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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任天主教教宗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方濟各（拉丁語：Franciscus、意大利語：Francesco、西班牙語：Francisco；1936年12月17日—），本名喬治·馬里奧·伯格里奧（西班牙語：Jorge Mario Bergoglio），是天主教會第266任教宗，耶穌會會士，意大利裔阿根廷人，能說流利的拉丁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德語[1]。1958年加入耶穌會，1969年晉鐸，1997年晉牧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總教區總主教，並在2001年由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冊封為樞機。他在2013年3月13日獲選為教宗，成為首位出身於拉丁美洲、南半球與耶穌會的教宗，也是繼額我略三世後1282年以來首位非歐洲出身的教宗。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21年8月30日) |
| 教宗 方濟各 Franciscus | |
|---|---|
| 羅馬主教 | |
.jpg) 2021年的方濟各 | |
| 當選 | 2013年3月13日 |
| 就任 | 2013年3月19日－（11年246天） |
| 前任 | 教宗本篤十六世 |
| 聖秩 | |
| 晉鐸 | 由雷蒙·若瑟·卡斯特利亞諾 於1969年12月13日晉鐸 |
| 晉牧 | 由安多尼·夸拉西諾 於1992年6月27日晉牧 |
| 擢升樞機 | 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於2001年2月21日擢升 |
| 個人資料 | |
| 本名 | Jorge Mario Bergoglio |
| 出生 | 1936年12月17日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
| 國籍 | 阿根廷 梵蒂岡（公民權） |
| 居住地 | 梵蒂岡宗座宮（法理上） 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事實上） |
| 曾任職位 |
|
| 格言 | MISERANDO ATQUE ELIGENDO（因仁愛被揀選） |
| 簽名 |  |
| 牧徽 |  |
伯格里奧於1936年12月17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意大利裔移民家庭出生[2][3]。父親馬里奧·荷西·伯格里奧（Mario José Bergoglio）是會計師，母親雷希娜·瑪麗亞·西沃里（Regina María Sívori）為家庭主婦。是家中五個孩子中的長子。
17歲時，他在一次前往傳統慶典的途中進了一間教堂舉辦告解後因有所感而立誓成為神父，但他沒馬上告訴他人而是繼續接受教育。1957年，他因感染而切除了一小部份的右肺[4]。伯格里奧在1958年3月11日加入耶穌會並始發初願，並在耶穌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德沃托鎮（Villa Devoto）的神學院學習；1969年12月13日晉鐸[5]，並成為聖彌額爾神學院初學師。1973年除了被耶穌會選為該修會的阿根廷區省會長外，1980年更被調任聖米格爾神學院擔任院長。1986年，他在德國法蘭克福完成了他的神學博士論文。[6][7]
伯格里奧完成博士論文回到阿根廷後沒多久就被派往有耶穌會背景的柯多巴教區。不久後他被布宜諾艾利斯總主教安東尼奧·瓜蘭西諾找去當助手，並在一年後升任他的首席助理。
他於1992年5月20日在瓜蘭西諾總主教的推薦下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總教區輔理主教，領銜西班牙奧卡教區主教；並在翌月27日正式晉牧。由於瓜蘭西諾總主教身體不適，因此伯格里奧於1997年6月3日被任命為總教區助理主教，以作為直接的繼承人；翌年2月28日瓜蘭西諾總主教離世，因此伯格里奧助理主教真除為該總教區總主教[5]，並出任阿根廷主教團副主席；他於同年11月6日獲委任為阿根廷東方禮教長區教長[5]。
若望保祿二世於2001年2月21日宣佈擢陞伯格里奧為樞機，領羅馬聖博敏堂區司鐸銜。被擢陞為樞機後，伯格里奧被教宗先後任命在聖座擔任禮儀及聖事部、聖職部、修會部、宗座家庭委員會、宗座拉丁美洲委員會等機構之成員。
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13年2月28日因健康問題辭職後，合資格的115位樞機於同年3月12日進行教宗選舉秘密會議；經過5輪投票後，樞機團於翌日獲出伯格里奧為新任教宗，名號為「方濟各」，之後於同月19日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舉行的教宗就職儀式後正式成為第266任教宗。其創下多項紀錄，包括首位來自美洲、拉丁美洲國家、南半球與耶穌會的教宗，也是繼額我略三世後1200年來首位非歐洲出身的教宗。
2013年3月28日，方濟各首次履行天主教聖週四的洗腳禮，他到羅馬一間少年監獄，為12名少年犯洗腳，其中有二名穆斯林，二位少女。這是教宗首次至到監獄履行洗腳禮、教宗首次為女性洗腳、教宗首次為穆斯林洗腳。
2013年4月8日，方濟各在拉特朗聖若望大殿正式舉行羅馬主教的就任儀式[8]。
2013年7月5日，簽署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及若望保祿二世的封聖文件。同年12月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時代年度風雲人物[9][10]，《時代》盛讚他是「人民的教宗」，擁抱貧困與生病的教徒[9]。同年12月18日，美國同志刊物《提倡雜誌》（Advocate）也將方濟各選為「年度人物」，指稱教宗是2013年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LGBT）最具影響力的人[11]。
2014年3月，教宗方濟各向媒體談及曾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互通信件。
2015年，他出訪古巴與美國。同年9月24日，他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說，成為史上首位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的天主教教宗。
2016年2月12日，他在古巴與東正教俄羅斯正教會牧首基里爾一世會面。
2021年3月，他前往伊拉克展開訪問，在巴格達的聖約瑟教堂等場所為當地信徒主持彌撒[12]，到訪亞伯拉罕（易卜拉欣）的故鄉、歷史名城烏爾，並在納傑夫與伊拉克什葉派領袖阿亞圖拉西斯塔尼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傳達出多元宗教和諧共處的信號，他與阿亞圖拉共同呼籲穆斯林與基督徒共同為團結與和平而努力[13][14] [15]。在為期3日的行程中，他還訪問了加拉格什（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市）、阿爾貝拉、摩蘇爾等城市，憑弔與慰問飽受戰火摧殘的當地社區，並主持了多場彌撒[16]，最後在3月8日返回梵蒂岡[17]。
2022年11月7日，他前往烏克蘭會見當地的天主教會領導人，這是他自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首次出訪，以團結當地教徒和安撫針對梵蒂岡教廷的不滿。他因為在衝突期間沒有直接譴責莫斯科和普京，也沒有直接點名侵略者，並暗示基輔應做出讓步以安撫克里姆林宮引起了烏克蘭批評。在會面期間，他重申了在祈禱和行動中與烏克蘭人民的親密關係。烏克蘭大主教斯維亞托斯拉夫·舍甫丘克也贈送了他一塊來自被俄羅斯摧毀的一座教堂的地雷彈片[18]。
2024年4月28日，他前往意大利北部威尼斯進行牧靈訪問。他首先探望了朱代卡女子監獄的服刑人，隨後會見了第60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聖座展館的負責人和藝術家。教宗也在病人之痊聖母大殿前的廣場上會見了青年，並在聖瑪谷廣場主持了彌撒和《天皇后喜樂經》活動。隨後，他進入聖瑪谷大殿瞻仰聖人的聖髑。[19]。
2024年7月7日，訪問意大利的里雅斯特[20]，舉行彌撒[21]。
2024年9月3日，展開第45次國際牧靈訪問活動。首先抵達印度尼西亞[22]，6日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23] ，9日前往東帝汶[24]，11日前往新加坡[25]，13日返回[26]。
2024年9月，教宗方濟各展開其第46次國際牧靈訪問，目的地為盧森堡與比利時。他此行旨在進行牧靈交流並促進國際和平。[27][28]。
方濟各的教宗牧徽主要承繼了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作風沿用主教冠、金銀鑰匙、羊毛披帶以及盾徽，但刪去了白色肩帶；而出任樞機時的牧徽則和一般樞機牧徽無異，都有主教帽、象徵樞機的五層紅色繩索、護盾及布條。方濟各的教宗牧徽以及他的樞機牧徽的護盾大致相同，盾徽底色為藍色；正上方為太陽、十字架及「IHS」的耶穌會會徽，而盾徽的下方由左至右為一顆八角星及甘松花；盾徽下均寫着他的座右銘「因仁愛而被揀選」（拉丁語：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惟顏色由銀白色改為金色，五角星改為八角星。八角星喻意童貞的聖母瑪利亞、耶穌和地上教會的母親，而上一位教宗有喻意聖母瑪利亞的教宗牧徽是若望保祿二世；而甘松花則喻意地上教會的聖人主保聖若瑟，而巧合的是他的就職儀式也在3月19日，是這位聖人的瞻禮日。
伯格里奧之所以選擇「方濟各」作為名號，是為了紀念亞西西的方濟各[29]。聖座特別澄清新任教宗的名號是方濟各而不是方濟各一世，一名聖座的發言人指出如果將來出現方濟各二世才會將現任教宗的名號改為方濟各一世[30]。天主教會有一項重要的傳統就是教宗選用以前教宗的名號為自己的名號，若望·保祿一世在1978年打破了這項傳統，將兩個前任教宗用過的名號合併後用作自己的名號，在若望·保祿一世之前，要追溯到十世紀初的教宗蘭鐸才選用了一個完全新的名號。《華盛頓郵報》認為伯格里奧選用一個從未使用的教宗名號，或許是要表明天主教會走在變革的路上[31]。
教宗方濟各當選後，華人地區出現「方濟各」或「方濟」等中文譯名[32][33][34]，部分中國大陸媒體另譯為「弗朗西斯」[35][36]。2013年4月底，聖座國務院將官方文件中提到的名號中文翻譯正式統一為「方濟各」。[37]
2014年10月28日，教宗方濟各在宗座科學院發表演說，認為進化論及大爆炸理論是真實的，天主不是魔法師。但他也強調這不違背天主創造萬物的理論，因為天主會在背後介入。 [38]
2013年7月，教宗方濟各訪問巴西，被問到同性戀問題，他回答：「如果有人是同性戀，而能懷善心追尋天主，我有何資格論斷？」[39]9月19日，方濟各再度表示，希望天主教會寬容慈悲對待墮胎婦女、避孕和同性戀人士[40]，但教廷反對墮胎及同性婚姻的立場維持不變。
2013年12月18日，美國同志刊物「提倡雜誌」（Advocate）將方濟各選為「年度人物」，指稱教宗是2013年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者（LGBT）最具影響力的人[11]。
2020年10月21日，教宗方濟各接受採訪時表態支持同性伴侶民事結合，他表示：「同性戀有權組成家庭。他們是上帝的子民，有權建立家庭。沒有人應該為此被趕出去或是變得悲慘。」同時還表示：「我們需要制定民事結合的法律。如此一來，他們就能受到法律保護。我支持這一點。」[41]
2023年12月19日，梵蒂岡宣佈允許神父為同性未婚伴侶祝福的決策；但同時表示，祝福並不代表教會對同性關係的認可，祝福也不得以祝福婚姻的宗教儀式進行。[42]
在過去的14年中，伯格里奧擔任着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權益倡導者們認為，在其任職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裏，當控告神職人員的性騷擾事件浮出水面時，他沒有果斷地採取行動保護兒童，或者迅速地做出行動；在他們的不當行為曝光之後，他也沒有向司鐸虐待的受害者表示歉意和做出補償。[43]後來，25%的主教會議都沒有將正在實施的政策落實到最後日期，來處理投訴和被指控虐待的司鐸。阿根廷就在其中。[44][45]
神職虐待的受害者中的倖存者網絡（SNAP）呼籲要用行動代替語言。[46][47][48]其他人，包括謝菲·安德森(Anderson)，對方濟各將採取行動保護兒童充滿了希望。其中，謝菲·安德森是一位律師，在法庭上，他為受到虐待的受害者打了許多次官司。[44][49]
2007年10月，伯格里奧對容忍兒童虐待表示譴責，其稱之為「人口恐怖主義」。在會議中，他說道：「兒童受到虐待，沒有受到義務教育或者饑渴乏食。許多兒童被迫成為雛妓，受到剝削。這就發生在位於南方的一座大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些五星級酒店提供雛妓服務：雛妓列在娛樂單中的「其他」標題下面。」[50]
2011年，伯格里奧再次譴責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兒童人口販賣和性奴隸問題：「在這座城市，許多女孩因被拐走、販賣、出賣等其他情況而停止玩弄洋娃娃，被迫進入妓院。在這座城市，婦女和女孩被綁架，她們不得不使用和虐待她們的身體；她們的尊嚴被毀壞。對於耶穌渴望得到的肉體而言，其價值低於寵物的肉體價值。我們照顧我們的狗要比對待我們的奴隸好得多，這些奴隸受到踢打，受到傷害。」[51]
方濟各告訴格哈德·路德維希·穆勒（Gerhard Ludwig Müller）要果斷地採取行動，保護未成年人，幫助過去受到虐待的受害者，並採取必要程序反對那些應該受到懲罰的犯罪者。格哈德·路德維格·米勒為教廷信義部的部長，為教廷各部會中的重要官員。而作為實際行動的成果就是成立了聖座保護未成年人委員會。[52]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UNCRC）曾批評方濟各領導下的羅馬教廷未能將教廷握有的兒童性虐待的相關信息提供給他們，和有效的處置性侵加害者。[53]對此教廷發言人隆巴爾迪神父回應該批評表示教廷在簽署公約後就致力於兒童照料的公益事業上，而針對其批判的兒童性虐處置則表示教廷已要求各地主教及同等的教會管理者要遵照各地法律處置相關事件，並表示日後會繼續進行兒童保護的事務。而教廷駐聯合國觀察員托瑪西樞機則表示該委員會的報告忽視了近來教廷為此議題做的改變。[54]
2015年起疑似令胎兒患小頭症的寨卡病毒在全球擴散，特別在天主教徒眾多的拉丁美洲國家，教宗方濟各首度發言指以人工避孕防疫情有可原，但仍明確地反對墮胎。方濟各指墮胎是「徹頭徹尾的魔鬼」，不只在天主教教義上，在人道上亦然，「為了拯救一人而奪去另一人的性命，這是黑手黨所為，是犯罪、是絕對的邪惡。」同時他指面對寨卡病毒疫情，避孕並非「絕對邪惡」，更指1960年代時任教宗保祿六世亦曾允許非洲比屬剛果的修女預防有系統強暴成孕而避孕。聯合國早前呼籲拉美國家放寬墮胎政策，允許胎兒有患上小頭症風險的孕婦終止懷孕，當地神職人員則重申教會對墮胎及人工避孕的反對立場。[55]儘管梵蒂岡教廷一貫政策是反對任何形式的避孕，但方濟各暗示教廷針對茲卡疫情願意放寬這方面的禁制。[56][57]
2012年，時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的伯格里奧樞機表示「英國佔領了阿根廷的馬爾維納斯群島」（馬爾維納斯群島即福克蘭群島）[59]；而於2013年3月18日在梵蒂岡接見準備出席教宗就職典禮的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時，被她要求再次就福克蘭群島的主權問題表態，但方濟各並沒有就主權問題發表意見[60]。
2014年10月，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大禮彌撒會見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時主動引用手無寸鐵地達味王投石打倒全身盔甲、手持利器的歌利亞的聖經故事，形容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和雨傘革命就像大衛挑戰歌利亞。教宗笑着說：「啊！啊！這就是用『投石器』去打仗的那位。」陳日君則回應：「我來自香港的『戰場』，你大概也知道吧！請為我們祈禱，不要讓暴力發生。」然後再親他的手。陳日君相信教宗鼓勵他「不要害怕，天主在大衛身邊。」他也相信大衛象徵着香港學生，教宗的鼓勵是指天主會助佑大衛戰勝巨人。[61][62][63]
2019年開始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期間，教宗方濟各和梵蒂岡教廷遲遲未對香港局勢做出正式表態，陳日君多次對這種沉默提出批評[64][65]。2019年11月26日，教宗結束亞洲訪問自日本返回梵蒂岡，在飛機上舉行了記者會。在被問及香港局勢問題時，他表示遊行示威是很常見的事情，在法國、智利、尼加拉瓜、西班牙皆有發生，他暫時無法一一評估，並呼籲各方能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問題[66]。
2014年8月，方濟各在訪問韓國時在首爾明洞聖堂主持彌撒，開始時表示「為了由一個個家庭所構成的韓民族之和解而祈禱，這比任何事都來的重要」，還提到天主所賜予的和解、團聚與和平等恩惠，與天父之「會心」恩寵毫無分離，並相互連結。提出讓因災難與分裂而離散的百姓團聚並繁榮其未來是天父所許下的承諾。並且呼籲「作為教徒與韓國人，我現在請求大家斷然揚棄猜忌、對立與競爭的思考方式，為努力營造福音教誨社會及立足於韓民族高貴傳統價值的文化而邁進」。[67]
2013年9月23日，教宗方濟各發表演說，認為現代經濟體系不應該繼續崇拜錢神[68]，稱這是「拜金牛犢」（偶像崇拜），呼籲世界領袖將更多的幫助給予窮人。[69]就金融危機，教宗批評放肆的資本主義，稱這是「暴政」，是用純消費能力來論斷人類，稱這種「拜金」的人十分可悲。[70]「在攻擊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時，教宗稱社會上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是由於「絕對自治的市場和金融投機的意識形態，它們拒絕了國家監管的權利，並自己承擔了提供公共品的義務。」[71]
方濟各說經濟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我們允許金錢對我們的統御，倫理道德卻常常被斥為麻煩，以致被無視。[71]「更可悲的是，今天人類認為自己就是消費品，可以被使用、被丟棄。我們開啟了一個丟棄文化。這個趨勢可以從個人和整個社會層面上看到；而且它被提倡了！在這種環境中，團結，即窮人的財富，常常被認為是反生產的，是與金融邏輯和經濟相悖的。當少數人的收入成指數地加增，大多數人卻被剝奪了。」[72]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13年5月18日，即當日晚些時候下令對金融市場進行緊縮控制。[73]方濟各多次提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備受重創的希臘和南歐天主教國家。[74]方濟各認為教堂不應該只是宣稱神學，而是去以實際行動幫助飢餓、兒童、無家可歸者、被凍死的人。[73]
紐黑文大學的喬治·哈利（Haley）稱：「和許多人一樣，他認為除非降低收入差距，資本主義無法倖存，就他呼籲一個更歐洲版的資本主義進步而言，我認為是正確的，特別是在大蕭條之後，更多的人需要社保網，（……）將言論轉化為行動的一個方式是利用教會的力量（……）如果方濟各是認真的話，他可以利用梵蒂岡外交使節團來遊說政府，提出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方案。」[75]
羅希特·艾若拉（Rohit Arora）則擔心方濟各無法提出實際具體的方案來解決收入不公，認為如果教宗是認真的，他應該着手行動。約瑟夫·帕斯托雷（Pastore）天主教會的財富阻止了方濟各選擇立場，不知道方濟各對教會的改革能走多遠。[75]
在2013年9月，方濟各訪問了意大利最貧窮的一個區域，譴責了大企業和「拜金」，他回顧了自己家庭經歷，以及在美國的經濟危機：「我年輕的父親去阿根廷，幻想着能想在美國一樣，但在二十世紀30年代，他受到危機的可怕打擊。他們失去了一切。那兒根本沒有工作。」[76]
方濟各譴責「市場自治」和「金融投機」，在長達84頁的宗座勸諭書《福音的喜樂》中稱其為暴政：「正如誡命『不可殺人』為保護人類寶貴生命所設立清晰界限一樣，今天我們對經濟排斥和不公說『不可殺人』。例如，經濟殺人……新的暴政誕生了，看不見又常常虛擬，單邊地、殘酷地自定法律章程。對此腐敗頻發，逃稅普遍，並在全球尺度上蔓延。對權力和佔有的欲望是沒有邊際的。」[77][78]
2007年，在拉丁美洲主教會議上，伯格里奧說道，「我們生活在世界最不平等的地方，這裏生產得最多，然而減少的窮困最少」，「商品仍然分配不平等，這引起了一種社會罪惡行為，大聲抱怨天堂，還限制了我們眾多的兄弟過上更加富足生活的可能性」。[79]
2009年9月30日，阿根廷城市研究生院（EPOCA）在阿爾韋阿爾皇宮酒店組織會議，標題為「Las deudas sociales de nuestro tiempo」（「我們時代的社會債務」）。伯格里奧在會上發言，他引用了1992年召開的拉丁美洲主教會議上的「Documento de Santo Domingo」[80]，即「極端貧困和不公平的經濟結構造成了極大的不平等」，這違背了人權。[81][82]他繼續將社會債務描述為「不道德的、不公平的和不合法的」。[83]
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公務員罷工的48小時期間，伯格里奧注意到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別，「窮人被迫做吃力的工作」，而「富人卻受到避開公平的稱讚」。[84]2002年，在發生經濟危機期間，伯格里奧強烈批評掌權者，說道，「我們不要忍受令人悲痛的表相，在這表相之下，那些人一直尋找着新的撒謊方式，不承認自己緊緊掌握着他們的特權、貪婪和利用卑劣手段掙來的財富。」 [85][86]2010年5月，20位主教在盧漢大教堂前面組織集會，紀念阿根廷成立二百周年。其中，盧漢主教座堂是天主教重要的機構和朝聖目的地。伯格里奧批評道，「那些擁有充足的財產生活下去的人」(los suficientes)，「那些不關心最貧困的人的人」，並勸告盧漢的聖母瑪利亞「關心我們的祖國，特別要關心那些最容易被忘記的人」。[87]2011年，伯格里奧使用非正式的語言說道：[88]「每天都麻木得活着，這座城市非常明白如何進行賄賂，在麻木之下，人們的良知都入睡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座賄賂的城市。」[51]他補充道，學校講授奴隸制已經被廢除了，這是一個「荒唐的故事」（cuento chino）：「在這座城市，每天上演着各種形式的奴役生活。在這座城市，工人們在暗中運營的血汗工廠里受到剝削，如果是移民，就被剝奪了脫離的機會。在這座城市，許多兒童已經在街上流浪數年……這座城市沒有並且仍然沒有將他們從結構奴隸制下解放出來，即無家可歸。」[51]
2001年，為響應天主教會深切關心愛滋病受害者的行動，他去了一家收容所。在那裏，他為12位愛滋病患者洗腳並親吻了他們的腳。[79]
方濟各大膽地講出了2013年4月倒閉的拉納廣場服裝廠，該工廠殺死了一千多人，並譴責工人收到的微薄的工資，說道：「在孟加拉國發生悲劇那天，一個標題真地打擊到了我，即『每月靠38歐元生活』。那就是死去的人們每月收到的工資。這就叫做奴隸勞動。在當今世界，這種奴隸制違背着上帝賜予我們的一些美好的東西－創造、工作、擁有尊嚴的能力。多少兄弟姐妹感覺自己處在這種情況下！不公平地支付工資，不提供工作，因為你們只看資產負債表，只看如何賺錢。那就違背了上帝！」[89][90][91]
方濟各呼籲同情難民、流離失所的人和人類拐賣的受害者。他說這樣的人需要特殊的教牧關懷，幫助他們融入主方社會之中。[92]
他就職後不久，據說當提到政治或者經濟時，很難將方濟各歸為保守派或者自由派，部分原因是，與其前任比起來他寫得很少。他來自一個「社團主義者、重商主義者和差不多法西斯主義者」的國家。神父西里科(Sirico)說，儘管他認為教宗會支持福利國家，但是他同樣能「充分理解工作和支付工資的重要性。」[93]
在向羅馬天主教世界和平日發出的信息中，他批評了「擁有更多的人和必須同意吃麵包屑的人之間日益拉大的差距」，號召國家縮小財富差距。[94]
方濟各認為浪費食物就像偷竊飢餓的人。他說： 這種浪費的文化甚至使我們對浪費和處理食物感到無動於衷。不幸的是，當全世界有許多人和家庭在遭受着飢餓和營養不良的時候，這種行為顯得更加卑劣。曾經，我們的祖父母會非常認真地不會扔掉任何剩餘的食物。消費者主義已經使我們習慣每天過度地浪費食物，對此，有時我們再也不能給出一個公正的價值。扔掉食物就像偷竊窮人和飢餓的人的餐桌。[95]
方濟各說，在21世紀，人們仍然遭受着飢餓並會死於飢餓，這是可恥的，他號召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要確保每個人都能得到足夠的食物，確保食物資源充足，但是食物分佈不均勻：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並且必須做，以便代表窮人重新喚起國際活動，這些活動是因更多的東西而被激發起來，而不僅僅是因為善意、更壞的事情或者經常沒有遵守的承諾而被激發起來。當前的全球危機也不能繼續用作託辭。對於有人性的人和人的尊嚴而言，只要各種情況和生活條件沒有通過檢查，危機就不會徹底結束。[96]
方濟各將童工描述為瘟疫，它剝奪了兒童正常的健康童年；兒童本應該擁有時間來玩耍、學習和成長。教宗說許多女孩不得不做家務勞動，但是她們做這些勞動的情況可以比得上奴役，許多還受到虐待。[97]2011年，在參加選舉之前，他就已經強烈反對布宜諾斯艾利斯剝削無家兒童的「結構奴隸制度」。[51]
在羅馬之外，方濟各第一個拜訪的地方是意大利的藍佩杜薩島，許多非法的穆斯林移民登陸的地方。一些是難民，其他的是經濟移民。他反對面對他們處境的「全球中立」，呼籲「甦醒良知」，解決這個問題。方濟各將花圈扔進大海，紀念那些試圖到達歐洲卻溺死的人。他說這些逝者是「心中的一根刺」。教宗講道，「我們已經失去了承擔兄弟責任的意識，」「已經忘記如何哭泣」那些在路上死去的移民，還有「我們已經習慣其他人的痛苦，這與我們無關，我們對這沒有興趣，這不關我們的事！」。教宗還譴責了人口販子，他們依靠使用不安全的船隻運送絕望的移民獲利。[98]
談及皮諾·普吉立斯(Pino Puglisi)在接受選福禮之後的一日，有組織犯罪集團西西里黑手黨奉命殺死了一位神父，方濟各譴責了黑手黨。他請求天主轉變這些人的心，將參與黑手黨的男女都能皈依天主。「我想起了如此多的黑手黨剝削過的男人、女人，甚至兒童經受過的巨痛，」方濟各說，他進一步譴責黑手黨，「讓他們做使他們成為奴隸、妓奴的工作。」[99][100]英國廣播公司的大衛·維利（Willey）說，在過去，天主教會受到指責，因為它與黑手黨組織「我們的事業」保持着模糊不清的關係，數十年來，他控制着西西里島上的有組織犯罪。透過對殉道神父普吉立斯（Pino Puglisi）的宣福禮，教會強烈反對黑手黨犯罪－已經獲得緘默法則的保護[101]。
2014年6月21日，方濟各參訪深受黑手黨光榮會之行動影響的意大利卡拉布利亞，並前往小城西巴里探訪了於年初因黑手黨槍擊使一對祖孫遇害的一戶家庭，方濟各在此宣佈該地區所有黑手黨成員都將自動被絕罰。
2022年2月，當俄國對烏克蘭進行侵略並發動這場俄烏戰爭後，方濟各訪問了俄羅斯駐羅馬教廷大使館，這被描述為「前所未有的舉動」。[102]方濟各致電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時表示，在梵蒂岡努力尋找「談判空間」的同時，他「很難過」[103]。「聖座願意竭盡全力為和平服務，」教宗在3月初宣佈他將派遣兩名樞機主教帶着援助去烏克蘭時說[104]。這些特派使者是教宗賑濟所所長康拉德·克拉耶夫斯基樞機主教，以及聖座負責處理移民、慈善、正義與和平事務辦公室主任米高·切爾尼樞機主教。這一使命涉及數趟行程[105][106]，被認為是梵蒂岡一個極不尋常的外交舉動[107]。教宗方濟各於2022年3月25日為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舉行奉獻禮。[108]
方濟各因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拒絕明確譴責的立場，同時他在戰爭期間多次引起俄烏雙方的爭議[109]。
2022年4月耶穌受難日期間，梵蒂岡組織了一次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的象徵性和解活動——在羅馬劇場上讓一名烏克蘭婦女和一名俄羅斯婦女背負着十字架。方濟各的嘗試結果激怒了許多烏克蘭人[110][111]。
2022年5月，方濟各在對意大利《晚郵報》一次採訪中暗示，烏俄戰爭可能是因挑釁引起，並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部分行為歸咎於西方，並對武器貿易表示譴責，但表示無法回答向烏克蘭人提供物資是否正確的問題。同時，儘管他呼籲烏俄結束戰爭和表示想訪問莫斯科的意願，但拒絕譴責普京的戰爭行為[112]。
2022年6月13日，方濟各在5月接受天主教雜誌的採訪內容被公開，他再次聲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被挑釁的，並拒絕將烏俄戰爭正在進行的衝突簡化為好人和壞人之間的區別。他也提及曾與一位身份不明的國家元首的談話，對方在戰爭開始前與他交談，表示對北約在俄羅斯門口的擴張表示擔憂[113][114]。
2022年8月24日，方濟各在談及烏克蘭的戰爭中，將俄羅斯極端思想家歷山·杜金的女兒達里亞·杜吉娜稱為戰爭的無辜受害者。她在莫斯科附近被汽車炸彈炸死。烏克蘭駐梵蒂岡城大使安德烈·尤拉什（Andrii Yurash）批評方濟各將已故的俄羅斯宣傳員達里亞·杜吉娜描述為「戰爭的無辜受害者」的聲明「令人失望」[115][116]。烏克蘭外長德米特羅·庫萊巴隨後也召見梵蒂岡駐基輔大使抗議，表示對方濟各的言論感到心碎。8月30日，梵蒂岡教廷新聞辦公室為方濟各沒有批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指控發表辯護聲明，強調教宗方濟各明確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117]。教廷內有觀點認為，方濟各頻頻發表親俄立場的評論，表明他需要更換其顧問和重新考慮教廷自冷戰時期一直主張的東方政策。同時也批評烏克蘭媒體過度關注方濟各的言論，而忽視了他對烏克蘭戰俘的倡導[118]。
2022年9月，方濟各指出，烏克蘭擁有自衛的合法權利，即使在很糟糕的情況下，與侵略者對話也是必要的，後來又表示烏克蘭人是野蠻、怪物和酷刑的受害者，是高尚的人民[119][120]。
2022年10月2日，方濟各向普丁和澤連斯基喊話，呼籲普丁制止暴力和死亡的螺旋式上升，並表示核升級將帶來無法控制的全球後果，亦要求澤連斯基對「嚴肅的和平建議」持開放態度，同時方濟各承認烏克蘭遭受了「侵略」，並且「對烏克蘭人民的苦難感到痛苦」[121]。
方濟各後來在11月28日耶穌會出版物採訪中，首次明確指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中「最殘忍」的行為參與者歸咎於車臣人、布里亞特人等少數民族。他在受訪中談到烏克蘭問題時，表示「因為有很多關於軍隊的殘酷行為的信息，一般來說，最殘忍的也許是那些屬於俄羅斯，但不屬於俄羅斯傳統的人，比如車臣人、布里亞特人等等。當然，入侵者是俄羅斯。」儘管這是他在進行了10個月戰爭後首次明確表達譴責立場，但也被視為試圖避免俄羅斯人軍隊受到批評而進行了區分。俄羅斯隨後指責方濟各區分俄羅斯民族團結的言論，並向教廷發出了外交抗議[122]。一些代表俄羅斯境內非俄羅斯族裔的非政府組織也向教延致信，要求就方濟各發表具有冒犯性和未經證實的言論作出澄清和道歉[123]。教廷隨後於12月15日向俄羅斯發表道歉聲明，稱雙方已進行了外交接觸[124]。
2023年8月30日，方濟各呼籲俄羅斯年輕人要記得自己是彼得大帝等俄羅斯帝國君王的子孫[125]。方濟各的這一言論遭到烏克蘭和立陶宛的譴責，立陶宛立即召見梵蒂岡大使表達抗議。俄羅斯方面表示方濟各的話「非常令人滿意」。[126]
2024年2月，方濟各接受瑞士公共電視台採訪時表示，烏克蘭應該拿出「舉白旗」的勇氣，並透過談判終結與俄羅斯的戰爭[127]。3月9日，瑞士法語廣播電視播出採訪內容引起輿論譁然，烏克蘭、波蘭、拉脫維亞等國家和宗教領袖接連回應，將侵略者和受害者放在相同地位上並稱之為『談判』的人相當於鼓勵前者的暴行，並譴責教宗的言論[128]。教廷隨後對此澄清表示，方濟各的意思是呼籲與俄羅斯停火，而「舉白旗」意味着「停止敵對行動，通過勇氣談判達成休戰」，而不是指投降，並指「白旗」一詞，是教皇引用了採訪提問記者用詞[129]。
2024年8月25日，方濟各譴責烏克蘭於8月24日通過一項禁止與俄羅斯有聯繫的宗教機構在烏克蘭境內活動的法律，稱這一舉動可能會侵犯宗教信仰自由，還表示他將繼續悲痛地關注烏克蘭的戰鬥[130]。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對方濟各的批評做出反應，指出各種宗教機構都受到來自國外信息空間的影響，即使在梵蒂岡也不例外，他強調俄羅斯在信息領域正在發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並希望設置一個適當的機構應對俄羅斯在歐洲的宣傳工作，以免信息的缺乏被俄羅斯的宣傳所填補[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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