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主義（英語：Pharaonism），或稱法老運動（Pharaonist movement），是埃及民族主義的一種形式，興起於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法老主義主張重拾埃及在皈依伊斯蘭教之前的古文明歷史，強調現代埃及人應懷有古埃及文明的認同感。法老主義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認為埃及人雖然使用阿拉伯語、信仰伊斯蘭教，但卻是獨一無二的民族，傳承自古埃及的法老文明，不可徑直視為「阿拉伯人」的一支。近代以來最有名的法老主義支持者是塔哈·侯賽因。
在伊斯蘭教文化中，信仰多神教的古埃及文明是蒙昧時代的產物；出埃及記中，法老的形象殘暴而邪惡，是安拉及先知的敵人。因此，法老主義主張的古埃及認同和埃及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文化水火不容，成為法老主義難以在埃及廣大穆斯林群體紮根的重要原因。20世紀40年代以後，埃及當權者青睞泛阿拉伯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活躍的一份子，法老主義越發式微。儘管在現代埃及，泛阿拉伯主義已經有所消退，出於古埃及文化和強大伊斯蘭文化的衝突，現代埃及人仍然對古埃及文明態度曖昧[1]。
埃及少數民族科普特人使用的科普特語是由古埃及語發展而來的，因此科普特民族主義也有顯著的法老主義特徵，主張科普特人是古埃及文明的傳承者。
背景
發端於尼羅河的古埃及文明，一度孕育出繁盛的文化，埃及本土人群的主體認同感隨之產生，持續到鐵器時代的新王國時期告一段落。此後，埃及便一直是外族人統治的地域，利比亞人、努比亞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奧斯曼土耳其人、法國人、英國人先後統治埃及——在外族統治期間，埃及文化為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所影響。到4世紀，大部分埃及人改信基督教。535年，統治埃及的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關閉菲萊的伊西斯神廟，古埃及多神教至此正式消亡[2]。
中世紀的埃及為阿拉伯人所統治，埃及人的母語轉變為阿拉伯語，發展出埃及阿拉伯語。古埃及的遺蹟被視為「蒙昧時代」的遺存[3]，而遭到穆斯林厭恨，從而受到蓄意破壞。大部分損毀行為都發生在13世紀到14世紀期間，這一時期洪災、饑荒和瘟疫常年發生，一些穆斯林因而認為災禍要歸因於「蒙昧時代」的古埃及遺存，這些遺蹟象徵着對多神異教的信仰，令安拉降下責罰[3]。這一時期有兩樁最為嚴重的遺蹟搗毀事件：一是1311年，福斯塔特的伊西斯神像遭毀；二是1350年，孟斐斯的一處大神廟遭毀——古埃及傳統認為，大神廟上的荷魯斯之眼會詛咒古埃及神廟的褻瀆者，但此次毀滅行為發生後，並未有噩運降臨，也令時人打消了恐懼[3]。
古蘭經的故事中出現過古埃及的法老。在《出埃及記》中，法老是和安拉抗衡的暴君，信仰墮落的多神教。古埃及法老在伊斯蘭教傳統中是墮落、蒙昧而邪惡的暴君形象[3]。許多君主都曾下令搗毀古埃及時代的紀念碑建築，如哈里發耶齊德三世[3]。不過，著名的吉薩金字塔群和獅身人面像卻得到保留，有不少史料都可證明時人仍然將之視為本地的榮耀和驕傲，貿然拆毀定會導致民眾的暴亂[3]。儘管古蘭經貶低蒙昧時代的一切文明，古埃及更是蒙昧時代「墮落文明」的典型代表，本地的埃及人仍然認為法老時代的遺蹟擁有神力，而心生崇敬[4]。一直到1378年，還有本地農民赴獅身人面像焚香祈禱，致使蘇菲派聖人蓄意襲擊獅身人面像的歷史記載[3]；更是有本地傳說稱，此次襲擊令吉薩颳起沙暴，肇事的蘇菲聖人最終遭私刑處置[3]。
13世紀的穆斯林作家賈邁勒丁·伊德里西（Jamal al-Din al-Idrisi）曾警告時人不要試圖破壞金字塔，否則會釋放其中的暗黑超自然力量，帶來血流成河的大災難。這也印證了13世紀的埃及人仍然相信古埃及遺蹟擁有神力[5]，這種信念在現代被解讀為時人歷史自豪感的延續[4]。中世紀的埃及人還流傳着一種說法，認為出埃及記中記載的埃及法老是波斯人，而非埃及人。這種傳說也可體現出時人面對古蘭經對埃及文明的譴責，試圖為之開脫[5]。為了阻止更多遺蹟遭到毀壞，中世紀的埃及人通常會將之同伊斯蘭教傳說相結合，將原來的神廟改為和先知的同伴及本地蘇菲聖人有關的歷史遺蹟[4]。
在中世紀，埃及象形文字早已失傳，時人對於古埃及文明的認知也僅限於許多輝煌的紀念碑和神廟，其確切內涵不為世人所知。一直到近代的1822年，法國人商博良破譯了羅塞塔石碑，古埃及文化的更多細節才開始得到關注[2]。當時的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並不關心古埃及的一切事物，將古埃及文物視同贈與西方人的禮物[6]。穆罕默德·阿里更是放任歐洲人隨意處置古埃及文物。意大利人喬瓦尼·巴蒂斯塔·貝爾佐尼曾在多處遺址大加掠奪，穆罕默德·阿里並不在意。當時駐開羅的外交官職位競爭尤其激烈，原因便在於此[7]。終於在1836年，穆罕默德·阿里的部下里發阿·塔哈塔維將他說服，他轉而保護各大遺址，同時建造博物館展示古埃及的文物，不再放任其流往歐洲[8]。塔哈塔維後來出版了一部古埃及歷史著作，引用了當時的考古發現和象形文字的破譯成果。這是近代以來，古埃及文明的遺產首次被視為民族榮耀的象徵[8]。
形成
19世紀起，民族主義興起於世界各地，許多地區構建起全新的民族認同。埃及自19世紀末起，逐漸被納入英國的勢力範圍。和以往伊斯蘭視角有別的「埃及民族」認同問題逐漸產生。在英國統治下，埃及人爭取獨立的鬥爭過程中，現代「埃及民族」概念加速形成。這種完全世俗、僅和歷史和地理淵源有關的「埃及民族」視角，亦即埃及民族主義的思想，逐漸發展為「法老主義」的形式。在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法老主義」是埃及反殖民運動者的主要意識形態。阿拉伯文化元素的影響則被忽視，這一時期的埃及人沒有「阿拉伯民族」的認同。因為在整個19世紀，埃及社會的發展脈絡都和東面的阿拉伯地區迥異，而且這種差異在20世紀以後不減反增[9]。
法老主義主張，埃及是獨具特色的地理、政治區域，源頭一直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前後上下埃及的統一。埃及是環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和歐洲的聯繫較中東更為緊密[10]。古埃及文明被視為埃及民族獨特的象徵，是民族獨特性的體現。相應的，埃及文化中阿拉伯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元素被淡化。因此，法老主義者認為，興盛於地中海沿岸的埃及人更像是廣義歐洲文明的一員，而非在當時相對後進的近東文明[10]。法老主義的概念最初出現在20世紀早期：穆斯塔法·卡米勒帕夏在其著作中將埃及譽為世界最早的國家；艾哈邁德·盧特菲·賽義德直言，在現代埃及的文明之中，仍然保留着「法老文明的內核」[10]。
1931年，來自敘利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薩推爾·胡蘇里來到埃及，隨後他徑直記錄道：「埃及人沒有阿拉伯民族認同感，認為埃及不屬於阿拉伯之地，不承認埃及人是阿拉伯民族[11]。」不過到20世紀30年代末，在一些敘利亞、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知識分子的影響下，阿拉伯民族主義也逐漸在埃及紮根了[12]。阿拉伯國家聯盟於1945年成立，總部就定於埃及開羅。儘管如此，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H·S·戴頓（H. S. Deighton）仍稱：「埃及人和阿拉伯人都明白，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他們都說阿拉伯語，都信仰伊斯蘭教。無論是埃及人、伊拉克人還是敘利亞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的確佔有極高地位。但在20世紀的頭三十年，唯有埃及人從未認識到自身同東方的阿拉伯人有任何聯繫[13]。」
塔哈·侯賽因是20世紀著名的埃及民族主義者及反阿拉伯主義者，他曾在多處場合貶低「阿拉伯一體化」的觀念，強調自己的埃及民族主義主張。1933年，他在雜誌《東方之星》（Kawkab el Sharq）刊文稱：「法老主義紮根在每個埃及人的心中。法老主義情結是永恆的，也是不斷加深的。埃及人首先是法老文明的後裔，其次才是阿拉伯人。他人若煽動埃及放棄法老主義，就等同於如此教唆：『埃及啊，去摧毀你的獅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忘記你是誰，跟隨我們吧！』不要對埃及無盡索求。無論其總部在開羅，在大馬士革還是巴格達，埃及都永不可能成為阿拉伯整體的一員[14]。」
1918年，埃及民族主義領袖薩德·扎格盧勒曾在凡爾賽和會上堅持要求各國將阿拉伯地區和埃及地區分開處置，聲稱埃及問題是埃及人自己的事務，和阿拉伯人無關[15]。1924年，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領導英國考古隊在圖坦卡蒙墓展開發掘，隨後全部文物都被埃及政府沒收，下令者即是已經成為埃及首相的扎格盧勒[16]。對此，扎格盧勒聲稱：「保衛民族的權利和尊嚴是政府的職責[16]。」當時掌權的華夫脫黨將圖坦卡蒙譽為埃及民族的象徵[17]。1924年3月6日，扎格盧勒正式向公眾開放圖坦卡蒙墓，當夜在盧克索舉行盛大慶典。後來的報道稱，當夜盧克索的人群是「有史以來最多[16]」。英國高級專員埃德蒙·艾倫比元帥抵達現場時，還遭到民眾抗議——民眾要求英國人立即撤出埃及[16]。
20世紀30年代的埃及法西斯主義者也有着法老主義的主張。埃及法西斯領袖、埃及青年協會的創立者艾哈邁德·侯賽因（Ahmed Hussein）稱，自己在遊歷帝王谷之後對埃及民族主義產生強烈興趣，讓他堅信昔日強盛的埃及定能重新崛起[18]。埃及青年協會將古埃及文明視為莫上榮耀；針對埃及曾出現過的突厥人、切爾克斯人貴族政治，他們聲稱「埃及需要一個有着法老血統，而絕非突厥或是切爾克斯血統的行動領袖[18]。」埃及青年協會最初崇尚埃及民族主義，他們認為埃及並非普通的穆斯林或是阿拉伯民族，而是有着極其獨特的古埃及強盛文明遺存[18]。他們要求英國撤出埃及，主張建立一個西起大西洋，東達印度洋的泛阿拉伯帝國[18]。他們強調，埃及人同樣屬於阿拉伯人，但是由於其尊貴的古埃及血統，埃及人註定要領導全體阿拉伯人[18]。然而，由於伊斯蘭教信仰仍然強大，法老主義並未得到埃及廣大民眾的支持。自1940年起，埃及青年協會放棄民族主義，轉向基本教義派[19]。
穆斯林兄弟會的創建者哈桑·班納反對「法老主義」的主張。他認為，古埃及文明仍然是蒙昧時代的產物[19]，阿肯那頓、拉美西斯大帝、圖坦卡蒙等法老是邪惡反動的異教暴君。「法老主義」不尊崇先知穆罕默德，反而尊崇異教暴君，是要「抹殺埃及人的穆斯林身份[20]」。班納聲稱，埃及只能是廣大伊斯蘭烏瑪的一分子，任何將埃及自伊斯蘭世界分離的企圖都違背安拉的意志[20]。
式微
進入20世紀40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乃至泛阿拉伯主義成為埃及當權者崇尚的意識形態。1945年，阿拉伯國家聯盟正式成立，總部定於埃及首都開羅。法魯克國王統治的埃及不僅是阿盟的創始會員國，也是1948年巴勒斯坦戰爭中第一個向以色列宣戰的國家。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後，國內阿拉伯民族主義情緒進一步高漲。革命領袖納吉布和納賽爾是堅定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主張埃及本土血統的榮譽感和阿拉伯身份認同共存。新的革命政權還將國旗更換為紅、白、黑三色旗，是為泛阿拉伯顏色；國徽更變為薩拉丁之鷹的圖案。此舉顯然意在強調埃及同阿拉伯世界的緊密聯繫，國旗和國徽的設計也沿用到今日。同年，埃及和敘利亞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1961年聯盟解體後，埃及繼續使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國名；1971年更名為「阿拉伯埃及共和國」沿用至今，在國名中始終強調阿拉伯認同[21]。
然而，埃及人的泛阿拉伯主義主張卻在埃及和以色列的激烈衝突中遭遇挑戰。1967年六日戰爭中，數千埃及人喪命，且丟失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帶的領土。埃及的泛阿拉伯政治遭遇失敗，埃及人對於阿拉伯主義的熱忱也遭到懷疑[22]。納賽爾的繼任者安瓦爾·薩達特轉而強調埃及本國事務，和以色列議和。除了在官方國名中仍然保留「阿拉伯」外，此後的埃及政治便逐漸遠離泛阿拉伯主義[23]。然而，薩達特仍然將法老主義主張當作外交手段。1974年，拉美西斯大帝的木乃伊運往法國巴黎維護修復，薩達特要求法國人以國家元首的禮節歡迎其墓棺着陸[1]。為了不冒犯到國內的虔誠穆斯林，薩達特政權依然在國內抑制法老主義思潮，關閉了多處博物館的木乃伊展廳。對此，薩達特辯稱道「不該讓埃及諸王淪為觀光對象」，關閉展廳是出於「對古代歷史的尊重[1]」。
當代發展
法老主義在當代基本淪為旅遊產業的宣傳手段，絕大多數埃及人並無強烈的古埃及身份認同[1]。多數的當代埃及人自視為文化上的阿拉伯人。儘管如此，亦有少數人群反對這一主張，認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政策已經失敗，甚至公開發聲要求刪去國名中的「阿拉伯」字眼。2007年，《今日埃及》（el-Masri el-Yom）日報刊登了一篇採訪報告，記者在因巴巴工人區的車站採訪當地人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看法。其中一位年輕人不滿地答覆道：「阿拉伯民族主義意味着埃及外交部長可以在耶路撒冷被巴勒斯坦人侮辱；意味着薩達特死後，其他阿拉伯領袖開心得起舞；意味着埃及人在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受辱；也當然意味着，在和以色列的戰爭中，全體阿拉伯國家都將等到埃軍全部戰死後再出馬[24]。」還有人表示「阿拉伯國家厭惡埃及人」，和以色列聯盟相較繼續堅持阿拉伯民族主義要好得多，畢竟「以色列至少會尊重埃及人[24]」。
當代有不少埃及名人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埃及人的阿拉伯認同[25][26]，如考古學家札希·哈瓦斯[27]、作家奧薩馬·安瓦爾·奧卡沙、哈佛大學的埃及裔教授萊拉·艾哈邁德等。尼爾·德羅薩（Neil DeRosa）的小說《約瑟夫的種子》（Joseph's Seed）中，有一位埃及籍角色，主張「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也永不會是阿拉伯人[28]」。
當代知識界在發表針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批評言論時，常宣揚法老主義的主張。例如，認為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刻意矮化埃及本土身份認同，僅僅用埃及文化的一個側面（即帶有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色彩的一面）來以偏概全地概括埃及人的一切文明。美國伊朗裔人類學家尼盧法爾·哈埃里（Niloofar Haeri）曾在開羅進行田野調查，他在2003年的著作中稱：「歷史上，埃及人認為他們和『阿拉伯人』相去甚遠，儘管在當代也很少在日常場合自視為阿拉伯人。『il-'arab』（阿拉伯人）在埃及阿拉伯語中主要是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國民……埃及既是泛阿拉伯主義的領袖，也是反泛阿拉伯主義的流行地。埃及人常常（在納賽爾時代）被迫劃入阿拉伯人的行列，因為他們在歷史上從未有如此認同。埃及人是自覺形成的民族，不僅僅在泛阿拉伯主義興起之前是這樣，在英國殖民時期就已是如此。埃及人的領土疆域是遠古時期的傳承，埃及有着獨特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法老文明的時代，現今亦可體現於科普特語和科普特文化之上。這早已令埃及凝聚成統一的民族。埃及人眼中的埃及有着自己的歷史、文化和語言，埃及人是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29]。」
埃及的科普特人使用和古埃及語一脈相承的科普特語，他們自視為古埃及文明的傳承者，因此有着強烈的法老主義主張。也有西方學者稱，科普特人的法老主義有着強烈的歐洲東方主義色彩，從而質疑其間的邏輯關係[30][31]。
批評
法老主義在現今趨於式微。加拿大考古學家米高·伍德（Michael Wood）認為，法老主義強調古埃及歷史，這一時期實是過於久遠，除建築和文物外少有傳承，且語言亦已失傳，和今日的阿拉伯語毫無關聯[32]。伍德還指出，民眾認為古埃及是一個「奴隸國度」，儘管當代的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多質疑這一觀點，古埃及「奴隸國度」的形象仍然是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刻板觀念，也令這一時期的歷史備受爭議[32]。而且，在埃及文化中地位重大的伊斯蘭文化中，更是存在「暴君法老」的刻板印象。在出埃及記中，法老冷酷而狂妄，他囚禁以色列人，後在追擊摩西時喪命紅海，是墮落而殘暴的反面形象。1981年10月6日，埃及總統薩達特遇刺，刺客行兇時曾大喊：「我們殺死了法老王[33]！」阿拉伯語中有一動詞「tafar'ana」，本意是「像法老般行事」，引申義為行事殘暴[34]。
伍德還寫到，古埃及的遺蹟，如陵墓、宮殿、神廟，「崇拜死亡的貴族異教國度」的遺存，在當代皆被視為古埃及奴役百姓的象徵。這些宏偉而又誇張的建築在今人眼中，仿佛在誇耀神王的偉大——法老奴役世人，以宗教的權威迫使全社會為之付出辛勞。儘管當今的歷史學家早已構建出無比複雜的古埃及社會結構模型，這一模糊的刻板印象仍然根深蒂固[32]。現代埃及學家對於古埃及平民的了解甚少，難以推測其想法和觀點。但古埃及確是高度分化的等級制社會，今人不能以今日的價值觀去衡量古埃及的價值[32]。
20世紀40年代，法老主義式微，主要應歸因至埃及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教信仰，既要令埃及穆斯林接受蒙昧時代的產物，又不能令他們放棄伊斯蘭信仰，是頗為艱難的挑戰[35]。墨西哥在19世紀借用中部美洲文明，如瑪雅文明、阿茲特克文明的元素，完成了現代墨西哥民族的構建。在墨西哥，存在着聖母向原住民牧師顯靈的傳說，即「瓜達盧佩聖母」，將天主教神學和原住民歷史聯繫到了一起[36]。而在埃及，將「違抗安拉意志」的法老和伊斯蘭信仰結合是十分艱難的，而法老主義也沒有結合二者的合理方案，因此仍難以和伊斯蘭教信仰調和共存[37]。
除此之外，法老主義和埃及學研究之間也有着矛盾的關係。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的埃及考古工作，幾乎全部由西方人士完成。這為埃及本地的研究者設下了天然的門檻[38]。在西方埃及學家看來，古埃及歷史和現代埃及毫無干係。「埃及學」僅專指研究古埃及的學科，不包含現代埃及[39]。更有19世紀的種族主義學說聲稱，現代埃及人不是古埃及人的後裔，埃及的歷史就是優勢外來民族消滅劣勢本地民族的歷史循環[40]。此類種族主義論調的目的是證明現代埃及人和輝煌的古文明毫無瓜葛，「榮耀的西方人」才是埃及文明的「真正傳承者[40]」。這些論調也影響了現代埃及人，令他們淡化古埃及文明的地位，相信自身的確不是古埃及的繼承者[41]。
埃及的科普特人使用的語言是由古埃及語發展而來的。科普特人從19世紀開始，就顯現出和法老主義類似的思想，自稱是古埃及人的正統後裔[42]。法老主義成為少數科普特人實行民族構建的理論來源，絕大部分埃及人則被推向古埃及歷史的對立面[42]。伍德認為，以古埃及文明為着重點的埃及民族主義，亦即法老主義並不適合當今的埃及人——對於任何想要構建現代埃及民族認同的人士來說，古埃及歷史實是「不適宜的歷史[41]」。
法老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完全拋棄伊斯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令埃及走向完全西化的道路。伍德認為，在英國統治時期，法老主義可以啟蒙埃及人的「歐洲認同」，但更應強調西化的必要性，而不應一味抓住現代埃及人不願承認的「古埃及榮耀」不放[43]。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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