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定祀典是指明朝第十二代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繼位後，因為了確定其生父朱祐杬的尊號，即大禮議之爭，進而發展成為對於流傳下來的祭祀禮制的變革的事件[1]。明世宗以「天地合祀，不合古制」為由召集群臣議郊祀典禮[2]。最終以改變自明朝建立以來的在天壇進行的天地合祀，重定四郊分別進行祭祀天、地、日、月[3]。此後明、清兩朝均沿用四郊分祀制度。
議論過程
嘉靖七年（1528年）明世宗以「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為由，想分別建立兩個郊祀台，加上日月，共四個祭壇。明世宗向大學士張孚敬徵詢意見，但張孚敬向明世宗說祖制已定，不敢隨意更改。於是明世宗擲筊請示明太祖將合祀改為分祀一事，卻呈現不吉之兆。後過問翟鑾，翟鑾對於祭祀的細節、沿革竟無言以對。又過問禮部尚書李時，李時認為恢復分祀制度是需要些時日的，必須廣泛地選擇對這方面有學問的大臣，一起論議此事。旋即又再度擲筊請示明太祖，卻仍舊呈現不吉之兆。議論遂暫且被擱置一旁[4][5]。
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夏言上疏請求分開祭祀天地。請明世宗親耕於京師南郊，皇后親蠶於京師北郊，爲天下人示範。明世宗因爲這南北郊的說法與分別建立兩個郊祀台的說法一緻，所以令張孚敬以詔書詢問[6]。夏言再度上疏回說：「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瘞於北郊，即陰之象。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者哉！至於一祖二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明世宗看了奏疏後，非常高興。賞賜給夏言四品官服和俸祿，以表彰其功績[7]。
同年四月，廷臣集議郊祀典禮。先是，霍韜上疏說：「分郊為紊朝政、亂祖制。」明世宗置之不理。後霍韜又上疏說：「祖宗定製不可變。《周禮》為王莽偽書，宋儒議論皆為夢語。東西郊之說起，自是而九廟亦可更矣。」明世宗大怒，將霍韜下詔獄[8]。此次討論結果，右都御史汪鋐、編修程文德、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李循義等八十二人均主張分開祭祀。大學士張孚敬、董玘、聞淵等八十四人亦主分開祭祀，但已經形成的條規不宜輕易更改，且時機還不合適。尚書李瓚、編修王教、給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鰲、柯喬等二十六人同樣主張分開祭祀，但想以山川壇做為祭祀地祇的祭壇。尚書方獻夫、李承勳、詹事霍韜、魏校、編修徐階、郎中李默、王道等二百十六人主張合併祭祀。英國公張侖等一百九十八人則沒有表明態度。明世宗對此不是很滿意，下令重新商議天地分祀之事。於是張孚敬便多方引用《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細緻剖析合祀的缺點，公開分祀的優點，並將這本條議命名為《郊祀考議》，上呈給明世宗。又上疏對明世宗說：「太祖、太宗分配未當。」明世宗同意其郊議疏所陳述的內容，但不批覆。同時方獻夫、霍韜亦上疏說，先前主張合祀是有過錯的。明世宗不再過問此事，旋即恢復了霍韜的官職[9]。
五月，四郊各壇開始建造，明世宗稱：「分祀良是。」於是便下令建圜丘於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於北郊，其南為皇祗室；作朝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10]。十月，圜丘竣工。次年夏，方丘及朝日壇、夕月壇依序竣工，分祀之制遂成規制[11] 。
建築
圜丘位於現在的北京天壇南半部；方澤壇即現在的地壇公園；朝日壇則處於現在北京朝陽門外東南日壇路東，現稱日壇；夕月壇位於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外南禮士路西側，月壇北街以南，現稱月壇。四處祭祀建築均完整保留至今，均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2][13]，也成為研究古代祭祀制度的唯一的建築實例[14]。明、清兩朝均用沿用此四處用於祭祀。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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