見，這些15至30分鐘的庭審活動也以類似的方式向公眾開放。[137]最高法院警察可以回答公眾的問題。[138]
國會根據聯邦憲法第三條授權控制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對於兩個州或以上的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初審和專屬管轄權，[141]但他們可能拒絕開審這類案件。[142]同時，最高法院還擁有初始非專屬管轄權，以聽審「大使，其他部長，領事館或外國副領事組織的一切訴訟，美國與其他國之間的一切爭議以及所有訴訟或一國對另一國公民或外僑的訴訟。」[143]
在1906年的合眾國訴希普案，最高法院維護其初審管轄權起訴藐視法庭的個人。[144]由此所產生的訴訟仍然是最高法院歷史上唯一的蔑視訴訟且進行刑事審判的事件。[145][146]蔑視訴訟起因於在大法官約翰·馬紹爾·哈蘭允許埃德·詹森的律師提出上訴後， 詹森晚上在田納西州查特怒加市被以私刑處死。一個私行死刑的暴民在一名地方警長的協助下，將詹森被從他的監牢中移走，並將其掛在大橋上。之後，一名副警長用別針在詹森的身上釘了一張紙條：「致哈蘭大法官，現在來找你的老黑吧。」[145]當地警長，約翰·希普（John Shipp）以最高法院的干預作為私刑的理由。最高法院任命其副書記員為特別主事人主持在查特努加的審判，且在華盛頓最高法院大法官前進行了結辯陳詞。9名犯人被判犯藐視罪，3名犯人判處3至90日的監禁，其餘6人判處60天的監禁。 [145][146][147]
然而，在所有其他情況下，最高法院都有隻有上訴管轄權，包括簽發職務執行以及禁止下級法院的令狀。考慮到基於其初審管轄權的案件不多，於是幾乎所有案件都在最高法院上訴。實際上，僅有的涉及初審管轄權且最高法院法官聽審的案件，是州與州之間的爭執。[來源請求]
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包括來自聯邦上訴法院的上訴（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調取案卷的令狀前的認證和刑事責任問題），[148]美國武裝力量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149]波多黎各最高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 ，[150]處女群島最高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151]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152]以及「對州最高法院作出的最終判決或命令做出判定」（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 。[152]在最後一類案件中，如果一個州的最高法院拒絕聽審上訴或缺乏聽審上訴的管轄權，可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例如，佛羅里達地區上訴法院拒絕作出判決，如果（a）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拒絕調取案卷的令狀，如佛羅里達州之星訴B. J. F.案，或（b）地方上訴法院發佈了一項引用法院判詞的決定，只是肯定了下級法院的判定，而不討論案件所涉及的實體問題，那麼可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這是因為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缺乏聽審類似判定的上訴管轄權。[153]基於1789年的《司法法案》創立的最高法院的權力可接受考慮州法院而不僅僅是聯邦法院的上訴。通過對且在馬田訴亨特之承租人案 (1816)和科恩斯訴維珍尼亞州（1821）中判決中看出這是最高法院的早期歷史始終堅持的。儘管有幾種允許所謂「程序與附隨審查 」的州案件，但最高法院是唯一一個對州法院判決的直接上訴具有管轄權的聯邦法院。必須指出的是，這種「附帶審查」通常僅適用於死囚，而不適用於常規司法系統。[來源請求]
由於美國《憲法》第三條規定，聯邦法院只能受理「案件」或「爭議」，最高法院不能像一些州最高法院那樣不就相關案件作出判決或不出具意見。例如，在Defunis訴 Odegaard 416 U.S. 312（1974）案中，416 U.S. 312 (1974)法院駁回了訴訟，質疑法學院平權政策的合憲性，因為原告學生開始訴訟後已從該學院畢業，最高法院的判定是無法補救原告所受損害。然而，最高法院認定在某些情況下，聽審似乎沒有意義的案件是有益的。如果一個問題是「可以重新迴避審查」的話，即使原告在最高法院並不一定會得到有利結果，最高法院也會處理該問題。在羅伊訴韋德案（1973）以及其他墮胎案件中，410 U.S. 113 (1973)最高法院也會處理懷孕婦女所提出的墮胎要求，即使後來不懷孕了。因為通過下級法院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的案件的處理時間通常比正常妊娠期的時間要長。另一個訴由消失的例外是自願停止非法行為，最高法院考慮再次發生這種行為的可能性以及原告人是否需要救濟。[154]
美國共分為13個巡迴上訴法院，其中每一個上訴法院均由最高法院分配一個「巡迴大法官」。雖然這個概念在共和國的歷史上一直存在，但其意義卻隨時間推移而變化。
根據1789年的《司法法案》，每位大法官都必須在審判區管轄範圍內或在指定巡迴法庭內作巡迴審判，並與當地法官一起審理案件。這做法由於巡迴審判路途遙遠和困難而遇到許多大法官的反對。此外，大法官在巡迴法庭可能判定與最高法院利益衝突的案件。巡迴審判於1891年廢除。
如今，在審判區管轄範圍內的巡迴大法官負責處理某些類型的申請，根據法院的規定，這些申請可以單獨由一名大法官進行解決。其中包括緊急中止（包括在死刑案件中執行死刑的中止）的申請以及在審判區管轄範圍內的案件引起的「全令狀法案」的禁令以及日常要求如請求延長時間。過去巡迴法官有時還在刑事案件中作出保釋，人身保護令，以及上訴許可調案令的申請。一般而言，大法官通過簡單地批示「批准」或「拒絕」或指示進入某一標準程序來解決這類申請。然而，如果大法官願意的話，可以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發表意見（稱為庭內意見）。
巡迴大法官可作為該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但在過去的一百年裏幾乎不曾發生。在上訴法院，巡迴大法官的資歷比巡迴法庭的審判長高。
首席大法官傳統上會分配到哥倫比亞特區巡迴法院，第四巡迴法院（包括馬利蘭州和維珍尼亞州，即哥倫比亞特區鄰近的州）以及聯邦巡迴法院。每個大法官會分配到一或兩個巡迴法院。
截至2022年9月28日，大法官巡迴法院分派如下：[155]
現任法官中有五名被分配到他們以前擔任巡迴法官的巡迴法院：羅拔斯首席大法官（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索托馬約爾大法官（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阿利托大法官（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巴雷特大法官（ 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戈薩奇大法官（第十巡迴上訴法院）。
最高法院的工作庭期從每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開始並持續到次年6月或7月初。每個庭期由大約兩周的交替時期組成，稱為「開庭」和「休庭」。大法官們在開庭期間聽審案件並作出判決;他們在休庭期間討論案件並撰寫判決陳述。
幾乎所有案件都以請願書方式提交給最高法院，通常被稱為「上訴書」。最高法院可以根據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的任何一方的呈請給予的覆審令，審查聯邦上訴法院的任何案件。[156]如果這些判決涉及聯邦法律或憲法法律的問題，法院可能只會審查「州最高法院作出的最終判決」。[157]向最高法院上訴的一方是上訴人，非提請人是被告。無論哪一方在初審法院發起訴訟，所有案件名稱都是上訴人訴被告人。例如，亞利桑那州訴埃里內斯·米蘭達案是以州的名義對個人提起刑事起訴。如果被告已定罪，那麼在向最高法院上訴時，將確認其定罪。而當米蘭達以其向提出案件上訴申請時，該案的名稱將變為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
有些情況是屬於最高法院的初審管轄權，比如當兩個州之間有爭議時或者當美國聯邦政府與一個州之間出現爭端時。在這種情況下，案件可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這種情況的例子包括合眾國訴德薩斯州案，該案旨在確定是否一宗地屬於美國或德薩斯州。維珍尼亞州訴田納西州案，是否兩州錯誤劃分的邊界可由最高法院進行更改以及州與州之間的正確邊界設定是否需要國會批准。雖然自1794年以來沒有發生類似佐治亞訴布列斯福德案的案件，[158]各方法律行動中，最高法院具有初審管轄權並可以要求陪審團判定事實爭議。[159]另外兩個初審管轄權案件涉及殖民時代通航水域之下的邊界和權利的新澤西州訴特拉華州案，訴以及河岸州上游水域的水權的堪薩斯州訴科羅拉多州案。
投票決定是否批准調審令的庭審會議為會商。會商是在9個大法官內部的秘密會議；公眾和大法官的書記員將排除在外。如果有4名大法官投票通過上訴，案件將進入簡報通報階段；反之，案件結束。除死刑案件及其他最高法院要求被告通報的案件外，被告不需要提交對請求調審令的答覆。
最高法院只基於「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批出請求調審令的，在「最高法院10點規則」中闡明原因。包括：
- 解決在解釋聯邦法律或聯邦憲法條款方面的衝突
- 糾正嚴重偏離公認的司法程序的慣例
- 解決聯邦法律的一個重要問題，或明確審查下級法院的裁決，該裁決與法院先前的裁決直接衝突。
當不同的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對同一法律或憲法規定的解釋發生衝突，律師稱之為情況「巡迴法院分裂」。如果法庭投票拒絕請求調審令，如絕大多數上訴一樣，通常是不出具意見的。駁回上訴並不是判決案件的案情，而下級法院的判決將是該案件的最終判決。
為了處理法院每年收到的大量上訴（法院每年收到的7,000多個上訴中，僅要求100份或以下案件的簡報並進行庭審口頭辯論），最高法院採用了稱為「調審令池「的內部案件管理工具。目前，除了大法官阿利托和戈薩奇，其他大法官都參加覆審小組。[160][161][162] [163]
當法院提出請求調審令時，該案子設定為口頭辯論。雙方將就案件的案情簡要介紹案件的不同之處，他們可為批准或拒絕請求調審令而提出不同的理由。經雙方同意或最高法院批准，「法庭之友」也可以提交辯護狀 。最高法院從10月至4月每月舉行2周的口頭辯論。每一方都有三十分鐘的時間提出其論點（法院可能會選擇給予更多的時間，但很罕見），[164]在陳述時間裏，大法官可能會打斷律師並提問。上訴人首次發表陳述時，可以在被告陳述結束之後，預留一些時間來駁回被告的論據。如果另一方同意，法律之友可代表一方作出口頭辯論。最高法院建議律師假設大法官熟悉並閱讀了案件的簡報。
為了向法庭提出抗辯，律師必須首先被最高法院律師協會承認。每年約有4000名律師加入該協會。最高法院律師協會預計有23萬名會員。實際上，訴狀僅限於數百名律師。其餘律師加入協會需繳納一次性費用200美元，每年賺取大約75萬美元。律師可以以個人或團體的名義承認。團體承認是在最高法院現任法官面前進行的，其中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批准接納新律師的動議。[165]律師通常申請協會是為了將承認證書放在辦公室或簡歷上顯示。如果他們希望參加口頭辯論，他們也可以獲得更好的坐席。[166]最高法院律師協會的成員也可以進入最高法院圖書館館藏。[167]
口頭辯論結束後，提交案件判決。案件的判決由法官的多數票決定。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在該期限結束時在特定期限內對有爭議的所有案件作出判決。然而，在這個期限內，最高法院無義務在口頭辯論之後的任何規定時間內作出判決。在口頭辯論結束後，法官退到另一次初步投票的會議，佔多數資歷最高的大法官將最高法院陳述的初步草案分派給同一陣營的大法官。最高法院在特定情況宣佈判決最高法院的陳述草案以及大法官們的任何同意或異議陳述。[168]由於在美國最高法院大樓的法庭內禁止使用錄音設備，所以是通過紙質副本將判決傳遞給媒體，這被稱為是「實習生的營運」。[169][170]
最高法院有可能因為大法官空缺，導致案件票數打平。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下級法院的判決會被承認（affirm)，但不會變成有約束力的判例。聽審案件，必須有至少六名大法官在場。[171]如果人數不足可以聽取案情，大多數合格的大法官認為一個案子不能在下一個任期內聽審和裁定，那麼下級法院的判決就如同最高法院的打平一樣得到確認。對於通過美國地方法院直接上訴向最高法院提起的案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可將有關案件發回到有關的美國上訴法院作出最後裁定。[172]這在美國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就是合眾國訴美國鋁公司案（1945年）。[173]
最高法院的陳述分三個階段發佈。首先，最高法院的網站和其他網站發佈一個判決簡述。然後，法院命令的幾個陳述和清單都以平裝書的形式結合在一起，稱為美國報告的初步出版材料，官方系列書將呈現最高法院最終版的陳述。在發行初步出版材料大約一年後，將發佈《美國最高法院判例報告》最終合訂本。《美國報告》的每一卷都有編號，以便用戶可以引用這套報告 - 或由另一個商業合法發佈商發佈但包含平行引用的競爭版本，以幫助那些想通過閱讀訴狀和其他簡報快速輕鬆地查找案例的人。
截至2019年1月[update]，出版有：
- 《美國報告》最終合訂本569卷，涵蓋截至2013年6月13日全部案例（部分2012年10月任期）。[174][175]
- 21卷的陳述以判決簡述的形式（卷565-585，2011-2017年任期，每期三卷，每卷兩部分）發佈，外加卷568第一部分（2018年任期）。[176]
截至2012年3月，《美國報告》共出版了30161份最高法院的陳述，涵蓋了從1790年2月至2012年3月的裁定。[來源請求] 這一數字並不能反映最高法院審理案件的數量， 因為多個案件可以通過一個陳述處理（例如，社區學校學生家長訴西雅圖學區案與梅雷迪思訴傑佛遜縣教育委員會案以相同的陳述作出裁定;根據類似的邏輯，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實際上不僅裁定了米蘭達案，還裁定了其他三個案件：威哥尼拉訴紐約州案，韋斯特歐沃訴合眾國案和加州訴斯特沃特案）。一個更不尋常的例子是「電話案例」，其中包含一整套相互聯繫的陳述，在《美國報告》中佔據了整個第126卷。
陳述也通過兩名非正式的平行匯編發表：由西方（現為湯森路透一部分）出版的《最高法院判例匯編》和由LexisNexis公司出版的《美國最高法院報告，律師版》簡稱「律師版」。在法庭文件，法律期刊和其他法律媒體中，案件引文一般源於三本匯編的一處；例如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引文以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585 U.S. 50，130 S. Ct. 876, 175 L. Ed. 2d 753 (2010)呈現。其中，"S. Ct."代表《最高法院判例匯編 》，「L. Ed」代表律師版。[177][178]
律師使用縮寫格式，即以「vol U.S. page, pin (year)」引用案件。其中vol為卷號，page為陳述開始的頁碼，year為該案裁定的年份，pin用於「精確定位」到意見中的特定頁碼。例如，羅伊訴韋德案的引文是410 U.S. 113 (1973)，這表明該案是在1973年判決的，並出現在《美國報告》第410卷第113頁中。對於尚未在初步印刷材料中發表的陳述或法定，卷和頁碼可以替換為「___」。
在起草和批准《憲法》的辯論中，聯邦法院制度和司法當局對《憲法》的解釋幾乎沒有引起關注。事實上司法審查的權力在這上面是沒有提到的。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司法審查的權力是否是憲法起草者意圖的問題，很快就因為缺乏對這一問題的證據而受到阻撓。[179]然而，司法機構推翻法律和行政行為的權力是非法或違憲的，這是一個既定的先例。許多開國元勛接受司法審查的概念；亞歷山大·咸美頓在聯邦黨第78號寫道：「法官必須將《憲法》視為一項基本法。因此他們需要確定其中的意義；以及任何立法機構特定訴訟法的意義。如果兩者之間發生不可調和的差異，（前者）應該有優先的義務和有效性的優先權；或者換句話說，憲法應該優於立法機構和法令。」
最高法院在馬布里訴麥迪遜法案（1803）中確定了宣佈違反憲法的法律權力，完善了美國制衡制度。在解釋司法審查權力時，首席大法官約翰·馬紹爾表示，解釋法律的權力是法院的特定職權，司法部門有義務說明法律是什麼。他的論點並不是說法院有特權洞察憲法的要求，而且《憲法》所規定的司法機構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義務是閱讀並遵守《憲法》的規定。[180]
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司法審查的做法與平等主義、自治、自決、信仰自由的民主理想處於緊張關係。一方面是將聯邦司法機構，特別是最高法院視為「最分離，最少檢查所有政府部門」的人。[181]事實上，聯邦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不必以其任期內的「良好行為」期間而被推選，而且他們的薪酬在擔任職務期間是不可能「減少」的（第三條第一節）。雖然有彈劾的程序，但只有一個大法官曾經被彈劾，至今沒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被免職。另一方面則將司法機構視為最不危險的分支機構，幾乎沒有能力抵制其他政府部門的勸誡。[180]據指出，最高法院不能直接執行判決;相反，其依賴於尊重憲法和法律來維持其判決。 著名的例子是1832年出現的不服從，當時在伍斯特訴佐治亞案，佐治亞州忽視了最高法院裁定。安德魯·積遜總統與佐治亞州法院一致表示：「約翰·馬紹爾大法官已經作出判決，現在讓他執行吧！」[182]然而，這個所謂的引用是有爭議的。南方的一些州政府也在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判決後，抵制了公立學校的廢除種族隔離。最近很多人擔心，尼克遜總統拒絕遵守最高法院在美國訴尼克遜（1974年）的命令交出水門事件的錄音帶。然而，尼克遜總統最終還是遵守了最高法院的判決。
憲法修正案可以（並已）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定，已有5個案例：
- 奇澤姆訴格魯吉亞案（1793年） - 被第十一修正案（1795）推翻
- 史葛訴桑福德案（1857） - 被第十三修正案（1865）和第十四修正案（1868）推翻
- 波洛克訴農民貸款和信託公司（1895年）- 被第十六修正案（1913年）推翻
- 邁納訴Happersett案（1875） - 被第十九修正案（1920）推翻
- 俄勒岡訴米切爾案（1970） - 被第二十六修正案（1971年）推翻
當最高法院對涉及法律而不是憲法的事宜進行判決時，簡單的立法行動可以扭轉判定（例如，2009年國會通過了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取代了2007年萊德貝特訴固特異輪胎和橡膠公司案中的限制）。此外，最高法院不能免於政治和制度上的考慮：低級聯邦法院和州法院有時會違反教義創新，執法官員也是如此。[183]
另外，其他兩個分支機構可以通過其他機制來限制最高法院。國會可以增加大法官的數目，使總統有權通過任命來影響未來的判定（如上述的羅斯福最高法院填塞計劃）。國會可以通過限制最高法院和其他聯邦法院對某些議題和案件的管轄權的立法：這是第三條第2節中的建議，如果上訴管轄權「具有此類例外情況，國會可以根據這些法律執行。「最高法院在偏袒一方的麥卡德爾（1869）「重建」案件中認定國會判決，但其拒絕了國會在美國訴克萊因案（1871年）中判定特定案件的權力。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通過司法審查的權力，界定了聯邦政府立法機關和執行部門之間的權力和分離的範圍和性質; 如在合眾國訴柯蒂斯 - 賴特出口公司案（1936），在戴姆斯與摩爾訴列根案（1981）中，特別是高華德訴卡特案（1979）（其中有效地給予總統權力終止未經國會或參議院同意的情況下批准的條約）。 法院的判決也可以對執行權力的範圍施加限制，如漢弗萊執行機構訴美國（1935年），鋼鐵緝獲案（1952年）和合眾國訴尼克遜案（1974年）。
每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配有幾個律政書記協助審查和研究覆審令的請願書，並準備法官備忘錄和起草陳述等。大法官允許有4個書記員。首席大法官允許有5個書記員，但首席大法官芮恩奎斯特每年僅聘請3個書記員以及首席大法官羅拔斯通常只聘請4個。[184]一般來說，律政書記的任期為一到兩年。
大法官霍勒斯·格雷於1882年聘請了第一位律政書記。[184][185]小奧利華·溫德爾·荷姆絲和路易斯·布蘭迪斯是最先聘請法學院應屆畢業生而不是秘書兼速記員為書記員。[186]大多數法律政書記都是剛畢業的法學院畢業生。
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於1944年聘請了第一位女書記員露西爾·洛門。[184]大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於1948年聘請了第一個非裔美國人威廉·科爾曼。聘請的律政書記絕大多數從精英學校獲得法律學位，特別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史丹福大學法律學位，這十分不均衡。從1882年到1940年，62%的律政書記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184]最高法院所選擇的律政書記通常是其法學院班級的精英，且經常是法學評論編輯或模擬法庭董事會的一員。到了70年代中期，在聯邦上訴法院擔任過法官書記員成為了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書記員的先決條件。[187]
8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曾為其他大法官擔任書記員：拜倫·懷特曾擔任弗雷德·文森的書記員，約翰·保羅·史蒂文斯曾擔任威利·拉特里奇的書記員，威廉·芮恩奎斯特曾擔任羅拔·H·積遜的書記員，史提芬·布雷耶曾擔任阿瑟·戈德堡的書記員，約翰·羅伯茨曾擔任芮恩奎斯特的書記員，埃琳娜·卡根曾擔任瑟古德·馬紹爾的書記員，尼爾·戈薩奇曾擔任拜倫·懷特和安東尼·甘迺迪的書記員，以及布雷特·卡瓦諾曾擔任甘迺迪的書記員。戈薩奇和卡瓦諾大法官曾在甘迺迪手下同時任職。戈薩奇是第一位與自己曾擔任過書記員的大法官同時在任的大法官，從2017年4月開始，直到2018年甘迺迪退休。隨着卡瓦諾大法官提名的確認，最高法院的多數成員首次由前最高法院書記員組成（羅拔斯、布雷耶、卡根、戈薩奇和卡瓦諾）。
幾位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曾在聯邦上訴法院擔任書記員：約翰·羅伯茨曾擔任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法官亨利·弗蘭德利的書記員，大法官森姆·阿利托任美國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倫納德·I·加思的書記員，埃琳娜·卡根曾擔任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法官艾伯納·J· 米克瓦的書記員以及尼爾·戈薩奇曾擔任美國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法官大衛·B·森特爾法官的書記員。
最高法院大法官聘請的書記員通常在起草陳述時留下相當大的迴旋餘地。根據范德比爾特大學法學院法律評論2009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最高法院書記員似乎是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一個無黨派機構」。[188][189]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J. Michael Luttig說：「隨着法律越來越趨近於政治，政治關係自然而且可預見地成為通過法院壓制的不同政治議程的代理人」。[188]劍橋大學歷史教授大衛·傑羅夫（David J. Garrow）表示，法院已經開始反映出政府政治部門的影子。加羅教授稱「我們的書記員工作隊伍的組成越來越像眾議院的組成」。「各方都提出只有意識形態的純粹主義者。」[188]
根據范德比爾特法律評論研究，這種政治化的聘請趨勢加深了最高法院是「反思意識形態論據而不是以法治為由的法律制度的法律機構」的印象。[188]《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2012年6月的調查顯示，只有44％的美國人贊成最高法院所做的工作。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法官的判定有時受到其政治或個人看法的影響。[190]
法院一直是在一系列問題上的批判對象。其中：
最高法院被批評為不在憲法範圍內行使司法能動主義，而非解釋法律和行使司法限制。司法能動主義的訴求並不局限於任何特定的意識形態。[191]經常被引用的保守司法行為主義的例子是1905年洛赫納訴紐約州案的判決，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包括羅拔·博克，安東寧·斯卡利亞大法官和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都對該判決進行批評。[191][192]經常被引用的自由主義司法行為主義的例子是羅訴韋德案（1973），將墮胎合法化，其部分原因是基於「第十四修正案」所表達的「私隱權」，一些批評者認為這是迂迴的推理。[191]法學家、[193][194]大法官[195]和總統候選人[196]都批判了羅伊的判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判決受到保守派人士如柏德烈·布坎南[197]和前總統競選人貝利·高華德的批判。[198]最近，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判定被批評為改變長期以來第一修正案對公司不適用的觀點。[199]林肯總統警告說，關於史葛訴桑福德案的判決，如果政府政策變得「不可逆轉且被最高法院的判決所限定...人民將不再是自己的統治者了」。[200]前任大法官瑟古德·馬紹爾用這些話來證明司法能動主義：「你做你認為是對的事，讓法律在後面追」。[201]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法院的傾向不同。[202][203]雙方的批評家都抱怨說，持激進觀點的法官以自己的觀點代替了憲法。[204][205][206]評論家還包括Andrew Napolitano，[207]Phyllis Schlafly，[208]Mark R. Levin，[209]Mark I. Sutherland[210]和James MacGregor Burns等作家。[211][212]過去來自兩黨的總統都對司法能動主義發起攻擊，其中包括富蘭克林·羅斯福、李察·尼克遜、朗奴·列根總統。[213][214]最高法院提名人羅拔·博克（Robert Bork）說：「法官所做的就是一場政變，一場緩慢移動，踩着高蹺地，但仍然是政變。」[215]參議員阿爾·弗蘭肯（Al Franken）指出，當政界人士談論司法能動主義時，他們對一名能動主義法官的定義是一個不同於他們投票想要的人。[216]一位法學教授在一篇於1978年發表的文章中稱，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是立法機構」。[217]
因為沒有保護個人權利，法庭的判決受到批判：史葛案（1857）判定維持奴隸制；[218]普萊西訴弗格森案（1896）根據「隔離但平等」的原則維持種族隔離；[219]凱洛訴新倫敦市案（2005年）被包括新澤西州州長喬恩·科茲寧在內的傑出政治家批評為破壞財產權。[220][221]有報道稱一些批評家認為，保守派佔多數的2009年大法官席位「變得與印第安納州的選民相牴觸」，這些法案傾向於「剝奪大量沒有駕照公民的投票權，特別是窮人和少數民族選民。」[222]艾爾·弗蘭肯參議員批評最高法院「侵蝕個人權利」。[216]不過，也有人認為，法院過於保護個人權利，特別是被指控犯有或被拘留的人的權利。例如，首席大法官禾倫·伯格是一個直言不諱的批評者，斯卡利亞大法官批評最高法院在布邁丁訴布殊案的判定中是否過分保護關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權利，理由是人身保護令應受主權領土的限制。[223]
這種批評與司法能動主義的抱怨有關。[224]佐治·威爾（George Will）寫道：最高法院在美國國家管理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介入2009年關於汽車製造商克萊斯勒公司的破產程序的批判。[225]一位記者寫道：「露芙·巴達·堅士堡大法官干預克萊斯勒破產案」並公開了「進一步司法審查的可能性」。但從總體上認為這種干預是適當運用最高法院的權力以對行政部門進行審查。[225]禾倫·伯格在成為首席大法官之前曾認為，由於最高法院具有這種「不可見的權力」，所以其很可能「自我沉迷」，不可能「進行冷靜的分析」。[226]拉里·薩巴托（Larry Sabato）寫道：「聯邦法院，特別是最高法院已經過度授權」。[227]
英國憲法學者亞當·湯金斯（Adam Tomkins）認為，美國的法庭（特別是最高法院）制度的行為和立法機構有缺陷。他認為，由於法院須多年的等待才能通過這個制度，才能嚴格限制其他兩個分支。[228][229]相比之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可以經請求可直接宣佈違反憲法的法律。
美國歷史上曾有過有關於聯邦和國家權力界限的辯論。占士·麥迪遜[230]和亞歷山大·咸美頓[231]等籌劃者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提出，他們當時提出的《憲法》並不會侵犯州政府的權力，[232][233][234][235]但另一些人認為，聯邦政府的擴充的權力與制憲者的願望是一致的。[236]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明確授予《憲法》未授予的美國權力分別向國家或人民保留。由於最高法院給予聯邦政府太多的權力干涉國家權力機關而受到批評其中一個批判如下，最高法院允許聯邦政府濫用商業條款，維護與州際商業無關的規定和立法，但這是以規範州際商業的幌子頒佈的；並且因為涉嫌干涉州際商業，致使國家立法無效。例如，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採用「商業條款」來維護「《瀕危物種法》，從而保護德薩斯州柯士甸附近的六種特有的昆蟲種類。儘管昆蟲沒有商業價值，也沒有跨越州邊界；最高法院於2005年通過這一判決。[237]首席大法官約翰·馬紹爾認為，國會完全可以行使州際商業的權力到最大限度。除了《憲法》規定之外，不承認任何限制。[238]大法官阿利托表示，商務條款下的國會權力是「相當廣泛的」。[239]現代理論家羅拔·B·德里克建議現在應繼續討論《商業條款》。[238]國家權力倡導者如憲法學者奇雲·古茲曼也批判了法院，稱其濫用了第十四修正案破壞國家的權威。布蘭迪斯法官辯稱允許各州在沒有聯邦干預的情況下運作，這表明國家應該是民主的實驗室。[240]一位評論家寫道：「最高法院判決違憲的絕大多數案件都是涉及州法律而不是聯邦法律。」[241]不過，其他人認為《第十四修正案》是將「保護這些權利和保障提升到國家層面」的積極力量。[242]
因其陪審團判決不向大眾公開，最高法院受到批評。[243] 根據謝菲·托賓（Jeffrey Toobin）的評論《9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的秘密世界》：記者難以將最高法院內部運作報道出來，正如一個封閉的「卡特爾」，僅能通過不包括內部運作的公共事件和出版物進行自我揭露。[244]評論寫道：「很少有記者能夠深入挖掘法院事務。最高法院內部運作良好。但唯一受傷的是美國人民，他們對於最有權威的9名大法官知之甚少。」[244]拉里·薩巴托抱怨法院與外界隔絕。[227]2010年的菲利·迪金森大學調查發現，61％的美國選民同意舉行電視法庭聽證會有利於民主」，50％的選民表示如果機會的話他們會收看電視轉播的最高法院法庭訴訟。[245][246]近年來，許多大法官的身影都出現在電視和書籍上，並向記者發表了公開聲明。[247][248]在2009年的C-SPAN採訪中，記者約翰·比斯丘皮克（今日美國）和萊爾·丹尼士頓 （SCOTUS博客）認為，最高法院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機構，只有大法官的私人會議不向公眾開放。[247]2010年10月，最高法院開始在其網站上發佈其星期五進行的口頭辯論的記錄和文本。
最高法院的某些判決被批評為將最高法院置於政治舞台之上，並決定其他兩個政府分支的職權。布殊訴戈爾案的判定是最高法院在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實際干預，並決定最終的選舉結果，大法官中5比4的判決，五名保守派大法官支持禁止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選擇」喬治·W·布殊而不是普選票較多的阿爾·戈爾成為第43任美國總統，這個案件的判決受到特別是民主黨的廣泛批評。[244][249][250][251][252][253]另一個案例是最高法院關於分配和重劃選區的判決：在貝克訴卡爾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可以對分配問題作出判定；法蘭克福大法官反駁最高法院的判決涉嫌所謂的政治問題。[254]很多牽涉政治爭端的司法判決通常展現5比4，判決亦反映大法官的政治意識形態。
阿倫·斯派克特參議員說，最高法院應該「判決更多的案件」。[216]另一方面，雖然斯卡利亞大法官在2009年的一次採訪中承認，最高法院的如今聽審案件的數量要比他加入最高法院時的數量要少。但他也表示，他沒有改變其對案件審查的標準，他也不相信他的同事改變了他們的標準。他將1980年代後期的大量案件歸咎於由法院通過的新聯邦立法的早期波動。[247]
批評家拉里·薩巴托寫道：「終身任期的絕對性，以及任命長期開庭審理案件的年輕律師，有上一代想法的高級法官比只有當代觀點的法官好。」[227]桑福德·萊文森一直批評那些身體惡化卻仍然在職的大法官。[255]占士·麥格雷戈·伯恩斯表示終身任期已經「嚴重滯後，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幾乎總是落後於時代」。[211]解決這些問題的提案包括由萊文森[256]和薩巴托[227][257]提出的大法官任職期限以及李察·愛潑斯坦[258]等提出的強制退休年齡。[259]但是，其他人則認為，終身任期帶來諸如公正和免受政治壓力的實質性好處。亞歷山大·咸美頓在聯邦主義議文集第78號文件寫道：「任何事情都不能像永久在職那般維持堅定和獨立。」[260]
在21世紀，增加了對大法官的接受昂貴禮品和旅行的審查。羅拔斯法院的所有成員都接受了旅行或禮物。2012年，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收到了來自於出版商Knopf Doubleday的190萬美元預付款。[261]斯卡里亞大法官等曾接受由私人捐助者資助的數十次昂貴的異國旅行。[262]大法官以及對判決感興趣的人一起參加由黨派團體舉辦的私人活動，但卻引起了參加活動期間不當交流的擔憂。[263]同道會法律總監史提芬·斯普爾丁指出：「這些旅行導致了公正問題，並涉及到了關於大法官的公正承諾。」[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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